导读:本文包含了新道德观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博爱思想,中国古代哲学
新道德观论文文献综述
尼莎[1]（2019）在《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中的博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博爱思想的理解,东西方一直存在差异。从博爱脱胎于儒家仁爱思想的角度看,张岱年先生在20世纪叁四十年代提出的早期新道德观,其中内含着丰富的可供发掘的博爱思想。这种博爱思想既体现在其"群为己纲、智为愚纲、众为寡纲"的"新叁纲说"中,也体现在其"六达德""六基德"中蕴含的公忠、任恤、孝亲、慈幼等诸条目中。以儒家仁爱周济思想为切入点,对张岱年早期道德观中的乐群、重知、忠孝等观念中的博爱思想进行分析,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指导现代人以和求兴、以智求善。(本文来源于《衡水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6期）
张慧忠[2]（2016）在《梁启超的“利己”主义新道德观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利己为恶德,梁启超从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积极地为利己正名。他强调独立基础上的合群、国民基础上的国家、己利基础上的群利。在他看来,道德就是利群,利己与利群是二而一的。因此他把"利己"思想升华为"新道德"的内涵并把它内化到他所主张培养的"新民"中去。(本文来源于《宁波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2期）
陈以博[3]（2014）在《市场经济新道德观下老年人赡养问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收集现有新道德观对老年人赡养的道德影响,分析影响的根源,为我国老年人家庭赡养的重塑提供对策与依据,采用现场调查法、文献法对武汉市城市与周边农村年轻人赡养老人道德观念进行摸底调查。结果表明,目前武汉市农村与城市年轻人赡养老人观念薄弱,代际倾斜严重,因此,各级政府应重视家庭赡养的道德问题,除了注重宣传外,还应在政策上有所扶持。(本文来源于《科技创业月刊》期刊2014年10期）
迟成勇[4]（2012）在《论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一文中研究指出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的主要内容:"生活理想之四原则"、"六达德"、"六基德"、"新叁纲说"及"兼善天下,而以人群为一体"的道德境界等,其早期新道德观的理论特质主要表现为:既是对传统道德的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理论结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应用。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直接、有效的伦理文化资源。(本文来源于《唐都学刊》期刊2012年05期）
迟成勇[5]（2011）在《论张岱年早期的新道德观》一文中研究指出早在20世纪叁四十年代,张岱年先生就提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建立新道德"的论断。新道德观的基本原则是"理生合一"、"与群为一"、"义命合一"及"动的天人合一";新道德观的基本规范是"六达德"即"公忠、任恤、信诚、谦让、廉立、勇毅"和"六基德"即"孝亲、慈幼、勤劳、节俭、爱护公物、知耻";新道德观的最高纲领为"新叁纲说",最高境界是"兼善天下,而以人群为一体"。张岱年的新道德观立足于现实生活,是对以儒家伦理为主体的传统道德批判的继承与创造性超越。(本文来源于《理论与现代化》期刊2011年02期）
迟成勇[6]（2010）在《张岱年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观》一文中研究指出在改革开放时期,张岱年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德"命题。张岱年认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新道德的基本原则,忠、信、慈、孝、廉、礼、勤、俭、勇"九德"是新道德的基本规范,并认为应从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关系、道德与法制的关系及企业伦理道德等方面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张岱年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观体现了批判继承与综合创新的理论特色,它是建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重要的伦理文化资源。(本文来源于《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0年06期）
