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打箭炉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清前期,打箭炉,藏区,地震
打箭炉论文文献综述
刘正刚,黄学涛[1]（2019）在《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与官府赈灾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打箭炉位于川藏交界处,元明以来已设土司进行管理。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强震频发,官府积极开展救灾,官员在震后将灾情逐级上报,驻军维护震区社会稳定、参与救灾。在救灾抚恤中,清廷同时兼顾汉藏习俗区别对待,抚恤由康雍时以实物为主逐渐转到乾隆时以银两为主。清朝政府在赈灾过程中与藏区民众的互动,凸显其对该地区稳定与发展的重视。(本文来源于《民族研究》期刊2019年03期）
石硕,邹立波[2]（2019）在《“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一文中研究指出康定旧称"打箭炉",是清初以来因边茶贸易兴起的一座汉藏共居的着名边城。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后,为增进与藏人的文化整合,围绕地名、人名及信仰进行了一系列主观建构:先是塑造"打箭炉"地名及附会诸葛亮"让一箭之地"传说,接着建构出"郭达将军"和"郭达将军庙",最终发展出汉、藏民族"同祀共欢"的"将军会"。汉人所进行的一系列主观建构,遵循"借用"原则,在妥协、兼容和尊重藏文化特质基础上,通过"求同"途径达成"共享",并将"共享"发展至信仰层面,实现与藏人的文化整合。这既是清代以来汉藏民族进行大规模文化整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同时对理解历史上乃至当今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不乏启示与借鉴意义。(本文来源于《思想战线》期刊2019年03期）
田茂旺[3]（2019）在《论清代打箭炉榷关的设置与管理制度变化》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朝对南路边茶的商营贸易,主要通过在打箭炉设置榷关进行管理。打箭炉榷关有一套独特的人事与税收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先后历经两次重要转变,呈现出了叁种截然不同的模式:一、康熙时期税务监督由清政府、达赖喇嘛派员共管;二、雍正初年至乾隆四十六年由户部统一选派;叁、乾隆四十七年地方同知兼管。税收管理制度方面亦历经两次重要变化:一、因税银短少实行补赔制度;二、嘉庆六年始,实行税收定额制度。(本文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许存健[4]（2018）在《清代打箭炉关与川藏商品流通》一文中研究指出清代川藏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从茶马贸易转变为边茶贸易。由四川输往西藏的商品,以茶叶为大宗,布匹、绸缎、杂货等次之。从西藏销往四川的商品,从以马匹为主,转为以药材、毛皮等西藏特产为主。户部在打箭炉设关收税后,从税收数额的变化可以看出,从康熙后期到乾隆中期,税收保持增长;由于自然灾害、战乱,乾隆中期开始,税收发生了波动。嘉道以后,税收趋向平稳。税收趋势大体上反映了打箭炉商业的发展情况。根据税则,可以估算出乾隆时期内地运销打箭炉的商品总值为叁十多万两。(本文来源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2期）
石硕,王丽娜[5]（2018）在《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一文中研究指出1717年,蒙古准噶尔军队攻入拉萨,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构成严重威胁,清朝决定出兵西藏。在北路进兵受挫后,清朝开始谋划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经过沿途招抚、筹措粮草、探查道路等近3年的准备与筹措,清军最终成功实现由打箭炉进兵西藏,完成了"驱准保藏"行动。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是清朝治藏的一个重要转折,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此道路后来不但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同时也以此加强了对东部藏区即康区的控制,并成为清末及民国时期"固川保藏"和"治藏必先安康"之由来。(本文来源于《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3期）
高波,邓方荣,胡奇志[6]（2018）在《“汉藏走廊第一城”打箭炉》一文中研究指出打箭炉,藏语发音"达折渚",是今四川省甘孜自治州首府康定城的古称。为了纪念这个古称,康定城所在镇被命名为炉城镇。打箭炉被称为"汉藏走廊第一城",自清代以来已经成为康巴藏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宗教和文化中心。有史料记载的"打箭炉"称谓初现于明朝洪武年间,其聚落雏形的初步形成则更要追溯到元朝,"……元明时,打箭炉仅属小村,宋以前则荒谷耳"。打箭炉位于康巴藏区东缘,四川省西部,东临汉区茶叶产(本文来源于《中国地名》期刊2018年03期）
