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中美关系的新现实（论文文献综述）
王力[1]（2021）在《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是美国杰出的外交政策研究者,他融合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与现实议题,搭建起理解美国外交政策的理论框架,本论文旨在对米德的学术思想加以阐述。美国的外交传统是米德学术研究的核心论题,通过对美国外交历史的爬梳,米德分析了影响美国外交传统的因素,并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形成和发展进行总结。他认为,对美国外交史的研究应当着眼于更为宏观的视角,注重其历史传承性。米德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等二分法,创新性地提出了汉密尔顿主义、威尔逊主义、杰斐逊主义和杰克逊主义四种美国外交传统,认为正是这四种主义通过相互作用形成有机组合和动态发展,共同决定了美国外交行为。在此基础上,米德对美国外交传统的“权力根源”进行了理论发掘,在硬权力和软权力之外,提出了“粘性权力”的概念,从而实现了对美国外交传统认识的理论升华。从知识生产的角度而言,这与米德作为学者与智库专家的双重身份是分不开的,依照“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米德构建了一个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体系,丰富了学界解析历史、认知现实的理论工具。米德的思想成熟于21世纪初期,根据他的分析框架,本文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历届总统即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特朗普四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分析,认为米德的理论能够对历届政府的外交行为进行合理的解析,为我们理解美国外交传统和21世纪美国外交提供了一个新颖的、合理的视角。本文主体部分共分为六章。第一章对米德的学术经历、着述、观点特别是“四种主义”与“三种权力”框架体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米德认为,汉密尔顿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追求商业利益”,国家外交行为应该寻求有利于美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各种外部条件;威尔逊主义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美国式的民主和价值观,认为美国有义务作为“文明的灯塔”为世界各国指引发展方向;杰斐逊主义反对过多地国际介入,主张把人民的利益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视为首要任务,是小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杰克逊主义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民粹主义倾向,注重提高美国的军事实力。本章在分别阐述四种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他们发挥作用的时间和手段,并结合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变化侧重分析他们如何共同作用,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本章继而对米德权力形态理论进行介绍,米德将美国的权力形态分成锐性权力、粘性权力、甜性权力和支配权力:锐性权力是美国的军事实力,广义上指其显着的核优势、广泛的海外军事部署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所构成的综合实力;粘性权力是经济活动影响力的体现,是美国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粘性吸附的作用;甜性权力是美国的理想、文化和价值观吸引力,和软权力的概念类似,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支配权力是权力的合集,是前三种权力协同发挥作用时体现出的综合优势。如果说“四种主义”理论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了隐藏在美国外交史洪流中的四种意识主张,那么对美国权力形态的分析则从共时性的角度丰富了米德的理论,二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分析网络。这种坐标式的分析结构既充分尊重和考量了美国外交历史的延续和传承,又突出体现了美国历史上特别是二战以来的外交特征,在宏观上形成横纵相交的二维理论框架,有助于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梳理。论文的以下章节运用米德的思想从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美国外交传统进行总结,分析了不同时期政府的政治倾向、外交风格和在任时期的外交活动,清晰地展示了四种主义对国家领导人及其外交政策的影响。第二章主要分析了一战后至20世纪末的美国外交政策演变。一战后,美国进入福特主义经济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美国社会带来了结构性的变化,同时在国际关系中,美国以世界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政治舞台,四种主义开始面对国际关系中的复杂局面。随着二战中英国的衰落,美国在冷战后确立了世界霸主地位,美国资本主义过渡到后福特主义时代。在这一历史阶段,四种主义在不同时期所追求的美国权力类型不断变化,带来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不断发展。冷战结束后,粘性权力一度成为了美国主要追逐的权力类型,在克林顿政府期间,汉密尔顿主义成为了外交活动的主导思想。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威尔逊主义的起落。作为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小布什具有威尔逊主义者的特征。“9·11事件”让小布什得到了杰克逊主义者的坚定支持,为威尔逊主义披上了强硬、现实的铠甲,然而随着反恐战争的升级,四种主义逐渐产生了分歧,小布什的大中东战略宣告失败。第四章解读了奥巴马政府期间杰斐逊主义的兴起。米德认为,奥巴马是典型的杰斐逊主义者,正如竞选演讲宣言一样,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行战略收缩,运用巧实力对自身的外交主张进行调整,寻求各个派别之间的平衡,力图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然而杰斐逊主义者的政治主张经常被诟病过于温和或起效缓慢,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没能从根本上满足美国民众的要求。第五章分析了特朗普政府期间杰克逊主义者的外交特点。美国国内经济产业结构失衡加剧、政治上的反精英情绪和社会文化价值中身份认同的缺失导致美国国内民粹主义兴起,特朗普趁机入主白宫,其支持者多为杰克逊主义者。强烈的本土主义倾向使得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着显着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特色,但杰克逊主义者本身并不具备系统的执政理念,也无法确立具有连续性的外交思想。第六章对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思想进行了评价。首先对21世纪四种主义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进行解读,并对它们可能进行的调整和融入策略进行分析,同时,根据米德的推断,对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战略维度进行思考。面对自由资本对商业利益的追求和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失衡、就业问题严重之间的矛盾,汉密尔顿主义者需要寻求一种资源合理配置的发展模式;威尔逊主义者在大中东战略之后逐渐式微,面对世界局势由美国独霸到一超多强的发展趋势,世界多极化日趋明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增强,威尔逊主义者需要对其价值观传播方式进行反思和改进。杰斐逊主义者能够调整自己的政治主张,但始终坚持“避免不必要的国际介入”的基本理念,以最低的成本融入国际社会,避免战争,优化配置有限资源等成为了杰斐逊主义者在新形势下的代表主张。杰克逊主义者虽然缺乏成熟的外交主张,但他们在美国普通选民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也是维系其他三个主义的感情纽带和实力基础,将对美国的对外政策产生深远影响。如何认识当代国际局势和对自身国际角色、如何充分认识并坚持利用海权体系、如何在四个学派中做出合理的取舍和组合,是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思考的战略维度。
贺孝康[2]（2021）在《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文中认为在什么条件下,霸权国倾向于对崛起国使用武力或保持和平?除了战争与和平,霸权国对崛起国还有哪些可用的战略工具?既有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尽管汗牛充栋,但却莫衷一是。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这些存在于学术研究里的问题逐渐浮现于现实政治中。既有研究并不能合理解答上述问题。对于霸权国是否会对崛起国动武的问题,现实主义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现实主义视野下,霸权国与崛起国的关系被描述为“修昔底德陷阱”;力量的不均衡增长导致的权力转移是战争不可避免的根源;预防性战争则是霸权国消除挑战的最佳选择。然而,这种理论推论却很少得到历史证据支持。除传统的斯巴达对雅典的战争、西班牙对英战略符合预防性战争的预测外,英国对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四个主要崛起国的战略中都没有使用预防性战争;美国对苏联、西欧、日本等国的战略行动也从未实际执行过大规模战争。遭遇预测与现实相矛盾的例子还有霸权和平论。实际上,霸权国的权力优势并不能保证其必然以和平合作的方式行事。英国凭借权力优势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美国借助在冷战后初期的权力优势试图同化中国。因此,既有研究尽管能够提供部分的解释,但仍然无法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根据实力相对变动提出影响霸权国对崛起国战略的三个结构性条件和三个中间变量,并将具体的战略工具分为四种类型。霸权优势、霸权挑战和霸权衰落是三个结构性条件。结构性条件塑造了霸权国的战略环境和目标以及战略选项的范围。在霸权优势条件下,霸权国拥有理想的战略环境,其目标是长期维持既有权力地位,有相当大的战略自由。在霸权挑战条件下,霸权国受到结构性压力,其目标是消除挑战,战争可能会成为霸权国的选择。在霸权衰落条件下,霸权国行动能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其目标是争取时间以恢复实力,因而往往采取绥靖政策。三个中间变量为霸权国的战略认知、既定关系和第三方因素。中间变量对霸权国的战略选择也有不同的影响。霸权国的战略工具有四种:战争、削弱、同化、绥靖。在结构性条件和中间变量的综合作用下,霸权国最终确定对挑战国的战略。本研究还根据战略类型进行案例研究:西班牙对英国的预防性战争（1585-1598）;美国对苏联的削弱战略（1982-1991）;美国对华同化战略（1996-2016）;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3-1939）。本研究发现,战争很少被实际使用。面对崛起国的挑战,霸权国最常使用削弱战略。衰落的霸权倾向于缓和与崛起国的关系。2015年之后,美国经济发展有所恢复。在霸权再起背景下的特朗普政府看来,美国以前对中国的让步和妥协变得难以容忍。美国政府重新获得权力优势和对中国修正主义意图的判定促使特朗普将对华战略推向削弱。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对华削弱战略既拥有有利因素,也面临很大的制约。中国与美国和世界发展的密切联系给予了美国削弱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发展越依赖世界,美国的削弱战略就越容易实施。但同样依赖中国和世界的美国也会从对华削弱中丧失部分收益。在全球化时代,美国对中国的削弱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选择。
