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论文文献综述）
张璐[1]（2021）在《现代汉语授受语义范畴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授受义在汉语交际中经常出现,研究者们很早就开始了对授受语义的研究。汉语语法研究中,主要从形式出发,在双宾语结构、双及物构式和“给”字句等框架下解释授受义。这些研究虽然对人们认识授受义及表现形式有很大帮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授受语义是什么?表现授受语义的只有双宾语、双及物构式等形式么?从实际话语中可以发现,有些非双宾语形式也表现了授受语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本文从实际言语交际经验出发,站在语义的立场上,沿着“语义出发——形式表现”的解释路径,对汉语授受语义及表现形式做一个整体的描述和解释。1.建立授受语义范畴,解释其内涵、特征和结构授受语义范畴是基于授受行为事件抽象出来的事件图式,是人的一种认知范畴。其内涵可以表述为:某个主体的领有物转移到另一个主体的行为过程。授受语义范畴具有四个特征:主动性、移动性、方向性和得失性。授受语义范畴的构成决定于授受事件的构成要素,包括必有要素和非必有要素两类。必有要素是授受语义范畴话语形式生成的根本前提,包括授受主体、授受行为和授受对象。非必有要素对授受语义范畴来说不是必不可少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件要素,包括方式、时间、空间、结果、原因等。授受语义范畴赋予了各必有要素不同的特征,授受主体双方具有拥有能力、授受行为能力和损益性特征,可以是生命体或非生命体;对象具有可转移性和预存性特征,可以是具体事物、抽象事物或人。行为具有转移性,分为予取行为、交换行为和分享行为。2.授受语义范畴的语言表征形式本文将授受语义范畴的表现形式分为语言表征和话语表现。在语言层面上,授受语义范畴主要由授受动词表征,基于语料库,我们找到了243个能表征授受语义范畴的动词,从表征类型、抽象程度和音节形式三个方面对这些动词作了分析。根据授受语义范畴的类型,授受动词也可分为三类:予取类、交换类和分享类,每类还可以再细化为不同的小类;根据表征的抽象程度,授受动词可分为单纯型动词和复合型动词,前者只对授受行为本身编码,抽象等级高,后者除表征授受行为本身外,还包含事件的其他信息,抽象等级低。根据表征动词的音节可分为单音节动词和双音节动词,二者在使用频率、隐喻能力和语体方面存在差异。3.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话语形式授受语义范畴实现指言语交际中,授受语义范畴的具体化,即用话语指称具体的授受语义。根据语料,我们找出了汉语中实际存在的话语形式44种。再根据话语始发成分的要素性质,将话语形式分为动作者前置序列、参与者前置序列、行为前置序列和对象前置序列,各类序列在功能和特征上存在一定差别。与索取事件相比,给予事件在动词数量、组合形式数量和实际话语形式数量上存在一定优势。4.授受语义范畴话语形式选择的条件和原则归纳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话语形式是一种静态描述,在真实的言语交际中,话语形式是一个动态建构或选择过程,受到一定条件和规则的制约。基于对语料的分析,我们概括出了话语形式选择的条件,包括事件抽象程度的需要、主体的特征、主体关系、语境等条件。话语形式的选择过程除了条件外,还存在一些原则,我们把这些原则概括为激活原则、得体性原则、简洁性原则、信息分布原则、凸显性原则和词语组配原则。话语形式的选择是各种原则综合作用、平衡的结果。
申屠婷婷[2]（2021）在《浙江东阳方言的动词重叠与体范畴》文中指出文章讨论浙江东阳方言单音节动词重叠VV及其相关构式表达的四种体——完成体、持续体、尝试体、反复体,并分析了VV及其相关构式在表达这几种体意义时的句法形式、使用条件和语义内涵。文章还描写了VV重叠的变调模式,指出两字组动词重叠的变调和偏正式变调、述宾式变调均不同。
司富珍[3]（2022）在《句法复杂词的结构层级》文中指出文章首次提出"句法复杂词"的概念,并将复杂词定义为:设W是词,E是构成W的词内构成要素的集合,W是句法复杂词当且仅当|E|≥2。文章提出,所谓句法复杂词的内部构成要素既包括有语音形式的要素,也包括没有语音形式的词内空语类。以此为基础,文章从理论基础和事实验证两个角度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句法复杂词,从形态、音系与句法接口层面对它们的内部结构层级进行了讨论,讨论到的类型有加缀式、元音变化式、辅音变化式、变调法、重音法、重叠法、零形态法等。文章认为复杂词内部的结构投射原理与短语和句子的投射原理相似,本质上由句法结构原则所控制和决定。
