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挑战跨国公司的人们（论文文献综述）
李天惠[1]（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胡云莉[2]（2020）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如何才能确立最行之有效的外交战略是每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代永恒的命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世界局势更是呈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新特征,国际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应运而生。分析国家地区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因素复杂,牵涉广泛,然而“执一而应万,握要而治祥”,其中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其中的“一”与“要”。经济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投资外交作为经济外交的重要分支,受到的关注日益增加。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一经济手段对国家间双边关系、区域政治、全球政治的影响;同时,对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进行了梳理,以此展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经互动。文章的主体论述可分为四点:一、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不是单纯的跨国公司追逐经济利益,而是源于国家利益,服务于国家利益;二、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经济与外交双重属性,只有从政经互动角度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和运用投资外交手段;三、伴随中国整体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全面进入新阶段;四、依托“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突破,通过投资外交带动经济外交,进而推动全面外交,服务于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来讲,绪论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提出研究问题。首先,明确并梳理的几个重要概念:对外直接投资、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国家利益等。然后,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文献综述。发现迄今绝大部分研究都集中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用分析。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对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但也大多局限于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或者母国的政治影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之一的经济外交逐渐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探究如何能够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的外交效应,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很重要却一直被忽略的一大领域。由此提出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确定研究方法,并分析了本文研究的局限。第一章从现实与理论梳理出发,全面详细地对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及理论进行了阐述。第二章通过阐述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的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带来的政治效应,以及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第三章运用案例分析法,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政治经济学考察,展示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发挥的政治效用。第四章分析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分析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外交因素,以及当前面临的新挑战。第五章结合现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及我国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尤其是“一带一路”视野下,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与我国新时期经济外交。结论部分总结回顾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对新时期对外直接投资策略给出了政策建议,并探讨了今后的研究方向。通过本文的梳理分析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当今世界经济外交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为此,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及时地做出政策指导,并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有力推动对外直接投资,灵活调控投资区位与产业布局,使对外直接投资在服务国家整体外交战略的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而推进新时期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刘思源[3]（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李国敏[4]（2019）在《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面临的战略风险。对于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及其应对,国内外有了丰富的研究,但对于海外战略风险,人们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固然战略风险与政治风险关系极其密切,但鉴于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影响后果的特殊严重性,有必要予以专门而深入的研究。