游启明[3]（2020）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鉴于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以及中美关系的全局性影响,理性把握并因应美国的对华政策或战略,应成为中国在由富到强进程中重点关注的事项之一。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改变了对华战略认知,抛弃了冷战后的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提出了对华战略竞争新政策宣示,并从单边、双边以及多边层面着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多个领域,推进了该政策。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新现实,本文从理论层面将战略竞争进行定位后,依据政策或战略研究的逻辑,探讨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目标、资源依托、实施表现、特点、效能、发展趋势以及中国因应等问题。战略竞争是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类型之一。虽然主流国际关系研究范式提出了不同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理想战略,但整体上缺乏一个系统的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学框架,并探讨每种战略类型的实质。在借鉴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依据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承认或蔑视、对崛起国实力增长与运用的容纳或限制这两个标准,本文将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分为对冲、竞争、顺应与鸵鸟四种类型。采取对冲战略时,霸权国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以此想软化后者的崛起意图,但它也会对崛起国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取限制措施;实施顺应战略时,霸权国既会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会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采用鸵鸟战略时,霸权国不愿承认崛起国的地位追求,也不想限制后者的实力增长与运用。当霸权国对崛起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不仅意味着它会打压崛起国在由富到强过程中所产生的地位追求热情,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还预示着霸权国会采用各种手段,努力限制崛起国运用实力的方式与范围,甚至会采取措施打乱崛起国的发展进程,从源头上打消崛起国对自身的潜在挑战。既有研究强调战略竞争的互动层面,本文则突出战略竞争的工具层面,把战略竞争视作霸权国主动进行的战略布局,认为它的本质是蔑视崛起国的地位追求热情,限制崛起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对霸权地位与认同的维护、对崛起国意图与实力的恐惧、对国内政治发展的回应等因素,会综合作用于霸权国竞争战略的出台。战略遏制是战略竞争在冷战时期的表现形式,应避免将此种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战略类型作为判断战略竞争的标准,从而忽视战略竞争的实质。除了需要合理把握战略竞争与战略遏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外,还应该注意霸权国可能会从领域、层次等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竞争战略子类型或呈现出各异的战略竞争强度,而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历史与现实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促使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出台。长期经营与护持霸权的战略实践,使美国拥有了较强的霸权护持意识,这很容易使其从零和视角看待中国的崛起;特朗普政府对接触或对冲中国政策的失望,对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以及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也激励其对华进行战略竞争;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缩小给美国带来的恐惧,中国奋发有为外交给美国带来的焦虑,以及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给美国带来的恐慌,也刺激特朗普政府想通过战略竞争政策来缓解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战略压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质,是既蔑视中国不断增长的国际地位,也限制和延缓中国实力的运用与持续增长,以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在政治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抵消中国的地区影响力、维护自身在印太地区的优势地位、强化对地区盟友的管理、转移国内政治矛盾并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规锁中国发展势头、制衡“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保持美国经济优势等。在安全领域,特朗普政府想通过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挤压中国安全空间、强化对华军事威慑、维护自身战略声誉并转移同盟成本。尽管美国正出现相对衰落,但美国依然保有较强的软硬实力,这为其提供了多样的对华战略竞争备选手段。为打压中国的地位追求,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与运用,特朗普政府从多层面、宽领域实施了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单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主动挑起了贸易摩擦,在科技、贸易、金融以及人文交流等方面施压中国,想以此压制中国对美国的经济追赶势头,尽管两国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依然不能忽视美国经济施压的可能;特朗普政府还介入了中国香港、西藏、新疆以及台湾事务,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以此想分散中国的战略精力,甚至扰乱中国的发展进程;特朗普政府也提升了国防投入,提出了新的防务理念,加大了对网络、太空以及核领域的布局,以此想发起对华军事“抵消战略”,保持对华军事优势。双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但借助“朝核问题”,加大了对中国周边的布局,增加了中国的地缘风险;而且还在设法离间中俄关系,以此想塑造于美有利的“战略三角”关系;并且也强化了同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友的关系,以此想借助同盟的实力制衡中国。多边层面,特朗普政府不仅推出了“印太”战略,想借助美日印澳四方对话机制,平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还试图通过拉拢东盟,强化同越南、菲律宾等盟友和伙伴关系,制衡中国的地区发展;也在积极借助美日欧三边协调、“毒丸条款”等机制或方式,在全球层面挤压中国发展。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表现出了竞争目标的压制性、竞争领域的全面性、竞争手段的激进性以及竞争主体的国家性等特征。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带来了一定的战略压力,但其并未有效实现所设定的政策目标,甚至还给自身带来了消极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存在不少困境。譬如:国内政治极化的加剧,制约了美国的政策执行;地区盟友和伙伴不愿在中美之间明确选边站,使美国无法获得足够的地区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实践,使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缺乏“合法性”等。依据文章所提框架,展望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本文认为,短期内特朗普政府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风险在加大,经过一段时期后美国可能会对中国进行以“竞合”为主的战略对冲,而美国顺应中国崛起的可能性则比较小。中国需要理性因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第一,中国需要形成一套应对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思维框架,为实施具体的应对方略提供战略指导。对此,首先中国需要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通过发展做好自身的事情,为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打下牢固的基础;通过和平发展提升中国崛起的“绩效合法性”,为更多国家带去发展机遇,软化美国对中国发展的恐慌,降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合法性”。其次,中国也需要保持战略自信。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地处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而是从自身正当利益出发,在尊重美方合理利益的基础上,积极型塑中美关系发展。譬如,中国可以为中美互动提供一套以“合作共赢”为核心原则的“中国倡议”,并从经济、政治以及安全等方面具体优化中美互动。最后,中国还需要坚持战略底线,敢于同特朗普政府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斗争使美方形成一个理性客观的对华预期。第二,在上述战略思维主导下,中国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具体应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例如,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为应对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政策打下实力基础;中国可以稳步发展同俄罗斯、欧盟、日本以及印度等国的伙伴关系,缓解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压力,并借助伙伴关系软化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国还需要从“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出发,主动实施战略示善、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营造一个友善的周边环境,防止特朗普政府借助周边事态施压中国。
