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文化与山东商人的经商特性（论文文献综述）
赵立庆[1]（2021）在《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王艮的儒学思想是中晚明市民生活的理论表达,本文概括为身本儒学。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东西方无不经历了一个由心本论到身本论的过程,但从生活儒学而看,身本并非意味着把身看成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生命的自由活动。在工夫论域中,衍生出“安身立本”的内圣工夫论和“亲民爱物”的外王工夫论,而且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内在贯通。王艮建立了一个以“身”为本体、以“安身”为工夫、以躬身实践为旨趣的身本儒学体系。由此,“身”从理本体、心本体中解放出来,成为身心合一的具有现代价值的个体。张岱年先生看到其中所蕴含的个体本位价值:“王艮的主要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就是肯定个体是根本的。”从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看,“身”所表示的人类身体则是单个的人或特殊的社会自我,它基本上我由社会关系和累积起来的习惯、价值和气质来塑造的,而塑造的过程则是学习、经历、行为和反思。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文的选题背景。目前学界关于王艮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王艮儒学的思想史意义,如从阳明后学、泰州学派,这是整体视角;一是阐发王艮儒学思想的某个侧面,如“百姓日用即道”、“淮南格物”等,这是局部视角。总起来说,还缺乏一种系统的体系研究。因此,构建王艮身本儒学的哲学体系及其所体现的现代个体思想是本文的核心问题。本文在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生活儒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哲学方法,从本体、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三个维度阐述王艮身本儒学的主要内容和思想价值。王艮身本思想的产生是儒学史上的一个划时代思想事件,所以应该从身本观念得以产生的思想论域加以理解。因此研究身本思想需要厘清西方身本观、儒家身本观,还要从生活论视域加以透视,因为身本思想本质上是市民生活的反映。必须说明的是,本文中的“身体”概念不能理解为单纯的躯体、肉身或四肢,而是奠基在生命之上的身心合一的个体。仅在与心相对时,“身体”主要是指身躯,而在其他论域中,身体一般是指身心合一的个体。西方身本观历程大致与儒家传统身本观相似,也有一个先抑后扬的过程。王艮从阳明“身心一件”出发,颠倒“心主身辅”的关系而确立身本论。由此可见,形而上学一—无论是西方理性主义还是宋明理学——视域下“身”被贬低为身体。而生活儒学认为,生活本身既是形而上学的本源,更是形而下学的本源。以此观之,“身”的本源义也就不是感性欲望的肉身,而是生命及其生命活动,即生活,即百姓日用。本文第二章主要阐明王艮儒学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思想渊源和生平经历。明代政府高度集权,政治生态极度恶化,士人心态也呈现极大的不同。但是,权力集中同时使得官僚体制庞大,政府效率低下,商品经济得以持存并逐渐发达,白银成为主导货币,“促使赋役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联系,并且把社会各个阶层大幅度地拖入商品交换关系中”,人身依附关系松解,市民奢侈消费意识抬头。阳明所言的“心即理”实际上便是“我即理”,亦即将价值评判的权利收归自我。尽管其自我的内容仍然是以忠信礼义为核心构成的,但却极大地突出了主体的地位,从而使士人的人格得以从外在的权威中拜托出来而独立。王艮从直接从“心即理”的良知主体转到“身即道”的身体主体,凸显出生命个体的价值。简单地说,阳明以自身的良知作为评价标准,王艮则以安身作为评价标准。质言之,王艮之“身”正是良知的具身化。王艮之身本论或尊身思想既与先前典籍的生命哲学相关,也有道家的贵身思想有关,还是时代生活的反映。第三章主要阐明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如果说阳明心学的本体是良知,那么王艮儒学的本体是身。本体在这里不是宇宙论意义上的世界产生的本源,毋宁是意义世界上的价值本体,是生活世界的本然状态。如陈来教授所说,“本体本指本根、本来,体指实体、状态、体段等。中国古代哲学所讨论的实体、本体、道体,都涵有或涉及本体论的问题,尤其是道体。中国的本体是生生不已、有生命的。”“道体”在王艮儒学思想中其实指的就是“身与道一件”,即“道身”。首先,王艮把“身”抬高到本体位置,“身与道同尊”、“身与道原是一件”,借用王船山的话说就是“即身而道”。其次,保身爱身是人的良知良能,是生生之机;知保身,才能爱身,能爱身则爱人;进而达到万物一体的理想境界。所以,安身才是立本:“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谓‘失本’。”第三,王艮借用本末范畴阐释“物有本末”:“‘身与天下国家一物也’,惟一物,而有‘本末’之谓。”“身”是天下国家的价值尺度。所以,王艮的明哲保身论不是狭义的保全生命,反而突破传统单向性的爱,使仁爱成为双向的“互爱”。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是工夫论,工夫又可分为内圣工夫和外王工夫,故分两章论之。第四章主要阐述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内容和特征。工夫论是本体论体现的逻辑结果,有什么样的本体逻辑上要求相应的工夫。无论是理学工夫还是心学工夫都是本体-工夫框架下的工夫论,王艮则从良知现成出发注重百姓日常生活中体现的工夫。王艮十分重视工夫,他认为本体如何关键看工夫:“体用不一,只是工夫生。”显然,阳明心学蕴含着深刻的个体性评价原则,而这一原则在王艮的身本工夫中得到落实和阐发。王艮的工夫论建立在身本论之上,“身与道一件”,所以,安身工夫是其主旨;“身”是生命的显现,生命即是生生不已、活泼泼的自然之道,所以,工夫无须防检,当下即用、至简至易,以“乐学”为方法论。如前所言,安身的“身”是身心合一的个人,所以安身其实是“安其身而安其心”。“安身”自然包括保护生命权利,但“保身”也是“爱身”,所以,“明哲保身”其实是生命之爱,是生生之道。从自爱出发而爱人爱物才是本真的仁爱,爱有差等始于自爱,这就是爱身为爱人爱物奠基。由于王艮坚持良知现成,即肯定个体原则的优先性和现成性,所以个体权利和法则衡量天下国家之正与否,“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是以只去正矩,却不在方在求。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格物”。这就是王艮“以身格物”的工夫论。第五章主要论述王艮身本儒学的实践维度,即外王工夫论,就是说外王工夫是现实发用,而不仅仅指向主体的良知本体。实践品格是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在要求,“安身”并非认命听命、安于现状,“身”本来就包括躬身实践的含义。王艮把良知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改造成“我命虽由天,造命却由我”的自主性;并且将这种自主性赋予平民大众,从而推进儒学的世俗化。泰州学派多率性而为,符合社会底层民众的需求,以至于背离当时的社会礼制,足见其影响。身本儒学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讲学活动、乡会活动、参与治理和政治诉求。讲学活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活动,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传教活动,其目的是启蒙大众。宗会实际上反映出松散的近世家庭在恶劣的环境下的一种自救性的自治组织。讲会乡会尽管有长幼之分,但受“满街皆是圣人”思想的影响,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代表观点是何心隐“天下统于友朋”的论断。从身本论看,这种圣愚平等实质是政治平等,从而为政治参与奠定理论基础。儒学的政治思想是“王道仁政”,后世一般称之为德性政治或伦理政治。王道仁政落实在士人身上就是“内圣外王”。就其理想状态而言即“三代之治”,这是儒者向往的理想社会秩序,间接反映出儒者对现实政治生态的不满。内圣外王最终要落实在政治制度上,这就预设君权的合法性,一旦进入现实政治中,政道与治道脱离,君主权威压倒一切,成为儒学现代转型的制约因素。在碰到制度这道硬墙后,儒家思想只能在内圣领域继续深挖。王艮采取“修身见于世”的实践策略,“觉民行道”,“内圣外王”架构在王艮这里出现裂缝,转化为自我主宰的“出处进退”之学:出处进退各有其道,“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师”。王艮的独立自主精神发展成为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人的狂侠人格,这也是儒家在专制体制下的必然结果。余论部分是王艮身本论的延伸,即进一步揭示身本儒学所蕴含的个体性思想。“身”本就有“吾”、“我”的含义,经王艮的诠释,身获得与道同尊的本体地位,而在现代权利话语下,身体权是一项基本的人格权。也就是说从道德话语和权利话语两个方面,“身”指向或等同于个体。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体,不再是传统的宗法家族,此外作为制度形态的传统儒学已经解体,儒学的复兴必然落实在现代个体身上。个体,从国家层面讲就是公民;从经济领域讲就是经济人;从道德领域讲就是道德人,从市民社会讲就是市民。所以,有学者提出“现代的公民儒学”,以区别“传统的宗法儒学”。既然现代社会是个体化的社会,这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儒学的形而上表达就是个体儒学。换句话说,个体儒学就是在现代生活方式下,基于并有益于个体权利和德性,实现“成己成物”的价值诉求。当然这套价值诉求又不得不诉诸现代制度以实现自身,儒学不必再走心性论基础上的“内圣开外王”之路,而应落实到个体身上。
