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贝塔斯曼八年一剑（论文文献综述）
龙沛[1]（2021）在《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文中研究说明公元前66年至公元628年间,以地中海盆地为核心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与以伊朗高原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核心的帕提亚—萨珊帝国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周期性相互攻伐,即所谓的“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从广义上延伸,可以指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期间罗马人（晚期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和早期拜占庭帝国）与波斯人（帕提亚帝国和萨珊帝国）为争夺西亚地区进行的长达七个世纪的政治、军事、宗教和文化较量。双方交往的方式以战争为主,但战争背后牵涉东西方两大文明之间在各个领域和层次的全方位对抗。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到高加索和阿拉伯沙漠诸王国、部落乃至非洲诸王国,两大帝国内外众多国家和族群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罗马波斯战争,罗马波斯战争的行为体数量和交往复杂性远远超出罗马和波斯两大帝国本身。罗马波斯战争贯穿双方国家地缘安全战略、宗教意识形态、经济贸易利益、文化同化与抗拒的全方位博弈。罗马波斯战争成为古代持续时间最长、波及地域最广、涉及国家和族群最多的战争,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从宏观历史背景和古代地中海—西亚文明圈的交往发展趋势来看,罗马波斯战争是古典时代后期罗马人和波斯人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双向对冲扩张的结果。罗马波斯双方均渴望完全继承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遗产,尤其是塞琉古王朝在西亚的政治遗产,因而双方冲突不可避免。塞琉古王朝作为希腊化世界疆域最辽阔的国家,其鼎盛时期将整个西亚地区和中亚一部分囊括其中,塞琉古帝国的疆域构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遗产中最大的一部分,也继承了原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大部分亚洲疆土。因此,罗马人和帕提亚人都把征服塞琉古王朝的西亚属地作为复兴亚历山大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必要手段。塞琉古王朝在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大力经营,客观上为后来罗马人和帕提亚人在西亚地区的统治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帕提亚帝国在塞琉古王朝东都塞琉西亚对岸营建新都泰西封,并与萨珊帝国接续统治六百余年。罗马—拜占庭帝国则将塞琉古王朝故都——叙利亚的安条克作为其在东方的统治中心。因此,罗马波斯战争首先是双方争夺并维护塞琉古王朝西亚遗产的战争,塞琉古王朝也正是在罗马和帕提亚的东西夹击下走向衰亡。罗马和帕提亚在西亚和东地中海的扩张于公元前2世纪初开始,历时百余年,至公元前1世纪中叶双方在西亚正式接触。通过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的双向扩张,罗马共和国和帕提亚帝国最终将亚历山大大帝留下的希腊化世界基本瓜分完毕。最终罗马共和国控制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而帕提亚帝国控制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地区,近东地区形成罗马—帕提亚两极格局。此时双方若要继续原先的扩张方向,就必然与对方爆发冲突,这便是持续六百余年罗马波斯战争的开始。罗马波斯战争总体根源为双方对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霸权的争夺,但双方各自在不同时期的战略态势、文化秉性、意识形态和国家实力决定了双方在战争中战略目标、战术手段及交往方式的不同,但总体上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罗马波斯战争既具有长时段、高烈度和长周期的特点,又具有间歇性、突发性和妥协性特征。双方长达7个世纪的较量对两大帝国内外各民族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欧亚草原和沙漠游牧部落通过深度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加快了其文明化进程,并最终改写西亚和地中海地区文明秩序。但两国交界处的高加索和西亚诸小国由于处于两大帝国夹缝中均未逃脱被肢解和灭亡的命运。罗马波斯战争对两大帝国本身既是双方国运的生死较量,又是统治者个人野心和帝国理想的主观驱动。在罗马波斯战争期间,两国由于综合国力大体势均力敌且理想战略纵深重合,罗马与波斯任何一方建立绝对安全疆界的努力均从根本上损害对方的安全,导致双方在西亚长期形成二元对抗僵局和两极安全困境。罗马波斯战争作为古代世界扩日持久、勾连东西的文明大战,对现代西方和东方文明对彼此的历史认知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刻影响。在文明理想和统治者意志层面上,罗马人恢复亚历山大大帝事业的理想和波斯人恢复居鲁士大帝事业的宏愿在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形成战略对冲,双方均不具备凌驾于对方的绝对政治和军事优势,仅在不同时期先后占据相对优势。双方综合国力对比在7个世纪内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复杂变化,但总体在西亚和东地中海保持战略均势,双方对对方领土的征服成果均不能持久。罗马波斯战争后期,随着两大帝国交界处的缓冲国和附庸国相继被瓜分和吞并（亚美尼亚、加萨尼和莱赫米王国等）,两国战争烈度在7世纪初达到最高峰,且均一度将对方逼至绝境。与此同时,阿拉伯沙漠各部落由于长期参与罗马波斯战争,其政治组织、军事技术和文明程度迅速提高,终于在各种内外因素的催化下诞生了中东地区最后一个一神教——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统一国家——麦地那乌玛政权。罗马人和波斯人在7世纪初的生死大战之后国家实力消耗殆尽,而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因长期处于战争前线经济凋敝、民怨沸腾,两国在阿拉伯沙漠边缘构建的附庸国体系也于此时彻底瓦解,遂使得阿拉伯人大征服的门户洞开。罗马波斯战争是希腊罗马文明和波斯文明在古代的终极对决,见证了古代世界帝国的发展极限。罗马波斯战争和欧洲民族大迁徙、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影响,最终导致了古典时代的结束和中世纪的到来。
游启明[2]（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李斐然[3]（2020）在《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文中研究表明文学评奖作为奖励作家创作、引领文坛风向、规范文学体制的重要手段,在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备受关注。1978年,根据当时的文学情况,《人民文学》应要求举办了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全国上下热情参与,成为新时期各类全国性文学评奖的开端,也是在这次评选中首次出现了读者参与的身影。此后的很多评奖,如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当代》“文学拉力赛”、“花城文学奖”、“京东文学奖”等,都不乏读者的参与,而《小说月报》“百花奖”更是将评选的权力交到读者手中,完全依赖读者投票评出。但多年来,学界对于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现象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从读者参与的角度回顾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活动,观照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现象的产生和流变,分析时代发展中读者参与对评奖原则、作家创作和专家审美的渗透,考察有读者参与的文学评奖与官方评奖相比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界定读者参与在中国当代文学场中发挥的作用,以期为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评奖机制、读者参与研究提供新的成果。