丁敏潇[4]（2020）在《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美经贸合作的全面展开,经贸摩擦也相伴而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激化。2018年3月,美国政府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宣布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制裁措施。随后,双方先后进行了四轮加征关税的较量,波及价值数千亿美元的双边贸易商品,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升级为“贸易战”。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战还伴随着激烈的科技竞争和制度竞争,美国通过“实体清单”打压中国高端制造业,限制中国企业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针对中国设置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障碍,意图重构国际贸易体系排斥中国。回顾上个世纪日美经贸摩擦的发展,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摩擦全面升级为经贸冲突,双方在科技、专利、情报等领域展开全方位博弈,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的表现形式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随着经贸冲突的加剧,经贸摩擦不再是单纯由贸易失衡引起的经济问题,而是关乎国家相对优势的实力竞争。需要注意的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与当前的中美贸易战并非完全相同。虽然日美贸易摩擦的焦点是汽车、半导体、超级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个别领域的贸易摩擦仍然是由日本对美出口激增导致的,日美两国也始终坚持在经济框架内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经贸争端。然而,中美贸易战期间加征关税的商品几乎覆盖中国对美出口的所有商品,摩擦激烈的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等领域并不存在贸易失衡,“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也并未涉及个别领域。不同于日美经贸摩擦的以威胁促协商,中美经贸摩擦明显表现出以打击促遏制。这是因为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美国对于中国的安全顾虑远甚于日本,所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同中国展开全面竞争。换而言之,激烈的经贸冲突不仅包含经济利益的竞争,还可能包含安全利益的冲突,中美贸易战更加激烈的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焦虑和安全顾虑。在相互依存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合作与摩擦是同时存在的一体两面。相互依存降低了国家间使用军事力量相互打击的可能性,也赋予了国家使用软实力影响对手的能力,经贸政策也能够发挥威胁、遏制或战略的作用维护国家安全。全面、清醒地认识中美贸易战,不仅需要分析经贸摩擦的经济因素,更要考虑经贸摩擦的非经济因素。文章从经济、战略和安全三个视角出发,梳理日美经贸摩擦不同时期的特征,归纳中美经贸摩擦不同阶段的表现,对比分析日美经贸摩擦和中美经贸摩擦的异同,从而说明日美经贸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本质区别在于美国不同的战略和安全考虑。文章指出,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和当前的中美贸易战都已经超越了经济问题的范畴,经济贸易问题被美国当作遏制对手的工具。换而言之,经济贸易摩擦实则是美国应对日本经济复兴和中国经济崛起的产物,是大国竞争在全球化时代的新表现形式。同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贸冲突相比,没有重大地缘政治事件分散美国的注意力,也不似日美以安全同盟关系作为战略互信的基础,中美贸易战势必会更加激烈。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意味着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仅在于中国经济实力和技术实力的发展,更在于中国凭借自身经济技术实力谋求地区秩序和国际规则的更替,所以经贸冲突还伴随着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制度话语权冲突。由于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导致其他外交手段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作用有限,所以美国坚持运用经济外交工具对中国施加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中美经贸冲突的烈度。随着中美竞争的继续,未来中美经贸摩擦仍有加剧的可能,中国应该从战略和安全的高度做好应对准备。
杨天宇[5]（2020）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扞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
王悠[6]（2019）在《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分析》文中提出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有其延续性的一面,但更多的是调整和改革。这主要源于美国战略界围绕对华政策已经形成了竞争、施压、对抗共识。特朗普上台后,以强硬化的经贸政策为重点,以南海、台海为安全战略机动方向,并以对华意识形态竞争为新趋势,对中国开启了全面战略竞争。受到国内政治斗争、国际资源配置有限的影响,特朗普政府带来的对华政策调整是美国对华大战略转向的初期尝试和探索,并不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影响。但是,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的确使中美战略关系中的消极面扩大,竞争性增强,风险性增高,也给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造成了深刻影响,还在国际层面改变了相关国家的战略选择,从而影响着相关地区的政治秩序。
黄继朝[7]（2018）在《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的双重规制策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冷战以来,台日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作为冷战以来介入东亚与台海地区最主要的外部势力,美国在台日关系演变历程中发挥了显着的影响力。探讨冷战以来美国对于台日关系实施的特殊策略,不仅有助于加强与深化对于台日关系与美国台海战略的认知与理解,而且对于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亦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从规制的一般定义内涵出发,再借鉴运用台海结构、离岸平衡以及美国“轮辐式”同盟政策等相关理论,本文尝试着确立了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策略的分析框架并以之来解释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的特殊影响作用。结合冷战以来美国与台日关系关联的基本现实情况,本文从纵向与横向的角度全面深入地考察分析了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演变规律、特征、制约因素及其影响等。简言之,在中美博弈互动所界定的台海结构中,基于对中国大陆遏制或交往的战略意图,冷战以来美国对于台日关系主要采取了一种双重规制的策略,一方面对台日关系进行激励性规制,激励与推动台日关系进展,另一方面,又对台日关系进行限制性规制,限制与制约台日关系发展。具体来分析,美国的双重规制主要有四个特征:（1）直接性,直接干预台日相互关系行为;（2）间接性,确立一定规则来规范控制台日相互关系行为;（3）非意图性,发挥自身的规制力去推动某种对台日关系非意图性影响的沉淀;（4）结构性,通过地区性战略结构的规则来规范台日相互关系行为。进而来看,美国的双重规制还受到中国的维权反制与日本、台湾反规制的一定制约。最后,冷战以来美国的双重规制不仅直接塑造了台日关系的特殊微妙状态,还通过影响美日台关系对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造成了负面影响,值得我们关注与警惕。当然,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不断发展,基于中美合作利益的优先考量,美国对台日关系的规制介入可能慢慢减少乃至放弃。进而,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也会逐步走向正常化状态归属于中日关系的框架下,台海地区因而也得以实现和平稳定。