王晋丽[2]（2020）在《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任何商业辉煌都离不开商业伦理,不同文化孕育了不同商业伦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强调个人修养、重视团结合作,强调较强的责任意识和诚信经营、正确的义利观等观点使中国商人深受影响,形成了为世人称道的商业精神,明清时期的晋商与徽商即是典型代表。晋商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执商界之牛耳”,在明清商业文明史上独放异彩,完全可以与世界着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曾活跃在大江南北、黄河两岸,外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并享誉海外,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晋商与徽商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其伦理方面的建树及对后世的影响更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特别是其中渗透的儒商精神与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企业家精神不谋而合,显示出国人的大智慧。本文拟梳理两者在商业领域所表现出的伦理异同,通过深刻阐释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观及其所蕴含的丰富儒商精神,以期揭示我国现代商业发展的伦理规范机制和道德价值体系。本文内容由绪论、七章主体部分和结语构成。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阐述了晋商与徽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一步明晰了研究思路与方法,指出本文研究难点与创新。第一章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主要从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背景集中体现----“开中折色制”分析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揭示了晋商与徽商贾儒互动的价值取向;从地域环境相同点---地少人多分析了晋商与徽商自强不息的共同伦理基础,而地处边境使晋商从一开始就具备精明朴实的伦理特征,徽商四面环山,相对闭塞造就了其保守灵动的伦理底色;传统儒家文化是晋商与徽商的伦理基石,而“关公文化”是晋商伦理“义”的基础,“程朱理学”则是徽商伦理“儒”的根基;晋商个性特征表现出的外向明事使晋商伦理具有开拓进取的表征,徽商内敛明理的个性特征塑就了其自守向儒的伦理特点,而中华民族特有的重群体的精神使晋商与徽商伦理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第二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异同。贾儒互动是晋商与徽商官商关系的共同点,在此基础上晋商与徽商各有特色。晋商一心以商为职业,奉行“优则商”的贾儒观,徽商虽然是商人,但这是其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商只是其“齐家”的手段,实质上还是奉行“优则仕”信条。两者在官商关系选择上的异同,对现今企业有很大的启示。作为商人和政府,怎样处理好官商关系,关系着商业是否能长久发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亲清”和谐政商关系完美诠释了政商间应有的格局。贾儒相通,政商良性互动,商人应具备独立人格,健全制度,政商“亲清”,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官商畸形发展现象。第三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的异同。总体上两者都奉行“情义结合”团结商帮的伦理规范,在人才选拔、商业激励及具体管理实践中践行仁爱信达、重德公正、情义并重的伦理表征,体现了管理中的人文气息。受传统影响,晋商以“地缘义”团结商帮,其人才激励机制中体现了同心同德,晋商独创的一系列管理制度践行了其“信和合一”伦理,创新意识强。而徽商则以“血缘情”聚集同宗同族进行商业活动,宗族管理体制也移植到商业管理,自然宗族伦理特征在徽商商业管理中比较浓厚。徽商管理中突出体现了责任意识及向仁重礼的特征。晋商与徽商重视人才、管理中激励机制体现的人才价值观及重视人文关怀等伦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深层次发展有借鉴意义。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管理,而在现代企业如何处理好管理中人的能动性等,势必需要伦理道德规范参与其间,发挥作用。晋商与徽商不囿于传统,实事求是,特别是晋商伦理中体现的创新意识值得现代企业借鉴,晋商与徽商在管理过程中的人才激励、凝聚向上等伦理内核是企业发展的宝贵经验。第四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异同。见义思利是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共同的态度。介于两者在义利重心及求义追利态度方式上的不同,晋商与徽商秉持了不同的义利观。晋商遵循“利以义制”,“义以为上,以义制利,利而不污”贯穿于整个晋商义利实践;而徽商则是“义中取利”,“义利相通,以义取利,利而通德”是徽商义利实践的集中体现。毋庸置疑,商业发展不追求利,商业无法存续,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与徽商在追利的道路上采取不同方式,其中渗透的伦理内涵使两者在商界造成不同印象,对现代商业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归根结底,以义通利才是现代商业发展的双赢之路,在商业发展道路上如何平衡义与利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业发展成败与企业声誉。晋商与徽商特别是晋商将“义”作为获利必须遵循的原则,符合中华民族传统义利观,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也是现代企业获利过程中必须考量的道德准则之一。第五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诚信观的异同。诚信是商业发展中的无形资本,晋商与徽商把诚实守信作为了双方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徽商的诚信较晋商更是一种自律理性和道德精神。遵循信誉第一,以信立足,以诚取胜,晋商把诚信作为了信用卡来获取商业利益,诚实不虚是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而诚实不欺则是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信实等价,诚恳不欺,至诚无私,徽商真正把诚信深入人心。在现代社会,应然之诚是现代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无论是商业发展还是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基于自律理性的诚信观是当前和谐社会追求的道德实践。第六章论述了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晋商与徽商虽然不是教育家,但晋商与徽商中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注重教育,有的直接办教育,通过对员工的培训教育、家庭成员的教育,折射出教育伦理。受传统文化影响,尊师重道、务实求真是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遵守的伦理规范。但晋商教育遵循注重实用的工具导向,与“学而优则商”具有高度一致性,徽商教育中秉持本真向儒的价值导向,同样与“学而优则仕”一致。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遵循本真发展,同样不失为当前教育典范。第七章承接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结合当代社会发展,论述了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晋商与徽商伦理贾儒观印证了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正确合理性;晋商与徽商管理伦理中的重“人”规“制”仍是现代商业发展应遵循的伦理原则;晋商与徽商伦理中义利通德价值导向是现代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而晋商与徽商伦理中蕴含的“德性-契约”诚信伦理是现代商业生存发展之根基;晋商与徽商教育伦理中体现的本真发展使人为人,不失为现代社会教育之价值追求。结语部分进一步概括了晋商与徽商伦理异同之缘由,凝练其伦理精华,揭示其局限性,特别对其殊途同归---最终都未能逃脱商业衰败的原因进行再反思,以期为现代商业发展所借鉴。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在中国波澜壮阔的市井画卷中浓墨重彩书华章。贾儒观异同成为其管理伦理、义利观、诚信观及教育伦理异同的底色,形成了各自具有鲜亮文化特色的商业伦理,成为明清时期商界最有历史意义的主流力量。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几乎同起同落的经商历程带给我们太多的思考,除了历史与时代的局限外,其伦理虽各有千秋,但最终殊途同归,这也许是晋商与徽商兴衰的深层次原因,对当代商业发展有深刻的启示。
李薇[3]（2020）在《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文中提出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为了推进他们的商贸事业,在经商各地捐资修建了数量众多的山陕会馆,并将敬神庥作为会馆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对于明清山陕会馆崇拜体系,以及这种崇拜体系所体现的伦理思想,无论是中国思想史研究抑或是明清会馆史研究,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往的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研究仅是从商人祈福免灾的角度,探讨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人们几乎没有将山陕会馆神只崇拜放到明清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从而无法揭示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士向商靠拢与商向士看齐上下交互移动导致士商合流的出现。在这种士商合流背景下,儒家欲通过“化俗为任”,将儒家的伦理思想向商贾靠拢而世俗化为指导商业活动的行为规范;而商贾通过向儒家看齐欲将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升到思想体系的高度,在这种双向需求和彼此互动中,商业伦理的出现就成为了可能。而明清时期儒释道的三教融合以及世俗化发展路径,也为明清时期商业伦理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来源。因此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特别是山陕会馆所以将敬神庥作为会馆功能的第一要务,不仅是为了满足商人们祈福免灾和联络乡情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是适应明清时期儒家伦理世俗化的需要,是通过神只崇拜的宗教信仰方式唤醒商人们的人格自尊与职业自觉,促使明清时期的中国商业走上规范化、伦理化的发展道路。