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集合群落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集合群落,土壤动物,文献计量分析,群落结构
集合群落论文文献综述
郭雨溪,高梅香,刘洁,吴东辉[1]（2018）在《集合群落及其在土壤动物群落构建中的应用》一文中研究指出集合群落(metacommunity)指的是一系列由多个潜在的相互作用的物种通过扩散联系起来的局域群落。集合群落研究的基本问题是同一系统中多物种共存的机理、多样性的成因与维持机制。为了解决这些经典问题,Leibold提出了集合群落理论的4个经典范式,即斑块动态理论、物种分配理论、中性理论和集群效应理论。集合群落理论可以应用于土壤动物群落构建研究领域,解决多空间尺度土壤动物空间分布模式与驱动机制等问题。本文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梳理了集合群落自1992年提出到目前为止,集合群落理论、结构、驱动力以及基于功能性状的集合群落机制研究等四大核心方向与研究热点。同时,本文结合目前国内外土壤动物集合群落理论研究现状,提出进一步深入开展多尺度土壤动物多样性时空格局动态研究,旨在为土壤生物多样性管理提供对策措施。(本文来源于《生态学杂志》期刊2018年09期）
万云[2]（2015）在《淮河流域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陆地景观中的集合群落通常是指多个局域尺度上的群落通过其物种的扩散而连接一起的,其生境并不相连的群落集合。然而对于河流生态系统来说,由于河网结构具有连通性,因此单个群落的生境通过水流而相连,并且水流还有方向。因此,河流生态系统中的集合群落不同于陆地景观中集合群落。本论文以淮河中上游流域为研究对象,是典型的多闸坝的平原河网区;通过分析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的空间格局特征,探讨环境因素、河网结构及多闸坝的联合效应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的影响,以期揭示多闸坝平原河网区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构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较低,但群落结构空间差异性明显。该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主要以寡毛纲和和昆虫纲的摇蚊科为代表的耐污种为优势种,而以蜉蝣目、襀翅目和毛翅目为代表的敏感种和清洁种却很少出现;说明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受到较严重的污染,造成了耐污种的大量繁殖,但敏感种在大量消失,从而降低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根据群落结构的相似性指数(Bray-Curtis dissimilarity),整个研究区的样点被分为四组,且各组均有不同的指示种;同时发现大型底栖动物的五种摄食功能群(收集者,滤食者,扑食者,撕食者和刮食者)在各组分配比例也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说明研究区域的群落结构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异质性。(2)无论在丰水期还是平水期,流域的河网结构对大型底栖动物的集合群落构建均有显着的影响(p<0.005),但与陆地距离相比,河流距离并没有体现明显的优势,这可能是由于淮河流域是个多闸坝的区域,所存在的大量闸坝降低了河流的连接性,从而削弱了水路扩散的能力。同时,我们也发现河流的方向性的扩散过程也未体现优势,其解释率在叁个模型中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区域是以平原型河网为主,其流向不明确,因此对大型底栖动物顺流而下的方向性扩散影响相对较弱。陆地与水路距离主要影响大尺度上的群落结构,而方向性距离主要影响小尺度上的群落空间结构。虽然基于陆地距离和水路距离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的影响显着大于方向性距离,但并不能说明大型底栖动物主要是以陆地扩散或水路扩散为主,而方向性扩散较弱,因为大尺度的群落结构可能一部分是受空间结构的环境变量的影响;而小尺度的群落结构主要是与物种的扩散过程有关。(3)研究区域的环境变量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主要体现研究区域的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通过环境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前项选择与冗余分析发现:环境变量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有显着的影响;总氮、氨氮、透明度、多年均气温及生境质量是决定研究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关键环境变量。通过环境变量与空间变量的方差分析发现,大部分环境变量约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解释能力受到空间效应的影响;本研究区域中可被环境变量解释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差异的25%-80%来自于环境效应与空间效应的共同作用,在去除空间效应后,各个环境变量的解释率均降低,但总氮、透明度和年均气温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仍然显着,为影响研究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的关键变量。