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代际影响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体育消费,反向代际,人口老龄化
代际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史阳,栗雯绮[1]（2019）在《反响代际影响对体育消费的作用——基于子代视角》一文中研究指出研究目的: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这群即将或已经退休的人是"有钱有闲的"巨大群体,另一方面,体育消费对于上一代人来说是新兴的领域,并且在中国有种种政策利好。本研究将这两个未来充满前景的元素连接在一起。旨在验证在体育消费中反向代际影响的有效性,并且对其作用的影响因素进行验证,为洞察中老年消费群体的体育消费意愿提供重要依据。研究方法:本文通过文献资料法,对反向代际影响的作用机制、体育消费的界定等理论进行了梳理,并根据反向代际领域现有成熟量表结合体育消费特点,制定了本文的调查问卷,通过网络问卷,对北京体育大学及西安理工大学的在校生进行调查,共回收问卷106份,其中有效问卷104份,通过spss对问卷统计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收回的104份有效问卷中,参与调研的男女比例基本持平,其中男性占51.79%,女性占48.21%。本次调研年龄最小的是20岁,92.8%集中在20至30区间内。研究对象的运动习惯和运动爱好是作为研究的变量因素,67.86%的人有运动习惯,32.14%没有运动习惯。26.79%的人有3项及以上喜爱的运动项目,30.36%的调查对象有2项喜爱的运动项目,33.93%的调查对象有1项喜爱的运动项目,8.93%的调查对象没有喜欢的运动项目。对于下一代人自身体育消费状况的调查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实物型体育消费(体育装备的消费:如专业的运动鞋服、运动器材);信息型体育消费(关于体育的咨询消费如参加运动项目培训);观赏型体育消费(观看体育赛事、展览的消费等);参与型体育消费(去收费体育场所、参加比赛等),以及没有进行过体育消费。调查得到的数据显示,48.21%的人进行过实物型体育消费,12.5%的人进行过信息型体育消费,39.29%的人进行过观赏型体育消费,23.21%的人进行过参与型体育消费,调查样本中28.57%自身没有参与过体育消费。关于下一代与上一代的消费沟通主要有3个方面的调查,分别是:您会主动与长辈(父母、老师或领导等)讨论您喜欢的球队、球星等;您会主动与长辈(父母、老师或领导等)分享您买过的运动鞋品牌、店铺等;您会主动与长辈(父母、老师或领导等)分享专业的运动知识、注意事项;您会建议长辈(父母、老师或领导等)参加专业的运动培训班。在各项关于消费沟通的调研中,选择非常符合的比例最低,选择"一般"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9.29%、32.14、37.5%、32.14%。在下一代与上一代的共同体验方面主要调查两个方面,分别是:您会带着长辈(父母、老师或领导等)共同去参加或观看一场体育比赛,您会带长辈(父母、老师或领导等)去专业收费的运动场所参与锻炼。在是否会带父母共同参加或观看一场比赛的调查中,选择"一般"的比例最高,为33.93%,选择"非常符合"的比例最低为8.93%。在是否会带长辈去专业收费场所锻炼一项中,选择"不符合"和"一般"的比例最大为32.14%。在上一代的主动了解调查中,选择"符合"和"非常符合"的分别占比7.14%和5.36%,均为非常低的比例,选择"非常不符合"和"不符合"的比例最大,为26.79%。研究结论:一是年轻人对体育项目的热爱广泛,体育消费接受度高,研究发现,91.07%的调研对象有1项级以上热爱的运动项目,67.86%也形成了一定的运动习惯,体育已经走入了年轻人的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生活习惯,年轻人在参与运动时会更倾向于购买专业的运动鞋、运动服,也能够从观念上接受观看体育比赛的消费;二是体育消费领域,年轻人对上一代影响不足,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对于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意愿逐渐强烈,会主动选择体育消费这一类能满足人更高需求的新兴消费,在体育消费领域,与上一代的沟通不够,通过调研发现,沟通最多的是购买运动鞋服等实物型商品,在观看、培训等非实物型商品上沟通与沟通体验的状况都不好,年轻人应该从沟通出发,从实用性出发,循序渐进的影响上一代人培养体育消费的观念,给他们带来更高质量的生活。叁是上一代对于体育消费观念待改善,研究发现,中老年群体属于传统的一代,消费价值观和消费方式比较保守,缺少主动了解的意识,对于上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来说,他们人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诸多的"大事件",在体育方面,他们见证了女排叁连冠、李宁兵败汉城...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中很多人将体育全部视为公共产品,缺少体育消费的意愿与习惯。(本文来源于《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期刊2019-11-01）
李德山,俞煌,张磊[2]（2019）在《新生代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的代际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迁移呈现出新的特征,他们在迁移决策的过程中会受到父辈流迁经历的影响。本文根据2016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四川卷),首先运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的代际影响的叁种作用机制,然后采用PSM模型构建"反事实"实验进一步验证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户口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户口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2)家庭禀赋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父代流迁经历的交互作用也会间接影响子代的户口迁移意愿,但影响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因此,应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促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本文来源于《调研世界》期刊2019年10期）