围绕上述核心问题,我们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为主,同时运用历史考察、案例分析等方法展开全文。首先弄清企业国际化理论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史,重点是实施“走出去”战略之后的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情况,以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时代”背景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其次,着重对企业海外战略风险进行解析。在梳理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各种风险基础上,以复杂系统思维方法探讨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往往由宏观国际环境格局或中观双边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动所造成,具有宏观全局性、强烈的政治性和立体多维的关联性,呈现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和突变式涌现特征,其破坏性极大,并且可能持续发生不利影响。论文还对新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战略风险进行总体分析。接着以中兴通讯和华为两个中国高科技企业作为案例,分析在新时代、百年大变局背景下美国遏制中国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造成的严重战略风险。本文还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案例,分析国际国内政治等因素对于中企海外项目造成的战略风险。最后,论文就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提出了应对建议,并对新时代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利益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李子姮[5]（2019）在《论价值创造原则在全球税收分配中的应用》文中提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2008-2009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政府收入的减少（既包括经济形势不景气引起的税源萎缩,也包括因为更激进的国际税收筹划引起的税基被侵蚀）,以及与之相比更恶劣的问题——跨国公司激进的税收筹划等带来的税收负担不公平（主要方式是利润转移）,使得国际社会对双重不征税问题的重视程度空前提高,甚至成为国际税收理论和实践领域最重要的话题。2013年,在20国集团圣彼得堡峰会期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OECD”）受G20的委托开展了“应对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问题解析和行动计划”相关研究工作,这是近年来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税收改革项目。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并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进行全球价值创造的组织形式、税务管理都提出新的挑战。数字经济模式下的各种新的价值创造模式的出现,也给税收管理带来极大的挑战,正如OECD所言,现行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已经跟不上跨境商务实践的变化,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无形资产活跃的领域。出于应对全球新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各税收管辖区对国际税收征管协作的共识增加,国际税收合作空前加强。同时,本文的研究也注意到,国家间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国际规则诉求正在转化为新的规则制定机制,而我国恰恰是这些新规则制定的重要参与者。本文正是基于对上述研究背景的认识,去思考价值创造与税收归属背离,以及如何运用价值创造原则去改善现有国际税收规则以及完善我国国内法的相关设定,促进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新一轮国际交往中取得应有的利益,支持全球经济发展和人民福利改善。本文所使用的价值创造概念,是指为了最终形成一项产品或服务,由发生生产活动到最终成为产品成功销售,为客户提供使用价值或者说效用,所经历的全部创造价值的活动单元。这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组合的方式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经济的价值创造过程主要以链式模式呈现,随着生产活动组织形式的变化和信息与通信技术提供的辅助支撑作用增强,价值链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链式模型,而是呈现出网状发展和环状发展的趋势,被创造出的价值在市场中的实现不再局限于最终产品,而是有可能在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随着副产品的出现不断产生。价值创造是否与税收的国际分配相符合,是否可以以价值创造为原则指导和改善国际税收分配,这是本文要探讨的终极问题。通过对一些实证数据的研究,本文发现: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或者说至少现行税收制度、会计核算制度、贸易制度等一系列国际经济交往依赖的传统规则存在容纳跨国公司实施人为利润转移的可能性。具体而言,美国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人为配置全球资产布局调控全球整体税收负担的倾向,他们在美国每增加布局1%的长期资产,税前利润仅相应增加0.44%;在目前的企业内部资源全球配置现状下,美国跨国公司每将1%份额的销售收入核算在美国,则分配在美国的税前所得将增加其全球份额的0.89%左右,一定程度上存在通过人为调整销售收入调控全球整体税收负担的倾向;海外税率对本土实际税率的影响与美国跨国公司将利润核算在美国的比例正相关,海外税率每导致本土税率变化1个百分点（于法定税率21%、35%而言）,核算在本土的利润比例提高或降低1.21%,也就是说海外税率与本土税率的比较情况是富有弹性的,跨国公司会敏感的根据双边税率情况相机调整全球利润核算分配。在论述了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存在偏差可能性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如何选取一个新的原则指导国际税收分配。价值创造原则较好的保持了税收制度的公平和中性,也在继承和发展现行国际税收分配原则方面有很好的衔接性和过渡性,在经济数字化的条件下,“价值创造”原则与“属地”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相比具有明显优势,其比属地原则的语义内涵更丰富,而“独立交易原则”有望在价值创造原则的指引下完成提升和改造。但也应该客观承认,价值创造原则的使用,目前还存在由理念转为实践的落地风险、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双重征税、可能对一国的国内税收体制建设产生消极影响等执行风险。