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日伪政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抗战时期,日伪政权,城市社会控制
日伪政权论文文献综述
王肇磊[1]（2019）在《抗战时期日伪政权的城市社会控制述论》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全面控制沦陷区城市、保障其殖民统治的社会秩序,通过向伪政权派驻顾问,实施严格的军事管制与伪司法警察制度,严密控制沦陷区城市民众、社会团体以及宣传媒体的社会活动等一整套社会控制的政策策略和手段,建立起了严格的社会统制系统。其严酷的社会控制严重窒息了城市发展的活力,直接导致了沦陷区城市的全面衰落。(本文来源于《汉江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9年05期）
丁高杰[2]（2019）在《华北日伪政权组建地方伪政权的策略——以伪豫北道为个案的考察》一文中研究指出华北沦陷后,日伪政权以北洋政府时期的豫北道为蓝本,在继承豫北道区划建制、道公署设置、道尹职权的基础上建立了伪豫北道。在保留豫北道基本形制的同时,日军采取道署顾问和特务机关相结合的异化政策,加强对伪豫北道的监督和控制。日军的异化政策,不仅改变了伪省公署对伪豫北道的一元化领导,而且削弱了伪豫北道的行政实权。日伪对豫北道的继承与异化,反映了华北日伪组建地方伪政权的一般策略。(本文来源于《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9年02期）
钱杉杉[3]（2018）在《日伪政权殖民文学语境下的身份构建——以华北沦陷区报刊为研究对象》一文中研究指出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华北沦陷区日伪政权为了实现完全统治中国的目标,利用报刊杂志实行思想殖民,塑造了新的民族观。日本殖民者对华北沦陷区进行了详尽的历史考察,获取了有助于操持被殖民地的殖民文化,并以报刊为媒介利用殖民文化,进行宏大的历史写作的工程,使报刊文本夹杂了各种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殖民意识,使日本侵华战争正义化,使中日亲善生硬的宣传自然化,呼吁民众共同反抗英美及国共两党。这些宏大的殖民文本建构,往往培养了殖民地人民自我认同的榜样,使得日本殖民主义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强势,成为在政治殖民统治终结后依然能施展作用的文化思维霸权,这样建设起来的一种民族观和操作模式,尽管是以华北沦陷区的民众为命,实际上只是日本殖民文化宰制的衍申。这一利用报刊进行殖民意识渗透的手段在华北沦陷区卓有成效,对沦陷区的抗日力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本文来源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期刊2018年05期）
白进伟[4]（2018）在《日伪政权在武汉沦陷区的文化建构》一文中研究指出对于新生政权来说,如何收拢民心,得到社会对他的认可,是亘久不变的话题,这种认可的表现之一即是民众对该政权的文化认同。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各方势力均是极力宣传自己的文化意识,比如国民党的“叁民主义”,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教育和大众媒体等手段对该地区的人民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建构,以期民众认同他们的统治。具体到本文,日本在攻陷武汉以后,扶持伪政权,意把武汉地区作为其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策划点,所以日本和伪政府必然会在武汉地区进行文化意识形态的建构,构建他们政权的“合法性”。日伪政权在武汉沦陷区的建构活动可谓是费心劳力,设立文化事业团体,以此为载体,一面通过报刊杂志宣扬中日“同文同种”,一面通过文协武汉分会、教育、文艺等活动,对武汉沦陷地区的民众进行新的文化意识建构,新的文化是以日本为指导的,中日两国相互沟通合作,共存共荣的东亚文化。日伪政权在文化建构活动中,首先是对自身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造,在化身为“正义”的一方后,再给予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形象加以“妖魔化”,意图武汉地区的民众放弃对蒋氏政权的信任;其次是通过方式各异的文化事业活动,如设立图书馆、办讲座以及观看影视作品等,宣传他们的文化思想;在宣传的过程中,日伪政权极为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利用,其中儒家文化和中国佛教等是其利用的重点,他们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阐释,寻求中日两国在文化上的同一性,宣传中日两国应该在文化上沟通合作,建立新的东亚文化。但是中日战争不单是政治军事的战争,同时也是文化的战争,面对日伪政权的文化殖民意图,国共两党以及爱国人士着文对日伪政权的文化策略宣战,文化之战在战时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最终日伪政权在武汉沦陷区的文化建构梦想,随着日本军事的败退而终结,“新东亚文化”的建构梦想最终消解。纵观日伪政权在武汉沦陷区的文化建构活动,虽然经过日伪政权的巧妙经营,文化活动具有隐蔽性和大众化的特点,但是他们对广大的市民来说,尤其是日本,终究是外来的侵略者,与他们谋合作,无疑会背上汉奸的骂名,所以日伪政权的文化意识难以取得广大民众的认可,只能以失败而收场。(本文来源于《华中师范大学》期刊2018-05-01）
黄燕,陆力,李亚南,杨琦[5]（2017）在《1939年辉县日伪政权统治下教育的实质》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略述了1939年以前辉县近代教育的发展情况,介绍了1939年辉县日伪政府学校设立情况,通过分析日伪县政府教育经费状况,教育内容与推行日语的举措,揭露了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辉县日伪政权统治下教育的实质,即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本文来源于《新西部》期刊2017年24期）