段炼[7]（2010）在《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一文中研究指出1895年至1920年初,是中国思想文化从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转型时代”。其中,五四时期又是转型时代的高潮。从思想内容的变化上看,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现象之一,在于价值取向的危机集中爆发。继晚清以来儒家规范伦理(叁纲五常)的解体之后,到了五四时期,原本具有超越内涵的儒家德性伦理(仁学宇宙观、世界观)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受晚清以来功利主义、个性主义和社会进化论思潮的影响,起源于轴心时代的超越价值世界开始瓦解。道德的价值不再从传统的天命、天道与天理等超越世界中产生,而是在人自身的进化历史目的论中获得正当性。到了五四时期,道德观念较之晚清有了更加显着的变化：一方面,现世的“快乐”与“功利”的主张,取代了传统儒家伦理中“仁”的超越地位。另一方面,强调意志自主的个人主义,在五四时期也得到极大发展。随着个人从传统中获得解放,自由意志逐步恢复活力。人们相信,依据多元的自由个性和价值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在“功利”与“快乐”的引领下,对自己的人生“自作主宰”。可以看到,在现代中国世俗化的过程中,道德价值观念的正当性不再来自于超越世界,而是由人们自我决断。人成为了道德价值的立法者。世俗时代意味着道德背后超越世界的解体,五四的道德观建立在了个人的幸福与快乐的世俗层面上。然而,在道德祛魅的世俗时代里,寻找人生价值、安顿生活意义还有必要吗?一个现代社会是否需要共同德性和超越精神来滋养、维系和延续?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面对晚清以来道德世界的世俗化,但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念中,新“德性论”扬弃了边沁式的功利主义主张,吸纳了穆勒式的修正式功利主义思想精髓。虽然唯利式的功利主义和唯我式的个人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市民生活层面影响巨大,但在知识精英层面却无法获得普遍意义上的正当性。因为他们相信,精神层面的快乐、为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奉献,在价值层面上要高于个人的感官享乐与物质欲望的满足。在这种新“德性论”基础之上,知识分子形成了对于人生的共识：精神富足的人生、为全体公众谋求利益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人生。另一方面,五四道德观念中的新“群己观”,则延续了晚清以来“群己权界”的价值判断与追求“大同”的社会理想。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信,在“小我”的自由、快乐与利益之上,还有着更加崇高的社会乃至全人类这一“大我”的福祉。在转型时代的历史进程中,五四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个人人格的道德自觉,既包含着传统儒家理想人格(圣贤君子)的价值判断,同时也延续了传统儒家伦理中追求“大同”社会的理想。五四时期新“群己观”的出现,意味着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仅在于满足于“小我”的一己私利,而是要为社会公众乃至全人类(群)而奋斗,从而实现“大我”不朽的精神价值。本文分为导论、正文以及结语叁个部分。其中,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选题的相关研究概况、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等内容。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围绕道德观念背后宇宙观的变化而展开,着重阐述了传统中国道德价值的超越之源——“天”的不同内涵与形态,及其超越性在晚清的瓦解。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将人类社会的秩序纳入“天命”、“天道”或是“天理”之中。在“天”的统摄之下,自我、社会与宇宙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德性世界。依照这些思想框架和观念形态,中国人锻造出一种作为宇宙认知图式的世界观。这一认知图式充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也构建起一个具有德性的、与天相通的、内在超越的心灵秩序。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一连串深层次的政治、社会与思想危机,开始在晚清中国集中爆发。从根本上看,其原因在于传统的目的论宇宙观(天理),在这一时期逐步被现代自然科学观和进化论所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由因果关系支配的、机械论的宇宙观(公理)。从此,世间万物的价值与意义,不再像以前一样具有道德(或宗教)的超越性,必须借助一套可以为人们所认知和掌握的逻辑规范,通过属人的理性实践来予以证明。这一历史过程,正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价值“祛魅”,也是前现代社会走向世俗化的重要标志。来源于“天”的超越价值世界从此动摇,焦虑的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寻找一条重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的道路。.