综合考虑利害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价值创造原则对主导或者辅助调整完善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中一些突出的问题,都有较好的适应性。价值创造原则能够较好的解决税收归属与价值创造发生背离的问题,实现国际税收经济价值观层面的原则公平。价值创造在价值创造原则的指引下,一些传统国际税收概念要按照价值创造的理念进行更新;以转让定价为代表的一些传统操作方法、技术手段应该运用价值创造理念引导改变;一些以往不被重视的地域优势等价值创造因素,会被重拾重视程度。在价值创造与国际税收规则的具体结合上,本文选取造成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不匹配的部分重要元素（PE、CFC等）,以及国际税收规则中的核心——转让定价制度进行进一步的深入论述。运用价值创造原则对更新国际税收术语中的失效概念有积极作用。经济数字化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形态,要素和企业主体的流动性增强、数字经济对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依赖度加强、网络效应对经济生活的互动性影响。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虚拟化,对国际税收规则体系中的很多专业术语都提出需要与时俱进的挑战。第一,互联网企业可以在形式上并不表现为MNE,但事实上他们却可以通过网络将服务送达世界各地,成为实际意义上的MNE。但是按照现行国际税收规则,PE概念的设定成为妨碍各国对外国互联网企业在本国开展经济活动征税的屏障,而消费者的购买力恰恰是这些国家区位优势的重要组成,来源国理应获得国际税收分配权,达成属地意义上的公平。在认同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在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定量确认数字化服务于来源国之间的税收分配联结度。由此就需要创新一个数字化常设机构的概念,这一概念应该保持同现有国际税收规则一致,将数字化的问题在现有规则下得到解决,使得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所产生收益的所得税在来源国、东道国之间公平分配。应该从取消一些表述和增加一些表述两个方面共同施策,对现行PE概念予以完善。最主要是考虑取消OECD范本中关于“固定场所”以及“永久性场所”的相关表述,而将“显着经济存在”这一术语正式纳入税收协定范本的表述之中。在此基础上,通过修订国内法和国际法两条路径,促进常设机构概念重构的实现。第二,本文认为很多避税的方法都是通过建立海外公司实现的,这些海外公司很大程度上多数被建设为税收意义上的CFC,CFC实际上已经成为税基转移的地理支撑。在当下的国际经济交往中,互联网企业运用设置双重公司法人构架转移高移动性资产实现避税;制造业跨国公司通过向CFC转让无形资产侵蚀母国税基;CFC与混合金融工具管理错配结合,夸大“现金盒”风险承担实现税基转移;CFC与税收协定滥用结合,将资本利得转移至低税区。因此本文建议,丰富CFC控制类型的具体内涵,增加测试条件;不断改进CFC规则,适应公司治理结构的发展。在具体的实现路径上,本文认为不适合在国际公法的路径上解决,而是应该着眼于每个居民国对国内法的完善。这种实现路径上的客观要求,决定了CFC规则如果希望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发挥更大的正向引导作用,各国就要让渡一部分税收主权,借鉴OECD等国际组织推荐的治理原则,寻求国内法规在国际上的相对统一。第三,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性质界定出现灰色地带,这直接导致人们无法确定一笔基于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到底该适用哪一条的国际税收协定条款。销售商品和服务、授予特许经营权具有截然不同的商业内涵。前者是指将法人所有的最终产品或服务售卖给客户,使客户获得生活资料或服务、生产资料或过程服务的行为;后者是特许人和受许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特许人将自己的商标、产品经营权、商业秘密、专利技术、经营管理模式等无形资产授予受许人使用并向受许人收取费用,受许人依托被授予的无形资产使用权开展经营活动的商业模式。本文认为,如果交易的实质是客户采购的目标是以数字化方式传递的产品,而非获取供商业性使用的版权,此时数字化产品或服务的国际间转让交易与实物贸易的商品交割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其所得优先考虑适用营业利润条款。如果客户采购数字化内容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进一步商业化利用该数字化产品的版权问题,则有关款项优先考虑适用特许权使用费条款。转让定价制度是近百年来国际税收制度体系当中最为重要,内容和方法最为健全的部分。在国际税收分配的实践当中,转让定价对解决税收侵蚀,将价值链上产生的全部税收比较公平合理的分配在各个税收管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然而,随着原有转让定价制度的基础不断弱化,需要以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引改良转让定价制度。第一,转让定价制度的存在基石受到挑战,单一企业的全球独立性进一步弱化。MNEs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蓬勃发展,成为国际贸易最主要的实施者恰恰就说明了独立交易原则仅仅是大多跨过交易中的一种假设,合同安排的实质相关性难以考察。关联交易中的价值链分析、可比性分析都是基于MNE内部关联企业之间所签订的各种文件条款,这实际上很可能与经济实质相去甚远。特别是以IP为交易标的的合同,对合同文本进行人为操纵的空间很大,基于此的分析可能更进一步扭曲了经济实质。一些成本中心类型的海外公司在IP的研发、提升等重要的价值创造环节从未参与,也不承担IP投入市场后价值实现的风险,但根据MNE内部签署的各类文件,IP收益却被确认在这家海外公司,可比交易的缺失成为转让定价制度未来适用的最大挑战。跨国公司产品生产的个性化,以及客户需求的个性化,都使得可比交易变得更加难以寻找。在数字经济和无形资产领域,交易内容的虚拟化,也给可比交易的确定带来挑战。但本文也支持,目前尚未有迹象显示转让定价方法可以退出历史舞台,基于独立交易原则的转让定价指南将更为清晰和加强,而运用价值创造的理念去改善这一长期实践检验过的方法,才是完善国际税收制度体系的最优选择。第二,为了使传统的转让定价制度焕发新的生命力,需要将价值创造的原则注入其中,对现有的制度安排进行改良。包括:将准确识别关联企业之间的商务和财务关系、交易条件以及相关经济特征作为可比性分析的首要环节;将准确界定交易安排的操作口径从“可比性因素”调整表述为“经济特征+可比性因素”;加强合同条款内容与实际执行合同的比较;特别是在无形资产交易领域,更加广泛的运用功能分析;在对经济实质分析的阶段引入价值链分析法等。第三,新的转让定价制度体系的建设,应该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在转让价格的确认上更多考虑区位优势因素。区位性特殊优势价值贡献的税收体现明显不足,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市场。由此,一些转让定价技术性的问题也应该被重视,如利润分割法在技术层面的不断完善。最后,本文对如何应用价值创造原则指导以我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国际税收新规则的制定,以及完善国内法相关制度提出建议。