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省财税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文献综述）
刘璐[1]（2020）在《贫困县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兰考模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5年普惠金融理念正式问世,此后在联合国的助推下,世界多地开展新型金融模式探索。实践表明,发展普惠金融有助于提升地区金融服务的获得度、使用度以及满意度,从而达到减缓贫困、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的效用。2015年我国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和《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同时将普惠金融与精准扶贫两大战略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在实践中进行了不懈探索。发展至今,我国普惠金融呈现数字化、精准化的特点,在作用范围上也由以省域为主体逐步下移到以市县为主体。“民为邦之本,县为国之基”。40余年的改革开放虽然加速了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但我国县域发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县域发展依然面临困境,“三农”难题、受困现状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经济迈入稳健至上的新阶段,县域发展中的贫富差距大、基础设施与服务不到位、产业体系不完整等问题格外突出。为焕发县域经济活力、加速脱困增收,推动普惠金融高品质发展刻不容缓。河南省兰考县是我国典型的农业县,但长期以来“三害”问题严重、工业资源匮乏、金融基础薄弱,贫困形势严峻。2016年兰考试验区申报成功,成为国内首例县域普惠改革样本。在政策扶持等利好条件下,兰考县探索建设市场化运营、数字化支撑的“一平台四体系”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助力精准扶贫及乡村振兴。试验区发展至今已过3年,兰考县各项经济指标向好,其发展模式已在省内22个县市得到推广,具有微缩河南、辐射中国的样本价值。但在其自身发展及释放辐射效应时也出现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内容主要从以下方面展开。首先,在系统搜集和整理县域普惠金融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点介绍了普惠金融理论与实践脉络以及普惠金融在县域地区发展的作用机制。其次,在归纳梳理兰考县金融扶贫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详述兰考普惠金融模式提出的背景以及改革总体方案的形成,并从政策环境、供需情况、基础建设等角度对兰考模式中的具体举措进行解析,同时总结其在体系搭建、普惠授信、信贷相长、风险管理、科技融合等方面的创新特点。再次,本文结合兰考调研获取的数据、报告等资料对兰考模式进行评价。主要从指数比较、实验效果和实践中的不足三个方面展开。最后,针对兰考普惠金融模式可能存在的不足,本文从政府政策层面、金融供给层面、受惠主体层面以及数字创新方面提出建议。并借鉴河南省外县域金融创新举措,提出优化兰考模式的路径,期待兰考能为我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参考、可复制的样本。
高思远[2]（2020）在《民国时期江苏省牙税研究》文中认为牙行是一种古老的商业中介组织,主营撮合交易与代客买卖,最早被称为驵侩。而牙税是政府对牙行的经营所征课的税收,具有营业税的性质,也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商业税收之一,起源于唐代。牙税在清代走向制度化,为限制牙行的开设,雍正制定了定额牙帖制度,江苏省也基本确定了分等定额的税制。清末,面对窘迫的财政局面,苏州藩司将牙税税额增加十倍,引发了牙商的强烈抗议,在苏州商会的协助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增牙税运动,最后以地方政府与牙商之间的妥协而告终。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财政部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推动地方整顿牙税,并将牙税列为中央专款,由地方稽征后缴解中央。中央专款作为临时性的财政政策,在设置之初成效显着,但随着中央政府权威日益衰落,地方缴解数额不断减少,所谓的中央专款名存实亡,税款也被地方政府截留。为保障教育发展,江苏省在1924年设置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并将牙税、屠宰税等税种列为教育专款,由委员会负责征管。委员会接手之初,制定了详细的牙税经收管理办法,但高昂的稽征成本难以为继,在1932年开启了招商包征牙税的办法。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原本作为江苏省会的南京市被划为特别市,由行政院直接管理。特别市成立后,南京市内牙税归属权成为省市间争夺的焦点,引发了历时六年的争夺。通过争夺,我们进而观察背后的制度体系与权力网络。在近代中国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中,税收现代化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牙税的改革可以被视为旧税种改革的重要案例。1931年营业税开征后,牙税因其具有的营业税性质,向营业税过渡也是法理的必然要求。而地方政府则遵循实用主义的原则,缺乏改革的动力,迟迟没有进展。直至抗战时期,重庆政府为裕税源,接管了地方营业税的征收,才使牙税改革得以推进,废止了分等定额税制,改按固定税率征收。观察牙税改革的进程,可以鲜明地发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税收改革中态度的差异。税收现代化的进程,不仅是税种和税制的革新,更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关系的演进。政府对牙行征税的同时,也必须承担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牙行经营的义务。而在考察政府与牙行之间的关系,以征代管的倾向尤为明显。而随着新式商业中介组织的产生与发展,牙行这种古老的商业组织也必然在历史的浪潮中,逐渐被取代,而牙税也随之消亡。
孙家丰[3]（2020）在《“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邮递系统源远流长,当周之时,即有官邮,号为“邮置”,步传、马传递送简书。此后历代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起见,对于邮驿通信都十分重视。在明清时期还出现了专门服务于民间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它寄递邮件、包裹、汇兑,以商业行庄为主要服务对象,收费也相对低廉,对于经济发展和商品流通起到了促进作用。但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邮递,都无法适应近代以来中国商品流通的快速发展,无法满足社会内外的发展需求。因对外条约的承诺,由海关兼办的邮政,成为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滥觞。海关创设的邮政在全国渐次推广,但是由于邮政包裹运输的特性——邮政局中所寄送的物件往往是小量的贵重品或奢侈品等,所以在普通税关中每易漏税,严重损害了地方厘金局卡的利益,双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赫德领导的海关,为了避免因与地方势力冲突导致海关对邮政的掌控而减弱,主动制定了包裹税条例,来对海关和地方厘金局卡的权益进行划分。民国肇建之后,各省的邮包业务越加发达,邮包税也成为各省关注的焦点。以甘肃邮包税创设为契机,邮包税开始逐渐在全国不少省份内推广。但是由于此时中央政府并没有统一的制度安排,各省的邮包税设计各行其是。北洋后期,一些省份开始和海关进行谈判,将海关代征的邮包厘金权力收回,设局自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为“厘金变相”的邮包税本应成为裁厘的对象,但是由于财政的需求,竟然摇身一变划出厘金范畴,成为一种“良好之新税”,并收归财政部,在全国推广开来。直到1930年,由于交通部、各商业团体、各邮务公会的极力提议,再加上国民政府创建统税作为弥补厘金裁撤后的损失以及关税自主后税率的提升,关税收入的极大增加,自1931年1月1日起,厘金制度才被明令裁撤,邮包税也因重新划入厘金范畴,终被加以取缔。邮包税制度变迁的背后,是复杂社会关系的交织与互动,这种互动经常以博弈和妥协的形式表现出来。不管是邮包税推广全国时期,邮包税与产销税、认捐包括二五内地税之间的冲突,还是邮包税被明令裁撤后,西南、西北各省对于中央政令的消极抵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既有中央与地方利益上的纠葛和权限的划分,也有因共同目标——“剿匪”而作出的妥协退让。
叶善青[4]（2020）在《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减贫和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现实问题。2020年我国即将打赢的脱贫攻坚战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还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人口最多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相对贫困问题还将长期存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态资源短缺约束加剧,我国的贫困和扶贫实践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和问题:传统的以制度改革、开发战略为主的扶贫成效开始放缓;过度的扶贫开发伴随着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日益凸显;现行标准下脱贫人口获得资源相对困难;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和疫病交织而导致的返贫现象增多;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与近年的“精准扶贫”在基层实践中逐步呈现出一定的矛盾和冲突;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和丰富的物质生活需求对传统的开发扶贫、精准扶贫提出了更高要求等。以上这些都亟需我们寻求一条新的扶贫途径。顺应当前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本文在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理论和实证方法,将减贫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研究,提出应走因地制宜、低碳循环、持久效率、包容发展的精准生态扶贫新路,力求为处于脱贫攻坚决胜期的当下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我国如何推进扶贫事业提供一种新思路。