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国立中央大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抗战时期,中央大学,府学关系,合作
国立中央大学论文文献综述
胡天银[1]（2019）在《合作与冲突》一文中研究指出我国近现代大学发轫于民族内忧外患之际,民族救亡、文化重建与人才培养是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因此其与国家、社会、政府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央大学作为国民党政府着力打造的“首都最高学府”,其深入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与学术发展之中。本研究将中央大学置于十四年抗战背景之下,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进行考察和分析。通过历史考察与学理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表现为两种形态: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政府需求与中央大学治校理念的契合是府学合作的基础。中央大学在工、农、医等实科发展中密切联系政府国防、经济、民生建设需求,《新民族》学人以学术探究的方式积极服务政府抗战建国策略的实施都是合作的体现,合作使府学关系更加紧密。然府学间虽有共识与合作,亦有矛盾与冲突。在人事上存在政治因素与学术标准的冲突;在经费上存在政府拨付不足与不能满足学校发展及师生需求的冲突;在管理上,存在政府控制学生运动与学生寻求自治之间的冲突。尽管府学间存在冲突,但合作大于冲突是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主旋律。第二,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社会层面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因素是基础因素。政府层面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政府意志是核心,经费拨发、教育政策、人事安排则为政府意志的具体体现。学校层面的因素则作用各不相同,在府学关系中校长多为平衡者,而师生多为抗争者。第叁,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实质是学术与政治、知识与权力的合作与冲突。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府学关系处于动态平衡之中,其二府学关系未形成制度化约束。第四,通过考察抗战时期中央大学与政府关系的历史可以得到以下启示:遵循大学逻辑行事,维持府学关系平衡;建立师生监督组织,保证府学关系透明;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明确府学关系边界。(本文来源于《云南师范大学》期刊2019-04-23）
张梓佳,尹晓冬[2]（2019）在《原国立中央大学英籍教授司徒德生及其对物理学的贡献》一文中研究指出司徒德生,英国物理学家. 1935年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2年后返英.司徒德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太阳软X射线光谱,参与了英国Skylark火箭项目.在英美合作卫星项目中,与伦敦大学一同对运载测量仪器进行改进.本文通过档案等文献对司徒德生的生平,包括在中国的工作及其科学成就进行了梳理与挖掘,以期对这个抗战期间在中国教学的物理学家有所了解.(本文来源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童肖,夏如兵[3]（2018）在《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特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汇集了一批优秀的农学家,他们在作物品种选育、病虫害研究、畜牧兽医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他们的努力下,中大创立起国内领先乃至国际一流的农业学科,对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为样本,对其年龄、籍贯、学科分布、留学状况进行计量分析。中大农学家群体主要来自于江浙及沿海城市,学科分布广泛且研究成果丰硕。其中90%以上具有留学经历,主要留学国家包括日本、美国及欧洲国家,求学专业和高校基本与于各国农业科技和农业教育的发展水平相关。受益于中大对师资引进的重视,农学家群体不断壮大,25~44岁的青壮年教师构成了这一群体的主力军。(本文来源于《农业考古》期刊2018年03期）
刘瑛,昭质[4]（2018）在《国立中央大学的变迁》一文中研究指出肇始叁江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8月,清政府令各省迅将书院改为学堂。1902年5月,两江总督刘坤一遵旨邀请了社会名流并学者张謇、缪荃孙、罗振玉等共商办学事宜。经讨论一致认为:兴办学堂的最大困难是师资缺乏和资金短绌;而办师范学堂,既可培养师资,又可比办普通高等学堂节省一半经费。刘坤一遂上奏章《筹备(本文来源于《档案记忆》期刊2018年04期）