(4)对于河流生态系统来说,闸坝影响水生生物集合群落结构构建。一方面闸坝通过影响生物的扩散过程而直接影响集合群落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河流生态环境条件而间接影响集合群落结构。本研究区内的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受到闸坝纯空间影响远大于其与环境变量的共同作用,说明闸坝的直接影响可能大于其间接影响;且中、小尺度的空间变量的影响显着大于大尺度的空间变量的影响,由于大尺度的群落结构通常与环境的空间结构有关,而中小尺度的群落结构主要与扩散过程有关,因此可进一步推断闸坝主要通过扩散限制来直接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的集合群落结构,而通过改变生态环境来间接影响集合群落结构的作用相对较小。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作者认为研究区内的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主要耐物种为优势种,而敏感种和清洁种较少出现;群落结构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异质性。虽然与陆地距离相比,流域的河网结构和流向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构建的影响优势不明显,但其均有较大且显着的影响;同时发现环境变量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也有显着的解释能力,但大部分影响来自于环境与空间的共同效应。对于多闸坝的平原型河网区,该区域的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主要受到闸坝对物种扩散限制影响较大,而通过闸坝来改变环境条件的间接影响相对较小。(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5-08-01）
查木哈,武晓东,付和平,袁帅,乌云嘎[3]（2015）在《阿拉善荒漠啮齿动物集合群落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当生态学家探求在破碎化的栖息地中,群落物种的共存机制、多样性、局域尺度的性质和过程被放到更广阔的时空框架内时,就出现了"集合群落"这一概念。Leibold提出了集合群落概念,他们将一个集合群落定义为局域群落集,这些群落由各个潜在的相互作用的物种的扩散连接在一起。集合群落理论描述了那些发生在集合群落尺度上的过程,并且提出思考关于物种相互作用的新方法。集合群落概念为群落生态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革命性的范式,集合群落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是同一系统中多物种共存的机理、多样性的形成原因与维持机制。该范式强调区域范围内群落中的综合变异,强调环境特证和栖息地之间通过扩散调节的生物相互作用和空间变化。Leibold等提出了解释集合群落结果理论上的4个生态范式,即(1)中性理论;(2)斑块动态理论;(3)物种分配理论;(4)集团效应理论。之后有大量有关检验这4种生态理论的研究,但是有关陆地脊椎动物系统的集合群落的研究较少。2010—2012年,通过在内蒙古阿拉善荒漠景观中的8个固定样地中,对啮齿动物、栖息地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利用冗余分析和偏冗余分析,评估环境特征和空间特征对物种组成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特征独自解释72.8%的啮齿动物物种组成变化,空间特征独自解释33.8%的物种组成变化,环境特征和空间特征共同解释86.5%的啮齿动物物种组成变化,结果显着(P=0.032);去除环境特征之后,空间特征解释13.7%的变化(P=0.246),结果不显着;去除空间特征之后,栖息地变化解释52.7%的变化(P=0.016);环境特征和空间特征的交互作用解释20.1%的物种组成的变化,该区域啮齿动物群落构成集合群落,物种共存中环境特征起着主导作用,由物种分配理论解释该集合群落结构。(本文来源于《生态学报》期刊2015年17期）
查木哈[4]（2014）在《荒漠区啮齿动物集合群落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集合群落(metacommunity)为群落生态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革命性的范式,该范式强调区域范围内群落中的综合变异,强调环境特点和栖息地之间通过扩散调节的生物相互作用和空间变化。集合群落研究的最基本问题是同一系统中多物种共存的机理、多样性的成因与维持机制。为此,必须检验能够解释集合群落结构理论上的四个生态范式,即(1)中性理论(neutral theory);(2)斑块动态理论(the patch dynamic);(3)物种分配理论(species sorting)和(4)集团效应理论(mass effect)。而国内外有关陆地小型哺乳动物集合群落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实证研究则更少。