虽然我国是在价值创造地纳税的积极倡导者,但我国也同样面临着在国际社会中继续发声,促进价值创造原则运用的艰巨任务。同时,践行价值创造原则,我国的国内法修订之路也还任重道远,特别是在BEPS所提出的一些最佳实践方面。本文提出了促进制定我国属地价值创造与税收利益分享相关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利用好国际交往的平台;二是注意税收主权的敏感性;三是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在具体实施路径上,从如何参与国际税收规则制定、如何修订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如何做好实际征管工作落实改革成果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建议我国积极参与、主导与价值创造相一致的国际税收新规则制定。识别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最佳时机,主导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相匹配。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国际税收理论体系和法规体系。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转让定价相关在制度设计。加强关联交易基础数据管理;加强价值链风险管理;加强无形资产价值贡献转让定价管理;加强区位优势价值贡献转让定价管理以及进一步加强APA机制的应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本文认为对价值创造原则的坚持应该的是灵活的,在一些确实涉及我国公允税收诉求,价值创造原则又无法支撑的问题上,要积极寻找替代路径,适当放弃价值创造原则,如建立“安全港”等特殊适用制度等。第三,在一些问题突出领域,尽快实践BEPS最佳实践。如:在国内法制定上积极作为,系统完善我国关于CFC规则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明确无形资产收入属性的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本文的创新点有三。第一,运用新市场财政学市场平台观,观察国际经济交往为什么不能使用单独行政规制的手段进行国际税收分配问题。论述了各税收管辖区的政府及其公共权力,在国际市场上的角色不再表现为管理、规制,而是竞争和协作。各税收管辖区政府所主张的税收分配权的实现,也要通过与传统市场主体——企业,一样在国际市场这个大平台上以全新的方式协商、合作,取得与其价值创造来源地相匹配的税收利益。说明了价值创造原则的合理性之一在于与市场机制的配合。第二,提出了国际税收分配意义上与价值创造相关因素指标。包括四类:资本和资源;技术;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资本和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和机器设备、交通工具、土地（或相关控制使用权利）。技术包括技术诀窍、专利等知识产权、网络平台及其控制的用户资源。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包括知识经验、管理者才能、技术劳动者熟练程度、劳动力。市场包括成本节约、市场溢价。第三,依据价值创造原则对国际税收分配的指导,针对当前关于“在价值创造地纳税”的理论原则性学术成果较多的现实,本文提出若干可以付诸实践的解决方案。如:将超常规利润价值创造来源地之间分配,如何修订落实区位优势在转让定价中的体现等。
张立昕[6]（2019）在《全球治理的实践困境研究》文中认为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扩大了世界各地区间的交往,促进了资本、人员、信息等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为世界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系列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涵盖政治、经济、生态、安全等领域,而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这些问题,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研究主权国家与其他行为体参与的全球治理的实践及其困境显得尤为必要。全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走向。全球治理作为一项由不同行为体参与处理人类公共事务的实践活动,近年来由于受国际环境变化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导致活动范围和活动力度受到一定程度限制。对全球治理主体而言,主权国家间面临的合作困境致使国家间集体行动难以达成,“搭便车”现象严重;发达国家治理意愿下降,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不足;非政府组织、跨国公民社会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权威性不足,组织松散,面临治理行为合法性和治理结果有效性方面的困境。对全球治理客体而言,全球经济的虚拟化倾向加重;各国对全球公域的管辖归属问题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碳排放协议执行举步维艰导致全球气候治理不尽如人意;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加深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主权让渡问题使区域一体化进程受挫,这些现象无一不折射出治理客体面临的困境。造成全球治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全球治理机制建设落后不能适应当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逆全球化思潮下贸易保护主义、保守主义势力抬头,联合国改革受挫所导致的治理失灵。全球治理是一种新型的多边主义实践,扭转全球治理困境,需要以公平、公正、合理的国际制度为基础,推进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多边合作。克服全球治理的困境,我们要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以全人类共同利益为导向发挥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建设,在全球治理进程寻求良性合作,确立能被各行为体行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制度,摆脱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增进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中国作为推动世界繁荣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促进全球治理民主化、多样化进程中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体现了中国崛起的天下担当。尽管全球治理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只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一定会大有改变,走向深度全球治理,走向有效全球治理,走向理性与和谐的全球治理。