就山陕会馆而言,形成的是以关公崇拜为主、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关公作为会馆的主祭之神,是宋代以来关公崇拜日渐兴盛的表征,然而山陕会馆的崇拜关公,除为山陕商人护持财富外,更重要的是山陕商人以关公为亲缘关系,甚为敬爱。其次,关公在《三国演义》中被塑造的忠义仁勇伦理特质,也是儒家伦理观念的下落,是明清时期士商合流的“契合点”。再次,关公因具有一定的超验力,又可保证赏善惩恶的公正,对于商人的利益有重要的保障作用。总之,关公作为山陕会馆的崇祀主神,体现了作为世俗化的神灵在商人心中的价值,这较之于超脱性的佛道更应和了当时的整个精神氛围。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将道教崇拜导入其中,这不但表现在对道教神只的崇拜上,还表现在对会馆的选址、会馆的布局等体现着道教思想的诸多方面,而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又将道教的道法自然呈现以“尊道贵德”的伦理意涵,以此形成山陕商人“利而不害”的经营理念和“生活简朴”的生活观念。山陕会馆还将佛教崇拜导入会馆的崇拜体系之中,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主要通过会馆对佛教神只的崇拜、会馆戏楼屋顶的神龛佛像、会馆聘请的主持僧等方面表现出来,并以佛教“善恶果报”的伦理观念,规劝山陕商人惩恶扬善。而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对山陕商人在实际的商业经营中更起到了德业相劝和德业自律的作用。正因为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是以关公崇拜为主、以道教佛教崇拜为辅的崇拜体系,因此就使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呈现出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但在山陕会馆这种“三教合一”的崇拜体系之中,“三教”之间并不是平分秋色,形成的是以儒家崇拜为主、以道教和佛教崇拜为辅的序列层级崇拜体系。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为山陕商人提供了市场行为必需遵循的伦理标准和经商业贾不可逾越的道德底线,因此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对于安抚山陕商人异地经商的不安心理、对于促进商贸活动的和顺发展以及维护山陕商人的共同利益具有抚慰、激励和向心的功能。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还发挥着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作用。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同籍文化、异籍文化和客地文化的融合,而在对异籍文化的融合中突出的方面就形成了关公崇拜社区信仰中心和关公崇拜祭祀文化圈。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旨在说明明清时期由于士商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体系之下的山陕商人所具有的文化自觉和山陕商人对商业风险的正确认识。
周卫兵[4]（2019）在《西安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分析及其保护策略》文中指出在快速城镇化浪潮下,拆旧建新现象屡见不鲜,随之带来的城市特色消失、城市记忆丢失、城市精神缺失、空间文脉断裂问题日益严峻,如何找到城市文脉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平衡点与结合点,以发展促保护,以保护谋发展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作为城市文化资源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街区记录着城市的发展轨迹、反映着城市的历史文化、保存着城市的历史记忆是城市文脉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论文以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民族特征鲜明但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空间文脉断裂危机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西安回民历史街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特征图谱分析方法,研究其空间文脉特征——“寺坊”结构及其空间文脉演化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为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的保护传承提出具体的方法与策略。论文主要包含以下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借鉴生物基因图谱、指纹图谱分析方法,从“共时性”和“历时性”两个角度出发,构建了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分析方法,即通过显性和隐性空间文脉要素的关联分析,总结显性本体要素空间形态特征并图像表达,提取空间文脉基因,最终建立起来“特征图像+文脉基因”的反映空间文脉特征与时空变化规律的一种信息处理与表达方法。另外明晰了回民历史街区街区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分析方法研究时态和研究层级,并构建了空间文脉特征图谱分析方法研究模型。第二部分,首先分析了西安回族的历史沿革（先民时期、形成时期、发展与衰落时期、进一步发展时期）以及回民历史街区的发展现状（人口现状、经济现状、文化遗产现状）并明晰了“寺坊”内涵和“寺坊”特征;其次通过“历时性”和“共时性”两种时态,街区和建筑两个层级,“点——清真寺”、“线——街巷”、“面——民居”三种显性文脉要素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隐性文脉要素的关联分析,构建街区层面回民历史街区“寺坊”结构特征图谱,建筑层面“点要素——清真寺”特征图谱、“线要素——街巷”特征图谱、“面要素——民居”特征图谱;最后基于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分析以及文脉基因的提取,构建空间文脉显性本体要素形态基因谱系和隐性关联要素时效谱系,并总结空间文脉在不同层级的演化模式:?街区层面空间文脉的延续模式,?建筑层面“点要素——清真寺”空间文脉的延续与融合模式、“线要素——街巷”空间文脉的适变和错位模式、“面要素——民居”空间文脉的断裂与拼贴模式。第三部分,针对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演化模式及文脉保护与发展中存在问题,通过街区和建筑两个层级,点、线、面空间文脉要素延续和适变基因的生态保育、异化基因的靶向治疗促进街区空间文脉的保护传承,最终形成了由街区到建筑、由点及线到面、由显性形态基因到隐性关联要素的多层次、多元素、整体性、一体化的文脉保护策略。
赵乾宇[5]（2019）在《“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传统儒商伦理的现代构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走出国门进入世界市场的机会越来越多,各国也都在积极搭建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平台,因此在国际经济活动中遵循一定的商业道德与商业伦理尤为重要。比如由我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的企业既是中外交流的“使者”,同时也是国外受众可以直接感知到我国形象的“窗口”和“桥梁”,其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关联经济盈亏,也具有国际影响和政治意义。一带一路建设使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密切,彼此依赖更加紧密,是一项共商共享的友好发展项目,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大国形象。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存在着企业伦理缺失问题,对此除了以硬性法律制度去规范企业行为之外,也要讲究从非制度约束的伦理文化中寻求培育企业品质的良方,而在“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构建儒商伦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解决途径。传统儒商伦理根植于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从孕育、重创到最后涅盘重生,历经了历史的跌宕起伏,其以义制利的义利观、诚信不欺的品牌观、以和为贵的经营观更是表达出贯穿古今的“超时空”指导价值。另一方面,本着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必须客观地承认,随着历史条件的变更,依托于封建小农经济下的传统官本位思想、强烈的家族意识等旧观念必须被摒弃,要对儒商伦理进行现代转型,使其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市场经济的的发展相适应,并最终实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伟大现实意义,在“一带一路”建设下为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良好形象的营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下儒商伦理之现代构建的路径可以从政府、企业、社会三个维度出发。首先,政府需发挥宏观政策的引导作用,同时注意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对相关媒介的利用由单一官媒到民间多种媒介方式并驾齐驱。其次,企业需重视对企业儒商责任意识的培育,并落实到具体的部门中,比如发挥党组织和企业儒商领导人的力量。最后,鼓励社会各相关群体的参与,包括本国消费群体、员工群体、利益相关者群体对企业的激励影响、企业与所在国非政府组织的友好合作以及国际性组织对企业儒商伦理构建的推动作用。