本研究在内蒙古阿拉善荒漠啮齿动物区域组成调查的基础上,于2006-2012年,在阿拉善左旗南部荒漠景观的8个斑块中,利用标志重捕法对啮齿动物及栖息地环境因子进行了专门研究,应用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和偏冗余分析(Partial Redundancy Analysis, Partial RDA)评估环境特征和空间特征对物种组成的影响,明确阿拉善荒漠啮齿动物集合群落特征,分析了不同时间尺度(1、3、5、7年)和不同季节(春、夏、秋)集合群落动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区域尺度下,啮齿动物群落Jaccard多样性指数与Sorenson多样性指数变动趋势相似,Cody多样性指数变动规律与Jaccard多样性指数与Sorenson多样性指数的变动规律相反,植被是影响啮齿动物共存的重要影响因素。(2)较大区域,纯环境变异对物种组成的变化作用极显着(P<0.01),纯空间作用显着(P<0.05),该区域啮齿动物构成集合群落,集团效应范式解释该区域啮齿动物集合群落的结构。(3)较小区域,纯环境变异对物种组成的变化作用显着(P<0.05),纯空间作用不显着(P>0.05),该区域啮齿动物构成集合群落,并由物种分配理论解释啮齿动物集合群落的结构。(4)在不同时间尺度下,较小区域啮齿动物优势种未发生改变,均为子午沙鼠(Meriones meridianus)和叁趾跳鼠(Dipus sagitta)。在1年、3年、5年和7年不同的时间动态中,生境斑块之间扩散的鼠种为2种、4种、4种和5种,扩散的个体为4、38、63和90；扩散的鼠种及数量逐渐增加。(5)在1年、3年、5年和7年不同时间尺度下,较小区域中,草本盖度均显着影响啮齿动物物种组成。纯环境特征解释的变化均显着,纯空间特征解释的变化均不显着,集合群落结构均由物种分配范式解释。(6)较小区域,春季优势种为叁趾跳鼠和五趾跳鼠,夏季和秋季优势种均为子午沙鼠和叁趾跳鼠。在不同的季节,啮齿动物集合群落结构均由物种分配范式理论解释。(本文来源于《内蒙古农业大学》期刊2014-06-01）
徐盛[5]（2014）在《空间因子和不同尺度环境变量对溪流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集合群落组成的相对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生物群落的空间分布格局和机制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空间因子和环境因子都已被证明是生物群落空间特征的重要驱动因子。溪流生态系统是一个典型的等级系统,溪流生物群落组成和结构受到来自于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因子的作用。然而,空间和环境因子的相对作用的大小,不同空间尺度环境因子作用的大小,会因所研究的生物类群、地区、或者干扰形式不同而有差异。本文拟以渭河流域(西安地区支流水系)和钱塘江流域的溪流底栖动物群落、EPT(蜉蝣目、禳翅目和毛翅目)昆虫为研究对象,探讨空间因子、环境因子和不同空间尺度环境因子的相对作用,分析底栖动物和EPT群落空间特征的驱动机制,如关键的环境驱动因子和空间尺度,为水质生物评价和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数据。我们采用两种方法构建群落间的空间因子：主轴邻矩法(Principal Coordinates of Neighbor Matrices, PCNM)和非相称特征向量图法(Asymmetric Eigenvector Map,AEM),计算获得表征样点间空间关系的特征值(PCNM和AEM空间因子)。环境因子包括代表自然环境梯度的环境因子和表征人类活动强度的环境因子。所有的环境因子按其空间尺度大小分为流域尺度、沿岸带尺度和局部尺度叁类。我们首先采用前向筛选法(Forward selection)、冗余分析(Redundancy Analysis, RDA)或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CA)获得影响底栖动物或EPT群落组成的空间因子、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因子,然后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或偏CCA (partial CCA,pCCA)分析法获得空间因子、不同空间尺度的环境因子决定底栖动物和EPT群落特征的相对作用。渭河流域25个山区样点和23个平原样点共采集到底栖动物194个分类单元(以下简称“种”),EPT67种。其中山区样点159种,EPT64种；平原样点底栖动物96种,EPT22种。山区样点和平原样点间54个自然环境因子和54个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环境因子存在显着差异,平原样点的受人类活动的干扰强度明显高于山区样点。方差分解和pCCA分析结果表明,对山区样点的底栖动物群落而言,纯环境因子可以解释的群落变异为17.9%,远远大于纯PCNM(0.5%)和纯AEM(0.5%)。从空间尺度看,纯河段尺度的环境变量对群落差异的解释量为16.8%,而纯沿岸带尺度和纯流域尺度的解释量都为0。河段尺度的关键环境变量为栖境得分、Mg2+含量、平均水宽、基岩底质百分比、平均流速和样点降水季节性差异。对山区样点EPT而言,纯AEM因子可以解释的变异为9.6%,纯环境和纯PCNM都为0。对平原样点的底栖动物群落而言,纯环境因子解释了30.3%的群落变异,纯空间因子解释量为0；对平原样点EPT而言,纯AEM解释的变异(25.5%)远远高于纯环境因子(3.7%)和纯PCNM(0)。钱塘江流域79个样点共采集到底栖动物258种,EPT60种。方差分解和pCCA分析结果表明,对钱塘江样点底栖动物群落而言,纯AEM解释了17.1%的变异,高于纯环境因子(8.0%)和纯PCNM(5.2%)；对于钱塘江样点EPT,纯环境因子的解释量(21.3%)远远高于纯PCNM(2.8%)和纯AEM(1.1%)。从空间尺度看,纯河段尺度环境因子解释底栖动物群落6.4%的变异,略高于沿岸带尺度环境因子(3.2%)和流域尺度环境因子(5.2%)；对于EPT而言,纯河段尺度环境因子解释量为14.0%,远大于纯沿岸带尺度(0.8%)和纯流域尺度(3.6%)。(本文来源于《南京农业大学》期刊2014-06-01）