史敏[3]（2019）在《基于家庭代际影响下消费者老品牌再购意愿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文章探讨在家庭代际影响下,消费者对老品牌的再购意愿研究。随着社会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很多曾经辉煌的老品牌逐渐淹没在海量的新兴品牌之中,但它们仍然极具魅力,拥有一批年长的忠实客户。中国家庭的代际影响明显,因此利用家庭代际影响,促进老品牌再购意愿研究很有必要。(本文来源于《企业科技与发展》期刊2019年09期）
吴贾,韩潇,林嘉达[4]（2019）在《父母工作时间的代际影响:基于城市和流动人口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比较了城市本地人口和迁移人口工作时间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研究中区分并识别了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研究发现,对于流动儿童,父母工作时间每天增加1小时可以增加家庭对儿童的教育支出,因此提高了儿童数学成绩0. 05个标准差(收入效应),但父母工作时间的增加也减少了陪伴子女的时间,从而使得子女自律能力降低0. 015个标准差(替代效应);对于城市本地儿童,本文估计的收入效应为0. 05～0. 06个标准差,但替代效应为0。研究还发现,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周均4小时的工作时间差异,可以缩小两类儿童数学成绩差异的20%,但导致了两类儿童自律能力差异的11%。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流动家庭除在物质方面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外,也不应该忽视对子女的陪伴。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则需要进一步规范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保障他们及其子女的合法权益。(本文来源于《劳动经济研究》期刊2019年03期）
席恺媛[5]（2019）在《消费行为的反向代际影响研究述评》一文中研究指出当前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反向代际影响在消费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通过归纳反向代际影响的概念界定、前因及后果,发现目前的研究多局限于家庭关系内、解释机制不足、研究视角单一,最后提出消费行为的反向代际影响未来研究方向。(本文来源于《管理现代化》期刊2019年03期）
撒凯悦[6]（2019）在《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就业的代际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随着人口结构的转变,提升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成为老龄化社会难以绕过的理论命题:一方面,整个社会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升高,使国家面临的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越来越严峻,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需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资料发现,积极老龄化的提出让老年人日益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潜在贡献力量,本研究称之为“年长劳动力”,他们仍具有通过就业改善自身和社会状况的能力,应该被纳入就业政策的各个层面。年轻和年长劳动力都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年轻劳动力还是结构性失业压力的主要承担者。当前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市场从二元结构向新古典型加快过渡。2012年以来,我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力资源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是延迟退休政策很可能将于2022年开始实施,这将直接延长年长劳动力的在业时间;二是“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二孩政策”短期来看将会减少育龄妇女的劳动参与率,长期来看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年长劳动力劳动参与的增加很可能挤出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并进一步加剧年轻人失业和就业不足。年轻劳动力的就业从来都是公共政策所关注问题的重中之重,且在我国年龄越高的劳动者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老龄化背景下更需要依靠高人力资本禀赋的年轻人来驱动经济增长。因此,厘清劳动力就业的代际影响效应及其背后的机制,是理解老龄化背景下群体间就业矛盾新常态,弱化延迟退休政策负效应的基础。鉴于劳动力就业的代际影响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的重要研究价值,本研究从叁个视角即就业的分类与分层、就业的主观意愿、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出发探究了年长劳动力和年轻劳动力在劳动参与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分别基于对中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研究框架的重新梳理,深入讨论了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的劳动力市场机制和家庭代际转移机制。此外,还进一步考察了年长劳动力就业对年轻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影响。本文最终探索出老龄化背景下促进年轻和年长劳动力包容性就业的公共政策方向。其中,各部分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的绪论部分通过宏观数据对全球和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态势进行了概述,并基于国际上关注人口老龄化经济学问题的学术研究梳理、近5年来我国人口和人力资源公共政策的重要转变,引出本研究要讨论的问题。