储召锋[8]（2017）在《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文中指出在国际政治的历史长河中,联盟的起源与冲突的出现一样久远。自人类社会产生冲突和战争以来,联盟便成为国家、城邦、帝国或其他政治行为体用以赢得战争、维护安全最常用有效的手段之一。合纵连横和联盟交锋的结局往往事关一个国家的兴衰、地区的稳定甚至国际体系的变迁。联盟战略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借以倍增力量、遏制挑战者、约束盟友、控制伙伴、保持全球优势地位的重要工具。美国从推行联盟战略中获取巨大的利益,遍布全球的联盟体系及其基础上的前沿部署是美国赢得冷战的重要砝码。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体系非但没有如众多战略家预言的那样随着共同威胁的消逝而瓦解,反而经过一番调试转型后重新焕发活力,并继续发挥着护持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推手作用。本文借助历史分析法和逻辑归纳法尝试对冷战后的美国联盟战略进行系统性研究。首先回顾梳理美国联盟战略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联盟战略一经形成就服务于美国大战略,自然也遵循美国大战略的演进逻辑。从策略性地运用联盟外交到坚定不移地推行联盟战略,反映了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本质蜕变。其次,分析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不同于历史上欧洲对抗性联盟的短命之躯,美国联盟体系拥有更加稳固的结构和更为多样的功能,因而能够成为具有较强适应力和生命力的战略形态。第三章透视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它既包含美国历史文化积淀所成的战略文化传统、战略缔造与实施的惯性等内生动力,也包含国际体系变迁、伙伴盟友关系演化等外在牵引。第四章考察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笔者将美国联盟管理归纳为利益协调式、制度规则式和霸权主导式三种模式。在维持和管控联盟内外行为的过程中,美国通常是综合应用这三种管理模式。第五章研判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继而展望其发展前景。冷战后美国联盟的安全困境问题将愈益突出,美国与盟友的矛盾分歧或将成为常态。联盟是美国拥有的一项战略资产。然而,随着其转型后规模与职能的过度延伸,未来也可能变为拖累美国的战略负担。最后,分析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中国崛起是触发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调整尤其是亚太联盟战略强化的重要外在推力。在美国不断强化亚太联盟针对中国的遏制功能的情势下,我们既要保持战略耐心和定力,也应在外交、政治、军事等方面多措并举,主动加强战略谋划与应对。
李德俊[9]（2017）在《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及中国的应对之策》文中认为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历史悠久,自美国建国开始,无论是在冷战之前,还是在整个冷战期间,文化外交一直是美国政府整体外交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维护和扩大美国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冷战结束后,伴随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和一国外交中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升,美国开始把文化外交视为其在冷战后巩固和扩大全球霸权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并不断加大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外交力度。具体到对华文化外交而言,美国在冷战后不断加强对华文化外交,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既有冷战后美国学界所涌现的各种新理论,也有美国对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世界发展态势以及中国发展状况的现实判断。总体来讲,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既着眼于目前美国在华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利益,又立足于未来美国“和平演变”中国的战略需要,其外交本质在于通过价值观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等方式在华谋求霸权地位,使中国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诉求。从实施效果看,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持续推进,虽然对中美两国本身、以及中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其明显的霸权主义特征以及西化、分化中国的政治图谋,也给中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中美关系的良性互动带来了诸多的挑战。对此,在看待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实施效果时,应秉持辩证的态度,既要坚决抵制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中的霸权行为,扞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与安全,又要主动吸收美国对华文化外交中的积极因子,为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所用。为了更好地应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对中国造成的冲击,我们除了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美国文化霸权外,还需要注重发展壮大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让文化软实力成为扞卫国家文化主权、扩大中国文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保障,为此,我们既要努力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又要不断增强中国的对外文化交往能力。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有效地抵制美国的文化入侵,不断扩大在中美文化交往中的发言权。
李少丹[10]（2013）在《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域外大国,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两个国家,同时中日关系也是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21世纪的头三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国仍将是中美日三国关系组合中最关键的行为体,其对中日两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三国关系的未来和东亚地区的未来。本文以二战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及其演变的规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演变的影响因素、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对美国对日与对华政策的影响。本文指出,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的决策认知——东亚地区观是确立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基础；美国政府外交决策团队在实施东亚政策的过程中会伴随着新决策信息的输入而形成新的决策认知,从而导致东亚政策逻辑的转变或修正,相应的政策重心也会同步发生变化；中美关系、日美关系是美国在这一地区诸多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相对有限的美国外交资源在不同的地区政策逻辑推动下,会投向不同的政策重心,因此使美国的对华与对日政策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和互动关系。本文在对相关理论进行评述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认知—决策分析框架。该框架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决策行为体的性格、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决定认知形成的首要因素,国际环境是影响认知形成的最重要外部条件；第二,国际环境、政策对象国的能动性和国际危机是推动美国东亚地区认知修正或转变的三大关键因素。本文依据“何种关于政治现象的解读是‘主流’的争论”是总统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这一立场指出,总统外交决策团队的成员们“都致力于界定某一问题的本质并为其政策选择寻求认同和支持”。因此,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源自于一个互动的过程,在信息被共享和沟通、团队成员尝试着影响其他成员的认知等社会性互动过程中形成决策团队的集体认知。但随着国际环境的变迁、政策对象国发挥能动性和国际危机的综合影响,原来决策团队中那些试图重塑政治辩论以有助于其观点主张的成员便通过宣传、历史类比、树立典型等途径来表达自身的认知意象,从而再次形成决策团队内部的争论。最后,随着足够新信息的输入,原有的集体认知逐步被修正或瓦解,形成新的认知意象,从而导致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者转变。本文运用认知—决策分析框架对美国冷战开始前后的罗斯福和杜鲁门两任政府,冷战中后期的尼克松、卡特和里根三任政府,冷战结束后的克林顿和小布什两任政府的东亚政策及对华、对日政策进行具体的案例分析,从而解读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并验证本文观点和分析框架的可靠性。本文最后在对前述五章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奥巴马政府的东亚政策前景做展望和判断,归纳了论文的理论贡献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二、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中美关系的新现实（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中美关系的新现实（论文提纲范文）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米德的“美国外交传统”:主义与权力 |
| 第一节 沃尔特·米德主要着述和思想 |
| 第二节 米德指出的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四种主义” |
| 第三节 米德的权力理论 |
| 第四节 米德的逻辑和方法 |
| 第二章 20世纪美国外交传统的呈现 |
| 第一节 美国经济社会形态变革与外交传统的演进 |
| 第二节 全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变奏 |
