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货币状况指数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金融状况指数,利率规则,HTVPAVR模型,Gibbs抽样
货币状况指数论文文献综述
李祥发,冯宗宪,薛伟贤[1]（2016）在《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基于金融状况指数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为检验中国中央银行是否已将金融市场状况纳入货币政策的框架,采用HTVPVAR模型的脉冲响应构建中国金融市场状况指数,检验结果显示:以金融市场状况指数为转换变量的STR模型形式的利率规则能较好地拟合实际数据,政策利率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变动存在非线性调整,且金融市场的景气(不景气)将增强(减弱)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缺口的反应程度。(本文来源于《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6年06期）
刘珂[2]（2016）在《引入动态金融状况指数的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各界对致力于稳定传统物价、忽视资产价格波动的传统货币政策规则产生了质疑。自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愈发错综复杂。资产价格与金融体系稳定、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联系更加密切,研究能够兼顾金融稳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政策目标、且可以动态稳健适应全球经济新环境的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两种备受关注的货币政策规则(McCallum规则、Taylor规则)的起源及扩展形式进行了梳理归纳,为下文研究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利用TVP-VAR方法,选取能够综合代表我国金融市场的相关变量,构建了可以衡量我国实时金融形势松紧程度的动态金融状况指数DFCI,并对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及MS-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均表明,作为各项金融变量综合测度的DFCI,包含着未来的宏观经济信息,不仅可以较好地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还可较好地反映我国经济和金融结构的变化。随后,本文把DFCI作为整体金融状况松紧程度指标,同时考虑到经济金融领域往往比较复杂,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及金融不稳定的反应具有渐进、缓慢、非离散化的非线性特点。基于两种不同的估计方法(GMM和STR),分别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对纳入DFCI的关注金融稳定的前瞻性McCallum规则和Taylor规则的合理性及优越性展开了讨论。实证分析表明:纳入DFCI即考虑金融稳定的扩展型McCallum规则和Taylor规则无论在线性模型还是在非线性模型下均比对应的基础规则表现更优,且非线性下的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拟合效果更佳。此外,基于线性模型的扩展型Taylor规则优于McCallum规则,但在整体绩优的非线性估计下,扩展型McCallum规则满足了模型的内在稳定性要求,扩展型Taylor规则却表现为一种顺周期的货币政策行为,没能起到稳定市场波动的逆周期调控效果,此时,数量型规则要优于价格型规则。综上,本文的建议是央行应当编制动态金融状况指数来监测金融市场,并把此作为货币政策参考指标纳入到非线性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中,以综合反映资产价格波动及金融稳定。同时,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仍应以数量型为主,辅之以价格型工具,待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逐渐畅通后,再逐步转向价格型调控。(本文来源于《南京财经大学》期刊2016-09-30）
王维国,王际皓[3]（2016）在《货币、银行与资产市场风险状况的识别——基于金融压力指数与MSIH-VAR模型的实证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基于金融压力指数法分别构建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资产价格波动压力指数,并通过MSIH-VAR模型,分别识别叁类金融风险及其风险等级。模型结果表明,叁类金融风险划分情况与现实较为吻合,针对2000-2015年初的金融大事件有比较准确的判断。货币危机模型中,货币风险的变化与M2乘数有密切联系,且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能够及时地改变货币风险等级,二者存在反向变动关系。银行风险增加的主要因素为信贷的扩张,过快的扩张速度会明显提升银行的风险等级。资产泡沫风险主要表现在资产价格的波动,这与我国的政策变化密不可分。(本文来源于《国际金融研究》期刊2016年08期）
陆前进[4]（2016）在《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参数的估计和中国货币状况指数的测度》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从宏观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出发,融入了股票价格和房地产价格变动,考察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目标规则,分析了影响货币政策规则参数变化的主要因素及潜在机制。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中央银行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0.144055,央行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也意味着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高的权重;同时我国货币政策是逆房地产市场周期、顺股市周期的。进一步,本文从最优货币政策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货币状况指数的权重。根据最优货币政策规则,货币状况指数权重为0.302876,即利率上升1%相当于汇率下降0.30%,意味着利率变动的效果要小于汇率变动的影响。(本文来源于《金融研究》期刊2016年05期）