论文立足于我国传统开发扶贫实践和2020年脱贫攻坚后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剖析了我国开展精准生态扶贫的现实动因及具备的条件;运用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综合分析、共性分析与特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论证了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存在的交互影响关系;探析了生态贫困类型、成因、辨识方法以及精准生态扶贫的作用机理,揭示了生态贫困存在“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等四种主要类型,从新的角度为精准化识别扶贫对象提供了靶向引导,也为精准生态扶贫政策制定提供参考。论文在分析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现有探索成效和存在问题以及借鉴国外开展针对性生态减贫经验的基础上,构建了精准生态扶贫的理论框架,设计了“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生态扶贫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基于资源禀赋开展针对性、差异化的生态扶贫措施建议,以为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同开展减贫与生态保护服务。精准生态扶贫战略的提出,是现有精准扶贫实践和传统扶贫开发理论的发展,其现实依据是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生态贫困问题的存在,理论基础在于正确处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价值取向在于创新包容低碳可持续发展,实现路径是基于资源禀赋生态治贫发展,基本要求在于通过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要素保障,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力量消除生态贫困地区人与生态环境不良关系,实现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相协同,根本目标在于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推动生态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享有美好生活。
栾家庚[5]（2019）在《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文中提出本文利用浙江省相关地方档案以及当时干部训练团相关的报刊杂志等,试图梳理1940-1949年间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成立原因、建设及施训情形等基本史实,在此基础上尝试分析围绕干部训练团所展开的派系权力斗争,进而透视当时的政治生态,以及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浙省干训团是在中央要求下所开展施行的,目的在于提高浙省行政人员素质、加强基层统治与建立人事制度,其沿革与浙省的派系政治生态息息相关。在训练团存续的九年间,其组织机构虽整体上变动不大,但为适应战时需要,它的核心部门则不断调整、以细化其职能。省训团虽受战争的影响,团址及人员编制皆不甚稳定,但仍建立了素质较高的教职员班子,共举办了 28期训练,训练了 7000余名合格的干部。受训学员以在职行政人员为主,以调训与招训两大模式招收。但地方长官不配合调训、学员规避训练情况严重,对训练效果产生了不利影响。施训者以课程教学、军事训练及训育实施三位一体训练。训练结束前后,训练团还会对学员进行考核与甄选,但因其标准不甚科学,致使许多学员训后即失业。虽然训练团开展了一系列训后服务,试图解决学员失业和就业问题,但多数未能落实。浙江省干训团的施训工作改变了学员的生活习惯、提振了学员的抗战信心,并且提升了学员的实际行政能力。但另一方面,训练团采取严密的思想控制,且始终对共产党抱有敌视态度,干扰了正常的训练进程。与此同时,由于国民党威权统治的衰弱及浙江省激烈的派系斗争,省政府通过训练团建立人事制度的努力最终也宣告失败。
李鲁平[6]（2019）在《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解放初期,随着中共由乡村向城市战略转移和三大战役的胜利,关于城市的接收与管理就显得至关重要。文章以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的接管为切入点,探究中共对兰州市的接管工作。具体为:论述了中共为接管兰州市所作的准备工作,对兰州市接管前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进行了分析;解放前夕兰州市中共党组织的搜集了各类情报,成立皋榆工委协军团,进行护厂护校,拥军支前,最终取得了兰州战役的胜利,并建立了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了阐述。接着论述了兰州市接管期间采取的主要措施,从摧毁国民党旧政权、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新政权以及对接管后的兰州进行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分析,又因为兰州市的特殊情况,关于团结少数民族政策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最后论述了兰州城市接管的历史经验,从全心全意团结群众、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等方面作了归纳和提炼。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使兰州市迅速稳定了生活秩序,恢复了经济,团结了少数民族,为新兰州的建设,打下了基础。
樊夏朵[7]（2019）在《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效果及扶贫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四川凉山州H村的实地调查》文中研究说明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概念以来,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累计减少8239万人,2018年贫困发生率为1.7%,相比于2012年累计下降8.5个百分点1。在此过程中,保险业也发挥了有力地引导作用,助推多个贫困地区成功脱贫,包括河北阜平、河南兰考等多个保险扶贫成功模式。但是,今后几年的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剩下的多是脱贫难度较大的深度贫困地区,以及不断出现的返贫现象,我国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所以对深度贫困地区实地调查,针对性地创新保险扶贫路径很有必要,能更好地助推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开展,也能体现保险业服务国家大局、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精神,增强保险业发展后劲。本文以保险精准扶贫的相关理论为指导,首先探索分析了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优势和作用方式,然后通过对深度贫困地区四川凉山州H村的实地调查,分析其贫困概况、扶贫进展及保险扶贫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评估凉山州H村目前的保险扶贫项目的实施效果,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和障碍因素,最后借鉴我国目前比较成功的保险扶贫模式的经验,提出保险参与产业扶贫、卫生扶贫、民生扶贫和教育扶贫的创新路径以及配套的政策建议。本文包括七个部分,各章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观点如下:第一章是文章的导论。包括本文的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现阶段国内外关于保险精准扶贫的研究现状及简要述评,以及对本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简要介绍,最后就文章的创新点和不足进行详细说明。第二章是关于保险实施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首先是界定精准扶贫和保险扶贫的概念,精准扶贫是我国首先使用的一种全过程精准的特殊的目标瞄准扶贫方式,本文所指的保险扶贫主要包括能起到扶贫作用的保险险种保障和保险资金运用。其次是关于保险实施精准扶贫的理论,包括可行能力贫困理论、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以及保险扶贫项目的评估框架和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主动脱贫理论。最后分析了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优势和作用方式,优势主要有保险扶危济困的天然属性,目标靶向的精准性,以及杠杆机制和市场化机制带来的公平效率的提高。目前,我国保险业参与精准扶贫的作用方式主要通过保险扶贫保障体系、保险扶贫增信体系和保险扶贫投资体系这三方面。第三章是四川凉山州H村贫困状况及保险扶贫现状的调查分析。首先分析凉山州H村的贫困概况,包括贫困户的基本情况、贫困户的家庭人口数量、劳动力数量等。然后分析研究凉山州H村的致贫原因分布和贫困户收入构成情况,最大的致贫原因是由于婚丧嫁娶陋习导致的缺乏资金发展生产,大多数贫困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家庭生产经营性收入。第二部分是凉山州H村的扶贫进展及初步效果,通过完善基础设施,重视住房改造,开展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方式,实现了贫困户收入明显增加,生活质量提高。第三部分是凉山州H村目前的保险扶贫方式及发展现状,分析医疗保险、农业保险、小额意外伤害保险“扶贫保”以及小额信贷保险的实施路径和发展现状。第四章是对凉山州H村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估。从保险扶贫项目的直接效果、精准度、内在激励作用、经营持续性和可复制性五个方面来评估。发现凉山州H村目前实施的保险扶贫项目中,各个险种的扶贫直接效果差异较大,农业保险中的马铃薯、能繁母猪保险和医疗保险中的新农合,其保障程度、保障范围都较好,但“扶贫保”保障程度较低,且特色产业缺乏保障。现有保险扶贫项目的内在激励作用有限,不能带动农户的主动脱贫信念。同时现有的保险扶贫项目也缺乏针对性,精准性不足,对于特色产业中的西门塔尔牛和大棚种植,都缺乏相关保障。保险扶贫项目在经营持续性和可复制性方面也存在不足。最后分析了造成保险扶贫效果不好的障碍因素,包括基层网点服务不足、考核机制不合理、贫困人口保险意识缺乏,以及扶贫配套政策不健全、缺乏风险分担机制和政府部门联动机制。第五章是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不同模式及其经验借鉴。