进一步地,我们从现阶段我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年长劳动力的就业形势等角度出发,分析了老龄化背景下探究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情况的必要性。并就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创新点、研究展望等作了简要说明。第二章中我们对国内外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和总结,并基于拓展的世代交迭模型提出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关系的叁个基本研究假设。对文献的综述中,首先,从劳动供给意愿、劳动供给途径、就业的影响叁个方面对老龄化背景下年长劳动力的劳动供给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其次,对年轻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宏观和微观因素的分类归纳;第叁,根据研究结论的不同,梳理了从宏观层面研究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的文献,并分析了研究结论差异较大的原因;最后,我们对从微观家庭角度对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进行解读的研究作了回顾。我们发现,在老龄化的相关研究中越来越重视微观家庭主体的作用;对我国年长和年轻劳动力就业特征的比较研究较少;缺乏对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机制的系统分析。在系统分析了世代交迭模型应用的主要研究领域的基础上,我们将代际转移因素引入世代交迭模型,并进一步为探究我国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的各种效应,提出了叁个基本研究假设。第叁章将年长与年轻两类劳动力群体的就业特征进行了对比研究。首先将国内外对年轻、年长劳动力主流的划分标准进行了回顾,包括OECD数据库和以不同年龄组劳动力就业为研究对象的国内外研究;其次,对比分析了男性和女性在生命周期中劳动参与的变化;随后,从就业的分类与分层特征方面、就业择业的主观偏好层面考察了年轻和年长劳动力之间的同质性和异质性;最后,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叁个层面,考察了影响年轻和年长劳动力就业和劳动收入水平的因素。第四章分析了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我们使用OECD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最新截面数据对年长和年轻劳动力就业的关系进行直观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年长劳动力就业和年轻劳动力就业的关系可能是双向的。随后,分别从竞争机制和促进机制两个作用方向,对年长劳动力就业对年轻劳动力就业可能的影响路径进行了理论分析,其中,竞争机制包括岗位占用效应和就业延迟效应,促进机制包括消费拉动、投资拉动和工作搜寻叁种机制。进一步地,分别使用行业和地区层面的数据,并借鉴Baron&Kenny的中介作用模型,对竞争和促进两个方向的五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五章分析了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的家庭代际转移机制。本章中,我们从经济理论出发对家庭代际财务转移和家庭代际非财务转移机制进行了系统阐述。并使用微观家庭数据对父母就业影响子女就业的家庭代际转移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父母就业将有利于子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说明在家庭中劳动力就业的代际促进作用大于挤出效应。此外,由于父母就业可能不仅影响子女就业的参与决策,也影响子女就业的参与质量,我们进一步检验了父母就业通过家庭代际转移机制对子女工资水平的影响,结果并没有发现父母就业会对子女工资水平产生负向冲击的证据。第六章对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基于此,从教育、就业服务、退休政策、社会保障、代际文化建设等角度,挖掘可行的促进两类劳动力包容性就业的公共政策方向。我们重新审视了劳动力就业的代际影响问题,并重点关注年长劳动力就业对年轻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机制。主要结论包含五个方面,概述如下:一是在就业特征上,年轻和年长劳动力的互补性大于替代性。从就业的分类与分层特征来看,二者的人力资本同质性不高,互补性较强,主要表现在不同世代间受教育水平的显着差异上,在行业、职业、管理活动、单位类型、工作方式和就业地区等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世代差异;从就业择业的主观偏好特征来看,年轻和年长劳动力对工作回报、创业、“工资-闲暇”、主动转换工作的偏好差异较大,年长劳动者对就业的主观偏好类型为“保障和稳定”,年轻劳动力的偏好类型为“变动和挑战”。二是影响年轻和年长劳动力两个群体就业的主要因素同质性也较低。本研究考察了个人、家庭和地区叁个层面的特征因素后,发现在影响就业的主要因素方面,年轻和年长劳动力存在较大差异:首先,人力资本禀赋对就业的影响,年轻劳动力就业受其教育水平影响较大,而年长劳动力则更多地受其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其次,受教育水平对年长劳动者是否就业的影响小于年轻劳动力,但对年长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影响却大于年轻劳动力;此外,同一个变量对两类劳动力群体就业的影响也不同,比如非农业户口和城市中的年轻劳动力就业概率更大,年长劳动力就业概率更小,而有配偶的年轻劳动力就业的概率更大,年长者是否就业受婚配情况的影响却并不显着。叁是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年长劳动力就业对年轻劳动力就业产生的影响是双向的。在行业层面,年长劳动力就业率提高在短期内对年轻劳动力就业所造成的岗位占用效应还是切实存在的。因此,如果提高年长劳动力就业率,短期内将对年轻劳动力就业产生岗位占用效应。而在地区层面上来看,年长劳动力就业增加直接增加适龄劳动人口密度,由DMP理论可知将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搜寻成本,增加企业的岗位供给意愿,从而促进年轻劳动力就业。