艾者协措[6]（2013）在《生态位分化、扩散和集合群落空间构型对于群落可重复性、物种稀有性和物种配置的影响》一文中研究指出生态位理论和中性理论是解释群落构建机制的两个基本理论。这两个理论从相反的角度解释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即生态位理论强调的是物种间的生态位分化(niche partitioning),而中性理论强调的是物种的生态等价性(ecological equivalent)和随机漂变(stochastic drift)。本文是基于这两个理论来研究群落组成的可重复性(repeatability of community composition)、物种的稀有性(rarity)和物种配置(species-sorting)。群落组成可重复性理论上是指在同一条件下同一群落的可重复程度。稀有种(rare species)是指在给定的区域中具有多度较小或频度较小的物种,它也是相对于常见种而言的。物种的稀有性可以通过群落物种多度分布(species abundance distribution)来表示。物种配置是物种分布模式的一种,它阐述了物种与生境之间的关系。这叁者都从不同的方面表述群落组成结构及构建过程。群落组成的可重复性与群落组成的稳定性、可预测性、保护生物学和恢复生态学等密切相关。在中性模型和生态位模型中,迁移和局域扩散限制都能影响群落的组成,因此我们利用基于个体的空间明晰模型来研究迁移率和局域扩散限制强度对于中性群落和生态位群落可重复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中性模型中,群落的可重复性与迁移率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与局域扩散距离之间是负相关关系；而在生态位模型中,群落可重复性与迁移率之间是先减小后增加呈现倒的单峰曲线,与局域扩散距离之间是正相关关系。只有当两种群落都具有较高的迁移率或者是生态位群落具有较大的局域扩散距离而中性群落具有较低的局域扩散距离时,中性群落和生态位群落之间的可重复性才比较高。因此,我们的结果显示群落组成的可重复性不仅与群落类型有关,而且与迁移率和局域扩散限制有关。中性理论和生态位理论都能解释群落中物种的稀有性：生态位理论认为稀有性与资源划分过程有关系,而中性理论认为统计上等价物种的随机漂变才是导致物种稀有的原因。本文研究的是将生态位和中性同时作用时物种稀有性的影响。在此利用网络式的集合群落,然后将生态位分化和随机的出生、死亡等过程相结合。结果显示在给定的生态位宽度下,局域群落稀有种数和迁移率之间呈现单峰曲线的关系,而物种丰富度和迁移率之间也是单峰曲线的关系。而且前者是导致出现后者的原因。因此将生态位分化和迁移结合起来能为生态群落中普遍存在的物种的稀有性提供一种新的解释。物种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要依赖于物种追踪喜好的环境条件的能力和应付量效应(mass effect)的能力与统计随机性(demographic stochastic)。在此我们研究了生境结构(空间结构和环境异质性结构)对于物种分布的影响。利用了网络式集合群落和空间环境的异质性,而且利用两种方式来度量物种分布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强度：中性程度(neutrality)和物种配置强度(strength of species-sorting)。我们发现：当群落之间物种的扩散能力比较弱时,中性程度随着群落的中心度(centrality)的增加而增加,而物种配置强度则随之而减小；当群落之间物种的扩散能力比较强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同时我们也发现中性程度随着环境异质性的增加而减小,物种配置强度则随之而增加；物种配置强度和生态漂变(ecological drift)两个看似相反的概念并不总是相反,当出现较强的量效应时两者都很低。在研究物种分布时必须将环境的空间结构和扩散的空间结构都要考虑。为了能更全面的了解群落动态过程和分布模式,应将生态位理论和中性理论相结合,在此基础上研究群落的各种属性是以后工作的大方向。(本文来源于《兰州大学》期刊2013-10-01）
刘静[7]（2013）在《东江流域底栖硅藻多样性及集合群落的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集合群落指一系列的单个群落通过物种的扩散作用而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多个群落的集合。传统意义上的集合群落，其单个群落的生境之间并不直接相连，仅通过物种的扩散作用相连。而对于河流网状水系生态系统，其具有特殊的连通性和等级性，各生境之间可以通过水流直接相连，且水流具有单一方向性，这些都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集合群落。本论文以南亚热带大型河流东江为研究对象，在调查底栖硅藻多样性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变量模型和变异分解的方法，研究河流网状水系生态系统的集合群落结构。主要结论为：1、叁次采样，在东江流域内共收集底栖硅藻77属409种，单个采样点真香农多样性指数最高值为40.74；2、模拟水路扩散的MEM空间模型比模拟陆地扩散的PCNM模型更能解释硅藻群落的变异；模拟方向性扩散的AEM模型进一步更好的解释了群落变异，表明硅藻在河流生态系统中主要通过水流进行方向性扩散。3、底栖硅藻的集合群落结构由空间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且空间因素的作用大于环境因素。在环境因素中，与营养水平相关的变量解释能力最强。4、拦河坝显着影响河流的生境及底栖硅藻的集合群落结构。5、底栖硅藻不同功能群之间的集合群落结构存在差异，附着能力较弱的硅藻表现出较强的水流方向性扩散。(本文来源于《暨南大学》期刊2013-06-01）