绪论部分,通过回顾读者话语被重视和读者参与到文学评奖中的原因,阐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选题意义,整理了当前学界关于读者参与研究的几种类型,同时界定了本文所涉及的“群众与读者”这个主要概念。第一章,简论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缘起。文革结束之后,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形势放宽,文学环境“回暖”,这些都为全国性的文学评奖活动奠定了基础。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文学活动“最权威的评定者”,“群众”的声音得到更大范围的传达。第二章,以官方文学评奖、期刊文学评奖和新世纪以来的网络票选为主要关注点,分析同一评奖活动中呈现出的读者趣味与专家审美的异同及其深层原因。第三章,分析读者趣味的影响效应。通过对比同时期完全由专家主导的文学评奖和读者选择的差异,认为读者趣味既会给予专家评选压力,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官方的诱导;从对作家的影响来看,读者参与评奖既成为作家的创作激励,扶植和培育新人,同时也给作家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局限。第四章,探究读者参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场。作为文学场内部占据一定位置的行动者,不论在何种文学活动中,读者参与都是文学生产和消费中的重要一部分,以独特的方式影响着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进程。但目前仍存在轻视甚至屏蔽读者声音的现象,如何正确看待和引导读者参与文学评奖,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结语部分,分析了读者参与文学评奖对于包括作家、读者本身和整个文坛在内的深远意义,认为当下名目繁多的文学评奖活动在冲击原有评奖秩序的同时也给了读者更多参与的可能。
吴敬仪[4]（2019）在《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换手率与绩效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开放式基金自成立以来蓬勃发展,已成为金融市场中主要的机构投资者之一其中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金为开放式基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以主动性管理为特点,但也带来了居高不下的换手率,高换手率对基金绩效的影响在当前的文献中并没有一致性结论。目前国内针对换手率这一指标的文献还较少,基于换手率对基金绩效影响的研究也以新闻报道居多。因此,本文选取2010年1月1日前成立的258只普通股票型和偏股混合型基金,通过其在2010—2018年间的中报和年报获得共17个报告期的数据,对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换手率与绩效关系展开实证研究。本文研究基于Pastor（2017）提出的基金经理能够识别时变盈利机会的假设,认为换手率的提高来源于更多的盈利机会。本文首先建立换手率与基金绩效关系模型,控制变量的选取来源于已有文献,通过豪斯曼检验确定使用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由于基金的频繁操作带来交易成本的提高,且盈利机会的实现具有时滞性,所以滞后期的换手率相对于当期换手率更能解释基金绩效的波动。继总体样本后,本文分别使用投资风格和市值指标对基金分类,探究不同类别基金换手率对绩效影响的差异性,并发现成长型基金和大盘基金换手率对绩效影响更大。由于基金面临相似的盈利机会,而本文假设换手率基于盈利机会,则不同类别基金的换手率可能存在相关性,本文在基金换手率存在高相关系数基础上,进一步证明基金的绩效可以由同类基金的平均换手率解释。本文还证明了股票市场错误定价程度的加深会带来更多的盈利机会,从而带来换手率的提高。股市错误定价以投资者情绪、股市流动性和股市波动性等代理变量衡量。本文关于基金换手率与绩效关系的研究,和股市错误定价对换手率的影响研究丰富了国内开放式股票型基金的研究理论,并为基金监管者、基金公司和基金投资者带来了新的启示和思考。
Rasuleva Nigina[5]（2019）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网络文学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与美国电影、日本动漫、韩国电视剧并列的四大文学现象,研究其发展历史,探索其成长轨迹,对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重要意义。网络文学产业按流程可以分成生产、流通、接受三个部分,“生产”研究网络文学主体即作家,“流通”研究网络文学的载体网站及其运行模式,“接受”研究网络文学的国家治理及作家和网站读者的关系。网络读者在网络文学作品成长的各个环节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按照接受主义理论,是读者决定了产品的价值,对网站来说读者是消费者,对政府来说读者是民众,吸引消费者,服务民众构成网络文学载体和网络文学治体的核心目标。网络文学主体研究,以痞子蔡、安妮宝贝、唐家三少、余秀华四位作家为例,他们代表了网络文学作家成功的不同路径。痞子蔡代表的一类作家,是业余进行创作,网络空间是他们放松精神的娱乐场,体现的是一种“网络有文学”现象,却孕育了自由与解放。痞子蔡本人第一次实现网络作品的在线交易,使网络文本变成了真正的网络作品,开辟了网络文学变现的先河,堪称网络作家第一人。安妮宝贝代表的作家们,把网络当做宣传个人作品的工具,深入研究网络运用之道,在网络上赚取人气,在线下出版获得利益。他们与网络的关系是文学为体,网络为用的关系,网络与文学之间还没有完全融合,或者说网络文学在他们这里还只是“网络+文学”,这类作家通过网络取得宣传效果之后,便会退出网络继续从事传统文学的工作。唐家三少代表的作家们在网上写作,在网上获得收益,网络与文学实现了真正的融合,不论内容和形式都体现出鲜明的“网络文学性”,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文学”,这时网络文学产业化。在此基础上的IP运营,拓展了网络文学的边界,形成网络文学的大神,但也出现了大神霸榜现象,折射出资本对文学的双刃剑作用。余秀华代表的作家们,跳出大神霸榜的竞争,独辟蹊径,走小众化路线。网络对他们来讲是独立存在的空间,既没有运用网络的刻意,也没有对网络的依赖,更没有离开网络无法存在的尴尬,是网络与文学的新形态,至此文学从网络中脱离出来变成与之相辅相成的精神存在,预示着网络文学概念的新衍进。网络载体研究,以天涯论坛、榕树下、起点、翼书网四家为例,分析作为网络文学载体的网站及其经营模式,指出不同类型网站经营方略不同是为了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以及相同读者对网文的不同期待而作出的市场行为。天涯论坛发帖跟帖模式,正是网络文学作者与读者互动交流的结果,也体现出网络文学作者也是读者的特征,这跟传统文学作者与读者截然二分完全不同。在网络中每位网友都是写作主体,不仅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还可以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内容。当然,天涯论坛的贴吧还带有碎片化随机的成分,只能看作是网络文学的前驱。榕树下已经是比较正规的文学网站,它通过组织作者写作,读者付费阅读,运作网络文学作品的改编等活动,把网络文学真正变成了一种经济模式,使得网络文学真正从野蛮生长开启了规范化经营的序幕。起点中文网代表的原创文学网站是网络文学载体的主流模式,它们深挖读者需求,打造偶像化作者,全版权内容运营,实现文学与资本的双向互动,展示文学与网络技术的相辅相成发挥着重要的文学产业化的功能。在群雄逐鹿读者市场的时候,翼书网这类小而美的网站开始切割细分市场,改变网络通俗小说一统天下的景象,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需要经过写作提升思维能力和工作技能的成长型群体,进行小范围服务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读者对内容的要求是网络文学永远进步的不竭动力,为满足尽可能多的读者要求,网站也开始合纵连横,终于出现了阅文集团这样的超级大鳄,也引来了政府对网络文学的特别关注和规范治理。网络文学管理者研究把官方对网络文学的管理作为研究对象。网络文学作为网络社会主要的文学存在形式,不仅是作品内容要被读者接受,其传播方式和社会影响也势必要经过管理部门的认可,网络文学的官方接受涉及到引导体制的建立和约束机制的实行。官方不仅要有效引导网站规范化经营,还要引导作者创作能够发扬主旋律,弘扬真善美的作品,一方面为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服务,另一方面要消除网络文学发展过程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网络文学从野蛮生长向稳中求进的过程中,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推动网络文学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以及《网络文学出版服务单位社会效益评估试行办法》等政策法规,以确保网络文学发展方向正确,任务落实到位、保障措施得力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文艺思想的重要举措,对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网络文学一切以人民为服务对象的前提下有序、雅俗共赏、高效的发展,从而发挥其激励斗志、鼓舞人心、繁荣文化、彰显风采的作用,这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也为世界网络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优秀经验。