张磊[6]（2019）在《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由于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历史上,河西地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争夺的要地,长期远离中原王朝的统治中心,处于中原汉族王朝的边疆地带。安史之乱后,河西地区为吐蕃所占据,其后又长期被吐蕃、甘州回鹘、西夏、元等少数民族政权所统治。使得河西地区的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这一趋势的浸染。直到洪武年间,嘉峪关以东的河西地区才重新回归到汉族王朝的版图。但由于北元的存在,河西地区一直处于明蒙对峙的前沿,是明朝的九边之一。为了更好的抵御和控制蒙古、吐鲁番、西番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部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立了凉州卫、永昌卫、山丹卫、甘州前卫、甘州后卫、甘州左卫、甘州右卫、甘州中卫、肃州卫、镇番卫、镇夷守御千户所、古浪守御千户所、高台守御千户所等十卫三所,属陕西行都司管理,而不再设置属于民政系统的府州县,河西地区因之成为典型的军管型政区。卫所从此以军事单位的形式嵌入了河西地区,不仅成为河西地方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成为河西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卫所作为国家力量的代表深入河西地方社会,卫所军户构成了河西人口的主体,卫所军事屯田成为了河西经济的基础,甚至国家文化政策的推行实施也需以卫所为凭藉。此后,随着边境军事形势的好转,民政事务的增多,以及军事指挥制度的变化,军管体制的弊端逐渐显现。明朝为加强对河西地区的控制,通过增设文官,改革管理体制等方式,使得河西地区军政一体的管理体制出现了明显的行政化趋势。经过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数百年的统治,以及残酷的元明战争后,原本繁荣富庶的河西地区,在明初已是一幅地旷人稀、残破颓败的景象。为巩固国防和恢复、发展河西地区的社会经济,移民实边就成为了明廷重要举措。大量的汉族人口通过军士留戍、谪迁流放、行政安置、民间的自发流移等方式涌入河西地区。同时,在明朝招抚政策的吸引和军事打击下,还有大量的前元部众和从嘉峪关以西的关西诸卫、吐鲁番乃至撒马尔罕的部众主动附明。为了便于管理,明朝将各族移民大多直接编入卫所,成为了明朝户籍体系中的军户。这些明初迁移到河西地区的军户随着世代繁衍,在明朝中期就形成了庞大的军户群体。同时由于军制的改革,这些军户中除了袭替军役的正军外,其他军余都可以广泛的参与到各项社会活动中,除从军、务农外,还出现了在儒学、科举上积极进取的士子和投身贸易的商人。对于大量滞留和归附的少数民族,明廷采取寄住和直接编充入卫所的方式进行安置。其中被编入河西诸卫所,并担任各级职务的少数民族武官,即被称为“土官”。在河西地区频繁的战事中,能征善战的土官为明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并涌现出了吴允诚、毛忠、达云等名震西陲的高级将领。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族地位,获得明朝的认可,在明朝民族同化政策的导向下,土官群体大多积极地向汉文化圈靠拢。大量军队的驻防和人口的迁入,使得河西地区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圈,给原本贫瘠的河西地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满足粮食的供给,明初逐渐形成了民运粮、纳粮开中、京运物料与屯粮一道构成的以征收实物为中心的边饷供给体系。此后,随着军事、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白银货币化的发展,明朝不断对河西地区的军饷供应体系进行调整,使之呈现出了征收本色米粮—折征物料—折征白银的大体趋势。军马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军需物资,明朝则通过官牧军马、茶马贸易、官方购买、战争俘获等方式进行补充。以军粮、军马的供应为中心,明朝在河西地区形成的极为复杂的军需供给体系,对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长期被北方少数民族所统治,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河西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陷入低谷。明朝建立后,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汉族文化本位主义,通过发展学校教育、推行旌表制度、国家通祀体系以及对民间信仰的改造等方式,促进了河西地区儒家文化的传播、儒家伦理道德价值观的构建。同时,根据汉传佛教、藏传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河西地区社会生活中所承担的不同角色,明朝制定了不同的宗教政策,对其进行管理与控制,借助宗教在钳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强大力量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从而使得河西地区在文化领域出现了多元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明代河西地域社会变迁是在军管型政区这一特定辖治形态下北方边地社会发展演进的一个缩影,而其内地化的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为清前期的卫所改设州县的行政体制变革奠定了基础,是河西地域文化、社会结构最终定型的关键时期。
李想[7]（2019）在《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研究》文中认为晋商,主要是指活跃于明清时期的山西籍商人。在以地域划分的十大商帮中,发家起步最早、足迹遍及华夏大地、国内势力最雄厚的晋商位居榜首。晋商的家庭伦理独具特色、别具一格,传统责任感与商业权变性的有机,使其既不同于士绅家庭伦理,也有别于其他商帮家庭伦理。这些独特的家庭伦理,既为晋商的繁荣发展提供着人才和精神保障,也为中国家庭伦理的繁荣发展提供着独特养分。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激励下,在明清之际多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以及商人地位不断崛起的社会氛围中,晋商家庭以传统儒家的家庭责任伦理为根基,又生长出一些商人家族的独特要素。在父子关系中,晋商兴建大院定居以孝亲,崇儒和务实并重以育子,坚守以父为纲的儒家传统,但也闪烁出走出户庭追求真我的女性精神。在兄弟关系中,晋商秉持能者居尊的掌家理念,虽倡导兄友弟恭守望相助,但在物质资源丰厚的环境中难免迷失于争利内斗的消耗。在婚姻关系中,夫为妻纲是大前提,务实权变的择偶观念和女性意识觉醒的微弱光芒是新生事物。在主仆关系中,晋商主仆间践行着一以贯之的信义原则,创造了主仆同心、东掌互信的稳固局面,由此衍生出现代职业经理人的萌芽。晋商以商帮组织着称于世,其家庭伦理对于商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特别是在节约管理成本、积累道德资本以及增强经商实力等方面起着积极的作用。尽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晋商家庭伦理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等级秩序鲜明、窖藏财富于不动产、重人情轻法制等时代局限性,对其走向衰落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助推作用;但在现代社会中,晋商家庭伦理对于传承优良家风、塑造企业家精神、繁荣家族企业等方面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张英丽[8]（2019）在《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商人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人物形象长廊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类型。明清以前,受“重农抑商”观念的影响,文人以言利言商为耻,对“经商求利者”多采取不屑一顾的鄙薄态度,致使商人作为“四民”之末在文学中的地位不高、数量稀少。明代中叶之后,商人形象以新的面目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在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折射出当时商贾文化的时代特征,成为观照明清文化史、经济史嬗变的一个独特窗口。本文采用类型研究方法,将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作为一个独特的形象类型,以商人的身份、性别为依据,将其划分为儒商、官商、民商、女商人四大类型,并将其置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坐标下,概括其形象类型及特点,探究其形象塑造的成败得失,剖析商人形象体现出的文化意义。全文共分为三章。引言部分主要阐述两个问题:一是对商贾小说及商人形象研究情况的梳理和评述,阐明本课题研究的意义;二是阐述课题研究的范畴、内容及方法。第一章对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进行梳理归纳,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标准,分为弃文从商的儒商、形形色色的民商、亦官亦商的官商和突破传统的女商人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商人形象的特点及其演变。第二章分析明清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文学塑造。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塑造取得了一定成就,主要表现在“在义与利、情与欲的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在对比中凸显人物的个性特征”以及“在人物行为心理的细节中揭示人物的精神本质”三方面,但也存在着个别人物行为逻辑失真及部分人物形象扁形化的缺陷。第三章主要从价值观、商贾文化思想、官商关系以及作者的商人理想四个方面,探析了明末清初话本中商人形象体现的文化意义,从商人形象的塑造发掘作者的商人理想。结语部分总结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特点、价值以及文学史地位。