首先是河北阜平“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模式,借鉴其农业保险全覆盖的扶贫路径,联办共保的创新模式,农险+贷款的联动机制,以及扶贫配套网络体系的构建。兰考“一揽子保险”模式中,借鉴其组合保险和“保险+就业”的扶贫路径,以及将已脱贫人口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考虑在内的保障方式。盐池“2+X”菜单式保险方案中,借鉴其灵活选择的保险方案,创新的授信机制和保险风险补偿金的设置。在赣州的医疗保险扶贫模式中,值得借鉴的地方有,创新利用扶贫资金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一站式结算系统及风险调节机制的设置。第六章是凉山州H村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研究。借鉴第五章的经验,从产业扶贫、卫生扶贫、民生扶贫和教育扶贫四个方面来探索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在产业扶贫方面,第一是要创新开展覆盖扶贫产业链各个环节的新型农业保险,包括前端的农业生产过程中各种自然灾害、农业设施和土地流转的风险;产业链中端的农产品储存的风险;以及后端的销售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农产品质量、线上订单违约等风险。第二是要创新信贷保险,除了基本的小额信贷保证保险、贷款人意外伤害保险外,探索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和养殖业“保单质押”活体抵押贷款。卫生扶贫方面,继续完善基本医疗保险扶贫,同时创新利用扶贫资金为贫困人口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民生扶贫方面,开展各类人身保险,特别是针对特殊人群的特定保障,以及各类治安保险、巨灾保险,保险资金投资民生工程等方式。最后通过助学贷款保证保险、校方责任险、公益捐赠、定向招聘等方式参与教育扶贫。第七章是推动保险扶贫创新路径实施提升保险扶贫效果的政策建议。第一是要加强保险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建设,建立保险扶贫长效机制。包括将保险纳入贫困地区扶贫规划和政策体系;完善财税政策、风险分担机制等配套措施;以及创新政企合作模式和加强政府部门联动机制。第二是要完善保险扶贫的监管机制,包括实施差异化监管和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第三是要提升贫困地区保险机构的服务能力。主要有提高险种开发针对性、提升基层网点服务水平、加强保险知识宣传等。最后从提升贫困户主动脱贫信念、提高保险扶贫项目可复制性、完善对新脱贫人口的保险扶贫政策三方面对策建议来保证保险扶贫成效的持续性。本文的主要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在于:（1）基于深度贫困地区凉山州H村的实地调研资料,深入分析了高原彝族地区的贫困根源及影响保险扶贫效果发挥的障碍因素,在此基础上寻找保险与当地扶贫项目的切入点,并针对性地提出了保险精准扶贫的实施路径和政策建议。研究内容结合实际紧密,注重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及应用价值。（2）创新性地提出了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具体实施路径。论文研究认为,要实现保险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必须将保险与产业扶贫、卫生扶贫、民生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发挥合力作用。提出通过为扶贫产业链提供全流程的风险保障,助推贫困户参与扶贫产业链实现脱贫;以及创新开展两权抵押贷款保证保险和养殖业“保单质押”活体抵押贷款,拓宽贫困人口融资渠道。
沈费伟[8]（2018）在《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实现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是什么,通过怎样的策略能够振兴资源型村庄,如何培育和保持资源型村庄内生发展的长久活力,这是本文的核心问题。围绕着上述问题,本文从后农业税时代下中国乡村振兴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典型案例的实证检验,应用“任务型治理”的理论框架,探析了现阶段资源型村庄实现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设计和总结新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所谓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是一种围绕解决资源型村庄治理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定任务而采取的方式、手段与途径。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中,能否有效地实现治理目标,促进村庄的可持续发展,其关键点和难点正是对于任务的界定,以及根据各个不同阶段的任务而不同治理主体分工协作所达成的一种良好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根据国家对农村的政治战略安排和乡村振兴的发展实践,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总任务是实现乡村振兴。围绕着乡村振兴这个总任务框架,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建构过程一般包括三个阶段,分别是: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初始期,需要解决的是村庄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的经济基础任务、村庄的组织基础任务和村庄的环境基础任务,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过渡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提供村庄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村庄环境服务供给、村庄文化服务供给和村庄制度服务供给,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需要解决的任务是塑造村庄的特色品牌,主要包括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休闲观光农业建设和传统文化弘扬,应该形成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由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不同阶段需要完成不同的任务,因此各个治理主体在应对不同阶段任务中的力量发挥有差异,但是不管哪个治理主体处于主导地位,这只是体现了治理结构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力量强弱差异,其本质依旧是稳态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通过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不仅能够取得重振村庄组织活力、复兴产业实力、重塑文化魅力、再造环境美化等村庄外在层面的振兴,而且更能够达到村民主体性的确立、社会资本的培育、多元参与的建立以及乡村精神的重塑等村庄内在层面的培育,真正实现资源型村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本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从理论层面来解析“任务型治理”的内在逻辑,明确“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过程和绩效,不仅有利于推动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阐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其二,是从实践层面通过考察资源型村庄的典型代表浙江省湖州市荻港村“任务型治理”的具体过程和内容,提炼和总结荻港村成功治理的实践逻辑和成功经验,整合农村社会资源,寻找和克服村庄衰败的根源,为中国其余类似荻港村的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提供具体的经验支持和参考意见,对于推动新农村建设,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为实现以上研究目标,论文以七个章节的篇章结构围绕村庄治理议题展开理论分析和案例阐述,以求对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模式得以深刻的理解。第一章,导言。这是本文的开篇之章,一是分析了村庄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进而明确当前研究资源型村庄有效治理的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二是通过对既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评述,进而明确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阐明了本文的研究定位。三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求,界定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内涵。四是交代了调研村庄浙北荻港村的基本概况和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技术路线和章节安排。第二章,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本章主要从政治与行政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阐述了“任务型治理”的理论内涵以及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构建的分析框架。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上,一是提出“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以此表明当前。“任务型治理”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偶然因素使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下顺应社会发展规律而适时产生的新的理论体系。二是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合作治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结构功能理论对“任务型治理”的主体、过程、关系和功能四方面进行理论解读。