肖菊梅,李如密[5]（2018）在《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论学科发展透视——以国立中央大学为个案》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教学论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教育科、教育学系、师范学院下设教育学系叁个阶段,呈现出以下特征:培养目标上注重学术性和社会应用性结合;课程设置注重理论与实践、必修与选修相结合;开展教学实验与研究;教师多有国外留学经历。国立中央大学教学论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以下启示:教学论学科在讲求学术性的同时要注重社会应用性的发挥;依据课程的内在体系进行课程设置;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注重"中与西"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本文来源于《江苏高教》期刊2018年02期）
阳建强,汤晔峥[6]（2017）在《历史校园的价值判断与整体保护——以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总体价值、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叁方面分析总结了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历史建筑群的遗产价值,并针对历史校园保护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提出最大化保护不同时期的历史信息、加强历史校园空间格局的整体保护、建构科学客观的遗产评估体系、开展系统的历史校园有机更新和历史校园及其遗产的合理利用等措施,实现可持续的保护与再利用目标。指出应以遗产价值和发展需求作为基本尺度,建立科学、全面的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和整体保护框架,为国立中央大学旧址建筑群的永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来源于《中国文化遗产》期刊2017年05期）
黄伟[7]（2017）在《抗战时期汪伪“国立中央大学”与民国大学教育联系》一文中研究指出1937年,国民政府正式签署撤离南京,着手迁都重庆的布置。1940年,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汪伪政府成立,其在所占据殖民地区域大肆推行奴化教育,在中央大学的教育政策侧重于削弱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企图通过伪造历史教育的方式来重新树立人们对于汪伪政权的认识。本文针对抗战时期汪伪政府对中央大学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进行研究分析,讨论和重庆中央大学教育政策的区别,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对于民国教育所造成的影响和改变。(本文来源于《知识文库》期刊2017年13期）
李燕燕[8]（2017）在《国立中央大学音乐教育研究（1928-1949）》一文中研究指出“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最高学府,也是中华民国“国立”大学中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科音乐组(下文简称中大音乐组)1928年建立,到1949年南京解放后,改名为南京大学,结束了其历史进程。在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效仿并推行欧洲教育体制,把固定唱名法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其雄厚的师资力量与不俗的教育成果,使其音乐教育历史颇具研究价值。本文通过对中大音乐组史料的挖掘,对中大音乐组的历史发展、师生情况、课程设置、教学实践等方面进行梳理。笔者希望通过上述的梳理,能够客观的评价这一时期中大音乐组所取得的成绩。中大音乐组作为近代综合院校的师范音乐教育的一个缩影,其办学模式与历史价值为当下提供一个参考。(本文来源于《南京艺术学院》期刊2017-06-30）
刘静[9]（2017）在《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从"高师改大"运动之后,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就逐渐进入低谷时期,造成中等学校师资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实学"与"教学"严重脱离等问题。尽管20世纪二叁十年代,教育部曾进行过多次努力,试图改变这种局面,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学合格师资数量不足的问题进一步凸显,促使国民政府教育部不得不对认真对待这一问题。1938年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长之后,就立即着手对高等师范教育进行整改,要求在全国范围内设立6所国立师范学院,中央大学师范学院就是其中之一。中央大学由于具备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中央大学教育学院二十多年的师资、设备等方面的积累,所以在教育学院改设师范学院的过程中,相比较其他5所学校进行的更加顺利,也为此后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相对稳固的基础。1938年6所国立师范学院建立之后,此后教育部又陆续设立了 5所师范学院,截止到抗战结束共建立了 11所国立师范学院。教育部原本期待通过这些国立师范学院振兴高等师范教育,在短时间内快速培养出一批合格的中学师资。然而各国立师范学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了很多问题,使得社会各界对于战时各国立师范学院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这其中就包括朱家骅。1944年朱家骅就任教育部长之后,按照其一贯的师范教育主张,重新恢复文理学院在培养中学师资方面的作用,再次对各师范学院进行了统一改组。