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启示,首先它是中国传统文学滋养的结果,传统文学为作家创作提供了充足的智慧和灵感源泉。第二层面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了中国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网络科技的迅猛发展促成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发展。第三个层面,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独特的政治文化制度体制保障了中国政经文等事业的建设可以统一规划稳步落实,为网络文学的发展和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外围环境。中国的网络文学发展经验无法复制,但是中国发展网络文学的措施和手段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利用网络进行文化的普及与提升。网络文学是产生于网络,并在网络上通过文字进行意象沟通实现智慧变现的艺术实践。网络文学是主体、载体、治体协调互动的产物,它创生于网络,成长于文学,成熟于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网络文学像中国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时代文学一样,也将成为网络中国的时代之文学。
谢冰[6]（2017）在《网络文学“超长篇”现象研究 ——基于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20世纪90年代文学走进互联网,一种新的文学形式——网络文学应运而生。网络文学发展之初,网络短、中篇小说明显多于长篇小说,而现在,长篇小说远远多于中、短篇小说,甚至还有大量的“超长篇”产生。打开各大热门原创网络文学网站,占据点击率排行榜的几乎全是“超长篇”。“超长篇”已然成为了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不仅写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写得越来越快。这种现象折射出当下网络文学“超长篇”产生的重要原因——“因为利益,所以超长”。仅仅在评价上,肯定或者否定这种现象是远远不够的。网络文学作为文学大家庭的一份子,终究要回到正统的文学评价轨道上。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从来不是数量或是字数的多与少,而是作品质量的优与劣。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网络文学“超长篇”现象述略、网络文学“超长篇”传播的具体表现、在传播中不断再生产的网络文学“超长篇”、网络文学“超长篇”传播的不良现状与优化。第一章是网络文学“超长篇”现象述略。包括“超长篇”的界定、“超长篇”的发展轨迹、“超长篇”——当下网络文学最普遍的外在形态。第二章是网络文学“超长篇”传播的具体表现。以起点中文网“超长篇”具体传播情况统计为基础,首先分析网络文学“超长篇”的两种传播状态,分别是“连载中”和“已完结”。其次分析“超长篇”的四种传播表现:（1）“超长篇”在数量上有逐年增长的趋势;（2）63.9%的“超长篇”其总字数集中在100-200万之间;（3）84.9%的“超长篇”其创作周期集中在0-2年;（4）“超长篇”在13个文学类型中均有产生,其中玄幻类居多。最后根据具体统计情况分析“超长篇”的三种传播变化,分别是作品类型阶段化、创作周期超短化,作品篇幅相对小型化。第三章是在传播中不断再生产的网络文学“超长篇”。首先,在上述“超长篇”传播具体表现基础上,根据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明确以下三点:（1）传播影响生产;（2）多传播要素影响传播者行为;（3）“生产-传播-再生产-再传播”是“超长篇”产生的重要途径。其次,从各个传播要素出发,对“超长篇”普遍生产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创作动机功利化是“超长篇”产生的直接原因;认为文学网站商业化是“超长篇”产生的根本原因;认为网络以及网络的无限存储是“超长篇”产生的物质基础;认为读者阅读互动化是“超长篇”产生的精神支撑。最后,综合各个传播要素对“超长篇”有限“超长”进行简要分析,得出“因为热爱,所以创作;因为利益,所以超长;因为约束,所以有限超长”的重要结论,并与第二章在内容上形成呼应。第四章是网络文学“超长篇”传播的不良现状与优化。首先,根据“超长篇”传播的实际情况调查、读者反馈信息的搜集以及研究者们对于“超长篇”的研究总结,指出“烂尾”、“太监”、“注水”是当下网络文学“超长篇”传播的不良现状的三种具体表现,并逐一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其次,结合“超长篇”具体生产情况,揭示“超速”是其多问题出现的重要根源。最后,在明确“超速”命题基础上提出了“降速”是未来网络文学“超长篇”健康传播的必然选择。
严骁骁[7]（2016）在《反思“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与实践》文中提出在近十几年的欧洲研究中,由“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概念引发的相关问题在理论、经验研究层面得到了大量的讨论。借助于这一概念,学者们对欧盟的国际行为体特征、欧盟外交政策的动因、以及规范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论述。本文从‘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概念的形成、发展入手,分析了这一概念对欧盟外交政策研究和规范性国际关系理论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之上,对这一概念存在的问题,及相关学术努力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做出反思和评述。本文认为,通过重新发掘“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术语的内涵,不但可以发现这一概念背后蕴含的丰富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且还能为理解欧盟外交政策、评价欧盟的对外行动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绪论、六章和结论。在绪论中,本文主要介绍研究背景、选题意义,并总结中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和不足之处,概述本文主要观点和论文框架。第一章为“‘从民事力量欧洲’到‘规范性力量欧洲’——欧盟研究的新视角”。本章的主要内容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规范性力量欧洲”这一概念的由来,并对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做出分析,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规范性力量欧洲”概念的提出拓宽了欧盟研究的议题,即学者们不再是仅仅围绕欧盟是什么力量这样的经验性问题,而是开始从规范的角度来讨论欧盟应当成为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欧盟应当具备何种力量才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等问题,欧盟研究继而发生重大转向,开始与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产生密切联系。第二部分通过介绍什么是规范性理论,规范性理论的主要研究主题、规范的主要含义是什么,在不同的理论背景下（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规范具有哪些不同的含义,从而讨论如何通过规范性理论进一步推动“规范性力量欧洲”相关研究发展。第二章“‘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之反思”。本章通过分析规范的争论性含义、规范与欧洲认同的关系、以及作为社会规范的“和平”在欧洲的历史演进过程,对“规范性力量欧洲”概念传达的一致性和完整性是欧洲规范特征的假设进行批判。最后,通过使用“共同体”和“社会”两个概念,进一步讨论了规范的差异性对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影响。本文认为,规范的差异随着社会演进而不断地缩小,但不会最终消失。历史进步并不完全依赖于“共同体”的发展逻辑,“社会”的发展逻辑对人类社会的和谐同样至关重要。