石娜娜[7]（2018）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商品生产、对外贸易和商品流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7年中国的制造业产量接近全世界的33%,产值规模居世界第一位;从2009年起至今,我国已经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6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36万亿人民币,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我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流通大国,但由于在国际上缺少独立自主的流通渠道,缺乏国际一流的流通企业,中国还并不算是商品流通强国,同发达国家比起来,中国的国际流通影响力太小。自2004年我国商品市场全面对外开放以来,世界知名零售企业纷至沓来,目前世界最大的零售企业绝大部分一落户中国,零售业已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但是在国际化的大潮下,中国零售企业一直被动地接受国际竞争对手的挑战,而没有主动做出国际化的回应。自2001年我国正式实施“走出去”国家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扩大。从2012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三,2015年跃居世界第二。然而,与我国成为商品出口大国、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和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中国市场极不协调的是我国零售业“走出去”却明显滞后。从《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来看,截至到2016年末,我国的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1691.7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13573.9亿美元的12.5%。2016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208.9亿美元,只占当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总额1961.5亿美元的10.7%。更值得指出的是,无论是投资流量还是投资存量,目前我国零售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和东盟地区,其他国家和地区很少。零售企业国际化始于二十世纪中后期,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受益于信息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管制的放松,零售业向海外扩张进行跨国投资的步伐进一步加速,不但有发达国家更有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其中,跨国经营已经成为零售企业重要的经营战略之一,国际化一经日益成为全球零售领域的重要特征。根据德勤公司发布的《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8》显示,2016财年“全球零售250强”企业中有168家企业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经营,国际化率为67.2%。国际知名的零售商沃尔玛和家乐福分别在29个和34个国家经营,其中沃尔玛在美国本土有5332个门店,还有6363个门店分布在亚洲、美洲、欧洲等海外市场,2016年净销售额4813.17亿美元,其中海外市场（不含山姆会员店）贡献了 1161.19亿美元,贡献率超过27%。2016年家乐福门店数量达到11935个,法国本土5539家,其余6396家分别分布于欧洲、亚洲、美洲的34个国家和地区,并贡献了年销售额766.45亿欧元的53.16%。可以说国际化是这些大型跨国零售企业取得成功乃至成为行业巨头的关键因素之一,沃尔玛更凭借其在全球布局获得可观收益,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500强企业首位。2015年8月28日,国务院在《关于推进国内贸易流通现代化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意见》已经中指出:必须推动我国从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必须构建开放融合的流通体系,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为此,要大力实施流通“走出去”战略。推动国内流通渠道向境外延伸,打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并鼓励流通企业与制造企业集群式“走出去”,促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同时鼓励电子商务企业“走出去”,提升互联网信息服务国际化水平;要创建内外贸融合发展平台。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促进国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打造内外贸融合发展的流通网络。经受了本土零售国际化竞争的洗礼后,中国零售企业初步具备了“走出去”的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资源条件,“走出去”可以成为中国零售企业转型发展、开拓创新的主要方向。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流通产业国际化和世界产业控制权一经从制造环节向流通环节转移的大背景下,积极地推动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形成中零售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动发展,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高中国零售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中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巩固我国经济在国际竞争中的国家竞争优势有重大意义,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本文将以中国零售业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深入研究跨国零售企业成功实现国际化的一般经验,综合采用文献研究法、数据统计分析法、实地考察法和案例分析法等研究方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系统探讨在当前独特的国情和特殊的历史时机下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首先从零售业“走出去”战略入手,分析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重要性。然后,借鉴国外经验,探讨我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循此逻辑,按照“战略提出→国际经验比较→现状描述与案例分析→路径选择”的总体框架展开。