随着以“礼”为基础的儒家规范伦理的解体,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观再也难以保持自身认同的方式,开始出现了失落与迷乱。第二章从晚清转入民初,集中考察五四时期道德观念的新内涵。这一时期,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发生了更加全面的转变：一方面,现世的“快乐”与“功利”主张取代了“仁”,成为五四时期道德观念中的新德性。儒家德性伦理开始解纽,传统道德价值世俗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另一方面,个人的意志自主性在五四时期也得到极大发展。个人成为既具有自主性,也具有自足性的主体。人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在“功利”与“快乐”的引领下,对自己的人生“自作主宰”。从此,个人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五四时期道德观念中的两个核心理念。随着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强劲崛起,中国社会道德观念世俗化的程度大大加深。现代个人似乎从传统伦理道德的牢笼之中得到了彻底解放。然而,在民初的政治乱局之中,由于传统中国缺乏灵魂救赎的宗教传统,一旦儒家道德传统的解纽,功利主义与个性主义必然失去约束。因此,在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那里,道德问题不但没有因为传统道德的崩溃而彻底消解,世界观和人生观如何重建反而成为五四以来思想界关切与探索的重心。这正是本文第叁章着重探讨的内容。面对价值危机和文化认同的困境,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询世俗时代的意义所在：一方面,接受功利主义的道德观,但是拒斥纯粹的物质主义和感官享受,成为五四一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人生理念；另一方面,通过五四时期广泛的社会运动,知识分子在“小我”与“大我”的“社会不朽观”的影响下,将自我的人生价值,与实现一个美好社会的强烈责任感紧密联系,体现了更为深广的人类意识和世界情怀。第四章涉及世俗时代公共伦理的证成问题。世俗化是一个现代性事件。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具有意志自主性的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和信仰方向有了选择和追求的自由,“共同的德性”分解成了“多元的德性”。那么,在这样一个道德和文化价值多元化的世俗时代中,公共道德价值的普遍性,又将建立在何种基础之上呢?可以看到,对于道德的德性与伦理之间良性互动的探讨,仍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之间无法脱离彼此而独立存在。只有在具有德性的个人之间,才可能形成共同体的公共伦理。因此,对于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整合而言,传统儒家的纲常伦理具有抽象的继承性。另一方面,虽然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成为塑造现代共同体认同的重心。但在五四的知识分子那里,社会与国家并不仅仅是一个由制度作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而是一个有着共同伦理——“爱国心”的“道德共同体”。五四的知识分子仍在一个“修齐治平”式的道德框架之中,论证共同体的“伦理公共善”所在。五四的思想家对于现代社会中“善”与“正当”的关系,有着中国式的思考。结语部分再度回到导论的问题,反思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首先,虽然清末民初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失去了超越价值的客观性,但知识分子的道德观却并未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淖,而仍被放置在德性与伦理合一的有机论宇宙观和一元论的道德框架之中。因此,在五四的知识分子那里,依然有着独立的道德价值标准。高昂的自由意志、丰富的个人情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仍在他们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当中占据着核心的位置,并以此抗衡机械论和物欲主义对于个人德性的侵蚀。一己“小我”之上仍有一个社会的“大我”,作为世俗时代平衡物欲主义和唯我主义的精神砝码。人生意义的追求与探询,构成了五四时期个人德性的价值目标。其次,在五四的知识分子看来,个人私德对于社会公德而言不可缺少,“公德”仍有赖于“私德”的培养与凝聚。社会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也无法在一个缺少共同道德文化的背景下得以证成。可以看到,作为传统儒家“修齐治平”思想脉络在现代社会的历史延续,五四知识分子对于道德问题的思考,并未割裂规范伦理与德性伦理、“公德”与“私德”的内在关联,而是力图在一个彼此贯通的框架下实现创造性转化。因此,追求德性之善,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道德价值序列中,仍然具有最高的位置。如果说,西方现代自由主义以德性与规范分离为最后的分化,以解决自由主义社会的多元价值困境,那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却在坚持个人自由价值的同时,注重个人德性与伦理规范的互动,以及公共伦理对于社会政治秩序的积极意义。可以说,在近代中国世俗化的历史进程里,通过对中国思想脉络的自我理解,五四时期的道德观念形成了独特的现代性。五四的“新德性”、新“群己观”以及知识分子的道德实践,既呈现了清末民初思想转型的复杂性与连续性,又极大地丰富了对于多元现代性的理解。(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0-05-01）