张兰[5]（2015）在《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及我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一文中研究指出尽管经济学家对货币政策目标选择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均认可资产价格的波动对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分析我国物价稳定目标与金融稳定目标相背离的现象出发,在借鉴国内现有文献中金融状况指数(FCI)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添加房地产价格变量,建立一个包含6个变量的VAR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证实新的FCI指数与我国资产价格波动之间具有强相关关系。(本文来源于《福建金融》期刊2015年09期）
欧阳胜银[6]（2015）在《货币政策视角下的金融状况指数体系构建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金融状况指数(Financial Conditions Indexes,FCI)是货币当局制定和分析货币政策时的新型参考指标,在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目前学术界关于该指标的编制和测度研究的呼声已经很高。但综合来看,国内还没有对FCI展开系统化的研究,已有的成果都只停留于表面,除了高盛公司,国内更是没有权威机构定期公布中国的这一数据。而在金融创新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努力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化解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风险,都要求中国加快研究和编制FCI的步伐。鉴于当前学者们对FCI的译法和理解并不统一且存在一些误解,对其功能也定位不清,本文首先重新界定了FCI的基本内涵,认为它是综合反映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或实施效果的统计指标,其基本的功能是作为先行指标来指示货币政策执行效果,主要用于评估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执行的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同时预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变动趋势。整体而言,FCI具有反映金融整体状况、预测宏观经济走势、评估货币政策松紧程度、作为指示器反映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等功能,具有颁布权威、修订及时和应用便捷等内在特征,以及货币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外在特征,但其不足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过分依赖模型、未考虑跨期影响、参数不稳定和变量间内在关联较强等四个方面。接下来,分别从高频、中频和低频叁个频率层次以及宽幅、中幅和窄幅叁个幅度层面,同时结合不同赋权方法构建了多维度的FCI体系。然后从货币政策的多种传导渠道出发,分析这一体系的理论要素来源,并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重新构建宽幅FCI的理论模型,从而确定了不同维度FCI的构成要素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不同数据采集方法的优劣程度,选用文案采集法作为基础数据的采集方法,并结合中国统计数据公布的实际,分别从利率、汇率、资产价格和非金融指标等方面采集了若干有代表性的变量数据作为初选指标。根据FC I理论表达式中各组成要素的表现形式,将初选指标的数据进行缺口值计算,并结合指标数据本身的特征,进行频率的相应转换,由此为指标合成提供数据基础。初步选取的FCI指标规模比较庞大,容易造成信息重迭与赋权的困难,因而采用组合筛选法对各构成指标进行筛选。具体来说,首先用信度检验法和效度检验法逐步剔除整个指标体系中数据结构不具有一致性、可靠性或稳定性的指标,再采用类成分检验方法进行指标最优信息量的提取,从而得到指标间数据结构匹配度最佳、信息含量最高的指标,这也是最终用于合成不同幅度和频率FCI的基础指标。进一步,通过总结和对比已有FCI赋权方法的基本特征与应用局限,本文将国际上主流的FCI赋权方法归为两类,分别是包含主成分、因子分析、卡尔曼滤波、简化式模型和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等在内的结构性赋权法;以及包含VAR模型、SVAR模型和V EC模型等在内的非结构性赋权法。然后将不包含大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法在内的其他各种方法分别用于实证赋权研究当中,由此得到不同幅度、不同频率下,基于不同赋权方法合成的31个指数值,这便构成了FCI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从指数内部结构的协调性出发,判断不同FCI的各构成指标权重是否比较协调;从异常值原理出发,检验所估计的不同FCI是否具有显着的异常点;再从动态性视角出发,分析指数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是否具有相同的波动特征。通过对FCI进行上述叁个方面的统计检验,综合判断指数的编制结果是否可用于经济分析。在确定编制的指数具有一定的分析价值,可以作为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指示器功能的前提下,分析FCI与CPI之间的动态相关性、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发现FCI体系不足以引起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发生变动。于是,采用标准化回归模型研究变量之间的波动关系,通过贝塔系数估计值来验证FCI体系的波动是否对CPI的变动具有显着的影响。在得出肯定结论以后,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各FCI在不同时段对CPI的累积冲击效果,据此判断各FCI在指示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的优劣性,得出的结论发现,基于简化式模型赋权的高频中幅FCI最适合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指示器。基于不同视角考察编制的FCI体系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经济发展实际,在实证过程中经受住了考验,可用于指示当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加强FCI推广应用的一些建议。(本文来源于《湖南大学》期刊2015-03-18）
朱培金[7]（2014）在《基于广义脉冲反应函数法的货币状况指数构建》一文中研究指出通过在货币状况指数中引入利率、汇率及货币供应叁个要素,基于广义脉冲反应函数法,运用1996年第一季度至2014年第一季度的数据,估计了我国货币状况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广义脉冲反应函数法的货币状况指数可以很好地反映我国上述样本期内货币政策方向,并且与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关系密切。因此,对货币状况指数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尤其在我国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和汇率不断放开的现实背景下,其价值尤为突出。(本文来源于《浙江金融》期刊2014年11期）
