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市100081）
摘要：山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是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是实现脱贫攻坚的一条重要措施。但在发展山地特色农业的过程中，由于经营主体的不同，产生的具体结果也有明显的差别。本文就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增收的文献进行了相关梳理，并得出需要进一步通过调研来明确不同农业经营主体所发挥的作用问题。
关键词：农民增收；农业经营主体
引言
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在2018年的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优化和整合茶叶品牌资源、培育“张家界茶”公共品牌的舆论，规范“茂燕树莓”茶业的管理。
案例一
2017年1月，桑植县官地坪市铁石村张鹏飞成立了桑植县中草药种植专业合作社，推广覆盆子茶。当地村民参与“公司+村集体+村民”模式，村民参与达到60人。合作社以保护价格收集新鲜叶子，保证种植浆果茶的村民的收入。截至2017年3月，他的合作社已经驱使65名村民开发了237英亩的覆盆子茶。实现了同年增加每亩1000元收入的目标，成功使130多人摆脱贫困，生活得到了保障。
到2018年，覆盆子茶的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达到180户450亩覆盆子茶，其中112户贫困。在采茶季节，人均月收入超过1000元，年收益达到6000元，成功导致98人脱贫。此外，合作社还每年为村里没有劳动力的村民实行免费红利，每人每年约5000元。
案例二:
梁水口镇李家庄人彭冲于2015年成立张家界奔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与云南杨祖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湖南奔奔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覆盆子茶产品收购和销售战略协议。实现“连连市场，下一个村民”的生产，供应和销售一条龙服务。为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和销售优势，公司将在沙塔坪镇建设占地5000亩的覆盆子茶加工厂。完成3000多平方米的GMP车间建设，统筹全县各基地覆盆子茶的初加工和销售，树立品牌效应。
公司为村民，特别是贫困户调动了610亩土地，主要是每亩每亩50元。不仅可以有效利用闲置的荒山，还可以使村民获得一定的收入;在基地，工人的工资为每人每天70元。据统计，公司2016年和2017年支付工资103万元。
三年来，基地生产了5000公斤优质成品防霉茶，实现产值500多万元，直接惠及贫困人口712人，安置62名贫困人口稳定就业。
通过以上案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在十八大以来，全社会在对农村的巨大投入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
一、发展山地特色农业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工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长足进步，目前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8年以来中国首先实施了农村改革，逐步将原有的基于生产队的三级管理体制转变为基于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农业管理体制。经过对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中国农业在过去40年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基本满足了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农村农业农民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整体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城市收入相对于农村收入较高，就业机会相对较大。而农业产值相对较低，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在农村面临增收的困难，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据统计，仅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就有8000多万农业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与此同时，这一过程伴随着土地弃耕，农业副业，农业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关注党和国家的事业，提出了农村振兴战略。农村振兴，工业繁荣是重点，工业繁荣的微观基础是新农业管理实体的发展。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农业各种要素进行集约利用，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规模经济，通过改革压低制度成本，释放农村发展的活力。2012年底举行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新的农业管理实体的培育。2013年，中央““鼓励和支持将承包土地转让给大型专业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并开展各种形式的中等规模经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培育新的农业企业实体，发展各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动家庭管理，集体管理，合作经营，企业管理等农业管理方式的创新。
随着国家关注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新农业经营实体的数量不断增加。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公报，截至2016年底，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为179万。其中，农业普查在农业生产或服务的基础上登记了91万农民合作社。种植规模和牲畜出栏头数的标准划分，全国共有398万家规模农业经营户。其中，东部地区有村民119万户，中部地区有86万户，西部地区有110万户，东北地区有83万户。
二、山地特色农业研究相关动态
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山地农业的系统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1968年国际地理学联合会成立的“山地生态学委员会”它已成为山地农业系统研究开始的重要标志。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全球环境与发展会议的主要决议中，第21章，“21世纪议程”“脆弱生态系统管理-山区可持续发展”它致力于山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的“山地环境”一书系统地，逻辑地总结了山地国家在世界上取得的成就。并标准化描述了山的定义，山的特征和独特性。随后，联合国将2002年定为国际山岳年（IYM），这使国际社会特别关注山区农业经济问题。