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主要论述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理论来源、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框架、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是问题的提出,是论文的第三章,总结了“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发展、演变和实施成果,以及当前我国零售业的发展状况,提出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第三部分,是论文的第四章,是国际经验比较,该部分以案例研究的形式,分析发达国家与亚洲发展中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经验与教训。第四部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路径研究,包括第五、六、七、八章。第五章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以数据统计分析和案例研究结合的方式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状况,并分析中国零售业“走出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第六章,分析跨境电商在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的作用。第七章,“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研究。第八章,对接“一带一路”,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分析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策略。
韦震[8]（2018）在《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阿伦·盖尔是澳大利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2017年盖尔出版了《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未来宣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A ManifestoFor the Future,2017）,核心内容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哲学基础的系统关注与阐释。盖尔本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藏了大量“中国元素”,具有特色鲜明的“东方色彩”。盖尔继承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生态意蕴,主张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体,致力于谋求全人类的生态福祉,以保障人类文明健康永续发展。他倡导较为激进的社会转型方式,呼吁对工业文明完成超越,强调只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与超越才能彻底消除生态危机,完成“资本逻辑”到“生态逻辑”的升级,实现生态文明。主张通过马克思主义中的激进启蒙思想摆脱全球资本主义对市场的奴役,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地位并激发人的创造性潜能。在实践层面,盖尔提出特色鲜明的目标:“为人类打造生态诗意家园,扩大单位家庭的生态参与度,从个人、地方社区、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角度创造条件让人们自由探索、发挥潜力,去追求幸福生活。（1）对于中国,盖尔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与攻坚扶贫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主张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主张回到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髓中培育中国本土的生态意识,特别突出“道”的重要生态意蕴。本文综合运用文本研读法、纵横比较研究法及深度访谈法,对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蕴藏的“中国元素”进行了系统梳理、阐释评价、比较分析,旨在发掘其中蕴含的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益的因素与启示。本论文分为六个部分,包括导论和五章正文,内容如下:导论部分主要阐释研究背景与对象、选题意义、研究现状及评价、研究思路和方法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等。第一章系统梳理概括了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渊源。主要通过介绍盖尔本人及其学术着作,还原其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轨迹,厘清其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呈现其思想历史脉络。本章将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分为萌发期、形成期、发展期及成熟期。盖尔的生态思想不是单一维度的生态问题的总结,而是多角度、多维度综合绘制的一幅生态蓝图,既有经典马克思的思想内核,也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支撑,更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的理论新视野,且相互交织,彼此映照,融汇于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第二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批判意蕴。盖尔沿袭了传统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及其非理性使用的批判的传统及对真理求索的历史使命。盖尔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和欧洲文明的批判,奠定了“东方转向”的基础。第三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中国视野。集中论述了盖尔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要素的批判后一种未来向度的“视野重建”,为盖尔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推崇奠定了基础。核心内容包括对东方生态智慧的阐释,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理论诠释与辨析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期待。盖尔认为,“天人合一”目标为克服资本的奴役提供了理想路径。