三是通过治理主体分析、总体任务界定、阶段任务划分、治理结构塑造、任务有效执行的行文思路来论证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机理,以此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四是交代了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历史沿革、制度安排以及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三方面内容。第三章,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的任务是完善村庄基础任务,具体包括了健全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和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三方面,而每个方面的任务又可以细化为更基础、具体的任务。在健全资源型村庄基础任务方面,可以划分为通过换届选举而重建村民自治组织、以基层维稳而重建六老组织、推动村庄治理而组建各类民间组织。在增强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兴办青鱼合作社、村办集体企业改制以及成立村经济合作社。在改善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方面,可以划分为整治油脂化工企业、开展清水河道工作和构建村庄长效管理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能够促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社会发展。之所以突出村民自治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我国的村民自治组织是实施村民自治的主要形式,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初始期,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凭借其在乡村社会独特的资源,在提供村庄基础服务与促进乡村善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第四章,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本章主要探讨的是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过渡阶段的任务是供给村庄公共服务,具体包括了供给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提升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和健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三方面。在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方面,分为村庄五水共治、农民新房建设和各类村庄基础设施建设。在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方面,包括修复村庄古建筑文物、开展各类文化项目、获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方面,涵盖了实施六百工作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完善制度化机制。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形成以政府组织为主,村民自治组织和市场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治理结构。之所以在该阶段要着重突出政府组织的力量,这是缘于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是政府的内在职责,政府应该向村庄提供那些因市场失灵、村民自治组织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村民群体有益的、必需的服务,从而提升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绩效。第五章,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本章主要剖析了在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提档期的任务是塑造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具体包括了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和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三方面。在开发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方面,主要开展了创办荻港古村旅游公司、获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以及招商引资挖掘村庄资源等工作。在建设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方面,进行了修复桑基鱼塘、创建丝绸风情小镇和营造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等活动。在弘扬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方面,完成了创办荻港渔庄、举办鱼文化节和渔家乐的传承的任务。在上述所有任务开展过程中,应该构建以市场组织为主,政府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为辅的“一主两辅”的治理结构。之所以要突出发挥市场组织的作用,缘于市场组织在资源型村庄的品牌塑造中有着先天的优势,能够整合优化资源型村庄的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型村庄的社会影响力,进而实现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目标。第六章,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本章从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内在机理、优势解析和治理策略四方面来论证和反思资源型村庄治理方式的话题。在乡村振兴时期,由于社会转型的压力、政府政策的驱动、乡村精英的助推、村民利益的诉求等,有着强大的村庄治理动机,因而需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基于对荻港村治理经验的提炼和总结,认为“任务型治理”是其中一种有效的资源型村庄的治理方式。当前,在构建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问题上,首先,明确资源型村庄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的治理边界;其次,合理划分资源型村庄治理中的阶段性任务;再次,塑造“一主两辅”的良好治理结构;最后,提升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质绩效。第七章,总结。本章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四大富有意义的研究结论。
唐湘雨[9]（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认为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张志军[10]（2015）在《南京国民政府地方税体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 ——以江西省为例》文中指出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税体系是基于分税制原则设计的一种税入体系。分税制度是近代以来各国广泛采用的一种税政经营管理模式,从这种制度设计出发,国家财政税入和地方财政税入被按照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在国计民生中所分别承担的行政责任及其相应的财政支出负担匹配了相应的财政收入源,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种收入就是税收。中国的地方税体系的建构始于清末民初,这跟当时的经济政治社会及税收制度的变革密切相关。清朝末年,不少专家学者已着手对规划地方税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施建议,并获得清政府的初步采行。辛亥之后,北洋势力掌持北京政府时期,北洋集团对于构建地方税体系态度持续变换,从袁世凯当国的漫不经心到曹锟时代的力不从心,故当时的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并未获得较为明显的进步。南京国民政府建政之后,致力于基于国地分税的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但其建构目标以1941年的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为限,前后却有所不同。在此之前南京国民政府构建地方税体系的着力点重在省级税政,在此之后则是以建设县自治为名全心投注于县级税政的架构。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江西省政府的二十余年时间内,民国江西省政府权柄先后操持于朱培德、鲁涤平、熊式辉、曹浩森、王陵基、胡家凤、方天等人之手。这些人在响应南京国民政府构建地方税体系的政策规划的同时也曾经基于自身的政治追求和现实利益对于江西的地方税体系有所规划有所用心,其中尤其以熊式辉治理赣政的十余年间的税政举措至为鲜明,极有代表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在构建地方税体系的实践过程中,以1942年初为基本界限。在此之前,江西省架构地方税体系的重心在于省级税政。以熊式辉为典型代表的江西省政府构建了以田赋、契税、营业税、屠宰税、烟酒牌照税和清匪善后捐为主体的江西省省税体系,并通过种种运作手段将县税体系变成省税体系的分支乃至附庸、几乎独立经征的完整税项。1942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以抗战建国为号召,以集中财力为张目废除了省级税政体系；1946年以后,省税体系虽曾恢复,但独立经征的只有营业税且须以过半税入支援县级财政,不论规模还是实效都已无可观者。从1942年开始,南京国民政府将地方税体系的建构重心转向县级税政。此后的江西省在落实南京国民政府的规划过程中,相继颁布了涉及房捐、屠宰税、营业牌照税、使用牌照税和筵席及娱乐税等五个税项的地方性规程。但因民国江西战事频仍、经济破败,江西省的县税体系除屠宰税税项外,其余各项税入几乎全无规模可观者,遂使江西省县税体系以经征屠宰税为重心,且征收手段多有不合法之处。今天,我国的地方税体系尚在持续完善之中,成绩斐然之余也尚有需要持续改革的地方,反观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地方税体系的建构过程与经验教训,虽然不乏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独特因素,但其间共性仍能对我们今天的地方税体系的建设提供一定的镜鉴。