罗薇[4]（2021）在《《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文中指出《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专为高等教育编写的汉语语法教科书。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该书既是一部实用的汉语教材,也是一部传承俄罗斯汉学研究传统、充分吸收以往欧洲人汉语学习与研究成就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较早以普通语言学理论解释汉语的学术着作。本文将以1902年首版为基础,结合施密特个人档案、拉脱维亚大学所藏施密特个人藏书中的相关资料,从成书的历史背景、俄罗斯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传统、欧洲人学习汉语的历史、世界语言学史以及俄罗斯汉语教育史的角度挖掘该书的特点和价值。该书写作的主要基础来源于俄罗斯人研究与学习汉语的传统。得益于作者施密特在彼得堡大学所受的东方学专业训练,俄国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汉学学派汉语教学的传统、以及俄国人的语言研究传统对施密特写作《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在俄国汉语研究的强项方面,如语法分析系统、汉字分析法等方面,施密特广泛采纳了前辈学者的观点,并且在传统汉学的基础上提出适应新局势的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此外,对俄国人学习汉语的继承还表现在另一些方面,如:延续俄国汉学研究的传统项目,同时关注汉、满、蒙三语,又根据海参崴东方学院对学生掌握东亚语言的要求增添了日语、朝鲜语以及越南语等语言材料。其次,继承彼得堡学派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的基本观点,认为包括汉语在内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地区文化一样,可以通过一般方法被科学地认识、研究,汉语并非是某些欧洲汉学家认为的“停滞不前”的、处于其原始状态的一种低级语言,而是具有与其文化相关的理据性,需要理性地认识。再次,彼得堡汉学学派注重积累史实材料,在研究汉语时,施密特大量收集、引用丰富的语言材料和例证,这也是施密特作为瓦西里耶夫弟子最突出的传承特点之一。俄罗斯人早期对汉语的认识主要来源于驻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论着和西方人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有大量从中国运回的中文原典。俄罗斯人对汉语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具有三方面的视野,他们既传承本国人的研究,又善于参考西方、中国的研究和学习资料。一方面,该书吸收了当时欧洲和中国学术界对汉语的最新研究成果,是一部在系统、科学的文献综述基础之上的学术着作,对欧洲其他汉学家的观点、成果和语言材料进行整合,从中得出更进一步的观点,从而成为外国人汉语教材编着史发展到19、20世纪之交时具有综述性、整合性的一部着作。另一方面,《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中对欧洲人汉语学习资料的运用还在于对其中收集的语言材料进行分类、精选,找到最适合编入该书的范例。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特点还在于将以往欧洲汉学家、语言学家的资料,利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将之整合纳入他的语法系统中—一汉语实用语法系统是作者要着重教授的内容,也是这部教材相比于一些欧洲汉学家语料搜集式的汉语教科书更具优势之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并非只有零散的语法点汇集,而是强调汉语语法规则的整合归纳,并且首次在俄语语境下构建一套新的汉语实用语法体系。是明清时期以来外国人对汉语语法科学研究史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继往开来之作,也是20世纪以后国际学界的现代汉语研究往纵深方向开拓的重要前提,具有较高的研究意义。从欧洲语言学史和俄罗斯语言学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到19世纪末,欧洲和俄国语言学经过了多年的方法和材料积累,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同时,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经为学界所接受,这些思想对这一时期包括施密特在内的俄国语言工作者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普通语言学的新思想在外语教材编纂方面的应用也具有重大意义。从语言学研究的角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是俄国汉学史上第一次尝试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研究汉语的语法着作。一方面来说,以汉语为参照、拓宽了普通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路径和研究范围,反过来说,也从西方语言学的新成果出发丰富了汉语研究的方法论。从语言本身的发展来看,这一时期的汉语内部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清末社会大变革,越来越多的新词日渐成为时尚,北方官话口语日益成为最重要的中外交往标准语,白话文运动已在酝酿之中;另一股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来自西欧语言学的发展——经过19世纪的发展,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的观念已深入人心。