| 第三章 威尔逊主义的冒进(小布什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新保守主义与威尔逊主义的复兴 |
| 第二节 威尔逊主义与“反恐战争” |
| 第三节 威尔逊主义的异变与失败的大中东战略 |
| 第四章 杰斐逊主义的变革(奥巴马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国际新形势下的杰斐逊主义者 |
| 第二节 杰斐逊主义者的新特征 |
| 第三节 主义间的调和与亚太再平衡 |
| 第五章 杰克逊主义的冲击(特朗普政府时期) |
| 第一节 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兴起 |
| 第二节 民粹主义与杰克逊主义 |
| 第三节 杰克逊主义的特朗普实践 |
| 第六章 对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四种主义所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二节 美国外交政策走向 |
| 第三节 米德对美国世界霸权体系的认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沃尔特·R·米德大事年表(1952- ) |
| 致谢 |
（2）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历史中的霸权战略 |
| 二、研究问题:霸权战略的迷思 |
| 三、注定一战?霸权战略的既有研究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霸权战略及其解释逻辑 |
| 第一节 霸权国与崛起国:定义、测量与经验证据 |
| 第二节 霸权战略:结构条件、中间变量与战略工具 |
| 第三节 案例选择与设计 |
| 第二章 战争:西班牙对英国的战略(1585-1598) |
| 第一节 战争之前:西班牙霸权及其挑战 |
| 第二节 选择战争:西班牙的“英国大业” |
| 第三节 第三方力量制约:再也无法实施的入侵 |
| 第三章 削弱:美国对苏联的战略(1983-1991) |
| 第一节 占优的霸权:美国在1970-80 年代 |
| 第二节 削弱苏联:“里根主义”的出台与实施 |
| 第三节 美国对苏削弱战略的启示 |
| 第四章 “同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1996-2016) |
| 第一节 霸权优势:美国的“单极时刻” |
| 第二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同化战略的延续与失败 |
| 第五章 绥靖:英国对德国的战略(1932-1939) |
| 第一节 霸权衰落:英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 |
| 第二节 英国对德国的绥靖战略 |
| 第三节 有比绥靖更好(合理)的战略吗? |
| 第六章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与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第一节 霸权战略的历史比较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转变 |
| 结论与启示 |
| 一、研究结论 |
| 二、研究启示:中国理念与新型大国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件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相关专业术语首字母缩写说明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文献分类 |
| (二)文献综述 |
| (三)对既有研究的反思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战略 |
| (二)战略竞争 |
| 四、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 |
| 一、主流范式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 |
| (一)霸权转移范式下的遏制战略 |
| (二)自由主义范式下的对冲战略 |
| (三)建构主义范式下的情境战略 |
| 二、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的类型再划分标准 |
| (一)霸权国对崛起国地位追求的反应:承认或蔑视 |
| (二)霸权国对崛起国实力增长的态度:容纳或限制 |
| 三、霸权国应对崛起国战略类型的再划分结果 |
| (一)对冲战略 |
| (二)竞争战略 |
| (三)鸵鸟战略 |
| (四)顺应战略 |
| 四、历史时空下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 |
| (一)一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870-1914) |
| (二)二战前的英国对德战略(1933-1939) |
| (三)冷战后的美国对华战略(1993-2016)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背景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基因 |
| (一)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文化 |
| (二)美国霸权护持的战略实践 |
| 二、“美国优先”下的对华战略校准 |
| (一)对“接触中国”的战略失望 |
| (二)对“对华政策大辩论”的战略回应 |
| (三)对“极限施压”中国的战略自信 |
| 三、中国崛起引发美国战略焦虑 |
| (一)中美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美国恐慌 |
| (二)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激发美国担忧 |
| (三)中国奋发有为外交催发美国猜疑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目标与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目标分析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争竞争政策的政治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经济目标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安全目标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力依托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硬实力依托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软实力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实施 |
| 一、单边层面:多领域施压中国 |
| (一)经济施压:挑起贸易摩擦 |
| (二)政治施压:挑战“一个中国”政策 |
| (三)安全施压:强化威慑 |
| 二、双边层面:多点布局压制中国 |
| (一)借“朝核问题”,增大地缘风险 |
| (二)探索“离间中俄”,破坏周边稳定 |
| (三)强化东亚双边同盟,增加地缘压力 |
| 三、多边层面:携手多方打压中国 |
| (一)推进“印太”战略,挤压中国地缘空间 |
| (二)拉拢东盟国家,平衡中国地区影响 |
| (三)推动多方协调,压制中国经济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与趋势 |
| 一、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特点 |
| (一)竞争目标的压制性 |
| (二)竞争领域的多样性 |
| (三)竞争手段的激进性 |
| (四)竞争主体的国家性 |
| 二、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效果评估 |
| (一)政治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二)经济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安全目标的效果评估 |
| 三、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的发展趋势 |
| (一)全面强化战略竞争的风险加大 |
| (二)存在“竞和”型对冲的可能 |
| (三)迈向战略顺应的不确定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对策 |
| 一、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战略思维 |
| (一)坚持和平发展,应对美国霸权施压新格局 |
| (二)保持战略自信,型塑中美互动 |
| (三)坚守战略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
| 二、中国因应特朗普政府战略竞争政策的具体方略 |
| (一)深化改革开放提升应对能力 |
| (二)稳步发展伙伴关系 |
| (三)营造友善的周边环境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根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和方法 |
| 四、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一章 经贸问题安全研究的理论问题 |
| 一、经济安全的理论探讨 |
| 二、经贸问题的安全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战后日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经济景气与日美贸易逆差 |
| 二、产业升级与日美贸易摩擦 |
| 三、日元升值与日美投资摩擦 |
| 四、管理贸易与美国敲打日本 |
| 五、体制摩擦与对日修正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战后中美经贸摩擦的演变 |
| 一、改革开放与中美贸易逆差 |
| 二、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回顾 |
| 三、特朗普任内的中美贸易战 |
| 四、两次经贸摩擦的比较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经贸摩擦与美国国家战略 |
| 一、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日美经贸摩擦 |
| 二、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中美经贸摩擦 |
| 三、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调整与中美贸易战 |
| 四、美国国家战略视角下的两次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
| 一、福利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二、权力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三、手段层次下的经贸摩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5）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 |
| 第一节 全球秩序的概念 |