鉴于上述结论,年长劳动力就业增加在一部分行业和岗位上会对年轻劳动力就业产生影响,但是这种负效应是有限的。四是从家庭代际就业决策来看,父代就业有利于子代就业。这一效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一是如果父母工作,较高的收入用来购买商品或专业化的服务,直接用于隔代照料或使父母有更多的时间用于隔代抚育,子女特别是女性的抚幼负担减轻,其就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二是停留在工作岗位上有助于个人发展,父母一方面可以利用自身的经济社会资源来为子女求职服务,另一方面通过职业价值观来影响子女积极求职和多元化就业。且父母就业不仅影响子女就业的参与决策,对子女的工资水平也有一定的正向作用,没有发现父母就业会对子女工资水平产生负向冲击的证据。五是家庭代际转移机制可以为年长和年轻劳动力就业的关系提供重要的解释。无论从参与决策还是参与质量上看,家庭财务转移机制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十分显着:一是父母向子女提供经济帮助将会对子女就业产生负向的“信号”作用,子女的就业动机由于经济压力减小而减弱,且接受父母经济帮助的子女工资水平较低;二是向父母提供物质赡养的年轻人就业概率更高工资率也更高,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养老压力对其就业取得收入产生了较强的刺激作用;叁是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人力资本投资意识的增强,家庭对子女教育投资开支巨大,因此未成年子女数量越多,年轻夫妇就业的概率越高。家庭代际非财务转移方面,父母的隔代照料促进子女就业,但由于其本身的家庭照料责任较重,因而工资水平并不高;而对父母的照料虽然不是其进行就业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但却会对其工资水平产生负效应;父母的个人发展如经济社会地位和职业价值观等对子女就业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门槛效应”,提高子女的就业概率但对其工资水平的影响甚微。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在探究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时,尝试从供给侧的响应机制角度分析年长劳动力就业是否会引起年轻劳动力“就业延迟”,丰富了现有最新的相关文献。(2)通过家庭代际转移这一特殊机制的分析,将代际财务转移纳入主体研究框架,并且分析了个人发展路径在就业代际影响机制中的可能性,拓展了非财务转移的内涵,为劳动力就业代际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3)研究揭示了年长劳动力就业增加对年轻劳动力就业和工资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老龄化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就业和谐、延迟退休政策的就业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本文来源于《山东大学》期刊2019-05-10）
郑磊,祁翔,候玉娜[7]（2018）在《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理论、方法与证据》一文中研究指出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热门话题,许多研究数据都发现,父代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其他因素对子代的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具有很大的影响。近年来,该话题在理论的创新、研究问题的广度以及研究方法的完善等方面均有所进展。本文回顾了近年来的相关研究,重点围绕以下两个问题进行综述:(1)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有多大?(2)这种代际影响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干预措施。本文介绍了不同学科解释教育代际流动机制的理论,评述了测算教育代际相关系数和识别代际流动因果机制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并结合具体的社会制度背景综述了各类家庭资本和家庭行为的影响。(本文来源于《社会发展研究》期刊2018年03期）
向艳辉[8]（2018）在《父母人力资本对子女职位晋升的代际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日益激烈,各国都非常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培养,积累人力资本是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关键。而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社会上再度响起了“拼爹论”、“读书无用论”等声音。本文在此背景下,基于全国性抽样调查数据(CGSS2006),采用logistic模型和层次回归等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从父母人力资本的视角研究子女职位晋升的影响机制,探讨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并揭示出教育、晋升机制的一些不公平现象,进而给出对策建议。首先比较分析父母人力资本对子女职位晋升的直接影响;再分析父母人力资本是否通过子女人力资本或父母政治资本的中介作用对子女职位晋升产生影响;最后对本研究中影响职位晋升的各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发现:父母尤其是母亲的人力资本对子女职位晋升的影响显着;公共部门的晋升机制受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要大于非公共部门,折射出社会不公平现象;子女人力资本无论是直接影响还是作为父母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影响子女职位晋升都比父母政治资本的影响要大得多,故“拼搏”比“拼爹”重要,突出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综合以上结论给出如下建议:一是呼吁全社会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二是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坚决维护教育公平和晋升公平。本文创新点主要在于:一是把父母人力资本对子女职位晋升的影响分部门分开比较研究并从直接影响、中介作用两个角度分别分析父母人力资本对子女职位晋升的代际影响;二是通过各种比较分析,试图批判“拼爹论”“读书无用论”与“走关系”等现象,从而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研究为未来关于各种资本的代际传递研究、弱势阶层的代际贫困现象分析与职位晋升的影响因素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本文来源于《湖南师范大学》期刊2018-06-01）