张丰盘,李自珍,朱高峰[8]（2008）在《3物种食物链的集合群落中捕食者追赶和猎物逃逸对空间同步性的影响(英文)》一文中研究指出空间同步性能够导致区域物种灭绝从而降低集合种群的续存.存集合群落的框架内建立了两斑块3种群食物链联立模型来研究捕食者追赶和猎物逃逸对空间同步性的影响.由于种群存在较大的群落中,从集合种群向集合群落扩展是很自然的.表明了在集合种群中猎物逃逸降低空间同步性的结论在集合群落中有所改变.得到一个有悖直觉的结果:3物种食物链基层物种的逃逸并没有保护自己,反而增加了所有这3物种集合种群的空间同步性,因此也增加了灭绝的风险.这个结果说明在制定关于种群同步性也即续存的保护措施时,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也必须考虑.(本文来源于《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08年01期）
Jussi,T.ERONEN[9]（2007）在《地点覆盖度、集合群落、地质时期动物群:联接古生物学和现代种群生物学的概念》一文中研究指出在古生物群落中新近出现的地点覆盖度或发生率的概念,以及对生物集合种群的空间动态学的深入了解,使古生物学和现代生物学的联系更加紧密。集合群落的概念以及地质时期动物群的古生物学认识显示,将古生物学和生态学结合在一起是大有希望的。评述了目前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并以欧亚大陆大型食草动物群落的发育作为范例,介绍了运用这些理论来研究化石记录的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化石记录中种群覆盖度的研究可以在以化石为基础的进化研究和以现生有机体为基础的进化研究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地点覆盖度最大的类群,像现代生态学中发生率最大的类群一样,往往是地理分布最广泛、在当地最丰富的类群。(本文来源于《古脊椎动物学报》期刊2007年02期）
周淑荣,王刚[10]（2002）在《集合群落(metacommunity)研究动态》一文中研究指出由于人类活动等原因,自然生境在日益丧失和破碎化。因此,集合种群结构作为空间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途径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斑块化环境中的生物群落即集合群落也成为生态学的一个研究热点。文中综述了集合群落动态,群落物种丰富度和物种分布,生境的丧失和破坏对集合群落的影响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文来源于《生态科学》期刊2002年02期）
集合群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陆地景观中的集合群落通常是指多个局域尺度上的群落通过其物种的扩散而连接一起的,其生境并不相连的群落集合。然而对于河流生态系统来说,由于河网结构具有连通性,因此单个群落的生境通过水流而相连,并且水流还有方向。因此,河流生态系统中的集合群落不同于陆地景观中集合群落。本论文以淮河中上游流域为研究对象,是典型的多闸坝的平原河网区;通过分析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的空间格局特征,探讨环境因素、河网结构及多闸坝的联合效应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的影响,以期揭示多闸坝平原河网区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构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多样性指数较低,但群落结构空间差异性明显。该大型底栖动物群落主要以寡毛纲和和昆虫纲的摇蚊科为代表的耐污种为优势种,而以蜉蝣目、襀翅目和毛翅目为代表的敏感种和清洁种却很少出现;说明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受到较严重的污染,造成了耐污种的大量繁殖,但敏感种在大量消失,从而降低了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根据群落结构的相似性指数(Bray-Curtis dissimilarity),整个研究区的样点被分为四组,且各组均有不同的指示种;同时发现大型底栖动物的五种摄食功能群(收集者,滤食者,扑食者,撕食者和刮食者)在各组分配比例也呈现明显的差异性,说明研究区域的群落结构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异质性。(2)无论在丰水期还是平水期,流域的河网结构对大型底栖动物的集合群落构建均有显着的影响(p<0.005),但与陆地距离相比,河流距离并没有体现明显的优势,这可能是由于淮河流域是个多闸坝的区域,所存在的大量闸坝降低了河流的连接性,从而削弱了水路扩散的能力。