| 一、国际秩序 |
| 二、世界秩序 |
| 三、全球秩序 |
| 第二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理论论争 |
| 一、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二、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 |
| 四、西方左翼和激进理论的观点 |
| 五、比较与评价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 |
| 第一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演变 |
|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 |
| 二、美国治下秩序观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争鸣 |
| 一、西方全球秩序持续论 |
| 二、西方全球秩序终结论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特质 |
| 一、全球性与国家性的辨析 |
| 二、普遍性与差异性的辨析 |
| 三、自由性与保守性的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 |
| 第一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领导主体 |
| 一、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领导权再分配 |
|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价值目标 |
| 一、包容的自由主义 |
| 二、地区主义新范式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法性 |
| 一、全球秩序的合法性 |
| 二、全球共性与合法性 |
| 三、国家自主性与合法性 |
| 第四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有效性 |
| 一、新有效性路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 |
| 二、现实案例:巴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 |
| 第一节 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 |
| 一、全球秩序与全球化、全球治理 |
| 二、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失灵 |
| 三、反全球化浪潮与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21世纪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 |
| 一、布什主义与单边主义政策 |
| 二、奥巴马主义与多边合作策略 |
| 三、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政策 |
| 第三节 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 |
| 一、新一轮国际体系权力转移 |
| 二、中国崛起与西方策略选择 |
| 三、新兴大国的全球秩序观表达 |
| 四、西方学界的回应:走向地区主义新范式的多样化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 |
| 第一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评介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几点辨析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西方中心主义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 |
| 四、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后西方全球秩序观 |
| 第三节 中美竞争新态势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实质 |
| 二、中美竞争关系的走向 |
| 三、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方法及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内外环境 |
| 第一节 美国的相对衰落及中美权力关系变化 |
| 第二节 美国政治变革与内部撕裂 |
| 第三节 新一轮对华政策大反思与大辩论 |
| 第二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内容 |
| 第一节 台湾政策调整:打破常规又维持底线 |
| 第二节 南海政策调整:军事化与对抗性 |
| 第三节 经贸政策调整:实用主义和非理性 |
| 第四节 其他政策调整:逐渐上升的意识形态竞争 |
| 第三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动因 |
| 第一节 特朗普:美国对华政策调整的刺激性因素 |
| 第二节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动因与重点 |
| 第三节 中期选举后特朗普对华政策调整的方向 |
| 第四章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中国内政外交的影响 |
| 第二节 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对地区秩序的影响 |
| 第五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7）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的双重规制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综述 |
| 一、文献回顾梳理 |
| 二、文献综述分析 |
| 第三节 研究框架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创新 |
| 三、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双重规制的概念与理论意涵 |
| 第一节 双重规制的概念辨析 |
| 一、规制的定义 |
| 二、规制的双重的内涵:激励与限制 |
| 第二节 双重规制的理论适用 |
| 一、结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东亚次结构—台海结构 |
| 二、美国的地区平衡战略思维:“规制主义”与“离岸平衡” |
| 三、美国的“轮辐式”同盟政策与权力运作理论 |
| 四、美国双重规制策略的基本内涵 |
| 五、美国双重规制策略与美国对华战略的关联分析 |
| 第三章 中日建交前美国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双重规制分析(1950-1972) |
| 第一节 中日建交前的台海结构:中美的东亚对峙 |
| 一、中美在东亚的冲突与对峙 |
| 二、两岸的全面对抗与中日的有限对立 |
| 第二节 美国对台日关系激励性规制的主要表现 |
| 一、美国主导《日台和约》的签订 |
| 二、美国维护台日关系的进展 |
| 第三节 美国对台日关系限制性规制的主要表现 |
| 一、美国对台日秘密军事合作暨白团的打压 |
| 二、美国与台日“反攻”同盟的失败 |
| 第四节 中日建交前美国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双重规制的规律及其原因 |
| 一、美国激励台日关系进展背后的离岸平衡战略思维 |
| 二、美国“轮辐式”同盟政策下对台日双边军事安全合作的限制 |
| 第四章 中日建交至冷战结束美国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的双重规制分析(1971-1991) |
| 第一节 中日建交至冷战结束时期的台海结构:中美和解与交往 |
| 一、中美的和解与交往 |
| 二、中日关系的正常化与美台关系的微妙变化 |
| 第二节 中日建交至冷战结束美国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限制性规制的表现及其特征 |
| 一、美国与台日“断交” |
| 二、美国维护“七二体制”的稳定暨对台日“政治外交”关系的限制 |
| 第三节 中日建交至冷战结束美国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激励性规制的表现及其特征 |
| 一、美国提升对台关注下确立的激励台日关系的规则 |
| 二、美国激励规则下台日关系的异动 |
| 第四节 中日建交至冷战结束美国对台湾地区与日本关系双重规制的规律及其原因 |
| 一、中美交往大势下美国对台日关系的限制性规制 |
| 二、美国对中国大陆的防范策略及其对台日关系的激励性规制 |
| 第五章 冷战后美国对台日关系的双重规制分析(1991-2016) |
| 第一节 冷战后的台海结构:中美竞合关系的深化 |
| 一、中美竞合关系的深化 |
| 二、美日关系与两岸关系的新变化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对台日关系激励性规制的主要表现 |
| 一、美国推动美日台安全联结的一定紧密化 |
| 二、美国对台日钓鱼岛争端的调和 |
| 第三节 冷战后美国对台日关系限制性规制的主要表现 |
| 一、联合日本制约陈水扁“台独”活动 |
| 二、美国对“美日台安全同盟”的限定暨对台日安全关系的控制 |
| 第四节 冷战后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规律及原因分析 |
| 一、“以台制华”战略下美国对台日关系的激励性规制 |
| 二、中美关系大局下美国对台日关系的限制性规制 |
| 第六章 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与美国对台日关系的双重规制 |
| 第一节 美日安保体制的外延性与台日安全关系 |
| 一、美日安保体制的沿革概况 |
| 二、美日安保体制的外延性特征 |
| 三、美日安保体制涉台问题与台日安全关系 |
| 第二节 美日安保体制中美国对台日关系激励性规制的表现 |
| 一、“远东条款” |
| 二、“周边事态条款” |
| 三、2005年美日“2+2”共同声明中的“共同战略目标” |
| 第三节 美日安保体制中美国对台日关系限制性规制的表现 |
| 一、关于“远东”范围的模糊解释 |
| 二、在“周边事态”定义上的“战略暖昧” |
| 三、对2005年美日“2+2”涉台声明的“柔性”解释 |
| 第四节 美日安保体制中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规律与原因 |
| 一、美国地区安全平衡战略下对台日安全关系的激励性规制 |
| 二、美国的牵连担忧及其对台日安全关系的限制性规制 |
| 三、美国双重规制下台日安全关系的异动与限度 |
| 第七章 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演变规律及其特征 |
| 第一节 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演变规律 |
| 一、激励性规制模式 |
| 二、限制性规制模式 |
| 第二节 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背后的中国大陆因素 |
| 第三节 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主要特征 |
| 一、直接性 |
| 二、间接性 |
| 三、非意图性 |