国外对山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比较少，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程度较高，其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和非农产业中，山区人口分布较少，该地区的经济和工业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中不那么重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旅游和休闲产业的发展。
日本，奥地利，瑞士等少数山区发达国家在山地农业的开发和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以日本为例，日本山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70，日本对山地农业开发和发展的主要经验有：政府给予财政补贴用以支持山区半山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并根据其山地的陡坡度和缓坡地两个档次的土地生产条件差异，通过直接补贴向村民提供补贴和支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维护农村地区的年轻人，同时吸引新的农业工人进入农村发展。
其他发展中国家山地农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也值得学习。例如，尼泊尔和坦桑尼亚政府通过山地旅游和山地生态农业吸引了数千名游客;在泰国北部的山地园艺公司生产花卉;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的小村民使用他们独特的农产品来生产咖啡。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不仅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多山的国家。据统计，山地，丘陵和高原地区占全国陆地面积的69％。中国山地区的县级行政区数要占全国的2/3，人口和耕地分别占1／3与2／5，粮食占1／3[]。山地农业在中国农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
1983年，“山地研究”杂志的正式出版标志着中国山地研究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也反映了政府对山地研究的重视。2006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山地综合发展委员会（CNICIMOD）。该中心将山区开发作为其综合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了山区农民的收入，使其收入来源多样化，农业和农村收入多样化。
面对中国山地农业的发展，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观点，主要是加大科技投入，加快土地流转，扩大优势产业（谢晓辉等。2006年，村民在山地农业组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杜强等，2012），并在山地农业发展中建立人力资源支持体系（冯春燕等。2013年），发挥“政府手”，缓解山地农业的脆弱性（张盼春等，2013）等。这些建议对我国山地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关于新型经营主体
舒尔茨（Schultz，1973）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农业的快速稳定增长，但传统农业没有快速稳定增长的能力。Christiaensen（2018）讨论了农业发展对减贫的重要性，如何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部门投入增长来促进农业发展以达到减贫效果。研究表明为促进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的公共投资，提供资金的不同机制(融资、税收或补贴)可以对贫困产生广泛不同的影响。大多数外国学者将各国开发的农业管理实体划分为企业经营农场，兼职村民（副业村民）和合作社（合作经济组织）。从生产关系和管理方法的结合，企业管理的农场分为两种类型：家庭农场和公司型大农场。VANDERENG，P.（2006）比较了二战前爪哇和日本农业生产。针对农业生产的盈余问题，作者认为，不同的经营制度对农业生产盈余的影响相同，对农业投资产生的成效亦不同。
张根忠和黄祖辉（1997）认为，小规模的生产导致劳动力，种子，肥料和农药等多种生产要素利用不足，使用效率降低。劳动力由于缺乏专业化分工而降低了劳动效率。农民在出售农产品和购买生产资料过程中承担了过高的交易费用。村民小规模经营是制约农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人们认为，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走规模经营之路。
张曙光（2010）基于通州、宁阳、崇州等地市的案例，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转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它改变了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走上了集约化，工业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传统农业的产业结构往往是单一的发展，主要是粮食的种植。
万宝瑞（2014）认为，新农业经营的主体是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包括集中土地，大型农业机械，资本，商业思想和市场意识。它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是现代农业建设的领导者。并基于甘肃等省发展山地农业的调查，认为只有把山地农业建设成为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使农业真正成为富民产业。
不同类型的新农业企业实体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
(一)关于家庭农场
翁玉林（2009）大规模租赁土地供普通承包商进行大规模生产，可以进行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从而形成规模经济同时普通承包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一定的租金，并安心外出务工获取劳动报酬，减少种粮的机会成本。
根据江苏省的调查，孟飞（2015）拥有庞大的专业农场家庭和1532万亩土地，已成为中等规模经营的主要形式。根据调查，从事家庭农场的经营者中有78.9人是乡镇人，主要是返乡农民工，毕业生返乡，以及当地成功人士。家庭农场的盈利能力明显高于普通村民，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达到或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