常昊,柴哲涛,刘颖歆[8]（2014）在《纳入超额准备金率的中国货币状况指数构建》一文中研究指出自加拿大央行将货币状况指数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后,衡量一国货币政策松紧程度的指标——货币状况指数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在经典货币状况指数构建的基础上,纳入金融机构超额准备金率作为衡量市场流动性的指标,根据2001年-2012年的季度数据,运用菲利普斯曲线估计中国的名义货币状况指数。通过对构建的名义货币状况指数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的对比,本文认为货币状况指数的变化对于判断整体的货币环境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可以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指示器。(本文来源于《现代商业》期刊2014年30期）
钟雄[9]（2014）在《基于金融状况指数的货币政策决策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对金融体系、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均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能否实现经济的复苏、增长和稳定以及能否解决好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其它问题都与货币政策的决策是否科学、有效密切相关。我国的货币政策效果如何?货币政策目标设置是否合理?工具选择是否恰当?执行方式倾向于规则化还是相机抉择?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货币政策决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作为金融状况的指示器,FCI自问世以来,被众多国家接受并运用到货币政策操作中。基于FCI的货币政策决策研究,将增加货币政策决策工具选项、拓展货币政策决策新的思考方向,监测货币政策执行情况、金融体系及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效果;同时,还有助于促进金融、统计相关理论的研究和发展。据此,本文以FCI内涵、FCI在货币政策中的传导机制为基础,构建FCI体系并验证其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货币政策决策效果进行分析。同时,利用FCI对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的目标、工具及规则逐个进行研究,并借助联立方程模型对货币政策进行模拟仿真,对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前瞻性分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决策提供新的思路和依据。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阐述了 FCI与货币政策的内涵及关联。首先,对货币政策和FCI的内涵分类、FCI在货币政策中的传导机制等理论进行阐述,然后基于不同频率、不同幅度和赋权方法的FCI体系构建货币政策冲击识别模型,同时分析FCI与货币政策的关联性,为FCI在货币政策决策中的进一步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与依据。二是评价了 FCI视角下货币政策的决策效果。静态效果方面,总供给的产出缺口与通胀缺口间短期替代关系不可否认,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实际产出的影响是显着的;从总需求角度看,仅从存款利率敏感性判断货币政策效果是不妥的,必须结合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分析;货币需求表现出收入弹性高、利率弹性低和不稳定叁个特征,而货币供给中的货币乘数不易受央行完全控制,且基础货币存在一定内生性,导致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较为困难。从货币政策动态效果来看,单一的中介目标很难获得实证支持,其策略必须以严格的可控性和相关性为前提条件。实证数据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冲击较为显着,与通胀率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公开市场业务对于促进经济增长是无效的,但经济增长却是央行选择公开市场业务的依据。叁是论证了 FCI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可行性。货币政策的目标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体制,尽管近年来执行情况较好,但在稳定物价方面效果不显着;FCI满足中介目标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要求,可考虑作为通胀目标制下的中介目标或操作目标。另外,由于FCI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具有高度相关性,且前瞻性高于GDP和CPI,能更及时、准确地反映货币政策效果和宏观经济运行形势,因此,在货币供应量目标制下可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参考指标,央行可考虑将FCI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四是构建了以FCI为纽带的货币政策工具系统动力学模型。该模型利用货币政策目标间因果、层次关系,通过FCI的响应程度对比评价货币政策工具。若央行对经济增长目标强烈偏好,则应选择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首选工具,尤其在经济运行与增长目标出现偏差的情况下,该工具最为有效;公开市场业务工具适合作为央行的经常性调控工具,在未明确货币政策方向或经济运行未发生异常的状况下较为适用;在市场利率对贴现率变动较为敏感时,再贴现政策是最为有效的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再贴现率等工具运用仍然存在一定波动和起伏,其调整会更加频繁。信贷渠道是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法定存款准备金对商业银行具有刚性作用,而再贴现是商业银行解决资金短缺的最后手段,它对货币存量影响最小。我国坚持以稳定物价、降低通胀率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方向和采用价格型与数量型混合工具的策略是正确的。五是对比了纳入FCI的货币政策规则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央行执行的相机抉择很难在长时期内达到预期效果。