二、全省财税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省财税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贫困县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兰考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普惠金融的概念解析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普惠金融的概念解析 |
| 一、普惠金融的定义 |
| 二、普惠金融的核心要素 |
| 三、普惠金融的框架体系 |
| 第二节 县域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
| 一、金融发展中的普惠金融论 |
| 二、农村金融中的普惠金融论 |
| 第三节 我国普惠金融理论的演进 |
| 一、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 |
| 二、包容性微型金融阶段 |
| 三、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 |
| 四、跨越性数字普惠金融阶段 |
| 第四节 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和基本效应 |
| 一、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 |
| 二、普惠金融的基本效应 |
| 第二章 兰考普惠金融模式的发展实践 |
| 第一节 兰考普惠金融的试点价值 |
| 一、兰考县的发展困境 |
| 二、兰考县的脱贫攻坚实践 |
| 第二节 兰考普惠金融的总体方案 |
| 一、方案落地前期准备 |
| 二、方案的正式落地 |
| 第三节 兰考普惠金融模式的具体内容 |
| 一、分层组织架构与政策引导 |
| 二、精准化产品与服务供给 |
| 三、构建多层次县域金融市场 |
| 四、健全基础设施与要素平台 |
| 五、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教育 |
| 第四节 兰考模式的创新特点 |
| 一、服务体系层次化 |
| 二、授信体系普惠化 |
| 三、信用机制长效化 |
| 四、风控体系分段化 |
| 五、金融服务数字化 |
| 第三章 兰考普惠金融模式发展评价 |
| 第一节 兰考普惠金融指数比较分析 |
| 一、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评 |
| 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测评 |
| 三、指数相关性分析 |
| 第二节 兰考普惠金融模式的发展成效 |
| 一、金融服务渗透性增强 |
| 二、金融市场活力提升 |
| 三、县域经济稳步增长 |
| 四、辐射效应逐步扩大 |
| 第三节 兰考模式发展面临的束缚与问题 |
| 一、制度设计方面的缺陷 |
| 二、供给方成本束缚较大 |
| 三、需求方用贷能力不足 |
| 四、普惠金融数字化的挑战 |
| 第四章 完善及推广兰考普惠金融模式的建议 |
| 第一节 强化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撑 |
| 一、加强普惠金融立法 |
| 二、实施差异化监管政策 |
| 三、促进政策优惠常态化 |
| 第二节 激发金融供给体系活力 |
| 一、促进供给行业联合发展 |
| 二、用活金融市场与交易平台 |
| 第三节 加强需求主体权益保护 |
| 一、营造县域普惠金融氛围 |
| 二、构建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
| 第四节 扎实推进数字普惠进程 |
| 一、进行数字基础设施完善 |
| 二、进行产品数字化升级 |
| 三、鼓励机构数字化创新 |
| 四、打造数字金融人才队伍 |
| 第五节 吸纳经验有序推广 |
| 一、吸收其他县域先进经验 |
| 二、有序推广兰考模式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民国时期江苏省牙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 牙行与牙人 |
| (二) 牙税 |
| (三) 营业税 |
| (四) 地方财政 |
|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
| (一) 研究视角 |
| (二) 研究方法 |
| (三) 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四.文章框架 |
| (一) 章节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江苏牙税的制度与变动 |
| 第一节 清代江苏地区的牙行与牙税 |
| 一.牙行与牙税的历史沿革 |
| 二.清代江苏牙行的分布经营与牙税稽征制度的形成 |
| 第二节 清末苏州抗增牙税运动 |
| 一.抗税运动的爆发 |
| 二.商会与政府的博弈 |
| 三.抗税运动渐息及余波 |
| 第二章 税权的博弈:民国时期牙税的地方征管 |
| 第一节 中央专款:牙税收归国家税的尝试 |
| 一.北京政府的国地财政划分与牙税整理 |
| 二.中央专款制度的建立与牙税划归 |
| 三.民国初期江苏省对牙税的初步整顿与征管 |
| 第二节 教育专款:国家税的地方用途 |
| 一.江苏省教育经费管理处成立与教育专款划分 |
| 二.教育经费管理处主导的牙税包征 |
| 第三节 以教育的名义:屠牙税征收权的争夺 |
| 一.混乱的种子:南京特别市成立与省市财政划分 |
| 二.六年的对抗:南京市与江苏省的税权纠葛 |
| 三.调停与缓和:省市税权矛盾因素的探析 |
| 第三章 牙税向营业税演进的艰难历程 |
| 第一节 牙税制度的概览与民间争论 |
| 一.各省牙税稽征制度概览与比较 |
| 二.关于牙税存废的民间舆论 |
| 第二节 向营业税过渡:税收现代化的进程 |
| 一.北京政府举办营业税的尝试 |
| 二.南京国民政府牙税改革的艰难历程 |
| 三.牙税改革的最终完成与新旧税制对比 |
| 四.江苏省非国统区牙税的征收与废除 |
| 第四章 税收与商民:牙税稽征与社会互动 |
| 第一节 苛商病民?——浅析牙行日常经营与市场功能 |
| 一.牙行的成立、经营与市场功能 |
| 二.绕不开的牙行:南京米粮的交易与流通 |
| 第二节 稽征与治理——牙行乱象与政府对牙行的管理 |
| 一.牙行积弊:偷税漏税与市场垄断 |
| 二.政府治理:以征代管的内在逻辑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厘金的研究 |
| (二) 邮政的研究 |
| (三) 研究状况评述 |
| 三、研究方法、视角及相关界定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视角 |
| (三) 相关界定 |
| 四、重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厘金、邮政与海关:邮包税的诞生与其制度运行背景 |
| 第一节 邮包税的开征背景 |
| 一、“无物不征”的厘金 |
| 二、近代邮政的发展 |
| 三、防杜偷漏:邮政与税收的关联 |
| 第二节 邮包税征收的制度化 |
| 一、邮包税的制度设计 |
| 二、海关邮包税、子口税与邮包税的关系考辩 |
| 三、海关对邮包税的复杂态度 |
| 第二章 渐次推广:北洋政府时期邮包税的演化 |
| 第一节 北洋政府前期邮包税的推广与比较 |
| 一、“国税漏卮”、“复业善后”与甘肃邮包税的创制 |
| 二、各地邮包税的开征及其比较 |
| 第二节 北洋政府后期邮包税的扩张与分析 |
| 一、设局自办与海关、客邮的交涉 |
| 二、邮包税和铁路火车捐:两种运输方式承载的厘金制分析 |
| 第三章 收归部办: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邮包税的国税化 |
| 第一节 出尔反尔:邮包税由裁到收归部办 |
| 一、不断推进的裁厘活动 |
| 二、全国财政会议上官方的定调:“非通过税,与厘金不同” |
| 三、社会各方的反映 |
| 第二节 财政部的制度安排与地方实效窥探 |
| 一、邮包税局的组织及其法规章程 |
| 二、全国邮包税总局对地方分局的管理控制 |
| 三、实效对比:天津邮包税的成功与东三省邮包税的旋起旋灭 |
| 第四章 利益纠葛:邮包税实行中的各种困境 |
| 第一节 税与税之间的冲突 |
| 一、江苏邮包税与产销税之间的矛盾 |
| 二、浙江邮包税与丝绸认捐之间的交涉 |
| 三、邮包税与二五内地税以及统税的瓜葛 |
| 第二节 来自民间的抗议 |
| 一、国货与免税 |
| 二、商业团体的抗争 |
| 第三节 邮包税演进中的自身流弊 |
| 第五章 裁撤厘金:邮包税的裁撤及其后续 |
| 第一节 裁撤厘金背景下各方的呼吁 |
| 一、交通部的推动 |
| 二、商业团体的努力 |
| 三、邮务工会的请求 |
| 第二节 邮包税裁撤后的后续考察 |
| 一、西南、西北地方政府的顽强抵抗 |
| 二、邮资费用是否因邮包税裁废而变化 |
| 三、邮包税局对包裹的查验功能谁来弥补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结构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 |
| 一、贫困 |
| 二、减贫 |
| 三、生态贫困 |
| 四、精准生态扶贫 |
| 第二节 主要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 |
| 三、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 |
| 第二章 精准生态扶贫问题的提出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脱贫攻坚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
| 一、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持续推进扶贫事业 |
| 二、经济增速放缓带来开发扶贫投入压力 |
| 三、区域发展不平衡要求深度贫困区脱贫加劲 |
| 四、社会结构分化需加大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传统开发扶贫方略的升级方向 |
| 一、弥补传统开发扶贫的不足 |
| 二、具备创新包容低碳发展新特质 |
| 三、优化现有扶贫模式和体系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 |
| 一、两者密切相关且具内在协同性 |
| 二、助推乡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 三、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谐发展 |
| 四、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
| 第四节 精准生态扶贫已具备实施条件和机遇 |
| 一、生态扶贫战略理念日渐清晰 |
| 二、生态扶贫政策调整日趋到位 |
| 三、生态扶贫实施环境日臻完善 |
| 四、生态发展与生态减贫已成为国际共识 |
| 第三章 我国生态贫困的现实与理论考察 |
| 第一节 贫困状况与生态环境条件 |
| 一、当前我国贫困状况 |
| 二、当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 |
| 第二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理论阐释 |
| 一、环境脆弱引发生态贫困论 |
| 二、生态贫困导致生态环境脆弱论 |
| 三、生态贫困和生态环境脆弱交互影响论 |
| 第三节 生态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关系的实证分析 |