该书可以看作是一部汉语史研究与汉语实践语法研究相结合的产物,书中证实了运用产生于印欧诸语言框架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方法在汉语研究中的可能性与可行性。通过对本书的研究,可以从“他者”的角度审视汉语对普通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贡献,挖掘汉语对历史语言学及普通语言学研究的补充意义,加深历史语言学和普通语言学观念下对汉语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最后,《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出版使用对19、20世纪之交俄国以培养实用人才为目的的汉语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作为语言实践教材,为了使学生便于理解规则、掌握用法,作者不仅善于描写语法规则时在抽象化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化表述,注重使用条件、搭配对象、适用范围、特例等方面的考察,力求使语法规则呈现出严谨、易懂、实用的特色,同时还配有大量精选范例。此外,教材的内容还间接地反映了俄国的教育政策、教育历史,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教育目的、教育制度、汉语课程大纲、教学目标,施密特本人的教学思想等。因此,教材的内容折射出这一时期俄国汉语教育史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即19、20世纪之交）、特定教育场所中（即海参崴东方学院）、特定教育者（即施密特）主导下、针对特定学习者群体（即就读于海参崴东方学院的大学生、军官和少量其他社会人士）的教育活动的历史进程。总之,俄国汉学家施密特专为海参崴东方学院的汉语学习者编写、并于1902年出版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一书,既继承了俄罗斯汉学、尤其是彼得堡大学学派既往的已有研究成果和研究传统,采用了俄国人头脑中相对成熟的俄语语法框架基础,又能放眼世界,有所取舍地借鉴当时流传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其他国家汉学家所着的汉语教材,另外还成功运用最新的俄国和欧洲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通语言学研究方法论,以及截止到清末时期的中国传统语言学成就来科学地描写汉语,是俄国汉语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部语法教科书。本文将结合教材原着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梳理本书的编写特点及研究成果,全面考察这部着作的重要作用及价值。
郭会会[5]（2021）在《汉语、普什图语构词法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文中认为
练斐[6]（2021）在《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文中提出语言是一个由多种单位构成的复杂系统,语音、词汇、句法等子系统各司其职。语言同时是一个动态、开放的协同系统,各种语言属性互相影响。语言本身及其属性都会受语内及语外因素影响而逐步发生演化。在语言系统中,词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无论在听觉层面还是视觉层面,长度都是词汇最基础也最显着的属性之一。词汇长度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语言单位的复杂性,呈现文本的整体特征,词长的变化还会引起其他语言属性发生改变,进而带来语言的整体演化。词长因其特殊性,得到了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交际学、信息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关注。特别是计量语言学,将词长视为研究语言整体特性的关键切入点,相关研究层见叠出。计量语言学研究主张以大规模真实语言材料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定量方法,以揭示人类语言的普遍特性、自适应机制、演化规律及其动因。现有词长计量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首先,就研究工具而言,大部分研究对词汇定义的探讨有限,在选择词长测量单位时一般基于前人研究或个人经验,故存在测量方法不统一的情况,尚无研究对比不同测量方法对结果造成的影响;其次,在语料特征方面,目前考察的文本类型较为单一,以文学、书信为主,多数研究选用的语料规模较小,缺少系统的跨文体分析;再者,从研究维度上看,现有研究多从共时角度出发,且文章大多重数据而轻分析,鲜有基于统一、大量、真实语料的多维度历时考察。