第三章“规范性力量与欧盟外交政策研究：概念、方法、理论”通过分析欧盟外交政策中三个相互关联的理论问题,即不同的欧盟外交政策概念对研究议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基于概念的分歧、欧盟外交政策出现了什么样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是否可能建立一种欧盟外交政策总体理论,对“规范性力量欧洲”对于欧盟外交政策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章首先在第一部分分析了“欧洲外交政策”概念和“欧盟对外政策”概念的不同内涵。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讨论了外交政策分析与体系／结构理论在欧盟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应用问题。最后,文章分析了建构欧盟外交政策总体理论的要素,以及通过“规范性力量欧洲”路径对建构这样一种欧盟外交政策总体理论的贡献。第四章“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运用（一）——以1996年至今的欧盟扩大政策为例”,以欧盟扩大政策为分析对象,检验欧盟通过扩大政策究竟发挥了多大的规范性力量,其政策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效用。在本章中,笔者将借助英格尔哈特的现代化理论,对曼纳斯提出的“欧盟作为规范性力量,改变了国际政治的规范”这一命题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显示,对规范变化而言,欧盟通过扩大政策给予候选国的资金援助虽然与受援国的规范改善程度有一定的关联,但不是最主要的因素。相比欧盟的影响,一国的政治文化对规范改善的影响更大。这也是为何有的候选国规范得到改善,而有的国家规范未能得到改善的原因。因此,欧盟不应当夸大其规范性力量的效用。第五章为“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运用（二）：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为例”。本章分析欧盟在环境保护和气候治理中如何形成了规范性力量的角色,并对欧盟的这种角色特点进行评述。笔者认为,在绿色政治文化的影响下,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价值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欧洲社会的一种基本规范。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是在京都进程时代,欧盟关于环保的规范性原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从而成为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一种理念和行动准则,欧盟也通过经济、政治、外交手段,对其他国家产生了一系列的规范性影响。但是,在后京都进程时代,特别是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由于欧盟过分地强调了自身规范的普适性,忽视了其他国家实际情况,因而发展中国家未能接受欧盟的主张。在第六章“评析与启示”中,笔者通过比较美国、俄罗斯、中国、以色列、日本学者对“规范性力量欧洲”概念的反思来分析世界主要力量眼中的规范性力量欧盟。在此基础之上立足于中国学者的视角,对这一概念对于中国外交的启示意义进行评述,反思中国如何在外交事务中推动中国的规范、价值、理念在国际政治中的传播。在本文的结语部分,笔者指出,“规范性力量欧洲”是欧洲学者对全球化世界中欧洲、欧盟的角色、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认知。同时,在学理上它又成为对欧盟对外政策和行为进行解释的一种分析方法。作者认为,通过对这一概念的反思,可以对欧盟在国际事务中的活动进行评估和批判,并重新激发国际关系学界中的规范理论和规范研究。
王发友[8]（2016）在《科学哲学视域下的综合进化论研究》文中指出传统的科学哲学植根于物理学、逻辑学及数学,并把物理学作为科学范式。科学哲学对物理学的关注使得它无法为生物学这样丰富而复杂的学科新近取得的诸多进展提供合理的发展模式和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生物学一直是一个极其活跃的科学研究领域,并且不断发展成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学科。它就生物学现象提出了若干复杂的问题,并且对之给出了复杂的、富有成果的答案。生物进化论经历了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到综合进化论的不断发展,展示出了丰富且复杂的科学发展模式和方法论意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物学哲学逐渐确立了在科学哲学中的显学地位。进化问题一直处于生物学研究的中心,而在诸多解释进化现象的假说中,综合进化论占据进化生物学的支配地位。同时,随着当前一些新兴学科领域的发展,围绕综合进化论的修正与拓展再次掀起激烈论战和研究热潮。因此,从科学哲学视域研究综合进化论,借助科学哲学的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工具,将综合进化论置于实际的科学史中加以认识,对综合进化论的历史渊源、形成动因展开系统论述,不仅对生物学哲学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学术意义,而且对拓展和丰富科学哲学的论域也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论文将综合进化论放置于“研究传统”这一科学哲学的概念框架中,一方面,尝试使科学哲学为生物学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能的合理解释与发展图景；另一方面,从生物学的理论竞争、方法融合的多元协调中梳理出可供科学哲学分析和拓展的研究资源,可以说是科学哲学理论分析在生物学领域的一个积极拓展。同时,论文运用综合进化论演化的史料资源展现劳丹“研究传统”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在史料支撑与辩护上,也是一个积极的推进。论文以综合进化论自身的形成进化史作为安排文章逻辑结构的依据。多元竞争的进化论构成综合进化论形成的知识背景。其中,达尔文主义与孟德尔学派之间爆发的全面冲突最为剧烈,涉及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具体构成理论等诸多层面。这个对立双方从冲突走向协调的过程有其科学史的特殊性。它们共同创建了许多新的进化概念,清扫了大量旧的误解概念,达成一种共同的语言框架,为综合进化论的形成创造了可能性。杜布赞斯基、迈尔等多位创建者共同完成了将这种可能性转变成现实性的工作。这些奠基人因为彼此观点的相同或相近而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科学共同体。普林斯顿会议有幸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有力见证者。综合进化论的形成过程具有复杂性,它体现了一种双重性质的综合,一方面呈现孟德尔遗传学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假说走到一起；另一方面显示孟德尔遗传学和古生物学走到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种范式超越另一种范式的胜利,而是此前竞争的研究传统相互交换彼此最有活力的组件。综合进化论不是一个单一理论,而是一个类似于研究传统的更一般理论。综合进化论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库恩主义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综合进化论是一个包括若干核心要素、一些外围的辅助假说和前提条件的动态开放的研究传统。它的基本原理包括：符合遗传机制的自然选择学说的新解释、基于遗传变异实质的统一解释的渐进进化学说、专有硬遗传学说、基于种群思想的生物学物种概念。这四个原理构成综合进化论研究传统的核心要素,但每一个核心要素实际上本身又形成一个包括若干具体理论的次级研究传统,这些次一级的具体理论构成综合进化论核心原则的外围辅助假说和前提条件。而在这些基本原理的背后,还隐藏着纯思辨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预设,即综合思想、多元论、硬遗传观念和种群思想。对于在一个给定的时间内,研究传统中的哪些成分应该被看作是不可反驳的问题,劳丹的相对化处置方式的合理性在于他看到了不可反驳的核心的历史变化性和前后连续性,但他忽视了已发生进化的前后相继研究传统之间质的差异性,他的选择核心的视野应该进一步拓展到不同研究传统之间的比较中。综合进化论科学共同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探索运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调整保护带的方法,如利用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异质性、对原来的理论稍作修改、引进辅助假说、调整研究实体的边界条件、将新兴学科的新发现纳入其研究传统框架、区分多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运用多元主义方法等。