| 四、结构性 |
| 第八章 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制约因素、影响及其未来趋势 |
| 第一节 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的制约因素 |
| 一、中国的维权反制 |
| 二、美日的台海利益分歧与日本的反规制 |
| 三、台湾的抛弃担忧及其反规制 |
| 第二节 冷战以来美国双重规制对美日台关系的影响 |
| 一、美国双重规制对台日关系的影响 |
| 二、美国双重规制对美日关系与美台关系的影响 |
| 第三节 冷战以来美国双重规制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影响 |
| 第四节 美国对台日关系双重规制策略的未来趋势 |
| 一、美国双重规制策略的未来趋势分析 |
| 二、美国双重规制演变趋势下台日关系的走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和发展 |
| 1.1 冷战前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 1.1.1 美国联盟外交的肇始 |
| 1.1.2 美国联盟外交的初步实践 |
| 1.2 冷战期间美国联盟战略的形成与实施 |
| 1.2.1 全面构筑冷战遏制联盟时期 |
| 1.2.2 尼克松政府联盟战略收缩时期 |
| 1.2.3 里根政府重新强化联盟战略时期 |
| 1.3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调整与强化 |
| 1.3.1 冷战后初期美国联盟战略的扩展与再定义 |
| 1.3.2 反恐时代美国联盟战略的“变”与“不变” |
| 1.3.3“亚太再平衡”与美国联盟战略的强化 |
| 第二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与功能 |
| 2.1 美国联盟体系的结构 |
| 2.1.1 体系性联盟 |
| 2.1.2 地区性联盟 |
| 2.1.3 功能性联盟 |
| 2.2 美国联盟结构的特征 |
| 2.2.1 主导性与辅助性 |
| 2.2.2 整体性与独立性 |
| 2.2.3 相互制约与相互限定 |
| 2.3 美国联盟体系的功能 |
| 2.3.1 维持全球领导地位 |
| 2.3.2 遏制敌手与抑制威胁 |
| 2.3.3 约束盟友与控制伙伴 |
| 2.3.4 安全及其他外溢功能 |
| 第三章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动力因素 |
| 3.1 塑造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内生动力 |
| 3.1.1 战略文化传统——观念层面 |
| 3.1.2 战略缔造与实施惯性——制度层面 |
| 3.1.3 精英战争准备——决策层面 |
| 3.2 影响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外在牵引 |
| 3.2.1 国际体系转换 |
| 3.2.2 地缘政治变迁 |
| 3.2.3 盟友伙伴关系 |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的管理及效能 |
| 4.1 美国联盟战略管理的模式 |
| 4.1.1 利益协调型 |
| 4.1.2 制度规则型 |
| 4.1.3 霸权主导型 |
| 4.2 美国联盟管理的效能及评估 |
| 4.2.1 联盟管理的效能 |
| 4.2.2 联盟管理的限度 |
| 4.2.3 联盟管理的价值评估 |
| 第五章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 |
| 5.1 美国联盟战略面临的挑战 |
| 5.1.1 联盟议价:徘徊于争夺和妥协之间 |
| 5.1.2 联盟安全困境:联盟的选择性及其后果 |
| 5.1.3 复合安全困境:敌对关系与联盟关系的内外交织 |
| 5.1.4 超越联盟对抗:冷战后国际安全合作的新路径 |
| 5.2 美国联盟战略的发展趋势 |
| 5.2.1 联盟纷争常态化,但仍具相当生命力 |
| 5.2.2 联盟调整持久化,但适应力更趋强韧 |
| 5.2.3 联盟样式多元化,但更趋灵活务实 |
| 5.2.4 联盟困境显性化,但管理日益成熟 |
| 第六章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 6.1 美国联盟战略中的中国因素 |
| 6.1.1 中国因素在美国联盟战略中的地位 |
| 6.1.2 美国联盟体系与中国伙伴网络的交叠互动 |
| 6.2 中国崛起与美国亚太联盟战略的强化 |
| 6.2.1 中国崛起的地区意义及美国的战略应对 |
| 6.2.2 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网络化”发展趋势 |
| 6.2.3“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亚太联盟政策展望 |
| 6.3 关于中国应对策略的几点思考 |
| 6.3.1 以分化促安全,利用楔子战略瓦解对手联盟 |
| 6.3.2 以创新促安全,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 |
| 6.3.3 以发展促安全,利用“经济再平衡”稀释美国“军事再平衡” |
| 6.3.4 以制度促安全,加快亚太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 |
| 6.3.5 以实力促安全,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学术成果 |
（9）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及中国的应对之策（论文提纲范文）
| 博士生自认为的论文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由来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 小结 |
| 三、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分析法 |
| (二) 历史分析法 |
| (三) 实证分析法 |
| (四) 动态研究与规律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 五、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文化与文化外交概念阐述 |
| 第一节 国际关系中的文化 |
| 一、文化概念界定 |
| 二、文化在一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 |
| 第二节 文化外交概述 |
| 一、文化外交的概念界定 |
| 二、文化外交的基本特性 |
| 三、文化外交的主要功能 |
| 第二章 美国文化外交的历史回顾 |
| 第一节 美国文化外交的缘起 |
| 第二节 美国开展文化外交的思想根源 |
| 一、美国文化中的宗教“使命观” |
| 二、美国文化中的“理想主义”价值观 |
| 三、美国文化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
| 四、美国文化中的“功利主义”价值观 |
| 第三节 冷战结束前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发展演变 |
| 一、20世纪30年代末至新中国成立 |
| 二、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初 |
| 三、20世纪70年代初至冷战结束 |
| 第三章 冷战后美国推进对华文化外交的驱动因素 |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推进对华文化外交的理论基础 |
| 一、历史终结论 |
| 二、文明冲突论 |
| 三、软实力论 |
| 四、民主和平论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推进对华文化外交的现实原因 |
| 一、世界政治格局变革的影响 |
| 二、国际社会全球化趋势的推动 |
| 三、在华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需要 |
| 四、在华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需要 |
| 五、对华未来发展走向预判的推动 |
| 第四章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政策实践 |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 |
| 一、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 |
| 二、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手段 |
| 三、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实施环境 |
| 四、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运行机制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演变 |
| 一、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对华文化外交政策 |
| 二、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对华文化外交政策 |
| 三、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对华文化外交政策 |
| 四、三个阶段的比较 |
| 第三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本质及特征 |
| 一、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本质 |
| 二、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主要特征 |
| 第五章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实施效果 |
| 第一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 |
| 一、国家大战略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 |
| 二、国家外交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 |
| 第二节 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实施效果的整体评价 |
| 一、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目标的评价 |
| 二、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手段的评价 |
| 三、对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目标与手段匹配程度的评价 |
| 第三节 冷战后美国开展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影响 |
| 一、冷战后美国开展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积极影响 |
| 二、冷战后美国开展对华文化外交政策的消极影响 |
| 第六章 中国未来应对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对策 |
| 第一节 坚持辩证看待美国对华文化外交的两面性 |
| 一、积极吸收对华文化外交中的新的积极因子 |