赵朝允[8]（2009）在《浅论王尔德唯美主义的新道德观》一文中研究指出英国作家王尔德(1894年—1900年)是19世纪最有名的唯美主义大师。他倡导“为艺术而艺术”、“生活模仿艺术”的唯美主义主张,说“生活模仿艺术要比艺术模仿生活多一点”,认为生活中没有艺术不能使之神圣的事物。实际上,他想以自己的唯美主义理论来对抗当时维多利亚时代后期道德的腐朽和虚伪,建立一种生机勃勃的、自由而个性、崇高而符合人性的新道德。他反对以传统道德标准来衡量艺术的优劣,重视自我发展的个人主义,主张艺术家以一种天才的选择能力和想象力去创造一种完美的艺术境界和艺术生活,使得生活于其中的男男女女的生命力的张扬、成长与发展得以成为可能,进而使人类的精神世界在工商业世界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围剿中能够杀出一条希望之路,改变异化和庸俗的精神状态。本文立足于王尔德同时代的人以及后人对他的唯美主义美学理论的批评,并找出他们研究的不足之处,结合对王尔德个人所撰写的文艺论文和创作的研究,提出有关王尔德研究的全新观点:唯美主义新道德观。并从这一角度来剖析其童话、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以印证本观点,并在其理论和创作的矛盾之处寻找统一,揭示看似矛盾的王尔德真正要说的内在意蕴,由此引向这种新道德观对当下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本文以唯美主义的新道德观为突破口,深挖新道德理想对生活的改造和提升作用,揭示王尔德唯美主义的终极意义。这是对他的唯美主义的一次全新诠释,也是在剔除了它的局限后,挖掘与凸显出的最有价值和具有当下意义的精髓之外。(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09-04-01）
陈力丹,张婷婷[9]（2008）在《用新道德观统领采访——听广播偶感》一文中研究指出2008年3月14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夜航》栏目播出一期题为"十八年不离不弃"的节目。新闻故事发生在山东省胶州市铺集镇,故事主人公叫池增梅,今年56岁,丈夫和她同岁,1990年冬天,丈夫被确诊患上了病毒性脑炎,虽然治疗后保住了性命,但从此生活(本文来源于《中国广播》期刊2008年09期）
马全德[10]（2007）在《新农村建设中要高度重视新道德观教育》一文中研究指出现在，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道德观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农村要加强对道德观念的宣传和教育，增强农民群众的道德意识。只有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深入人心。在农村中形成互相信任、(本文来源于《陇南日报》期刊2007-03-17）
新道德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中国传统社会一向以利己为恶德,梁启超从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积极地为利己正名。他强调独立基础上的合群、国民基础上的国家、己利基础上的群利。在他看来,道德就是利群,利己与利群是二而一的。因此他把"利己"思想升华为"新道德"的内涵并把它内化到他所主张培养的"新民"中去。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新道德观论文参考文献
[1].尼莎.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中的博爱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衡水学院学报.2019
[2].张慧忠.梁启超的“利己”主义新道德观探析[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6
[3].陈以博.市场经济新道德观下老年人赡养问题研究[J].科技创业月刊.2014
[4].迟成勇.论张岱年早期新道德观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J].唐都学刊.2012
[5].迟成勇.论张岱年早期的新道德观[J].理论与现代化.2011
[6].迟成勇.张岱年的社会主义新道德观[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7].段炼.世俗时代的意义探询[D].华东师范大学.2010
[8].赵朝允.浅论王尔德唯美主义的新道德观[D].华东师范大学.2009
[9].陈力丹,张婷婷.用新道德观统领采访——听广播偶感[J].中国广播.2008
[10].马全德.新农村建设中要高度重视新道德观教育[N].陇南日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