与一般研究传统的功能一样,综合进化论对其构成理论也具有问题定向作用、限制作用、助发现作用和辩护作用。诚如劳丹所言,每一门思想性学科,都有着一个充满着研究传统的历史。这些研究传统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有着自己的结构。综合进化论也是这样一种具有自己进化历史的研究传统。它作为一个历史性实体,也有其产生、运动和发展的过程,并在长期进化过程中积淀出该研究传统的相互关联的构造。如果按照时空维度的不同,综合进化论可以被划分为纵向的进化结构和横向的问题逻辑结构。当前,许多生物学家结合所获取的新信息、新数据和新概念试图修正或拓展综合进化论的传统框架。这反映了综合进化论进化的两条主要路径,即通过修正保护带化解反常问题的辩护之路和建构拓展的替代理论的挑战之路,并且这种双重进化的趋势仍将继续下去。论文运用综合进化论的历史演变路径,呈现了该研究传统在组织结构上所凸显出的纵向进化结构与横向问题逻辑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尝试修正和拓展劳丹研究传统和库恩科学发展模式的理论框架,展现了生物学领域研究对科学哲学理论建模的价值与意义。综合进化论研究传统具有丰富的方法论意蕴,如概念方法、种群思想、整体论和多元论,在方法论上拓展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生物学哲学的特色是侧重概念和概念的澄清,与物理学哲学专注于定律不同,它通过新概念的开发,以及对这些概念定义的反复提炼和完善推动学科的进展。所有的跳跃进化理论都建立在本质论的基础上,而种群思想则倾向于接受渐变论。种群思想是生物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成为现代进化理论的基础,也是生物学哲学的基本构成之一。在生物学哲学中,整体论与还原论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对立和论战。整体论者认为,在把一切其它科学（包括生物学）的学说和概念还原成物理科学的学说和概念时,生物系统将完全丧失它们特殊的生物学性质。综合进化论在统一和多元论之间一直保持着张力。随着生物不同层次特性的发现与分子进化的崛起,生物学的统一理想受到限制。至少有两个主要原因导致综合进化论由追求统一转向多元论的解释：一是由研究对象的多样性特性所决定；二是由于中性学说对泛选择论的挑战所引起。当前,进化生物学家不是寻求一个新的统一的进化论,而是似乎愿意接受多元的因果过程和类型的解释。米切尔和迪特里希扞卫的综合多元主义具有一定合理性,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种类的多元论,如协调多元论,也就是说,多元论本身也是可以多元的。
段爱峰[9]（2016）在《美国教育技术思想发展研究》文中指出现代教育技术发端于美国。自20世纪初视觉教学兴起至今,教育技术在美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实践领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近百年的历程中,美国教育技术始终走在全球教育技术发展的前沿,不但持续拓展着教育技术学科的实践领域,同时也孕育出具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技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不断丰富的教育技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一方面是美国教育技术实践发展的产物和反映,另一方面也是巩固和提升美国教育技术在全球领先地位的重要推动因素。美国现代教育技术思想的发端有其特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以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为代表的近代欧洲直观教学理论的产生和传播为美国视听教学理论的孕育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土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教学科学化运动为教育技术领域在美国的诞生创设了实践背景,而桑代克的科学学习理论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学思想则成为美国现代教育技术思想的直接启蒙;20世纪20年代,视听教学理论作为直观教学思想的延续应运而生,戴尔的“经验之塔”理论是这一时期教育技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二战后,传播学、心理学、一般系统论的引入,使视听教学领域摆脱了媒体为中心的导向,促成美国教育技术思想观念从视听媒体观向教学系统观转变,形成了“视听传播”的领域定义与理论体系,在加涅、巴纳锡等学者的努力下,以认知学习理论为基础的教学系统设计理论逐步成熟,成为教育技术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与学习理论的发展,促进了学习科学这一新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教育技术领域成为学习科学与信息技术交汇融合的重要领域,以建构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学习科学改变了传统学习观,信息技术能够为深层学习创设技术丰富的学习环境转变了传统媒体技术观,教学设计理论与教学研究方法也发生了新的转向。美国教育技术观念与思想的变革是该领域得以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其发展与美国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息息相关。系统思想是教育技术知识体系框架形成的基础和基本方法论。在学习理论不断深入影响下,教育技术思想从技术控制学习者传递教学信息的媒体中心论逐步转向为学习者自我控制技术分享教学信息的学习环境建构论。奉行开放的态度、注重跨学科研究和跨领域的应用是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倪庚[10]（2016）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评价 ——以南通大学为例》文中认为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它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生存和持续发展。构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开展教学质量监控工作与评价是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本文以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系统科学理论和教育评价理论为理论基础,采用文献研究、调查访谈、比较研究、统计分析和实证研究等方法,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改、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对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进行评价。本文首先厘清研究中所涉及到的相关概念。其次将英美日德四国高校与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进行了比较研究,归纳总结出改进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四点启示。再次依据教育评价理论,全面论述了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目标、原则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从四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最后以南通大学为评价对象,对该校本科教学质量工作的评价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评价起步较晚,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评价制度和长效机制尚未健全,与英美日德四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相比国内其他高校而言,起步较早、体制与制度健全、机制运作良好、工作成效明显,但在教学质量监控标准制定、监控内容拓展、监控多元主体参与、监控工作评价等方面仍有提升的空间。
二、贝塔斯曼八年一剑（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贝塔斯曼八年一剑（论文提纲范文）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史料 |
| 三、研究现状 |
| 四、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从亚历山大到庞培:罗马波斯战争的原因和背景 |
| 第一节 塞琉古秩序在西亚的解体与帕提亚帝国的西扩 |
| 第二节 从爱琴海到黎凡特:罗马共和国的东扩进程 |
| 第三节 米特里达梯战争与罗马—帕提亚近东两极格局的形成 |
| 第二章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亚美尼亚问题的肇始与罗马—帕提亚的初步交锋 |