裁撤师范学院重复的文理系科,文理学院增收师范生,使得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建制基本回复到了战前状态。在抗战期间,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师生构成显现出了明显的特征变化。从整体上来看,教育学系的学生数量仍然是最多的,在整个师范学院内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而缺少了教育部力量的干预,自愿报考师范学院,尤其是师范学院内文理学系的学生比例实际上并不高,并且由于中央大学地理位置、战时交通不便等因素的影响,战时报考中大师范学院的学生也逐渐呈现出了本地化的趋势;而教师方面,中大师范学院的师资数量增长的非常快,教授的占比非常高,师资力量雄厚;中大师范学院严格的按照教育部所规定的等级发放薪资,尽管教师的工资等级并不太低,但和战时的物价水平来比,生活水平仍然十分堪忧。1938年中大师范学院建立之后,按照教育部的统一办学模式,设立了多元培养系统,包括初级部、本科生和第二部等,其中尤其注重对本科生课程进行调整,确保师范生培养过程中专业性与师范性的兼顾;但是为了实现教学节约,教育部要求师范学院文理系学生和文理学院共同修习,这种模式使得师范学院的课程设置并不能完全适应师范教育的需要,教学效果大打折扣;而中大师范学院的初级部和第二部由于经费、师资等原因,开展过程并不顺利。尽管抗战期间中大师范学院的发展整体比较艰难,但凭借着中大"最高学府"的独特身份以及常年的积累,在战时仍然设置了一些特色的系科,如艺术系、童子军专修科,同时还设置了师范科教育心理学部,开展教育研究工作,使得中大师范学院真正做到了培养师资和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抗战时期,中大师范学院的建立,提升了高等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系统中的地位,使得师范学院可以获得独立的经费和更多的话语权,挽救和发展了我国的高等师范教育事业;在战时的7年时间里,中大师范学院的存在对辅导战时大后方地区的中学教育、开展当地的社会教育、提升民众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对于中大师范学院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得中大师范学院内汇聚了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促使中大师范学院的教学和研究水平日益精进。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教育部并未能很好地解决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问题,师范学院在学生待遇、就业升学方面不具备吸引力,极大地影响了学生报考师范学院的积极性;并且在当时教育部实际仍然将师范学院作为文科院系对待,在"重理轻文"教育政策的影响之下,师范学院发展经费严重不足,限制了师范学院的发展速度;同时行政力量的过多干预,使得教育部在制定统一师范教育政策时,脱离了很多学校的实际情况强行发展,并且出现了教育政策因人而异、缺少连续性等情况。多方面的因素导致以中大师范学院为代表的国立师范学院在抗战时期的办学效果远远未能达到教育部的预期,所培养出的合格的中学师资数量十分的有限。但客观来说,仍然是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一次重要的探索,对于当今的高等师范教育改革仍然极具启发意义。(本文来源于《南京大学》期刊2017-05-01）
张守涛[10]（2017）在《焦土红花: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的大学集中于东南沿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多数高校不得不西迁而损失惨重。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因为准备充分,而成为损失最少、复课最早的高校,并保障了西迁重庆后的发展、壮大。西迁与办学对于日军的全面侵华,从1932年就开始(本文来源于《同舟共进》期刊2017年01期）
国立中央大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司徒德生,英国物理学家. 1935年受聘于国立中央大学物理系,2年后返英.司徒德生主要研究领域为太阳软X射线光谱,参与了英国Skylark火箭项目.在英美合作卫星项目中,与伦敦大学一同对运载测量仪器进行改进.本文通过档案等文献对司徒德生的生平,包括在中国的工作及其科学成就进行了梳理与挖掘,以期对这个抗战期间在中国教学的物理学家有所了解.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国立中央大学论文参考文献
[1].胡天银.合作与冲突[D].云南师范大学.2019
[2].张梓佳,尹晓冬.原国立中央大学英籍教授司徒德生及其对物理学的贡献[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9
[3].童肖,夏如兵.民国时期国立中央大学农学家群体特征研究[J].农业考古.2018
[4].刘瑛,昭质.国立中央大学的变迁[J].档案记忆.2018
[5].肖菊梅,李如密.民国时期大学教学论学科发展透视——以国立中央大学为个案[J].江苏高教.2018
[6].阳建强,汤晔峥.历史校园的价值判断与整体保护——以国立中央大学旧址为例[J].中国文化遗产.2017
[7].黄伟.抗战时期汪伪“国立中央大学”与民国大学教育联系[J].知识文库.2017
[8].李燕燕.国立中央大学音乐教育研究（1928-1949）[D].南京艺术学院.2017
[9].刘静.抗战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研究[D].南京大学.2017
[10].张守涛.焦土红花:抗战时期的国立中央大学[J].同舟共进.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