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聚焦17-19世纪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跨文体特征及历时演化趋势,采用计量方法从平均词汇长度、词长分布特征、文本内部词长走势、词长与其他语言属性的关系等方面展开系统研究分析,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在共时层面,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具有哪些共性与差异?哪些因素造成了这些跨文体特征?2)在历时层面,1600年至1899年间,不同文体的德语词汇长度分别呈现怎样的演化趋势?其演化动因是什么?本研究语料选自德语文本历时语料库（Deutsches Textarchiv,简称DTA）,涵盖四个文体类型,总词次约2000万。在开展主体实证研究之前,本文充分探讨词汇定义,据此设计实验方案,并利用DTA语料库中的“报刊”文体语料展开前测。结果表明,音节是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鉴于德语屈折变化丰富,词汇的形符、类符、词形、词目拥有各异的语言学意义,在具体研究时应根据研究目的选择适当的词汇形态作为测算对象。本研究在对DTA语料库“文学”“应用文”“学术”三类文体300年间的360篇语料进行跨文体、跨时段、多维度分析后,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在共时层面上,不同文体的词汇长度特征既有个性,又显共性。语料的差异性集中体现于整体的词长特征:无论是全文平均词长,还是各词类的平均长度,抑或多音节词的占比,同时期语料均呈现出“学术>应用文>文学”的特点。造成跨文体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各文体不同的写作目的和语言使用偏好。三类文体语料的相似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各文本的词汇长度分布特征非常相似,基于词形形符得到的分布数据可用统一数学模型（单位移超泊松分布）描述。第二,词汇长度与词汇使用频率存在相关性,“词长越短使用频率越高”的特点符合幂律函数=。上述两点均为“省力原则”在德语中的体现。第三,在一篇文本内部,词汇长度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与写作策略及篇章信息结构相关,受到人类认知特点影响。2)从历时维度看,德语词汇长度在17-19世纪间整体呈增长趋势。具体而言,“学术”语料的词长历时增速最快,“应用文”次之,而“文学”语言的演化速率较为平缓。这主要是因为学术文本和应用文对语言表达的精准度要求更高,且为了满足新的表达需求常使用复合、派生等构词法创造新词,而这往往会令词汇长度增加。其次,不同词类的演化特征不尽相同。名词、形容词、动词的增速最快,说明上述词类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此外,词长分布模型的参数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体的历时演化特征。整体而言,语言是一个自适应动态系统,词汇长度的演化过程受到社会、文化、认知、交际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本研究首次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系统考察了德语词汇长度的跨文体特征与演化规律,在思路方法、研究语料、研究视角等方面均有创新。在思路方法层面,本文重视“词”的概念探讨,以理论指导实践,基于先导研究结果优化主体研究设计,并找到了最适合书面德语的词长测量单位,有助于改变目前词长测量单位不统一、结果难对比的研究现状。从研究语料上看,本文突破目前时间维度、文体类型单一的局限性,在选择语料时兼顾同质性与异质性,系统考察边界条件对结果的影响。不仅验证了计量语言学的定律与假设,还佐证并拓展了文体学、历史语言学、语言类型学的相关观点。在研究视角方面,本文构建起多维的词长研究范式,以共时研究为横轴、历时研究为纵轴,结合语法、认知、社会、文化因素展开多维分析,并与现有研究充分对话,展开跨语言比较。既深化了对德语词汇文体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了解,也为人类语言共性探究提供了实证基础。
曹家琪[7]（2021）在《自然口语中贬抑性习语“省省吧”考察》文中认为
王远杰[8]（2021）在《汉英复合词构造类型对比——基于封闭材料的穷尽研究》文中指出现有关于汉英复合词构造类型的对比研究存在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缺乏统一的汉英复合词分析框架;第二,大多是举例式的研究。利用《现代汉语词典》和《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的封闭材料,在统一的复合词分析框架下,可对汉英复合词构造类型异同做穷尽性的对比研究。本文的研究结论较以往研究更具说服力,有利于更进一步深入认识汉语和英语在构词造句方面的异同之处。
胡昊[9]（2021）在《汉语处置式类型学考察》文中研究指明
徐二微[10]（2021）在《山西沁水方言的体标记研究》文中认为
二、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论文提纲范文）