| 一、表现及特征比较 |
| 二、空间分布考察 |
| 三、耦合度评价 |
| 四、数据验证 |
| 第四节 生态贫困类型的划分 |
| 一、划分原则 |
| 二、划分依据 |
| 三、主要类型辨识 |
| 第五节 生态贫困主要类型的形成原因 |
| 一、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成因 |
| 二、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成因 |
| 三、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成因 |
| 四、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成因 |
| 第四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与实践探索 |
| 第一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现机理 |
| 一、生态环境内生变量化优化了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目标 |
| 二、绿色投入产出动力机制的构建驱动了生态经济增长 |
| 三、扶贫整体质量和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升 |
| 第二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进程及成效 |
| 一、实践进展情况 |
| 二、典型实践案例 |
| 三、现有实践成效 |
| 第三节 精准生态扶贫的实践障碍 |
| 一、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依然存在矛盾 |
| 二、产业资本增值和产业项目选择不能满足需求 |
| 三、市场要素、社会及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作用不足 |
| 四、生态贫困基本情况不精准 |
| 五、生态扶贫资源配置体制机制还不完善 |
| 第五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国际经验启示 |
| 第一节 相关国家针对性生态扶贫举措 |
| 一、针对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 |
| 二、针对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 |
| 三、针对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 |
| 四、针对制度缺失性致贫型 |
| 第二节 国际针对性生态扶贫的基本经验 |
| 一、高效利用生态资源促进经济发展 |
| 二、保障生态贫困人口发展权益 |
| 三、注重市场减贫与社会减贫作用 |
| 四、立足区域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 |
| 第三节 国际经验对我国精准生态扶贫的启示 |
| 一、精准生态扶贫成效获得应立足资源禀赋选择适宜模式 |
| 二、精准生态扶贫动力激发需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
| 三、精准生态扶贫区域协调要有统一的资源配置管理机构 |
| 四、精准生态扶贫有序实施重在制度的健全与保障 |
| 第六章 精准生态扶贫的战略导向 |
| 第一节 坚持生态资源开发利用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
| 一、促进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良性互动 |
| 二、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布局 |
| 三、坚持生态扶贫与新农村建设相衔接 |
| 第二节 立足资源禀赋发展与因人施策相结合 |
| 一、基于区域禀赋因地制宜发展 |
| 二、因应家庭差异分类帮扶 |
| 三、区分贫困个体不同施策 |
| 第三节 发挥市场机制与社会多方力量作用 |
| 一、突出发挥市场作用 |
| 二、培育社会力量参与 |
| 三、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
| 第四节 完善生态扶贫制度设计和治理体系建设 |
| 一、优化顶层制度设计 |
| 二、科学搭建治理体系 |
| 三、创新精准运行机制 |
| 第七章 推进精准生态扶贫的措施建议 |
| 第一节 生态环境不良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坚持“三生融合”,厚植生态资本 |
| 二、发展科技新能源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
| 三、加强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
| 四、推进劳动力转移,多举措提供就业机会 |
| 第二节 功能角色束缚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科学合理开发利用生态资源 |
| 二、探索生态资源的价值转换渠道 |
| 三、优先发展生态服务业 |
| 四、深化发展现代化农业 |
| 五、积极发展特色禀赋产业 |
| 第三节 工业化进程中资源耗竭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全面推进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
| 二、发展资源互补或替代的产业 |
| 三、推进生态复建工程 |
| 四、大力开发人力资源 |
| 五、加快新城镇、新农村建设 |
| 第四节 制度缺失性致贫型的主要措施 |
| 一、实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 |
| 二、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 |
| 三、完善精准生态扶贫模式 |
| 四、健全财税金融支持政策 |
| 五、建立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5）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先行研究 |
| 三、本文内容及思路 |
| 第一章 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的成立 |
| 一、国民党干部训练概况 |
| 二、浙江省干部训练活动的开展 |
| 第二章 浙江省干部训练沿革与派系政治生态 |
| 一、黄绍竑与战时工作人员训练团 |
| 二、阮毅成与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讲习所 |
| 三、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与浙江省训练团 |
| 第三章 训练团的课程教学及军事训练实施情况 |
| 一、课程教学 |
| 二、军事训练 |
| 第四章 训练团的训育实施情况 |
| 一、小组讨论会及工作讨论会 |
| 二、党团务活动 |
| 三、其他 |
| 第五章 训练团历期训练概况 |
| 一、团址选址、建设及变迁相关情形 |
| 二、抗战胜利前后训练统计及其影响因素 |
| 第六章 训练团的组织机构及人事执掌 |
| 一、组织机构概况 |
| 二、训练团的资金及人事编制相关情形 |
| 三、教职员分析 |
| 第七章 受训人员分析 |
| 一、受训人员招收情形 |
| 二、受训人员的考核、甄选与服务 |
| 结语 |
| 一、浙省干训团之得 |
| 二、浙省干训团之失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6）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四、中共接管初期兰州地域范围 |
| 第一章 中共为接管兰州市所作的准备工作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兰州市前夕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困难 |
| 第二节 解放前夕兰州市中共党组织开展的情报工作 |
| 第三节 兰州战役的胜利和兰州市的解放 |
| 第四节 建立兰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
| 第二章 中共接管兰州市期间采取的主要措施 |
| 第一节 摧毁国民党旧政权 |
| 第二节 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新政权 |
| 第三节 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稳定社会秩序 |
| 第四节 接管并改造旧文化教育事业 |
| 第三章 中共接管兰州市的历史经验 |
| 第一节 全心全意团结群众、依靠工人阶级的原则 |
| 第二节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维护民族团结 |
| 第三节 注重协调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关系 |
| 第四节 严守群众纪律,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7）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效果及扶贫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四川凉山州H村的实地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简要说明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2.保险实施精准扶贫的理论分析 |
| 2.1 基本概念界定 |
| 2.1.1 精准扶贫的界定 |
| 2.1.2 保险扶贫的界定 |
| 2.2 保险实施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 |
| 2.2.1 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 |
| 2.2.2 “人力资本”反贫困理论 |
| 2.2.3 保险扶贫项目的评估框架 |
| 2.2.4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的主动脱贫理论 |
| 2.3 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独特优势 |
| 2.3.1 保险自身特点与职能对精准扶贫有天然优势 |
| 2.3.2 保险的精准属性符合扶贫工作的精准要求,提高扶贫精准度 |
| 2.3.3 保险能放大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优化扶贫资源配置 |
| 2.3.4 保险扶贫比传统扶贫模式更具公平效率 |
| 2.4 保险参与精准扶贫的作用方式 |
| 2.4.1 通过保险扶贫风险保障体系,提供风险保障服务实现精准扶贫 |
| 2.4.2 通过保险扶贫增信体系,提供增信服务实现精准扶贫 |
| 2.4.3 通过保险扶贫投资体系,提供资金支持实现精准扶贫 |
| 3.四川凉山州H村贫困状况及保险扶贫现状的调查分析 |
| 3.1 凉山州H村的贫困概况 |
| 3.1.1 贫困户基本情况 |
| 3.1.2 贫困户家庭人口情况 |
| 3.1.3 贫困户致贫原因分布 |