| 第二节 初次罗马—帕提亚战争:克拉苏东征始末 |
| 第三节 卡莱战役后续及帕克如斯西征 |
| 第四节 安东尼的帕提亚远征及其影响 |
| 第五节 晚期罗马共和国与帕提亚帝国战争的特点 |
| 第三章 早期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奥古斯都至克劳迪时期罗马—帕提亚关系回顾 |
| 第二节 尼禄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的建立 |
| 第三节 图拉真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其历史影响 |
| 第四节 哈德良和安东尼·庇护时期的罗马—帕提亚关系演变 |
| 第五节 马可·奥勒留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及安东尼瘟疫 |
| 第六节 塞维鲁时期的罗马—帕提亚战争与罗马波斯边界的东移 |
| 第七节 卡拉卡拉东征与尼西比斯会战 |
| 第四章 晚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内外政策与国际局势 |
| 第二节 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考察 |
| 第三节 奥勒良至卡鲁斯时期罗马波斯内政及相互关系的变化 |
| 第四节 亚美尼亚的基督教化与4 世纪罗马波斯关系的转型 |
| 第五节 沙普尔二世与罗马帝国的战争 |
| 第六节 亚美尼亚的瓜分与4 世纪末罗马波斯和平的确立 |
| 第五章 早期拜占庭帝国与萨珊帝国的战争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的“5 世纪和平”解析 |
| 第二节 “阿纳斯塔修斯战争”始末 |
| 第三节 查士丁尼与库斯洛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四节 “高加索战争”的爆发与公元 591 年和平协定的签署 |
| 第五节 古代世界的最后大战:公元602-628 年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第六章 地缘政治、国际体系与文明交往:罗马波斯战争的理论解读 |
| 第一节 “罗马波斯战争”中的地理结构、疆土安全与国家战略 |
| 第二节 国际体系:罗马波斯战争中核心、中间、外围行为体的互动 |
| 第三节 从希腊化到伊斯兰:文明交往视角下的罗马波斯战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3）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的界定:群众与读者 |
| 第一章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缘起 |
| 第一节 文学环境的“回暖” |
| 第二节 何种“群众”在发挥何种作用? |
| 第三节 “群众+专家+领导”的“三结合” |
| 第二章 读者趣味与专家审美的差异与调和 |
| 第一节 官方文学奖: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标准动作” |
| 第二节 期刊文学奖:坚守中逐步向读者靠拢 |
| 第三节 网络票选:出版机构与大众传媒的助推 |
| 第三章 读者趣味的影响效应 |
| 第一节 读者与专家的博弈 |
| 一、读者意见的“压力传导” |
| 二、读者选择的“可诱导性” |
| 第二节 读者参与对作家的影响 |
| 一、获奖对于作家的激励 |
| 二、重视与焦虑 |
| 第四章 读者参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场 |
| 第一节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的象征资本转化 |
| 第二节 读者参与文学评奖与文学经典化 |
| 第三节 对待读者的矛盾与尴尬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换手率与绩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内容及结构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结构框架 |
| 1.4 研究方法及可能的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基金绩效评估方法研究 |
| 2.1.1 收益和风险评价法 |
| 2.1.2 风险调整收益评价法 |
| 2.1.3 择时选股能力评价法 |
| 2.1.4 基金绩效持续性评价法 |
| 2.2 基金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
| 2.2.1 基金规模与基金绩效关系研究 |
| 2.2.2 基金费率与基金绩效关系研究 |
| 2.2.3 基金投资集中度与基金绩效关系研究 |
| 2.2.4 基金经理特征与基金绩效关系研究 |
| 2.3 基金换手率研究 |
| 2.3.1 换手率与基金绩效关系研究 |
| 2.3.2 基金高换手率的形成原因研究 |
| 2.3.3 基金主动性管理研究 |
| 2.4 股票市场错误定价研究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 3.1 理论分析 |
| 3.1.1 换手率相关理论分析和研究直觉 |
| 3.1.2 股票错误定价的理论分析 |
| 3.2 研究假设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换手率与基金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
| 4.1 样本选取 |
| 4.2 模型构建及相关变量说明 |
| 4.2.1 模型构建 |
| 4.2.2 相关变量说明 |
| 4.3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3.1 描述性统计 |
| 4.3.2 相关系数矩阵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单位根检验及豪斯曼(Hausman)检验 |
| 4.4.2 换手率与基金绩效的关系分析 |
| 4.4.3 基金换手率间的相关关系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换手率与股票市场错误定价的实证分析 |
| 5.1 模型构建及相关变量说明 |
| 5.1.1 模型构建 |
| 5.1.2 错误定价代理变量说明 |
| 5.1.3 控制变量说明 |
| 5.1.4 相关变量汇总释义 |
| 5.2 样本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1 描述性统计 |
| 5.2.2 相关系数矩阵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单位根检验 |
| 5.3.2 估计结果分析 |
| 5.3.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结论及展望 |
| 6.1 研究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启示及建议 |
| 6.2.1 基金监管部门 |
| 6.2.2 基金公司 |
| 6.2.3 基金投资者 |
| 6.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中国网络文学创作主体研究 |
| 第一节 从写手到作家 |
| 第二节 网络狂欢的痞子蔡 |
| 第三节 网络反哺文学的安妮宝贝 |
| 第四节 网络孕育出的大神唐家三少 |
| 第五节 网络突破生活的余秀华 |
| 第六节 网络文学主体的自我规范 |
| 第二章 中国网络文学载体平台研究 |
| 第一节 技术发展带来的载体变革 |
| 第二节 萌芽期的网络论坛型载体——以天涯为例 |
| 第三节 人文情怀的网络栖息——以榕树下为例 |
| 第四节 台式机时代网络文学——以起点中文网为例 |
| 第五节 移动客户端的阅读与写作——以掌阅为例 |
| 第六节 闹中取静的小众阅读与写作——以翼书网为例 |
| 第三章 中国网络文学治体研究 |
| 第一节 网络文学主体与载体的博弈 |
| 第二节 网络文学治体的两手抓 |
| 第三节 网络文学治理体系的建构 |
| 第四章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传统文学的生命力,涵养作家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的生产力,科技支撑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命运共同体 |
| 结语 |
| 附录：中国网络文学大事记(1994—2018)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士学位期间所作的成果 |
| 致谢 |
（6）网络文学“超长篇”现象研究 ——基于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来源和研究意义 |
| 1. 选题来源 |
| 2. 研究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三) 国内关于网络文学“超长篇”的研究现状 |
| 一、网络文学“超长篇”现象述略 |
| (一) “超长篇”的界定 |
| (二) “超长篇”的发展轨迹 |