（1）现代汉语授受语义范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对象和问题 |
| 2 研究的路径及方法 |
| 3 研究的目标及意义 |
| 4 语料来源 |
| 第1章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1.1 句法形式研究 |
| 1.1.1 双宾语的研究 |
| 1.1.2 双及物构式的研究 |
| 1.1.3 “给”字句的研究 |
| 1.2 授受动词研究 |
| 1.3 授受意义研究 |
| 1.3.1 给予义和索取义 |
| 1.3.2 其他语义 |
| 1.4 相关研究评述 |
| 第2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内涵和特征 |
| 2.1 双宾语、双及物构式和授受语义 |
| 2.1.1 意义的不同认识 |
| 2.1.2 共性和差异 |
| 2.2 授受语义范畴的内涵和范围 |
| 2.2.1 授受事件和授受语义范畴 |
| 2.2.2 授受语义范畴的内涵 |
| 2.2.3 授受语义范畴的范围 |
| 2.3 授受语义范畴的特征 |
| 2.3.1 主动性 |
| 2.3.2 移动性 |
| 2.3.3 方向性 |
| 2.3.4 得失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结构 |
| 3.1 授受语义范畴的构成要素 |
| 3.2 核心要素 |
| 3.2.1 授受主体 |
| 3.2.2 授受对象 |
| 3.2.3 授受行为 |
| 3.3 非核心要素 |
| 3.3.1 时间要素 |
| 3.3.2 空间要素 |
| 3.3.3 结果要素 |
| 3.3.4 方式要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1 语义范畴和动词 |
| 4.2 授受语义范畴类型的动词表征 |
| 4.2.1 予取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2.2 交换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2.3 分享范畴的动词表征 |
| 4.3 单纯型和复合型动词表征 |
| 4.3.1 单纯型动词表征 |
| 4.3.2 复合型动词表征 |
| 4.4 单/双音节动词的表征差异 |
| 4.4.1 使用频率差异 |
| 4.4.2 隐喻能力差异 |
| 4.4.3 语体差异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授受语义范畴的话语表现形式 |
| 5.1 授受语义范畴的实现 |
| 5.2 出现在话语形式上的要素及序列 |
| 5.2.1 给予事件的话语形式类别 |
| 5.2.2 索取事件的话语形式类别 |
| 5.2.3 给予事件和索取事件话语形式的关系 |
| 5.2.4 授受语义范畴的特殊话语形式 |
| 5.3 授受语义范畴构成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1 主体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2 对象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3 时空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4 结果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3.5 方式要素的词语表现 |
| 5.4 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话语形式总汇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授受语义范畴实现的条件和基本原则 |
| 6.1 实现的条件 |
| 6.1.1 需要条件 |
| 6.1.2 主体条件 |
| 6.1.3 语境条件 |
| 6.2 实现的基本原则 |
| 6.2.1 激活原则 |
| 6.2.2 简洁性原则 |
| 6.2.3 得体性原则 |
| 6.2.4 信息分布原则 |
| 6.2.5 凸显性原则 |
| 6.2.6 词语组配原则 |
| 6.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浙江东阳方言的动词重叠与体范畴（论文提纲范文）
| 零 引言 |
| 壹 东阳方言的动词重叠及体范畴 |
| 1.1 VV式表完成体(perfect) |
| 1.2 VV式表持续体(continuous) |
| 1.3 “VV+起儿”表尝试体 |
| 1.4 “VV+添”表反复体(iterative) |
| 贰 东阳方言动词重叠VV式的变调规则 |
（3）句法复杂词的结构层级（论文提纲范文）
| 1 引言 |
| 2 “句法复杂词”研究的理论考量 |
| 2.1 术语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主要假设 |
| 3 事实验证：复杂词内部结构投射具体例释 |
| 3.1 加缀式句法复杂词的内部层级 |
| 3.2 元音变化法构造的句法复杂词的内部层级 |
| 3.3 辅音变化法构造的句法复杂词的内部层级 |
| 3.4 变调法构造的句法复杂词的内部层级 |
| 3.5 重音法构造的句法复杂词的内部层级 |
| 3.6 重叠法构造的句法复杂词的内部层级 |