李静雯[9]（2018）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在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三个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是对社会主义价值及其本质的深化认识,是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有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倡导全体国人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是当今社会的主流价值思想,也是全社会应该遵循的价值理念。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面之一。文化不仅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开展,还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文化是文化的构成之一,而豫商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其建设有助于完善商业文化,因此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中原崛起计划的实施和郑州航空港区的建设,河南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而作为河南经济发展重要生力军的豫商,也必然注重文化建设。豫商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之一,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为豫商文化的建设提供思想来源、道德指导和价值导向,有利于规范豫商市场、维护文化安全、创新豫商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时,豫商文化建设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践行,能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有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同时,当前豫商文化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物质文化建设不够创新、精神文化建设动力不足、制度文化建设不够完善、行为文化建设存在偏差等,这都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在引领时需要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正面弘扬和错误批判相统一的原则。从这些原则出发才能保证豫商文化建设的正确性、实用性。在坚持这些原则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进行路径探析:即革新物质文化建设方式、激发精神文化建设动力、完善制度文化建设体系、规范行为文化建设内容。从这些路径出发,才能使豫商文化建设朝着全面健康的方向发展,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王青[10]（2018）在《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研究》文中指出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历史小说以明清时期的商人为主人公,以回溯历史的方式,通过讲述他们在面临历史剧变、社会动荡时的种种表现,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明清商人形象,展示了中国传统社会末期走向衰败的商业历史,唱出一曲曲中国传统商业的挽歌,吹响了一曲现代商业文明的祝歌。在阅读1990年代以来的商业历史小说的过程中,各类明清商人形象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文学创作中,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代表性人物形象,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形象背后包含着丰富的时代内蕴1。特别是在1990年代这一特殊的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施行都使商品经济意识获得广泛的认可,社会的商业化程度也逐渐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就被赋予了特定的时代意义与现实意义,这为本论文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论文首先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创作及研究概况的梳理,重点解决如概念界定、文本选择、研究对象等问题,为后文的展开奠定基础。接着以历史上着名的商帮——晋商、徽商、浙商为切入点,以相关史料为研究基础,将单个商人形象囊括进商业群体中,对其进行谱系研究,得出晋商义利相合、徽商贾而好儒、浙商诚信为本的特质。然后联系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的创作背景,以相关的叙事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理论知识为指导,展现商业、家庭和历史这三重视角审视下的明清商人的外在性格与内在品质,不论是商业视角下商人的积极进取、工于心计,家庭视角下商人的懦弱无情、慈善柔和还是历史视角下商人的人文精神与家国情怀,都体现出明清商人形象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最后从小说文本的创作入手,以相关的美学理论知识为指导,对明清商人形象的塑造艺术进行分析研究,重点阐述文学世界与现实世界中商人形象的差别呈现。本文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的研究,力图重塑历史中的大商人形象,挖掘他们身上被忽视已久的重要品质,肯定他们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做出的贡献,重点阐述明清商人形象的文学意义、现实意义,希望为当下社会中的商人提供学习参考的范本。
二、儒家文化与山东商人的经商特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儒家文化与山东商人的经商特性（论文提纲范文）
（1）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
| 一、选题缘由 |
| 二、解决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研究现状分析 |
| 第三节 本文主要创新点及研究方法 |
| 一、本文主要创新点 |
| 二、本文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关于“身本”观念的先行讨论 |
| 第一节 西方身本观 |
| 一、西方哲学视域下的身本观 |
| 二、权利话语下的身本观 |
| 三、文化人类学下的身本观 |
| 第二节 儒家身本观 |
| 一、“身”、“心”释义 |
| 二、身体的类型 |
| 三、身体的转向 |
| 第三节 生活论还原下的身本观念 |
| 一、形上之身 |
| 二、形下之身 |
| 三、本真之身 |
| 第二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中晚明市民社会 |
| 一、商品经济 |
| 二、市民阶层 |
| 二、市民生活 |
| 第二节 中晚明政治文化与士人心态 |
| 一、政治生态 |
| 二、士人心态 |
| 第三节 王艮生平与思想渊源 |
| 一、身份的转变 |
| 二、王艮与阳明心学 |
| 三、王艮与释道 |
| 第三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本体论 |
| 第一节 身与道 |
| 一、尊身即尊道 |
| 二、以身弘道 |
| 第二节 安身立本 |
| 一、良知良能 |
| 二、明哲保身 |
| 三、具身良知 |
| 第三节 身为国家天下之本 |
| 一、身是家之本 |
| 二、身是国之本 |
| 第四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内圣工夫论 |
| 第一节 工夫论概述 |
| 一、工夫考义 |
| 二、儒家工夫概念 |
| 三、本体-工夫与日用工夫 |
| 第二节 穷理与致良知 |
| 一、穷理与知礼 |
| 二、致良知于事事物物 |
| 第三节 安身工夫 |
| 一、静坐默识以体道 |
| 二、“良知致” |
| 三、淮南格物论 |
| 四、当下日用即工夫 |
| 五、乐学工夫 |
| 第五章 王艮身本儒学的外王工夫论 |
| 第一节 实践品格 |
| 一、大人造命 |
| 二、世俗化 |
| 第二节 乡村实践 |
| 一、讲学活动 |
| 二、乡会实践 |
| 第三节 政治理想 |
| 一、平等观 |
| 二、政治参与 |
| 三、理想社会 |
| 余论: 儒学与个体 |
| 一、个体与个人、整体 |
| 二、儒学与个体性 |
| 三、个体儒学的两个维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评析 |
| 三、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形成基础 |
| 1.1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 |
| 1.2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地域环境 |
| 1.2.1 自强不息:晋商与徽商地少人多孕育的伦理实质 |
| 1.2.2 进取果敢:晋商地处边境在边贸中折射出的伦理特征 |
| 1.2.3 保守向儒:徽商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沉淀出的伦理特色 |
| 1.3 晋商与徽商伦理形成的文化根基 |
| 1.3.1 儒家传统文化: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基石 |
| 1.3.2 关公文化:晋商伦理中“义勇”的基石 |
| 1.3.3 朱子之理:徽商伦理“儒礼”特色之根基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贾儒观 |
| 2.1 贾儒互动:晋商与徽商共同的价值指向 |
| 2.1.1 向儒通仕:贾儒互动的利益轴心 |
| 2.1.2 向儒用仕:贾儒互动的利益实现 |
| 2.1.3 向儒依仕:贾儒互动的利益保障 |
| 2.2 优则商:晋商的价值诉求 |
| 2.2.1 重义向仁:晋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2.2 贾儒分明:晋商官商关系中“清”的萌芽 |
| 2.2.3 “优则商”:晋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2.3 优则仕:徽商的价值诉求 |
| 2.3.1 诚恳向儒:徽商官商结合主要方式 |
| 2.3.2 贾儒互济:徽商官商互动主要特点 |
| 2.3.3 “优则仕”:徽商官商关系折射的价值观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管理伦理 |
| 3.1 情义股:晋商与徽商管理机制的软实力 |
| 3.1.1 仁爱信达:晋商与徽商人才选拔过程中以人为本的伦理实质 |
| 3.1.2 重徳公正:晋商与徽商管理中商业激励伦理的主要特征 |
| 3.1.3 情义并重:晋商与徽商管理实践中人文关怀的价值追求 |
| 3.2 地缘“义”:晋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架构 |