| 二、继续强烈抵制对华文化外交中的意识形态渗透 |
| 三、坚决反对对华文化外交中的一切文化霸权行为 |
| 第二节 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竞争力 |
| 一、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
| 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力 |
| 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
| 第三节 增强中国对外文化交往能力 |
| 一、坚持文化共存共赢理念,塑造中国文化良好的国际形象 |
| 二、拓展文化国际传播途径,拓宽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空间 |
| 三、建立对外文化传播长效机制,增强中国文化外交能力 |
| 结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10）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价值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主要研究问题、基本逻辑、研究方法与基本概念 |
| 四、论文观点与写作框架 |
| 参考文献 |
| 第一章 认知理论与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第一节 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认知理论 |
| 一、认知分析路径的提出及其发展 |
| 二、现实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
| 三、自由主义学派对认知因素的阐述 |
| 四、建构主义理论与认知理论的联系 |
| 五、对上述各学派与认知理论关系的简短评论 |
| 第二节 认知—决策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本课题所需的认知理论 |
| 二、认知形成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形成 |
| 三、认知转变的关键条件与认知、政策逻辑的修正或转变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冷战初期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第一节 二战末期和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
| 一、罗斯福的战后世界秩序设想及其东亚地区认知 |
| 二、“罗斯福东亚地区观”指导下的美国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第二节 美国东亚政策逻辑和重心的第一次转变 |
| 一、杜鲁门任总统后美国决策层内部对“罗斯福东亚认知”的异议 |
| 二、杜鲁门继任总统后国际环境的变化 |
| 三、杜鲁门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初步形成(1947-1949) |
| 四、杜鲁门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初步形成 |
| 第三节 美国东亚政策的冷战逻辑和日本重心的最终形成 |
| 一、中日两国外交政策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二、朝鲜战争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最终形成 |
| 四、美国对华和对日政策的逆转 |
| 第四节 美国东亚认知的全球动力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冷战中后期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第一节 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一、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二、尼克松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确立 |
| 三、尼克松政府调整美国东亚政策逻辑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卡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一、卡特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二、卡特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三、卡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与对华、对日政策 |
| 第三节 里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一、里根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二、里根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三、里根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 |
| 四、东亚政策逻辑的重新确立与里根政府对华、对日政策 |
| 第四节 中美苏三角关系框架对美国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克林顿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一、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思维和决策模式 |
| 二、克林顿政府东亚认知的全球政策背景 |
| 三、克林顿政府初期东亚地区认知与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 |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一、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二、国际危机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三、日本国内困局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四、中国外交政策对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第三节 东亚政策逻辑修正后的克林顿政府对华和对日政策 |
| 一、克林顿政府调整后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二、克林顿政府修正后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三、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对华政策 |
| 四、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的对日政策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小布什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演变 |
| 第一节 小布什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形成 |
| 一、小布什政府的外交理念与决策模式 |
| 二、小布什政府初期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三、小布什政府初期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四、小布什政府初期东亚政策逻辑指导下的对华和对日政策 |
| 第二节 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调整 |
| 一、国际危机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二、国际环境的变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三、中国外交政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四、日本外交政策对小布什政府东亚地区认知的影响 |
| 第三节 小布什政府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的修正 |
| 一、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地区认知 |
| 二、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政策逻辑与重心 |
| 第四节 东亚政策逻辑修正后的小布什政府对华和对日政策 |
| 一、“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 二、中美日三边合作背景下的美国对日政策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政策展望、论文结论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奥巴马政府东亚政策逻辑的回顾与展望 |
| 一、奥巴马政府第一任期东亚政策逻辑的形成与主要特点 |
| 二、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的东亚政策展望 |
| 第二节 理论贡献与启示 |
| 一、理论贡献 |
| 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第三节 政策启示 |
| 参考文献 |
| 参考文献 |
| 论文后记 |
四、布什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和中美关系的新现实（论文参考文献）
- [1]沃尔特·R·米德“美国外交传统”思想研究[D]. 王力. 吉林大学, 2021(01)
- [2]霸权兴衰与战略选择：霸权国应对崛起国的行动逻辑[D]. 贺孝康. 外交学院, 2021(11)
- [3]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政策研究[D]. 游启明. 吉林大学, 2020(06)
- [4]经贸摩擦与国家安全 ——基于日美经摩擦与中美经贸摩擦的比较研究[D]. 丁敏潇. 南京大学, 2020(07)
- [5]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D]. 杨天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6]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分析[D]. 王悠. 暨南大学, 2019(08)
- [7]冷战以来美国对台日关系的双重规制策略研究[D]. 黄继朝. 厦门大学, 2018(07)
- [8]冷战后美国联盟战略研究[D]. 储召锋. 国防科技大学, 2017(02)
- [9]冷战后美国对华文化外交及中国的应对之策[D]. 李德俊. 武汉大学, 2017(06)
- [10]战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逻辑与重心 ——认知视角下的美国对华、对日政策互动与竞争关系研究[D]. 李少丹. 复旦大学, 2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