| 3.1.4 贫困户收入构成情况 |
| 3.2 凉山州H村的扶贫进展及取得的初步效果分析 |
| 3.2.1 多方措施共同作用,贫困户收入增加明显 |
| 3.2.2 完善基础设施,改造精神风貌,贫困户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
| 3.2.3 产业扶持,创新生产方式,实现农民多渠道增收 |
| 3.2.4 开展金融扶贫,提供农户贷款资金支持 |
| 3.2.5 实施教育扶贫政策,阻断代际间贫困传递 |
| 3.3 凉山州H村的保险扶贫路径及发展现状 |
| 3.3.1 医疗保险实施扶贫的路径及发展现状 |
| 3.3.2 农业保险实施扶贫的路径及发展现状 |
| 3.3.3 小额意外伤害保险“扶贫保” |
| 3.3.4 小额信贷保证保险实施扶贫的路径及发展现状 |
| 3.3.5 凉山州H村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建设情况 |
| 4.凉山州H村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效果评估 |
| 4.1 保险精准扶贫项目的效果评估内容 |
| 4.1.1 保险扶贫项目的直接效果评估 |
| 4.1.2 保险扶贫项目的精准度评估 |
| 4.1.3 保险扶贫项目带来的内在激励作用 |
| 4.1.4 保险扶贫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估 |
| 4.1.5 保险扶贫项目的可复制性评估 |
| 4.2 凉山州H村保险精准扶贫效果评估结果 |
| 4.2.1 凉山州H村不同保险扶贫项目的直接效果差异较大 |
| 4.2.2 凉山州H村的保险扶贫项目精准度不足,险种针对性不强 |
| 4.2.3 凉山州H村保险扶贫项目的内在激励作用有限 |
| 4.2.4 凉山州H村保险扶贫项目的可持续性有待提高 |
| 4.2.5 凉山州H村保险扶贫项目的可复制性评估 |
| 4.3 影响凉山州H村保险扶贫项目效果发挥的障碍因素 |
| 4.3.1 贫困地区保险基层服务网点严重不足 |
| 4.3.2 保险扶贫考核机制不健全 |
| 4.3.3 贫困人口保险意识缺乏,主动脱贫意识不足 |
| 4.3.4 保险扶贫配套政策不健全,配套支撑措施不明确 |
| 4.3.5 保险扶贫的风险分担补偿机制不健全 |
| 4.3.6 保险扶贫的相关部门协调沟通机制不稳定 |
| 5.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不同模式及其经验借鉴 |
| 5.1 “金融扶贫、保险先行”的“阜平模式”的扶贫路径及成效 |
| 5.1.1 “阜平模式”中保险扶贫的创新做法 |
| 5.1.2 “阜平模式”的保险扶贫成效 |
| 5.1.3 “阜平模式”对H村的经验启示 |
| 5.2 河南兰考“脱贫路上零风险”模式的扶贫路径及成效 |
| 5.2.1 兰考“脱贫路上零风险”模式的创新举措 |
| 5.2.2 兰考“脱贫路上零风险”模式的保险扶贫成效 |
| 5.2.3 “脱贫路上零风险”模式对H村的经验启示 |
| 5.3 宁夏盐池“扶贫保模式”的扶贫路径及成效 |
| 5.3.1 “扶贫保模式”的具体保险方案 |
| 5.3.2 盐池“扶贫保模式”的保险扶贫成效 |
| 5.3.3 “扶贫保模式”对H村的经验启示 |
| 5.4 江西赣州医疗保险扶贫模式的扶贫路径及成效 |
| 5.4.1 赣州医疗保险扶贫模式的典型做法 |
| 5.4.2 赣州医疗保险扶贫模式的成效 |
| 5.4.3 医疗保险扶贫模式对H村的经验启示 |
| 6.凉山州H村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创新路径研究 |
| 6.1 保险参与产业扶贫的创新路径 |
| 6.1.1 通过农业保险为扶贫产业提供风险保障 |
| 6.1.2 通过信用保证保险等方式为产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 |
| 6.1.3 凉山州H村产业扶贫项目中的保险切入方式 |
| 6.2 保险参与卫生扶贫的创新路径 |
| 6.2.1 通过基本医疗保险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医疗保障 |
| 6.2.2 通过商业医疗保险为贫困人口提供补充保障 |
| 6.2.3 凉山州H村卫生扶贫的具体路径 |
| 6.3 保险参与民生扶贫的创新路径 |
| 6.3.1 通过各类人身保险为贫困人口提供人身保障 |
| 6.3.2 通过治安保险巨灾保险等帮助贫困人口应对外在风险 |
| 6.3.3 通过保险资金投资民生工程项目助推民生扶贫 |
| 6.4 保险参与教育扶贫的创新路径 |
| 6.4.1 通过为学生、教师提供保险保障应对教育风险 |
| 6.4.2 凉山州H村教育扶贫的保险切入方式 |
| 7.推动保险扶贫创新路径实施提升保险扶贫效果的政策建议 |
| 7.1 加强保险精准扶贫政策体系建设,建立保险扶贫长效机制 |
| 7.1.1 将保险纳入贫困地区扶贫规划与政策体系 |
| 7.1.2 完善保险扶贫配套政策措施 |
| 7.1.3 创新“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保险扶贫合作模式 |
| 7.1.4 加强保险机构与扶贫办及各政府部门的联动机制 |
| 7.2 建立健全差异化的保险扶贫监管机制 |
| 7.2.1 实施对贫困地区适度倾向的差异化监管制度 |
| 7.2.2 建立科学合理的保险扶贫考核机制 |
| 7.3 提升贫困地区保险机构的服务能力建设 |
| 7.3.1 提高保险扶贫精准度,因地制宜开发扶贫险种 |
| 7.3.2 加强贫困地区基层网点建设,提高基层保险服务水平 |
| 7.3.3 加强保险知识宣传,提高政府及贫困人口的保险意识 |
| 7.4 多方施策,强化保险扶贫效果的可持续性 |
| 7.4.1 注重提升贫困户的主动脱贫信念 |
| 7.4.2 提高保险扶贫项目的可复制性,建立扶贫宣传推广机制 |
| 7.4.3 完善边缘贫困人口和新脱贫家庭的保险扶贫政策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H村保险扶贫入户调查问卷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8）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论证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二、国外村庄治理的研究述评 |
| 三、既往研究与本研究的关系 |
| 四、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资源型村庄 |
| 二、任务型治理 |
| 第四节 个案选择与研究方法 |
| 一、个案的影响力与代表性 |
| 二、荻港村简介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思路、技术路线与章节安排 |
| 一、研究思路 |
| 二、技术路线 |
| 三、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任务型治理”的学术命题提出 |
| 一、“任务型治理”议题的研究回顾 |
| 二、“任务型治理”的内涵解析 |
| 三、“任务型治理”的核心特征 |
| 四、“任务型治理”的作用价值 |
| 第二节 “任务型治理”的理论解读 |
| 一、利益相关的主体解读 |
| 二、互动合作的过程解读 |
| 三、彼此依赖的关系解读 |
| 四、功能多元的价值解读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构建:一个理论框架 |
| 一、资源型村庄的三元治理主体分析 |
| 二、资源型村庄的任务界定与治理结构 |
| 三、资源型村庄的阶段划分与任务执行 |
| 四、资源型村庄的任务治理绩效与意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制度基础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历史沿革 |
| 二、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制度安排 |
| 三、浙江省乡村振兴的实践与发展 |
| 第三章 初始期:资源型村庄的“基础任务”治理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基础治理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组织基础健全任务 |
| 一、村庄合并与换届选举 |
| 二、六老组织与基层维稳 |
| 三、社会组织与村庄治理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经济基础增强任务 |
| 一、村庄集体经济薄弱 |
| 二、青鱼合作社的创办 |
| 三、村庄集体企业改制 |
| 四、成立村经济合作社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基础改善任务 |
| 一、油脂化工企业整治 |
| 二、清水河道工程开展 |
| 三、村庄长效管理构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过渡期:资源型村庄的“公共服务”供给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环境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文化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制度公共服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环境公共服务供给 |
| 一、五水共治:以龙八港为例 |
| 二、农民新房建设与村庄洁化 |
| 三、服务设施完善与环境美化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文化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古村落文化资源的消失 |
| 二、政府政策支持古村修复 |
| 三、文化项目提升村民素质 |
| 四、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获选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制度公共服务供给 |
| 一、实施六百工作制 |
| 二、推行网格化管理 |
| 三、完善制度化机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提档期:资源型村庄的“特色品牌”塑造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品牌塑造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一、资源型村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二、资源型村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三、资源型村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的界定与执行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的旅游资源开发任务 |
| 一、荻港古村旅游公司的创办 |
| 二、国家4A级旅游景区获选 |
| 三、招商引资与旅游资源开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的观光农业建设任务 |
| 一、桑基鱼塘修复 |
| 二、丝绸小镇创建 |
| 三、凤凰洲生态农业项目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传统文化弘扬任务 |