赵艾东[7]（2017）在《19世纪后期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两访打箭炉(康定)及启示》一文中研究指出由于18世纪后期以来英帝国对中国西藏的侵略,毗邻西藏的康藏地区的打箭炉(今康定)在19世纪也成为西方人难以进入和立足的"闭锁"之地。在此背景下,1889—1890年两次进入该地的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的动植物采集活动遭到了当地官民的阻扰和抵制。尽管如此,普拉特的采集活动颇有收获,并且他还首次以前所未有的多种形式向世界展现了打箭炉自然环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以及打箭炉这个看似与外界隔绝的地区对外部世界的开放性与文化兼容性。康定历史上这些极少被注意的方面和特点有助于近代西方国家和中国之间的相互认知,也有助于外部世界认识康藏,对于今天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促进康定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5期）
赵心愚[8]（2017）在《打箭炉“查勘地界”与清朝对康区东部政策的调整》一文中研究指出清康熙叁十五年(1696),在和硕特部派驻打箭炉营官不断干涉早已归附清的打箭炉土司事务并侵占其地的情况下,康熙皇帝下令四川巡抚于养志等会同和硕特部营官查勘打箭炉地界。于养志回避实质,敷衍失职,隐瞒真像,查勘一事结束后,矛盾不仅未能消除,而且留下了祸根。几年后,局势恶化,在和硕特部不断夺地并打死打箭炉土司的情况下,清中央政府决定对康区东部政策进行调整,于康熙叁十九年至四十年(1700——1701)出兵,以武力驱逐和硕特部,将康区东部纳入直接控制范围。(本文来源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7年03期）
苏倩雯[9]（2017）在《明清时期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打箭炉作为川藏贸易的集散地,地位举足轻重,在商业贸易中,商人的产生和发展对该地区乃至于国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梳理了明清打箭炉地区商人群体形成的背景,不同商人群体之间的贸易形式,并分析总结了商人群体的特点及其影响。第一章介绍打箭炉地区商人群体形成的背景。打箭炉地区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以及明清之际商路的拓展,使其拥有了独特的优势,加之明清政府势力的深入,贸易集散地从雅安转移到打箭炉地区,茶叶贸易兴盛,政府以茶治边政策的实施,促进了该地商业的发展,茶马贸易的兴盛和锅庄贸易的发起促使各地商人纷纷来到打箭炉,为商人群体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二章分析明清时期打箭炉地区的商人群体。首先按照类型不同,把商人群体分成以陕商为主的外省商人、本省的川商、地域性的特殊商人群体,以及由于清末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进入打箭炉地区的外国商人,并对以上做简要说明;其次,根据商人群体间不同的贸易方式分别介绍汉、藏商人群体间的贸易往来;最后,以陕商为个案进行研究,通过对陕西会馆和商号的研究,辐射出明清打箭炉地区商人群体的形态。第叁章对明清时期打箭炉地区商人群体进行评价。通过第一章和第二章的梳理,本章着重阐述商人群体在打箭炉地区的社会地位,主要体现在商业贸易与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促进了金融业的发展和推动省际之间的经济发展叁方面,借以分析商人群体的特点及其局限性。余论部分主要对打箭炉地区商人群体在民国时期的发展状况简要概述。(本文来源于《青海师范大学》期刊2017-04-01）
高波,邓方荣,胡奇志[10]（2014）在《浅析茶马互市与打箭炉城市的形成》一文中研究指出打箭炉在历史上被称为"汉藏走廊第一城",它的产生与发展,与川藏间的茶马贸易密切相关。文章从我国古代城市界定的四个基本要素来分析茶马互市与打箭炉城市形成之间关系。(本文来源于《四川建筑》期刊2014年05期）
打箭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康定旧称"打箭炉",是清初以来因边茶贸易兴起的一座汉藏共居的着名边城。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后,为增进与藏人的文化整合,围绕地名、人名及信仰进行了一系列主观建构:先是塑造"打箭炉"地名及附会诸葛亮"让一箭之地"传说,接着建构出"郭达将军"和"郭达将军庙",最终发展出汉、藏民族"同祀共欢"的"将军会"。汉人所进行的一系列主观建构,遵循"借用"原则,在妥协、兼容和尊重藏文化特质基础上,通过"求同"途径达成"共享",并将"共享"发展至信仰层面,实现与藏人的文化整合。这既是清代以来汉藏民族进行大规模文化整合的一个典型案例,同时对理解历史上乃至当今汉族与非汉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交融,也不乏启示与借鉴意义。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打箭炉论文参考文献
[1].刘正刚,黄学涛.清前期打箭炉地区地震与官府赈灾探析[J].民族研究.2019
[2].石硕,邹立波.“打箭炉”:汉藏交融下的地名、传说与信仰[J].思想战线.2019
[3].田茂旺.论清代打箭炉榷关的设置与管理制度变化[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4].许存健.清代打箭炉关与川藏商品流通[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5].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6].高波,邓方荣,胡奇志.“汉藏走廊第一城”打箭炉[J].中国地名.2018
[7].赵艾东.19世纪后期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两访打箭炉(康定)及启示[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8].赵心愚.打箭炉“查勘地界”与清朝对康区东部政策的调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9].苏倩雯.明清时期打箭炉商人群体的历史考察[D].青海师范大学.2017
[10].高波,邓方荣,胡奇志.浅析茶马互市与打箭炉城市的形成[J].四川建筑.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