| 3.7 零形态法构造的句法复杂词的结构层级 |
| 4 结语 |
（4）《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与思路 |
| 第一章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历史背景及其作者 |
| 1.1 海参崴东方学院及其培养目标 |
| 1.1.1 办学背景 |
| 1.1.2 学院设置 |
| 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作者施密特 |
| 1.2.1 施密特的早年求学、实习生涯 |
| 1.2.2 赴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后的汉学研究 |
| 1.3 教材的学习者与使用情况 |
| 1.3.1 教材的出版、使用、影响 |
| 1.3.2 学员的汉语学习情况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俄国传统汉学背景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语音系统考辨 |
| 2.1.1 南北官话的语音系统、汉语音韵研究 |
| 2.1.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注音方案 |
| 2.1.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汉语发音规则 |
| 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比丘林汉语语法体系的突破 |
| 2.2.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词法体系 |
| 2.2.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句法体系 |
| 2.3 施密特对比丘林、瓦西里耶夫等人汉字理论的发展 |
| 2.3.1 汉字的起源问题 |
| 2.3.2 关于汉语口语、书面语的讨论 |
| 2.3.3 汉字的“六书” |
| 2.3.4 施密特对瓦西里耶夫汉字体系的增补 |
| 2.4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满、蒙、日、朝、越等语言的关注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世界汉语研究史框架下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3.1 例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欧美汉学的反思 |
| 3.2 以“声调”为例谈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音研究的整合 |
| 3.2.1 声调的本质 |
| 3.2.2 汉语声调的发音特点 |
| 3.2.3 汉语声调的标调系统 |
| 3.2.4 汉语方言的声调语音规律 |
| 3.2.5 中外学者论“汉语声调的演变” |
| 3.2.6 “入声”之争 |
| 3.3 施密特对欧美汉语语法研究成果的整理 |
| 3.3.1 某些语法形式在各地的使用差异 |
| 3.3.2 各国汉学家对若干语法规则的不同观点 |
| 3.3.3 欧洲汉学家普遍忽略的汉语语法知识 |
| 3.4 选编欧美、日本汉语教材及中文原典的书面官话范例 |
| 3.4.1 筛选范围:标准北方书面官话材料 |
| 3.4.2 筛选入编:符合语法规范、排列顺序合理 |
| 3.5 个案研究:德国汉学家阿恩德对施密特的影响 |
| 3.5.1 阿恩德及其《官话手册》 |
| 3.5.2 两部教材的总体设计 |
| 3.5.3 以重音理论为例讨论施密特对阿恩德的取舍 |
| 3.6 个案研究:《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改编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世界语言学发展进程中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4.1 施密特的汉语观 |
| 4.1.1 对汉语的两种定位 |
| 4.1.2 静态与动态、共时与历时 |
| 4.2 汉语语音史的构建:历史比较语言学与语言类型学的结合 |
| 4.2.1 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基础材料 |
| 4.2.2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辅音音变考察 |
| 4.2.3 “语音规律无例外”之汉语元音音变考察 |
| 4.2.4 语言史的社会性——汉语官话的形成 |
| 4.2.5 语言现象的“类推作用”:汉语词根溯源问题 |
| 4.3 俄国语言学成果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应用 |
| 4.3.1 用“形式语法”思想分析汉语的词法 |
| 4.3.2 语言与思维的联系——汉语与中国人的心理 |
| 4.3.3 波捷布尼亚及其弟子的句法思想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从语言教育及应用视角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 |