同时,从社会福利函数和社会成本函数来看,即使在对相机抉择最有利的假设条件下,货币政策遵循外生性规则仍然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在规则执行方式中,最优Taylor规则比完全承诺和相机决策方式更适用于我国,而纳入FCI的规则优于其他未纳入FCI的规则,这为我国货币政策增加了一种新的参考规则,有助于货币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和效果的提高。六是开展了基于FCI的联立方程货币政策模拟和宏观经济运行前瞻性分析。利率政策比传统的货币供应量政策更为有效,且影响效果较为显着。同时,FCI作为金融状况的指示器,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反应较为灵敏,这从另外一个侧面佐证了 FCI可作为货币政策指示器及目标参考值的结论。假设货币当局按货币需求量发行货币,未来几年,我国经济仍可保持高速增长,但将面临一定的高通胀压力,总需求不足和出口依赖度大等问题仍然突出。最后,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效果的政策建议。提高货币政策的效果,必须调整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坚持实施多目标制,考虑将FCI纳入目标体系,作为中介目标或最终目标的参考值;创新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完善货币市场和相关制度;实施混合规则为主、相机抉择为辅的多元决策方式,由阶段性操作向微调转换;提高央行独立性,完善信息沟通协调机制,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本文来源于《湖南大学》期刊2014-10-15）
易晓溦,陈守东,刘洋[10]（2014）在《中国金融状况指数构建及货币市场稳定性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基于高维贝叶斯动态因子模型构建了中国金融状况指数。检验结果证实,该指数不仅能有效地反映我国货币市场运行状况,而且它所表现出的较强预测能力有必要将其纳入到制定货币政策的参考指标体系。本文进一步从金融不稳定性的角度出发,利用分层狄利克雷混合过程的无限状态隐含马尔可夫区制(MS-IHMMHDPM)模型,研究了金融状况指数的区制效应。结果表明:金融状况指数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均表现出明显的平稳性和稳定性特征。结论是,总体上我国货币市场不存在很严重的系统性风险;金融状况的稳定性强弱在宏观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却存在显着差异,当经济运行环境处于金融危机时,我国货币市场的稳定性最弱。(本文来源于《上海经济研究》期刊2014年08期）
货币状况指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次贷危机的发生使各界对致力于稳定传统物价、忽视资产价格波动的传统货币政策规则产生了质疑。自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金融形势愈发错综复杂。资产价格与金融体系稳定、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的联系更加密切,研究能够兼顾金融稳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等政策目标、且可以动态稳健适应全球经济新环境的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两种备受关注的货币政策规则(McCallum规则、Taylor规则)的起源及扩展形式进行了梳理归纳,为下文研究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接着,利用TVP-VAR方法,选取能够综合代表我国金融市场的相关变量,构建了可以衡量我国实时金融形势松紧程度的动态金融状况指数DFCI,并对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基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及MS-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均表明,作为各项金融变量综合测度的DFCI,包含着未来的宏观经济信息,不仅可以较好地预测未来的通货膨胀水平,还可较好地反映我国经济和金融结构的变化。随后,本文把DFCI作为整体金融状况松紧程度指标,同时考虑到经济金融领域往往比较复杂,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及金融不稳定的反应具有渐进、缓慢、非离散化的非线性特点。基于两种不同的估计方法(GMM和STR),分别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对纳入DFCI的关注金融稳定的前瞻性McCallum规则和Taylor规则的合理性及优越性展开了讨论。实证分析表明:纳入DFCI即考虑金融稳定的扩展型McCallum规则和Taylor规则无论在线性模型还是在非线性模型下均比对应的基础规则表现更优,且非线性下的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拟合效果更佳。此外,基于线性模型的扩展型Taylor规则优于McCallum规则,但在整体绩优的非线性估计下,扩展型McCallum规则满足了模型的内在稳定性要求,扩展型Taylor规则却表现为一种顺周期的货币政策行为,没能起到稳定市场波动的逆周期调控效果,此时,数量型规则要优于价格型规则。综上,本文的建议是央行应当编制动态金融状况指数来监测金融市场,并把此作为货币政策参考指标纳入到非线性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中,以综合反映资产价格波动及金融稳定。同时,当前货币政策调控仍应以数量型为主,辅之以价格型工具,待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渠道逐渐畅通后,再逐步转向价格型调控。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货币状况指数论文参考文献
[1].李祥发,冯宗宪,薛伟贤.中国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基于金融状况指数的分析[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2].刘珂.引入动态金融状况指数的扩展型货币政策规则研究[D].南京财经大学.2016
[3].王维国,王际皓.货币、银行与资产市场风险状况的识别——基于金融压力指数与MSIH-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国际金融研究.2016
[4].陆前进.最优货币政策规则参数的估计和中国货币状况指数的测度[J].金融研究.2016
[5].张兰.货币政策目标选择及我国金融状况指数的构建[J].福建金融.2015
[6].欧阳胜银.货币政策视角下的金融状况指数体系构建研究[D].湖南大学.2015
[7].朱培金.基于广义脉冲反应函数法的货币状况指数构建[J].浙江金融.2014
[8].常昊,柴哲涛,刘颖歆.纳入超额准备金率的中国货币状况指数构建[J].现代商业.2014
[9].钟雄.基于金融状况指数的货币政策决策研究[D].湖南大学.2014
[10].易晓溦,陈守东,刘洋.中国金融状况指数构建及货币市场稳定性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