| 1. 榕树下网络文学大赛与网络长、中、短篇小说时代 |
| 2. 新浪原创文学大赛与网络长篇小说时代 |
| 3. 网络文学十年盘点与网络超长篇小说时代 |
| (三) “超长篇”——当下网络文学最普遍的外在形态 |
| 二、网络文学“超长篇”传播的具体表现 |
| (一) 两种传播状态:“已完结”和“连载中” |
| (二) 四种传播表现 |
| 1. “超长篇”在数量上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
| 2. 84.9%的“超长篇”其创作周期集中在0-2年 |
| 3. 63.19%的“超长篇”其总字数集中在100-200万之间 |
| 4. “超长篇”在玄幻、都市、历史等13个类别均有产生 |
| (三) 三种传播变化 |
| 1. 作品类型阶段化 |
| 2. 创作周期超短化 |
| 3. 作品篇幅相对小型化 |
| 三、在传播中不断再生产的网络文学“超长篇” |
| (一) 传播影响生产: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的重要启示 |
| 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简述 |
| 2. 多传播要素影响传播者行为 |
| 3. 生产-传播-再生产-再传播:“超长篇”产生的重要途径 |
| (二) 传播要素促进“超长篇”普遍性生产的具体分析 |
| 1. 来自传播者的压力:创作动机功利化 |
| 2. 来自传播环境压力:文学网站商业化 |
| 3. 来自传播媒介的压力:网络与网络存储无限化 |
| 4. 来自传播受众的压力:读者阅读互动化 |
| (三) 传播要素约束“超长篇”有限生产的简要分析 |
| 四、网络文学“超长篇”传播的不良现状与优化 |
| (一) “超长篇”传播不良现状的具体体现 |
| 1. “烂尾” |
| 2. “太监” |
| 3. “注水” |
| (二) “超长篇”传播的优化 |
| 1. “超速”——当下网络文学“超长篇”创作的群体化特征 |
| 2. “降速”——未来网络文学“超长篇”健康传播的必然选择 |
| 五、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反思“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与实践（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价 |
| 1. 国内研究现状 |
| 2. 国外研究状况 |
| 3. 国内外研究评价 |
| 三、本文的主要观点和结构安排 |
| 四、本文研究方法、所使用材料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从“民事力量欧洲”到“规范性力量欧洲”：欧盟研究的新视角 |
| 一、民事力量欧洲与规范性力量欧洲：概念的发展与革新 |
| 1. “民事力量欧洲”及其争论 |
| 2. “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内涵及其发展 |
| 二、“规范性力量欧洲”与国际关系中的规范研究 |
| 1. 规范研究与规范性理论 |
| 2. 规范性国际关系理论及其对“规范性力量欧洲”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之反思 |
| 一、规范的内涵及其争议性 |
| 二、规范与认同：存在一个统一的“欧洲规范”吗? |
| 三、规范性力量究竟如何形成?——以战后欧洲的和平规范为例 |
| 四、“规范性力量”与欧洲的未来：走向共同体还是社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规范性力量与欧盟外交政策研究：概念、方法、理论 |
| 一、“欧洲外交政策”与“欧盟对外政策”：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
| 二、欧盟外交政策研究的不同路径 |
| 1. 外交政策分析的应用 |
| 2. 体系(结构)理论的应用 |
| 三、建立“规范性”欧盟外交政策理论的可能 |
| 1. 传统研究的问题及启示 |
| 2. 规范性力量路径在欧盟外交政策研究的价值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运用(一)：以1996年至今的欧盟扩大政策为例 |
| 一、检验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运用 |
| 1. 研究方法设计 |
| 2. 欧盟的核心规范及规范的量化 |
| 3. 欧盟从1996年至今的数次扩大 |
| 二、欧盟针对中东欧国家的扩大政策(1996年-2006年) |
| 1. 欧盟针对中东欧国家扩大政策的政策进程 |
| 2. 扩大政策对中东欧国家自由、民主、法治的影响 |
| 3. 欧盟针对中东欧国家扩大政策的效用分析 |
| 三、欧盟针对西巴尔干地区国家的扩大政策(2000年-2014年) |
| 1. 欧盟针对西巴尔干地区国家扩大政策的政策进程 |
| 2. 欧盟扩大政策对西巴尔干国家和平、自由、民主、法治的影响 |
| 四、欧盟针对土耳其的扩大政策(2001年-2014年) |
| 1. 土耳其申请加入欧盟的历史进程 |
| 2. 欧盟扩大政策对土耳其和平、自由、民主、法治规范的影响 |
| 五、欧盟扩大政策效用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欧盟“规范性力量”的运用(二)：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为例 |
| 一、欧盟作为环保议题中“规范性力量”的内部建构 |
| 1. 绿色政治文化的影响 |
| 2. “可持续发展”作为欧盟规范的法理基础 |
| 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领导者的欧盟 |
| 1. 欧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规范性原则的传播 |
| 2. 欧盟在气候变化议题中的规范性外交 |
| 3. 哥本哈根环境大会——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弱化 |
| 三、欧盟为何追求成为全球气候问题中的规范性力量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评析与启示 |
| 一、世界眼中的欧盟——各国学者对“规范性力量欧洲”的认知 |
| 1. 美国学者的评述 |
| 2. 以色列学者的评述 |
| 3. 日本学者的评述 |
| 二、中国学者视域中的“规范性力量欧洲” |
| 三、“规范性力量欧洲”对中国对外战略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科学哲学视域下的综合进化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主题确立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问题的提出 |
| (三)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 国外研究综述 |
| (二) 国内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主要内容 |
| 四、本文的创新点及存在的问题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问题 |
| 第一章 博物学与实验学研究传统的冲突 |
| 第一节 作为研究传统的达尔文主义 |
| 一、达尔文主义是一个科学理论吗? |
| 二、达尔文主义研究传统的特征 |
| 第二节 作为研究传统的孟德尔学派 |
| 一、解孟德尔之谜 |
| 二、不同质的孟德尔学派 |
| 第三节 对立研究传统的多层次冲突 |
| 一、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冲突 |
| 二、方法论的冲突 |
| 三、具体理论的冲突 |
| 四、对立研究传统交流的鸿沟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综合进化论的形成：冲突研究传统的协调 |
| 第一节 综合进化论形成的影响因素 |
| 一、问题因素 |
| 二、时代因素 |
| 三、延迟因素 |
| 第二节 实验学和博物学研究传统实现协调的历史特殊性 |
| 一、实验学研究传统的进化 |
| 二、博物学研究传统的进化 |
| 三、对立阵营的协调与科学共同体的形成 |
| 第三节 综合进化论的双重性 |
| 一、涵义问题的缘起 |
| 二、综合概念的多元化表征 |
| 三、双重性质的综合 |
| 四、综合进化论的两个一般性解释 |
| 第四节 综合进化论的科学选择与适应性辐射 |
| 一、科学选择：解题效力的比较 |
| 二、综合进化论的适应辐射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作为研究传统的综合进化论 |
| 第一节 综合进化论的核心原则 |
| 一、基本原理与本体论、方法论预设 |
| 二、何以确定“不可反驳的核心” |
| 三、选择核心的策略：把握不同研究传统间交流的关键障碍 |
| 第二节 综合进化论的辅助假说及其修正 |
| 一、辅助假说 |
| 二、研究传统的功能 |
| 第三节 综合进化论的进化结构 |
| 一、谱系关系 |
| 二、进化的双重性 |
| 三、渐进进化模式 |
| 第四节 综合进化论的问题逻辑结构 |
| 一、探寻满足结构的渴望之物 |
| 二、识别结构的方法论选择 |
| 三、问题议程 |
| 四、合理的认知态度 |
| 第五节 综合进化论的发展现状 |
| 一、发展现状：激烈论战 |
| 二、促进进化变化的因素 |