| 3.2.1 地缘关公“义”:历史大迁徙促成的晋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2.2 同心同德:晋商管理中选人、用人、交人的伦理原则 |
| 3.2.3 信和合一:晋商管理制度伦理内生出的创新激励源头 |
| 3.3 血缘“情”:徽商经营管理的道德框约 |
| 3.3.1 血缘同宗情:相对封闭的徽商管理伦理特色 |
| 3.3.2 向仁重礼:徽商传统宗族制中管理伦理的集中体现 |
| 3.3.3 责任意识:隐性契约制在徽商宗族管理中的伦理体现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义利观 |
| 4.1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在义利观上的共同特质 |
| 4.1.1 义缘利取:明清时期有关义利观的思想引领 |
| 4.1.2 见利思义:晋商与徽商义利观的一致态度 |
| 4.1.3 义利并举:晋商与徽商共同的社会道德认同 |
| 4.2 “利以义制”:晋商的义利观 |
| 4.2.1 义以为上:晋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2.2 以义制利:晋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2.3 利而不污:晋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4.3 “义中取利”:徽商的义利观 |
| 4.3.1 义利相通:徽商义利价值导向 |
| 4.3.2 以义取利:徽商践行义利的行为理念 |
| 4.3.3 利而通德:徽商之于义利的修养信条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诚信观 |
| 5.1 诚实守信:晋商与徽商共同恪守的道德准则 |
| 5.1.1 诚信传统: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之根基 |
| 5.1.2 诚信为本:晋商与徽商安身立命之道德本源 |
| 5.1.3 道法则:晋商与徽商诚实守信的三境界 |
| 5.2 诚信如介石:晋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2.1 信誉第一:晋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2.2 诚信立足:晋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2.3 诚实不虚:晋商诚信之自我剖析 |
| 5.3 诚实戒欺:徽商诚信观的集中体现 |
| 5.3.1 信实等价:徽商诚信之客商关系 |
| 5.3.2 诚恳合作:徽商诚信之同行关系 |
| 5.3.3 至诚无私:徽商诚信之社会关系 |
| 第六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的教育伦理 |
| 6.1 尊师重道:晋商与徽商教育活动中共同的教育价值取向 |
| 6.1.1 以教促长:通过教育体现自我存在的价值 |
| 6.1.2 尊师重教:重教育、报社会之价值取向义举 |
| 6.1.3 德智并重:传承良好的道德品质教育 |
| 6.2 崇实拙华:晋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2.1 重实用:提倡实用之学,为商所用 |
| 6.2.2 学而优则商:晋商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突破 |
| 6.2.3 器与不器:晋商对传统人才观的颠覆 |
| 6.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活动的价值导向 |
| 6.3.1 圣贤之学:徽商教育重儒学经典,为入仕做铺垫 |
| 6.3.2 学而优则仕:徽商教育价值观归宿 |
| 6.3.3 内圣外王:徽商教育人才观的集中体现 |
| 第七章 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的当代启示 |
| 7.1 亲清和谐:政商关系的当代启示 |
| 7.1.1 健全制度,摒弃官商不分之土壤 |
| 7.1.2 崇尚企业家精神,独立人格,开拓创新 |
| 7.1.3 贾儒互通,政商“亲清”,良性互动 |
| 7.2 重“人”规“制”:商业管理的当代启示 |
| 7.2.1 立足实际:商业经营管理的关键 |
| 7.2.2 创新发展:商业发展的核心 |
| 7.2.3 以人为本:现代管理的催化剂 |
| 7.3 大义通利:商业发展义利观的当代启示 |
| 7.3.1 义利统一:正确价值导向促进商业发展 |
| 7.3.2 义利相济:商业健康有序运行的道德规约 |
| 7.3.3 义利通德:商业长久发展的法宝 |
| 7.4 德性-契约:商业社会诚信的当代启示 |
| 7.4.1 诚保发展:商业生存之根基 |
| 7.4.2 契约信用:商业何以诚信之思考 |
| 7.4.3 应然之诚:商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
| 7.5 本真发展:社会教育的当代启示 |
| 7.5.1 全面发展:现代教育功能观 |
| 7.5.2 德能并重:现代企业教育人才观 |
| 7.5.3 使人为人:现代企业教育价值观之追求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的山陕会馆与神只崇拜 |
| 第一节 山陕商帮和山陕会馆 |
| 一、山陕商帮 |
| 二、山陕会馆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与历史变迁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产生 |
| 二、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发展 |
| 三、山陕会馆神只崇拜的消亡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及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一、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产生的原因 |
| 二、山陕会馆的“馆庙合一”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崇拜体系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的关公崇拜 |
| 一、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关公崇拜的表现和仪式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的道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道教崇拜的表现 |
| 第三节 山陕会馆的佛教崇拜 |
| 一、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佛教崇拜的表现 |
| 第四节 山陕会馆的行业神崇拜 |
| 一、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的缘起 |
| 二、山陕会馆行业神崇拜特点 |
| 第五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特点与功能 |
| 一、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特点 |
| 二、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功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伦理意涵 |
| 第一节 儒家伦理与关公崇拜 |
| 一、关公崇拜的忠义仁勇 |
| 二、关公崇拜的伦理体验 |
| 第二节 道教崇拜与尊道贵德 |
| 一、道教的尊道贵德 |
| 二、尊道贵德的伦理实践 |
| 第三节 佛教崇拜与善恶果报 |
| 一、佛教的善恶果报 |
| 二、善恶果报的伦理实践 |
| 第四节 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功 |
| 一、行业神崇拜与德业相劝 |
| 二、行业神崇拜与德业自律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 |
| 第一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融合 |
| 一、同籍文化的融合 |
| 二、异籍文化的融合 |
| 三、客地文化的融合 |
| 第二节 山陕会馆崇拜体系的文化认同 |
| 一、明清时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 |
| 二、山陕商人的文化自觉 |
| 三、山陕会馆商业风险中的神灵性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附录一 明清时期(部分现存)山陕会馆神只崇拜一览表 |
| 附录二 河南、安徽、山东等省山陕会馆及解州关帝庙考察情况 |
| 参考文献 |
| 学术简历 |
| 致谢 |
（4）西安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分析及其保护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文脉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
| 1.1.2 西安回民历史街区文脉研究的紧迫性与典型性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探讨特征图谱分析方法在文脉研究中的应用 |
| 1.2.2 实践意义:为历史街区保护及空间文脉传承提供思路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文脉的研究 |
| 1.3.2 关于历史街区的研究 |
| 1.3.3 关于图谱的研究 |
| 1.4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1.4.1 研究对象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技术路线 |
| 1.6 相关概念辨析 |
| 1.6.1 文脉 |
| 1.6.2 街区空间文脉 |
| 1.6.3 历史街区 |
| 1.6.4 图谱 |
| 2 空间文脉特征图谱分析方法构建 |
| 2.1 图谱分析方法的哲学基础 |
| 2.2 图谱分析方法特点 |
| 2.2.1 图谱的多纬度分析 |
| 2.2.2 图谱的整体性描述 |
| 2.2.3 图谱的动态性研究 |
| 2.3 其他领域图谱分析方法研究及借鉴 |
| 2.3.1 指纹图谱 |
| 2.3.2 生物基因图谱 |
| 2.3.3 借鉴经验总结 |
| 2.4 空间文脉特征图谱分析方法构建 |
| 2.4.1 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内涵 |
| 2.4.2 空间文脉特征图谱构成 |
| 2.4.3 空间文脉特征图谱分类 |
| 2.4.4 研究层次 |
| 2.4.5 研究时态 |