| 5.1 一部“研究—学习—教学”三位一体的汉语教科书 |
| 5.2 从课程理论分析《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材料建构 |
| 5.2.1 横向组织:课程教学板块的功能分析 |
| 5.2.2 纵向组织:螺旋渐进的主题序列性 |
| 5.3 从应用语言学看《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教学大纲 |
| 5.3.1 字词大纲及词汇控制 |
| 5.3.2 语法大纲及翻译训练 |
| 5.4 本章小结 |
| 余论 施密特《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的价值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书影及相关影像资料 |
| 附录2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序言及目录 |
| 附录3 《汉语官话语法试编》俄语字母注音表(含例字) |
| 附录4 阿恩德《官话手册》序言及目录 |
| 致谢 |
（6）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摘要 |
| 1 绪论 |
| 1.1 词长研究述评 |
| 1.1.1 多学科词长研究 |
| 1.1.2 词长计量研究 |
| 1.1.3 德语词长计量研究 |
| 1.1.4 现有研究评述 |
| 1.2 研究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1.3 论文结构 |
| 2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词的界定 |
| 2.1.2 词长分布定律 |
| 2.1.3 词长-词频协同定律 |
| 2.1.4 门策拉-阿尔特曼定律 |
| 2.2 研究语料 |
| 2.2.1 德语简史 |
| 2.2.2 语料来源及预处理说明 |
| 2.2.3 语料的同质性与异质性 |
| 2.3 计量指标与统计方法 |
| 2.3.1 词长测量单位 |
| 2.3.2 词长类型 |
| 2.3.3 软件与程序 |
| 3 德语词长测量方式的差异性分析 |
| 3.1 测量单位对词长测量结果的影响 |
| 3.1.1 基于字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2 基于字位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3 基于音节数的词长测量结果 |
| 3.1.4 结果对比及相关性探究 |
| 3.2 词形变化对词汇长度的影响 |
| 3.2.1 基于词形形符和词目形符的测量结果 |
| 3.2.2 基于词形类符和词目类符的测量结果 |
| 3.2.3 结果对比与成因探究 |
| 3.3 小结与讨论 |
| 4 德语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共时考察 |
| 4.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3.1 动态词长分布 |
| 4.3.2 静态词长分布 |
| 4.4 词长与词频关系的跨文体共时对比 |
| 4.5 文本内部词长特征的跨文体对比 |
| 4.6 小结与讨论 |
| 5 德语词长演化的跨文体历时考察 |
| 5.1 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2 词类平均词长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3 词长分布的跨文体历时对比 |
| 5.4 小结与讨论 |
| 6 结语 |
| 6.1 研究概述 |
| 6.2 研究结果 |
| 6.3 创新、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主要术语德汉对照表 |
| 附录2 超长词列表(选) |
| 作者简历 |
四、动词重叠的核心意义、派生意义和格式意义（论文参考文献）
- [1]现代汉语授受语义范畴研究[D]. 张璐. 吉林大学, 2021(01)
- [2]浙江东阳方言的动词重叠与体范畴[J]. 申屠婷婷. 方言, 2021(03)
- [3]句法复杂词的结构层级[J]. 司富珍. 语言科学, 2022(01)
- [4]《汉语官话语法试编》研究[D]. 罗薇.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5]汉语、普什图语构词法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 郭会会. 山东师范大学, 2021
- [6]德语词汇长度的共时特征与历时演化[D]. 练斐. 浙江大学, 2021(08)
- [7]自然口语中贬抑性习语“省省吧”考察[D]. 曹家琪. 华中师范大学, 2021
- [8]汉英复合词构造类型对比——基于封闭材料的穷尽研究[J]. 王远杰. 语言历史论丛, 2021(01)
- [9]汉语处置式类型学考察[D]. 胡昊. 江西师范大学, 2021
- [10]山西沁水方言的体标记研究[D]. 徐二微. 西北大学, 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