任丽霞[9]（2018）在《预期后悔对年长一代购买意愿影响机制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现代化市场经济飞速变化,极大刺激了人们对高生活品质的追求,家庭消费逐渐呈现出多样化与独特性等特点。这意味着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人们价值理念、消费层次逐步转变,生活档次显着提升。在此变化中,若能准确把握市场机遇,适时进入特定细分市场,对针对性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至关重要。产品急速更新和电商爆发式增长,极大刺激并丰富了年长一代的消费方式及其对产品和服务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年长一代消费行为和消费社会化问题已受到学术界和营销人员的广泛关注。因此,分析年长一代的消费决策心理,揭示代际关系在消费行为中的影响,对丰富消费者社会化研究和代际产品开发和营销具有重要意义。预期后悔和矛盾态度对人们感知判断和消费意愿具有关键作用。决策前,预期后悔影响人们的购买意,对消费者产品认知态度具有消极作用。但预期后悔作用于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心理过程尚未明析。消费者面对某一商品的态度常处于积极和消极两种评价或情感共存的矛盾态度之中。尤其是年长一代消费者,他们相对保守、古板的消费习惯使其在购买前会考虑各方因素,预期后悔和矛盾态度表现更加突出,但现有文献尚未对此加以分析。此外,社会人际和参照群体是调节矛盾态度的关键性要素。家庭性购买中,子女消费行为社会化的同时也反向刺激其父母的选择方式,改变父母的消费理念。持有态度矛盾的年长一代消费者为缓解矛盾的心理状态,决策过程中会参考子女和他人的意见,消费行为容易受到反向代际影响。因此,本文将以年长一代消费者为分析和调研对象,建立预期后悔、矛盾态度、购买意愿与反向代际影响的理论构架。通过网络定向调研和实地随机抽样,分析年长一代消费者由“预期后悔”所引起矛盾的看法或情感,如何改变年长一代消费者购买意愿?并以此为基础,探索反向代际影响在矛盾态度与购买意愿机制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表明:(1)预期后悔对年长一代购买意愿具有直接的反向作用;(2)预期后悔能够激发年长一代的矛盾态度的产生或使之强化;(3)矛盾态度具有削弱年长一代购买意愿的消极作用;(4)矛盾态度是预期后悔和年长一代购买意愿的中介变量;(5)反向代际影响负向调节年长一代矛盾态度关于购买意愿的负向关系。据此,本研究提出了针对年长一代消费者产品开发和营销推广的可行性建议。(本文来源于《山西大学》期刊2018-06-01）
任丽霞[10]（2018）在《基于后悔理论的消费者矛盾态度下反向代际影响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以年长一代消费者为研究对象,构建预期后悔、反向代际影响与购买意愿的概念模型。通过文献回顾和理论推理得出,预期后悔对年长一代消费者购买意愿有直接反向影响;反向代际影响负向调节年长一代消费者预期后悔对购买意愿的反向作用。据此,提出针对年长一代产品开发和营销推广的可行性建议。(本文来源于《经济研究导刊》期刊2018年14期）
代际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迁移呈现出新的特征,他们在迁移决策的过程中会受到父辈流迁经历的影响。本文根据2016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四川卷),首先运用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的代际影响的叁种作用机制,然后采用PSM模型构建"反事实"实验进一步验证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户口迁移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父代流迁经历对子代户口迁移意愿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2)家庭禀赋中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与父代流迁经历的交互作用也会间接影响子代的户口迁移意愿,但影响的作用机制各不相同。因此,应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的就业、子女教育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体系,促进新生代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感。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代际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1].史阳,栗雯绮.反响代际影响对体育消费的作用——基于子代视角[C].第十一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论文摘要汇编.2019
[2].李德山,俞煌,张磊.新生代农民工户口迁移意愿的代际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J].调研世界.2019
[3].史敏.基于家庭代际影响下消费者老品牌再购意愿研究[J].企业科技与发展.2019
[4].吴贾,韩潇,林嘉达.父母工作时间的代际影响:基于城市和流动人口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分析[J].劳动经济研究.2019
[5].席恺媛.消费行为的反向代际影响研究述评[J].管理现代化.2019
[6].撒凯悦.老龄化背景下劳动力就业的代际影响研究[D].山东大学.2019
[7].郑磊,祁翔,候玉娜.家庭对子女教育的代际影响效应:理论、方法与证据[J].社会发展研究.2018
[8].向艳辉.父母人力资本对子女职位晋升的代际影响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8
[9].任丽霞.预期后悔对年长一代购买意愿影响机制研究[D].山西大学.2018
[10].任丽霞.基于后悔理论的消费者矛盾态度下反向代际影响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