| 三、进化的两条路径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综合进化论的方法论意蕴 |
| 第一节 概念方法 |
| 一、传统科学哲学中的定律 |
| 二、生物学定律的特点 |
| 三、生物学哲学中的概念方法 |
| 四、一个案例研究：“重组”概念 |
| 第二节 种群思想 |
| 一、传统科学哲学中的本质论 |
| 二、种群思想与反本质论 |
| 三、种群思想：强调生物个体的独特性 |
| 四、一个案例研究：生物学物种概念 |
| 第三节 整体论 |
| 一、物理主义的还原论 |
| 二、生物学中的反还原论 |
| 三、着重于关系的整体论 |
| 第四节 多元论 |
| 一、走向多元论的原因 |
| 二、综合多元主义 |
| 三、从还原的统一到综合的统一 |
| 第五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 后记 |
（9）美国教育技术思想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关键性问题 |
| 五、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1章 教学的科学与技术：美国教育技术思想渊源与发端 |
| 1.1 美国教育技术思想渊源 |
| 1.1.1 夸美纽斯的直观教学思想 |
| 1.1.2 裴斯泰洛齐的“教学”心理化思想 |
| 1.1.3 赫尔巴特的教学法 |
| 1.2 美国教育技术学术思想的奠基与发端 |
| 1.2.1 桑代克与教学科学化 |
| 1.2.2 杜威对教育技术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媒体的力量: 视听教学思想 |
| 2.1 视听教学理论的形成背景 |
| 2.1.1 媒体技术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 |
| 2.1.2 视听教育运动的兴起 |
| 2.2 视听教学思想的内容与发展 |
| 2.2.1 视觉教学思想——具体-抽象的连续体 |
| 2.2.2 视听教学思想——经验之塔理论 |
| 2.2.3 视听媒体与教学的整合 |
| 2.3 视听教育思想代表人物 |
| 2.3.1 威瑞特·查特斯：教育工程学 |
| 2.3.2 埃德加·戴尔：视听教育思想代言人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系统的视角：教育技术系统思想 |
| 3.1 教学系统思想的形成背景 |
| 3.1.1 传播理论的兴起与引入 |
| 3.1.2 行为科学的蓬勃发展 |
| 3.1.3 系统科学的发展 |
| 3.1.4 视听教学面临的困境 |
| 3.2 教育技术系统思想的内容与发展 |
| 3.2.1 视听传播——系统理念与学习、传播的结合 |
| 3.2.2 系统方法与“技术观”的发展 |
| 3.2.3 教学系统开发（设计）模型 |
| 3.2.4 教学设计与开发的系统观 |
| 3.3 教学系统思想的代表人物 |
| 3.3.1 詹姆斯·芬恩：教学系统思想的发端 |
| 3.3.2 罗伯特·加涅：为了学习而设计 |
| 3.3.3 贝拉·巴纳锡：教育系统综合设计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融合与发展：学习科学与技术的融合 |
| 4.1 学习科学理念形成的背景 |
| 4.1.1 信息技术带来教育革新的契机 |
| 4.1.2 学习研究的深入与学习科学的诞生 |
| 4.2 教育技术视野中的学习科学理念 |
| 4.2.1 学习科学视野下的技术观 |
| 4.2.2 学习科学与教学设计的转向 |
| 4.2.3 研究取向的变革——基于设计的研究 |
| 4.3 教育技术的学习科学思想代表人物——戴维·乔纳森 |
| 4.3.1 戴维·乔纳森学术生平 |
| 4.3.2 乔纳森教育技术学术思想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10）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评价 ——以南通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普通高校 |
| (二)质量 |
| (三)教学质量 |
| (四)监控 |
| (五)教学质量监控 |
| 第二章 国内外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比较 |
| 一、国外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概述 |
| (一)英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
| (二)美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
| (三)日本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
| (四)德国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
| 二、我国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实践考察 |
| 三、国外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对我国的启示 |
| (一)强化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职能 |
| (二)构建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
| (三)构建全员参与的教学质量监控机制 |
| (四)发挥社会在教学质量监控中的作用 |
| 第三章 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评价的理论基础 |
| 一、全面质量管理理论 |
| 二、系统科学理论 |
| 三、教育评价理论 |
| 第四章 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目标 |
|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 |
| 三、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功能 |
| 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一)指标筛选 |
| (二)指标权重分配 |
| (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五、评价指标体系一级指标诠释 |
| (一)质量监控标准 |
| (二)质量监控保障体系 |
| (三)质量监测体系 |
| (四)质量调控系统 |
| 第五章 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评价的实证研究 |
| 一、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现状调查 |
| (一)问卷编制及信度、效度检验 |
| (二)现状调查 |
| 二、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质量监控标准失范 |
| (二)质量监控内容平浅 |
| (三)质量监控主体参与不足 |
| (四)质量监控评价缺失 |
| 三、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成因分析 |
| 四、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评价赋分 |
| 五、提高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对策建议 |
| (一)量体裁衣,制定质量监控标准 |
| (二)内涵延伸,拓展质量监控空间 |
| (三)全员参与,发挥多元主体作用 |
| (四)科学设计,构建监控评价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贝塔斯曼八年一剑（论文参考文献）
- [1]罗马波斯战争研究（66BC-628AD）[D]. 龙沛. 西北大学, 2021(10)
- [2]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3]新时期以来文学评奖中的读者参与[D]. 李斐然. 山东大学, 2020(12)
- [4]我国开放式股票型基金换手率与绩效关系研究[D]. 吴敬仪. 厦门大学, 2019(08)
- [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D]. Rasuleva Nigina. 上海大学, 2019(02)
- [6]网络文学“超长篇”现象研究 ——基于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模式[D]. 谢冰. 广西师范大学, 2017(01)
- [7]反思“规范性力量欧洲”：理论与实践[D]. 严骁骁. 南京大学, 2016(02)
- [8]科学哲学视域下的综合进化论研究[D]. 王发友. 东南大学, 2016(02)
- [9]美国教育技术思想发展研究[D]. 段爱峰. 河北大学, 2016(02)
- [10]普通高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评价 ——以南通大学为例[D]. 倪庚. 南通大学, 2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