(二)农业专业合作社
小秦和李建平（2015）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中国弱势群体的互助合作组织，代表着农民的根本利益。在解决小农分散经营困难，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农民组织化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冯健（2016）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作为弱势的“小生产者”为了在强大的“大市场”中获得竞争能力，它是一个自愿联合的非营利组织“与其成员一起提供与农业生产和管理有关的技术和信息等服务”，例如联合起来的村民购买的原材料、服务和出售的产品，因“量大从优”，既提高了自身的谈判地位，又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安全。合作起来之后，还可以分工合作，让专人负责，从而通过合作社能为村民提供广泛而优质服务，包括市场营销、技术和信息等等，并且更易争取到政府扶持和发挥政府政策效应。
(三)农业企业
蒋开生等实施品牌战略，开拓市场，增加市场份额，增加科技投入，提高产品生产力和质量。农业企业的发展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龙头企业主要从农产品增加值和保护价格的基值购买农产品，促进农业结构调整。扩大农民就业，促进农产品流通和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有效提高了农民收入。
王爱群和郭青海（2008）认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竞争力与农业产业化的整体发展有关。影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对龙头企业竞争力研究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远远高于对龙头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龙头企业的十大竞争力是山东，内蒙古，东北，广东，河北，江苏，天津和河南。它们都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区），或者是经济发达或较发达的省（市）。
(四)以新农业经营主体论述学者对农业产业发展的看法
刘凤琴（2006）以东北农村为例，发现土地规模经营规模与单位产量无关，借助世界银行对肯尼亚农场的研究，巴西及印度的案例，以及我国国内部分学者的调查研究，认为这个经验是可靠的。因此，仅仅从生产的角度考虑促进大规模土地管理的政策是不够的。
何雪峰（2011）在安徽省繁昌县培育新农业经营实体的实践中发现，新农业经营实体的规模经营，不仅收益率低于自养农民，而且应对农业风险和获取利润的能力严重不足。并根据在安徽的调研得出，土地大规模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于粮食生产、农民增收、农村基本秩序维护都是不利的结论。
徐家宏（2012）根据河北省某村进行的调查，认为如果规模过大，就不可能集中耕种，使用机器，雇用更多的工人，土地投资成本必然会增加，人们还认为，主要利益关系是土地，村庄的主要社会关系，中农中间部分的中等收入可以避免放弃，同时使土地利用效率最高
孙新华（2013）根据对五省六地的调查，发现在各地普遍存在的强推土地转让后，村民被迫进入强制商业化进程。在劳动力商品化过程中，村里很多一半的劳动力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再就业，但消费品的商业化提高了家庭的货币支出。这两方面的压力导致大多数村民遭受市场化，尤其是弱势老年人。
冯晓（2015）基于对渭南屏南镇农业管理主体培育和农业治理转型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过分强调“大户型”。过快的推进规模化经营，不仅降低了传统村民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村中不适宜外出打工人群的劳动力资源浪费，同时造成很多想种地而不得种地的农民群体，由此产生了很多隐性的矛盾和对抗。同时可能导致政府被经营大户形成的利益联盟所绑架，财政由此背上巨大生产和社会包袱。
赵晓峰赵祥云（2018）认为，新农业经营实体的发展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的速度。它加剧了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的趋势，改变了基本农村管理体制中的“分化”主题。“统一”的功能被忽视，呈现出复杂的发展态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于采取相应措施促进山地农业发展取得了共识，但在具体操作中，由怎样的经营主体来带动发展存在较大分歧。本次调研着重就这一问题，结合细砂坪村不同农业经营主体对当地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进行调研，试图在实际情况下考察新农业企业对当地农业的推动力，并就这些结果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
通过了解调研地发展山地特色产业的自然条件和农作物演变的历史原因，分析莓茶种植失败的原因，为现代农业快速发展探索一个切实可行的管理模型。
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前后的效果，以及通过该手段对比分析不同经营主体下推动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对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的影响。
通过这次亲身实践，关注现实，深入社会底层，发展特色产业进行深入调研，对当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角色，加强大学与基层之间的联系。
四、研究意义
有利于了解细砂坪村自然历史条件下莓茶产业发展基本情况和当地政府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莓茶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举措并以此为切入点了解我国山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情况。
有利于了解近年来中央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政策措施在村一级的具体落实情况，对当地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并通过对不同地方商业实体的比较分析，结合当地行业现状分析的原因。
有利于丰富小组成员的实践阅历，开阔视野，提升团队协作和实地调研能力，同时培养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的社会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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