| 一、荻港渔庄的创建 |
| 二、鱼文化节的举办 |
| 三、“渔家乐”的传承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论证与构建 |
| 第一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实践逻辑 |
| 一、资金缺乏与项目产业支持 |
| 二、精神空虚与文化复兴 |
| 三、纠纷频发与治安维稳 |
| 四、环境污染与村庄整治 |
| 第二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内在机理 |
| 一、村民主体性的确立 |
| 二、社会资本的培育 |
| 三、多元参与的建立 |
| 四、乡村精神的重塑 |
| 第三节 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优势解析 |
| 一、城市与乡村:和合共生 |
| 二、传统与现代:互相融合 |
| 三、发展与文化:持续和谐 |
| 四、五位一体:共同推进并实现 |
| 第四节 资源型村庄的治理策略:任务型治理 |
| 一、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动力机制考察 |
| 二、资源型村庄“任务型治理”的适用性与局限性 |
| 三、构建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9）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10）南京国民政府地方税体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 ——以江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分析 |
| 1.2.1 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地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研究 |
| 1.2.2 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财税体系的研究 |
| 1.2.3 对南京国民政府地方税体系下具体税种的研究 |
| 1.2.4 对民国江西地方税问题的研究 |
| 1.3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1.3.1 目前研究的局限 |
| 1.3.2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达到的创新与不足 |
| 1.4.1 拟突破的问题 |
| 1.4.2 可能达到的创新 |
| 1.4.3 可能的不足之处 |
| 2. 中国分税制度溯源 |
| 2.1 清代的地方税政 |
| 2.2 清晚期的财政系统混乱 |
| 2.3 清末新政时期对国地分税的尝试 |
| 2.3.1 关于国地分税的讨论 |
| 2.3.2 划设自治财政的尝试 |
| 2.4 小结 |
| 3. 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制度的演变 |
| 3.1 民国前期对分税制的探索 |
| 3.1.1 袁世凯政府对国地分税设想与实践 |
| 3.1.2 后袁世凯时代北京政府的分税制设计与实践 |
| 3.2 南京国民政府的国地分税制度 |
| 3.2.1 古应芬的分税方案 |
| 3.2.2 宋子文时代的分税设计与实践(1928.1-1933.10) |
| 3.2.3 孔祥熙时代的分税规划与实践(1933.11-1944.11) |
| 3.2.4 俞鸿钧及其后时代的分税规划与实践(1944.11-1948.4) |
| 3.3 小结 |
| 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的省级地方税政 |
| 4.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省级税政体系的演变 |
| 4.1.1 南京国民政府建政前的江西省级税政 |
| 4.1.2 南京国民政府控制江西初期的江西省级税政(1926.11-1931.12) |
| 4.1.3 熊式辉掌理赣政期间的江西省级税政构建(1932.1-1942.2) |
| 4.1.4 熊式辉去省后的江西省级税政演变(1942.31949) |
| 4.2 省级税政体系中的监督机制 |
| 4.2.1 对税种的监督 |
| 4.2.2 对人员的监督 |
| 4.3 完善省级税政中的催收和刑事追缴制度 |
| 4.4 江西省级税政实践中的弊病 |
| 4.4.1 苛捐杂税过多过滥 |
| 4.4.2 征税措施过于偏重征敛 |
| 4.5 小结 |
| 5. 江西省税体系中的税种建设 |
| 5.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江西省税税种演变 |
| 5.1.1 南京国民政府对省级地方税体系的规划 |
| 5.1.2 民国江西省对南京国民政府省税规划的实践与逾越 |
| 5.2 江西省省税体系中的田赋 |
| 5.2.1 田赋是江西省土地税的主要模式 |
| 5.2.2 征收田赋的法令依据及其演变 |
| 5.2.3 田赋征收标准的设定及其变化 |
| 5.2.4 江西省田赋征收机关的演变 |
| 5.2.5 田赋征收人员的选任及其标准 |
| 5.2.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田赋征收的实际效果 |
| 5.3 江西省省税体系中的契税 |
| 5.4 江西省省税体系中的营业税 |
| 5.4.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营业税的创设与经征依据 |
| 5.4.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营业税经征标准的创设与变化 |
| 5.4.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营业税经征机关的创设与变化 |
| 5.4.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营业税经征的实际效果 |
| 5.5 江西省税体系中的屠宰税 |
| 5.5.1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屠宰税的经征依据 |
| 5.5.2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屠宰税的经征机关 |
| 5.5.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屠宰税经征的实际效果 |
| 5.6 江西省税体系中的特种物品“清匪”善后捐 |
| 5.6.1 江西省税体系中的特种物品“清匪”善后捐的经征依据 |
| 5.6.2 江西省税体系中的特种物品“清匪”善后捐的经征机关 |
| 5.6.3 江西省税体系中的特种物品“清匪”善后捐的经征效果及影响 |
| 5.7 江西省省税体系中的其他税捐 |
| 5.7.1 烟酒牌照使用税 |
| 5.7.2 牙当税 |
| 5.7.3 船捐 |
| 5.7.4 盐附捐 |
| 5.7.5 特种营业税 |
| 5.7.6 自卫特捐 |
| 5.8 小结 |
| 6.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的县级地方税体系 |
| 6.1 南京国民政府划设县级税政的背景 |
| 6.1.1 对中山先生地方自治思想的落实 |
| 6.1.2 假县自治以削弱各地半独立之省 |
| 6.2 南京国民政府对县级税政的设计与演变 |
| 6.2.1 1942年以前的县级税政实际情形 |
| 6.2.2 确立“自治财政”后的县级税政 |
| 6.2.3 抗战胜利后的县级税政改良 |
| 6.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政府建设县级税政的实践 |
| 6.3.1 房捐 |
| 6.3.2 屠宰税 |
| 6.3.3 营业牌照税 |
| 6.3.4 使用牌照税 |
| 6.3.5 筵席及娱乐税 |
| 6.4 小结 |
| 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地方税体系的衰变下行——以江西省的“自卫特捐”为例 |
| 7.1 自卫特捐开征的背景 |
| 7.2 “自卫特捐”征收过程的恶质化倾向 |
| 7.2.1 任意扩大征收范围 |
| 7.2.2 征收比率迅速增加 |
| 7.2.3 税政征管上允许坐支经费 |
| 7.2.4 鼓励以罚代征的掠夺式税捐稽征 |
| 7.3 “自卫特捐”对地方经济的破坏 |
| 7.3.1 导致经济体失血 |
| 7.3.2 梗阻经济运行,破坏经济循环秩序 |
| 7.3.3 诱发商民避捐、税吏贪匿 |
| 7.4 小结 |
| 8. 结语：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地方税体系建构的得失与启示 |
| 8.1 南京国民政府操办地方税体系的成功之处 |
| 8.1.1 顺应时势潮流,有效吸取别国长处 |
| 8.1.2 最初的上下同心,推动了地方税体系的建构 |
| 8.2 民国地方税体制构建过程中值得吸取的教训 |
| 8.2.1 未辩“人和” |
| 8.2.2 错失“天时” |
| 8.2.3 未获“地利” |
| 8.2.4 主其事者过于私心自用 |
| 8.3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江西省地方税体制构建过程的现代启示 |
| 8.3.1 具体税项归属的调整必须慎重且有长远目标 |
| 8.3.2 在税制的创设和管理中必须做到有法必依 |
| 8.3.3 地方税体系下的税项设置应有必要收入规模以保障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 |
| 8.4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全省财税工作会议在兰召开（论文参考文献）
- [1]贫困县普惠金融创新发展的兰考模式研究[D]. 刘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2]民国时期江苏省牙税研究[D]. 高思远.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3]“包裹里的税收”：近代邮包税研究（1903-1931）[D]. 孙家丰.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2)
- [4]精准生态扶贫研究 ——对2020年后我国扶贫战略的思考[D]. 叶善青.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5]浙江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研究（1940-1949）[D]. 栾家庚. 浙江大学, 2019(01)
- [6]解放初期中共对兰州市接管工作研究[D]. 李鲁平. 西北民族大学, 2019(02)
- [7]保险助推精准扶贫的效果及扶贫创新路径研究 ——基于四川凉山州H村的实地调查[D]. 樊夏朵. 西南财经大学, 2019(07)
- [8]资源型村庄的“任务型治理”研究 ——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考察[D]. 沈费伟. 南京农业大学, 2018(07)
- [9]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10]南京国民政府地方税体系的制度设计与实践 ——以江西省为例[D]. 张志军. 江西财经大学, 20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