孙邦华[6]（2017）在《日伪政权统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奴化教育论析》一文中研究指出1938年4月,在原北平师范大学校址和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校址,日伪政权先后建立"国立北京师范学院"和"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1941年11月,又将两校合并改组为国立北京师范大学。伪政权创办该教育机构的直接目标是为沦陷区中等学校培养所需师资,实质上是把日本殖民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文化结合起来对中国沦陷区人民实施奴化教育。其奴化教育既标注在学校办学的宗旨上,也体现在课堂内的教学和课外活动等各个教育教学环节之中。师生被特务严密监视,校园如同一座人间地狱。在此恶劣环境里,选择继续在伪校执教的教师,大多数不得不"忍辱含诟",但仍有少数教师进行秘密抗日。多数学生在沉默中"容忍吞声",埋头于书本求知,一部分学生则转往后方,一部分学生则对奴化教育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虽然奴化教育活动及其当事人都已成为历史,但故事为什么发生与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永远值得深思。(本文来源于《北京社会科学》期刊2017年08期）
郭妍[7]（2017）在《沦陷时期北京商会和日伪政权关系简论》一文中研究指出商会是晚清时期政府与商界为发展实业而设立的。商会的活动不止限于会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中都担当了重要角色,深度参与了中国曲折多变的现代化进程,与整个社会演变密不可分。商会与政府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沦陷时期,日本扶持伪政权进行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保留了北京商会来并利用商会推行其政治统制和经济统制政策:在经济上,日伪政府利用商会进行商业调查,依靠商会举办博览会、派销商品、了解信息以加强商会同日本的关系;在政治上,日伪政府颁布《商会法》加强对商会的控制、利用新民会加强对商会的干涉、利用商会宣传治安强化运动。北京商会对日伪的这种统治的表现了一定的合作与协助:参与强化物资统制,协助控制物价,积极参与组合和物资配给;参与强化政治统制,开具身份证明、参与献机献金活动。然而,北京商会并没有完全沦为日伪统治的工具,仍然履行着自身的职责:在维护商人利益方面,代表商号与日伪政府交涉、保释商人、争取税收优惠;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协调商业运行、提供商业信息;在社会救济方面,参与1939年水灾救济和常年赈济。(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期刊2017-04-01）
贺怀锴[8]（2016）在《从民谣里解读日伪政权蹂躏下的苦难中国》一文中研究指出民谣的价值源于它的真实与鲜活,在乡土社会中它比任何一种文字史料都要真切与鲜活。民谣不仅是一种史料保存,更是民众精神世界的反映,从民谣中洞悉日军铁蹄下的苦难中国、伪政权下的苦难中国,没有人比经历苦难的人民更有发言权。进而从民谣中更深层次透视中国二个政党面对民族危亡时的民众印象,人民对国民党的茫然与无奈与人民对中共的希望与寄托形成鲜明对比,在民心得失之间,已然决定了国共日后的成败。(本文来源于《忻州师范学院学报》期刊2016年06期）
克里·罗杰斯,杨媛[9]（2016）在《日伪政权银行货币拾零》一文中研究指出七十多年前,曾经猖獗一时的日本关东军于1945年9月9日正式向中国投降。十四年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们在占领区推行的货币便是在华敲骨吸髓、统制经济、剥削百姓的铁证。如今,这些钱币在集币界已自成一脉,跻身主流收藏领域,成为20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本文来源于《金融博览(财富)》期刊2016年11期）
曹必宏[10]（2016）在《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一文中研究指出抗日战争时期,为培养忠实于日本的高级"人才",日伪政权十分重视公费留日学生的选派,伪华北临时政府(包括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汪伪国民政府以及各级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派了不少公费留学生赴日本留学。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资料为主,可以对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沦陷区内扶植的伪政权及其所属地方政权和御用团体选拔、派遣留日公费生的情况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梳理,进而深化抗战时期的日伪政权留日教育研究。(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研究》期刊2016年04期）
日伪政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权以北洋政府时期的豫北道为蓝本,在继承豫北道区划建制、道公署设置、道尹职权的基础上建立了伪豫北道。在保留豫北道基本形制的同时,日军采取道署顾问和特务机关相结合的异化政策,加强对伪豫北道的监督和控制。日军的异化政策,不仅改变了伪省公署对伪豫北道的一元化领导,而且削弱了伪豫北道的行政实权。日伪对豫北道的继承与异化,反映了华北日伪组建地方伪政权的一般策略。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日伪政权论文参考文献
[1].王肇磊.抗战时期日伪政权的城市社会控制述论[J].汉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
[2].丁高杰.华北日伪政权组建地方伪政权的策略——以伪豫北道为个案的考察[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3].钱杉杉.日伪政权殖民文学语境下的身份构建——以华北沦陷区报刊为研究对象[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18
[4].白进伟.日伪政权在武汉沦陷区的文化建构[D].华中师范大学.2018
[5].黄燕,陆力,李亚南,杨琦.1939年辉县日伪政权统治下教育的实质[J].新西部.2017
[6].孙邦华.日伪政权统治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奴化教育论析[J].北京社会科学.2017
[7].郭妍.沦陷时期北京商会和日伪政权关系简论[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7
[8].贺怀锴.从民谣里解读日伪政权蹂躏下的苦难中国[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
[9].克里·罗杰斯,杨媛.日伪政权银行货币拾零[J].金融博览(财富).2016
[10].曹必宏.抗战时期关内日伪政权选派留日公费生考略[J].社会科学研究.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