| 2.4.6 研究模型 |
| 3 回民历史街区发展现状及特征 |
| 3.1 西安回族历史沿革 |
| 3.1.1 唐宋回族先民时期 |
| 3.1.2 元代回族形成时期 |
| 3.1.3 明清回族的发展与衰落时期 |
| 3.1.4 近现代以来回族的进一步发展 |
| 3.2 回民历史街区发展现状 |
| 3.2.1 人口现状 |
| 3.2.2 经济结构现状 |
| 3.2.3 文化遗产现状 |
| 3.2.4 建筑与环境现状 |
| 3.3 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特征 |
| 3.3.1 “寺坊”内涵 |
| 3.3.2 “寺坊”特征 |
| 3.4 小结 |
| 4 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构建 |
| 4.1 空间文脉要素分析 |
| 4.1.1 空间文脉要素识别原则 |
| 4.1.2 隐性关联要素 |
| 4.1.3 显性本体要素 |
| 4.2 街区层面空间文脉特征图谱构建 |
| 4.2.1 基于历时性分析“寺坊”结构特征图谱 |
| 4.2.2 基于共时性分析“寺坊”结构特征图谱 |
| 4.3 建筑层面空间文脉特征图谱构建 |
| 4.3.1 基于历时性分析“点要素—清真寺”特征图谱 |
| 4.3.2 基于共时性分析“点要素—清真寺”特征图谱 |
| 4.3.3 基于历时性分析“线要素—街巷”特征图谱 |
| 4.3.4 基于共时性分析“线要素—街巷”特征图谱 |
| 4.3.5 基于历时性分析“面要素—民居”特征图谱 |
| 4.3.6 基于共时性分析“面要素—民居”特征图谱 |
| 4.4 显性本体要素基因谱系及隐性关联要素时效谱系构建 |
| 4.4.1 显性本体要素基因谱系构建 |
| 4.4.2 隐性关联要素时效谱系构建 |
| 4.5 空间文脉演化模式分析 |
| 4.5.1 空间文脉演化一般模式 |
| 4.5.2 街区层面空间文脉演化模式 |
| 4.5.3 建筑层面空间文脉演化模式 |
| 4.6 小结 |
| 5 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保护传承策略 |
| 5.1 保护传承理念与原则 |
| 5.1.1 保护传承理念 |
| 5.1.2 保护传承原则 |
| 5.2 空间文脉基因保护方式探索 |
| 5.2.1 延续及适变文脉基因的生态保育 |
| 5.2.2 异化文脉基因的靶向治疗 |
| 5.3 街区层面空间文脉基因及关联要素的保护 |
| 5.3.1 “围寺而居、依坊而商”寺坊结构的保护 |
| 5.3.2 “寺坊制”管理职能的深化 |
| 5.4 建筑层面“点”要素空间文脉基因及关联要素的保护 |
| 5.4.1 清真寺本体的真实性保护 |
| 5.4.2 伊斯兰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
| 5.5 建筑层面“线”要素空间文脉基因及关联要素的保护 |
| 5.5.1 “三横三纵、错位相交”街巷格局的整体保护 |
| 5.5.2 “街道—巷道—入户巷”三级网络体系的梳理 |
| 5.5.3 “前商后居、下商上居”街巷界面的整治 |
| 5.5.4 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
| 5.6 建筑层面“面”要素空间文脉基因及关联要素的保护 |
| 5.6.1 “窄面宽、长进深”传统院落形态的维持与重组 |
| 5.6.2 “行列式、点式”异化组织形态的范围划定 |
| 5.6.3 居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
| 5.7 小结 |
| 6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传统儒商伦理的现代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点 |
| 第2章 传统儒商伦理概述 |
| 2.1 传统儒商伦理的内涵及形成 |
| 2.1.1 儒商伦理的内涵 |
| 2.1.2 儒商伦理的形成 |
| 2.2 传统儒商伦理的基本观念 |
| 2.2.1 以义制利的义利观 |
| 2.2.2 诚信不欺的品牌观 |
| 2.2.3 以和为贵的经营观 |
| 2.3 传统儒商伦理的历史作用 |
| 2.3.1 为商业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
| 2.3.2 促进社会环境的稳定 |
| 2.3.3 促进经济的发展进步 |
| 第3章 传统儒商伦理的现代转型 |
| 3.1 契合现代社会价值观的要求 |
| 3.1.1 对传统官本位思想之摒弃 |
| 3.1.2 对传统家族意识之重塑 |
| 3.2 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 |
| 3.2.1 修缮“以和为贵”与“竞争无相让”之对立统一观 |
| 3.2.2 剔除“病态集体主义”与“完全个人主义”两个极端 |
| 3.3 儒商伦理的继承与创新 |
| 3.3.1 继承传统儒商精华 |
| 3.3.2 创新发展现代儒商伦理 |
| 第4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构建现代儒商伦理的意义 |
| 4.1 有利于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
| 4.1.1 部分企业存在伦理缺失问题 |
| 4.1.2 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
| 4.1.3 提高企业在所在国的认同度 |
| 4.2 有利于塑造国家良好形象 |
| 4.2.1 激发国家形象的精神要素 |
| 4.2.2 树立开放文明的国家形象 |
| 4.2.3 扩大国家文化影响力 |
| 4.3 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4.3.2 促进构建新型友好国际合作模式 |
| 4.3.3 推动多元文化沟通交流 |
| 第5章 “一带一路”建设中构建现代儒商伦理的路径选择 |
| 5.1 加强政府引导 |
| 5.1.1 制定制度条例,便利文化交流 |
| 5.1.2 重视舆论引导,发展媒体传播 |
| 5.1.3 树立典型示范,开展相互监督 |
| 5.2 促进培育企业儒商社会责任感 |
| 5.2.1 加强企业儒商文化建设 |
| 5.2.2 发挥企业党组织作用 |
| 5.2.3 重视企业儒商领导人的选用 |
| 5.3 鼓励社会各群体的支持参与 |
| 5.3.1 提高我国公众对儒商伦理构建的参与度 |
| 5.3.2 鼓励所在国非政府组织对儒商伦理构建的监督 |
| 5.3.3 加强国际性组织对儒商伦理构建的推动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6）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概述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卫所在河西地区的设立与变迁 |
| 第一节 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与行政沿革 |
| 一、河西地区的自然环境 |
| 二、明以前河西地区的行政沿革 |
| 第二节 洪武年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活动与卫所的设立 |
| 一、洪武初年明军在河西地区的军事活动 |
| 二、洪武时期河西地区卫所的设立 |
| 三、洪武以降河西地区卫所建置的变化及镇戍体系的完善 |
| 第三节 河西卫所的职官体系 |
| 一、卫所职官的基本情况 |
| 二、河西诸卫的武职系统 |
| 三、河西诸卫的文职系统 |
| 第四节 明代中后期河西卫所管理的有司化 |
| 一、卫所军事职能的削弱 |
| 二、卫所独立司法权的丧失 |
| 三、文官对卫所管理的介入 |
| 四、基层管理体制的变迁 |
| 第二章 移民与河西地区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移民与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变迁 |
| 一、明代河西移民的类型 |
| 二、明代移民对河西地区人口状况的影响 |
| 第二节 明代河西地区军户群体的形成、来源与转变 |
| 一、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形成 |
| 二、河西地区卫所军户群体的来源 |
| 三、由“军”到“民”—卫所军户的转变 |
| 第三节 卫所土官群体的形成及其身份的变化 |
| 一、河西地区土官群体的形成 |
| 二、树立勋绩——土官家族的崛起 |
| 三、土官家族的发展与转化 |
| 第三章 军需供给与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河西卫所的军粮供给体系 |
| 一、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出现 |
| 二、明初河西地区的军粮供给体系 |
| 第二节 明代中后期卫所军粮供给制度的变化 |
| 一、屯田的衰败与军屯田土的民田化 |
| 二、由“本色”到“折色”—民运、开中、京运的转变 |
| 三、边地米粮市场的形成与粮价的腾涌 |
| 第三节 河西地区的军马供应体系 |
| 一、官牧军马 |
| 二、茶马互市 |
| 三、官方购买 |
| 四、其他方式 |
| 第四节 河西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
| 一、促进了河西农业的发展 |
| 二、促进了河西畜牧业的恢复与发展 |
| 三、促进了河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
| 第四章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文化整合 |
| 第一节 卫学、科举与儒家文化的直接传播 |
| 一、卫学为主体的学校教育 |
| 二、科举的发展与河西地区崇文重教风尚的形成 |
| 第二节 明朝在河西地区的旌奖实践与儒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构建 |
| 一、立祠祭祀 |
| 二、题建坊匾 |
| 三、刻碑写传 |
| 四、其他方式 |
| 第三节 明代河西地区正统祭祀体系的构建 |
| 一、明代河西地区的地方祀典建设的概况 |
| 二、国家通祀体系在河西地区的推广 |
| 三、官方对民间信仰的控制与改造 |
| 第四节 明朝对河西地区的宗教管理与控制 |
| 一、佛教 |
| 二、道教 |
| 三、伊斯兰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及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选题缘由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及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的形成背景 |
| 第一节 自然经济凋敝,商品经济发展 |
| 一、商品经济发展影响家庭义利观念 |
| 二、创业艰辛造就浓厚乡土情结 |
| 三、经商规模发展影响择偶观和婚姻观 |
| 第二节 多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
| 一、儒家文化的自我反思和西方文化的外来冲击 |