同时,我们也发现河流的方向性的扩散过程也未体现优势,其解释率在叁个模型中相对较低,这可能是由于研究区域是以平原型河网为主,其流向不明确,因此对大型底栖动物顺流而下的方向性扩散影响相对较弱。陆地与水路距离主要影响大尺度上的群落结构,而方向性距离主要影响小尺度上的群落空间结构。虽然基于陆地距离和水路距离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的影响显着大于方向性距离,但并不能说明大型底栖动物主要是以陆地扩散或水路扩散为主,而方向性扩散较弱,因为大尺度的群落结构可能一部分是受空间结构的环境变量的影响;而小尺度的群落结构主要是与物种的扩散过程有关。(3)研究区域的环境变量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主要体现研究区域的南北差异和东西差异;通过环境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前项选择与冗余分析发现:环境变量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有显着的影响;总氮、氨氮、透明度、多年均气温及生境质量是决定研究区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的关键环境变量。通过环境变量与空间变量的方差分析发现,大部分环境变量约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解释能力受到空间效应的影响;本研究区域中可被环境变量解释的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差异的25%-80%来自于环境效应与空间效应的共同作用,在去除空间效应后,各个环境变量的解释率均降低,但总氮、透明度和年均气温对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影响仍然显着,为影响研究区内大型底栖动物的关键变量。(4)对于河流生态系统来说,闸坝影响水生生物集合群落结构构建。一方面闸坝通过影响生物的扩散过程而直接影响集合群落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河流生态环境条件而间接影响集合群落结构。本研究区内的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受到闸坝纯空间影响远大于其与环境变量的共同作用,说明闸坝的直接影响可能大于其间接影响;且中、小尺度的空间变量的影响显着大于大尺度的空间变量的影响,由于大尺度的群落结构通常与环境的空间结构有关,而中小尺度的群落结构主要与扩散过程有关,因此可进一步推断闸坝主要通过扩散限制来直接影响大型底栖动物的集合群落结构,而通过改变生态环境来间接影响集合群落结构的作用相对较小。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作者认为研究区内的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主要耐物种为优势种,而敏感种和清洁种较少出现;群落结构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异质性。虽然与陆地距离相比,流域的河网结构和流向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构建的影响优势不明显,但其均有较大且显着的影响;同时发现环境变量对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也有显着的解释能力,但大部分影响来自于环境与空间的共同效应。对于多闸坝的平原型河网区,该区域的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结构主要受到闸坝对物种扩散限制影响较大,而通过闸坝来改变环境条件的间接影响相对较小。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集合群落论文参考文献
[1].郭雨溪,高梅香,刘洁,吴东辉.集合群落及其在土壤动物群落构建中的应用[J].生态学杂志.2018
[2].万云.淮河流域大型底栖动物集合群落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D].南京大学.2015
[3].查木哈,武晓东,付和平,袁帅,乌云嘎.阿拉善荒漠啮齿动物集合群落实证研究[J].生态学报.2015
[4].查木哈.荒漠区啮齿动物集合群落研究[D].内蒙古农业大学.2014
[5].徐盛.空间因子和不同尺度环境变量对溪流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集合群落组成的相对影响[D].南京农业大学.2014
[6].艾者协措.生态位分化、扩散和集合群落空间构型对于群落可重复性、物种稀有性和物种配置的影响[D].兰州大学.2013
[7].刘静.东江流域底栖硅藻多样性及集合群落的研究[D].暨南大学.2013
[8].张丰盘,李自珍,朱高峰.3物种食物链的集合群落中捕食者追赶和猎物逃逸对空间同步性的影响(英文)[J].兰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
[9].Jussi,T.ERONEN.地点覆盖度、集合群落、地质时期动物群:联接古生物学和现代种群生物学的概念[J].古脊椎动物学报.2007
[10].周淑荣,王刚.集合群落(metacommunity)研究动态[J].生态科学.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