| 二、“学贵践履”的学术特征指向务实的处世观 |
| 三、胡汉杂糅的地域特色孕育剽悍开放的民风 |
| 四、关公崇拜是拉拢相与的精神图腾 |
| 第三节 商人社会地位的变动和挣扎 |
| 一、社会地位的挣扎影响家庭成员职业取向 |
| 二、抑商氛围浓厚强化晋商证明自我的欲望 |
| 第二章 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亲子伦理的坚持与变衍 |
| 一、储财建院以养亲 |
| 二、恪守尊卑以敬亲 |
| 三、知行合一的教育观 |
| 四、走出户庭追求真我的女性精神 |
| 第二节 兄弟伦理的继承与背离 |
| 一、能者居上合股经营的财产继承模式 |
| 二、兄弟友爱互助与争产内斗 |
| 第三节 婚姻伦理的保守与变通 |
| 一、务实权变的夫德 |
| 二、治家理政的妇德 |
| 三、妇女忠贞守节与私通二嫁同存 |
| 四、择偶取向务实与贞洁观的松弛 |
| 第四节 主仆伦理中一以贯之的“仁义” |
| 一、宽容仁厚慧眼识才的主德 |
| 二、忠信节义鞠躬尽瘁的仆德 |
| 三、人道主义关怀和避亲就乡的用人原则 |
| 第三章 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的历史评析与现代意义 |
| 第一节 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的历史价值 |
| 一、严格的等级制度节约管理成本 |
| 二、血缘地缘为依托增强经商实力 |
| 三、体恤仆从的人道关怀积累道德资本 |
| 四、热心公益的义行善举提升安全保障 |
| 第二节 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的历史局限 |
| 一、父权制压制个人创造性的发挥 |
| 二、分家析产动摇家庭团结 |
| 三、财富沉淀于不动产限制商业资本投入 |
| 四、盲目尚义削弱风险抵御能力 |
| 第三节 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的现代意义 |
| 一、构建和谐家庭的德性参考 |
| 二、塑造企业家精神的价值引导 |
| 三、现代家族企业转型的借鉴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课题研究意义 |
| 二、课题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课题研究的范畴、内容及方法 |
| 第一章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类型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大量出现 |
| 第二节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类型 |
| 第三节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特点及其演变 |
| 第二章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的文学塑造 |
| 第一节 商人形象塑造的手法 |
| 第二节 商人形象塑造的不足 |
| 第三章 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商人形象体现的文化意义 |
| 第一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商人的价值观 |
| 第二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商贾文化思想 |
| 第三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官商关系 |
| 第四节 商人形象体现出的作者的商人理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及论文发表情况 |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依据及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
| 1.4 主要研究方法 |
|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豫商文化基本理论阐释 |
| 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论阐释 |
| 2.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
| 2.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征 |
| 2.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 |
| 2.2 豫商文化基本理论阐释 |
| 2.2.1 豫商文化的历史发展过程 |
| 2.2.2 豫商文化的内涵 |
| 2.2.3 豫商文化的精神 |
| 2.2.4 豫商文化的特征 |
| 2.2.5 豫商文化的功能 |
|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豫商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关系 |
| 3.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 |
| 3.1.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豫商文化建设提供思想保证 |
| 3.1.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豫商文化建设提供道德指引 |
| 3.1.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豫商文化建设提供价值导向 |
| 3.2 豫商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践行 |
| 3.2.1 豫商文化建设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载体 |
| 3.2.2 豫商文化建设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内容 |
|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4.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
| 4.1.1 规范豫商经营秩序 |
| 4.1.2 维护豫商文化安全 |
| 4.1.3 创新豫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豫商全面发展 |
| 4.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
| 4.2.1 豫商物质文化建设缺乏创新 |
| 4.2.2 豫商精神文化建设动力不足 |
| 4.2.3 豫商制度文化建设尚不完善 |
| 4.2.4 豫商行为文化建设出现偏差 |
| 4.3 豫商文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4.3.1 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 |
| 4.3.2 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 |
| 4.3.3 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 |
|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的原则和路径 |
| 5.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的原则 |
| 5.1.1 坚持科学性和思想性相统一 |
| 5.1.2 坚持继承性和创新性相结合 |
| 5.1.3 坚持正面弘扬和错误批判有机统一 |
| 5.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的路径 |
| 5.2.1 革新豫商物质文化建设方式 |
| 5.2.2 激发豫商精神文化建设动力 |
| 5.2.3 完善豫商制度文化建设体系 |
| 5.2.4 规范豫商行为文化建设内容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创作及其研究概况 |
| (一)概念界定 |
| (二)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的创作 |
| (三)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明清商人形象的研究概况 |
| 二、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明清商人形象的谱系研究 |
| (一)晋商形象系列 |
| (二)徽商形象系列 |
| (三)浙商形象系列 |
| 三、多重视角下的明清商人形象书写 |
| (一)商业视角下商人性格的解读 |
| (二)家庭视角下商人形象的解读 |
| (三)历史视角下商人精神的解读 |
| 四、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明清商人形象的美学意义 |
| (一)明清商人形象的塑造艺术 |
| (二)明清商人形象的美学缺失 |
| (三)明清商人形象的美学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四、儒家文化与山东商人的经商特性（论文参考文献）
- [1]以身为本：王艮儒学思想研究[D]. 赵立庆. 山东大学, 2021(11)
- [2]明清时期晋商与徽商伦理比较研究[D]. 王晋丽. 山西大学, 2020(12)
- [3]明清时期山陕会馆崇拜体系及其伦理意涵研究[D]. 李薇. 南京大学, 2020(04)
- [4]西安回民历史街区空间文脉的特征图谱分析及其保护策略[D]. 周卫兵.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9(06)
- [5]“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传统儒商伦理的现代构建[D]. 赵乾宇. 武汉理工大学, 2019(07)
- [6]明代卫所与河西地区社会变迁研究[D]. 张磊. 青海师范大学, 2019(02)
- [7]明清晋商家庭伦理研究[D]. 李想.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2)
- [8]明末清初话本小说中的商人形象研究[D]. 张英丽. 宁夏大学, 2019(02)
- [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豫商文化建设研究[D]. 李静雯. 河南理工大学, 2018(01)
- [10]1990年代以来商业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商人形象研究[D]. 王青. 江西师范大学, 201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