第四章,阿伦·盖尔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本章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对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与智慧中的基本观点进行梳理,提炼核心生态观点,透过盖尔的视角对核心观点进行评析与解读,深度透析盖尔学术语言、价值取向中的“中国元素”,完成了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未来维度上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盖尔主张从“包容互鉴”、“开放创新”、“与时俱进”和“内容丰富”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汲取应对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智慧。第五章,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及启示。本章重点在于评析盖尔生态思想的理论价值与局限性,阐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价值包含揭示了文化和文化转型的重要作用、提出了生态话语权的重构、丰富了全球生态思想资源、继承与发扬了经典马克思主义、为生态危机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并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学术风格。局限性分为其思想中的“乌托邦”色彩及对中国考察方面的“缺陷”两方面。启示包括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坚持自主生态话语权建设、以“教育”完成对个人和社会生态责任的培育、设生态社区“共同体”、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及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姜东旭[9]（2016）在《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政府既可视为稳定的组织结构也可视为集体行动机制,开放性是考察他者参与政府程度的重要维度,体现为实际界限与理想界限的差距。政府分解为“功能—结构—行动”前后相联的组成部分,任何环节存在着排斥他者情形,都意味着开放性不足。本文从政府建构和政府运行两个方面研究开放性,前者分为功能建构、结构建构和建构人员三个方面,后者分为内部运行、外部运行和要素流动三个方面。从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功能可建构程度低,是完全封闭;管理型政府功能建构程度提高,相对开放,但是民族国家及主权不可建构,导致管理型政府开放程度不足。从内部结构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具有内生性,组织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是等级制和人身依附式私人关系外化,可建构程度低。管理型政府是官僚制组织,具有形式独立特点,法也是官僚制组织的结构实质,具有有限开放性。从外部结构建构来看,统治型政府与社会之间是“父爱式”统治,凌驾社会之上并统御社会,统治关系不可变更,对统治的任何染指都遭到残酷打击。工业社会发生领域分化,管理型政府与社会之间存在治理关系和平等的民事关系,具有较强建构性。从建构人员来看,农业社会建构政府的人数有限,统治者是唯一建构主体,被统治者完全没有建构政府的机会。管理型政府从形式上比统治型政府建构人员范围扩大,其实仍由少部分人建构,是中心群体参与。从运行来看,统治型政府内部运行和外部运行都基于封闭权力展开,信息、人员和物资等要素的流动以单向的封闭为主。管理型政府的内部运行,岗位成了独立王国,分割并封闭了成员行为,其自由裁量具有任意倾向,排斥他者意义解释,开放性不足是官僚文化根源。外部运行中政府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进行治理,是工具理性化的具体化。政府人员按照法定规范作为,拒斥法律之外责任,科学理性的强势逻辑也进一步压缩公民发挥作用的范围。信息、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受到中心-边缘结构控制,政府以民事主体进行市场交易陷入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矛盾。代议制充分体现了其开放的有限性,即便如此也发生了异化。政府开放性具有一定规律,从根本上受制于社会整体发展状况,反过来政府开放也推动社会整体发展。政府开放程度与人员流动、知识扩散和信息传播存在相关,政府开放程度变动产生的交易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开放的经济约束。政府开放程度维持在动态的界限范围内,超过或低于界限都破坏社会结构。全球化、后工业化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给管理型政府带来挑战,科学技术呈现出原子化特点,具有无限通约的可能性,个体的行动力不断增强,个体化成为发展趋势,高速流动的要素消解民族国家等共同体边界,全球性的公共行动框架不断拓展,超国家公共性的需求不断增加。物质资源稀缺性减弱缓解了政府开放成本压力,创制性精神成为主要发展动力,多元性挑战同一特点的社会治理,网络技术推动知识扩散和信息传播的均衡化,这些既给政府开放带来了压力,也为形成完全开放的政府创造支撑条件。服务型政府开放建构也要从政府建构和政府运行着手,在“功能—结构—行动”各层面同时展开,以伦理精神统摄多元复杂的矛盾体。集体行动框架由政府“独担”到去中心化的组织“多担”再到个体行动者“同担”。自我是由他者建构,他者对自我建构的越充分则自我越完满,自我越开放越能受到他者建构。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开放不仅是物理开放和制度开放,还是意识观念的开放和精神心理的开放,整体和个体在伦理精神指引下均实现“意识—行动—体验”的完满一致。
牛博文[10]（2016）在《信息主权论》文中认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及其加速的全球化浪潮,推动着人类迈向崭新的历史阶段,即信息时代。信息时代是打破印刷媒介受国家地理边界的限制、实现全球信息高速便捷流通的时代,同时也是信息爆炸的年代。信息已成为现代社会无法忽视、割离的构成要素和资源形式。但信息泄露、信息窃取和信息战等威胁公民和国家信息安全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一系列国内信息事故及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息冲突,表明维护信息安全和隐私成为世界各国紧迫且棘手的新问题。公民作为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加剧信息流动的任意、复杂和跨国趋势。国家如何保护公民实现自由地发布和接收信息的同时,维持本国内信息流动的有序,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自身信息利益,成为解决国内信息事故及国际社会中国家间信息冲突的关键。相较于解决如何完善基础信息网络、提升信息系统安全防护能力等具体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解释国家为何可以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本国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并维护国家信息利益,国家行使何种权力及权力行使的边界在何处等基础理论问题。具体而言,传统主权理论能否适用于不断涌现的信息问题、主权的覆盖范围可否从一国地理边界扩展至信息空间?（第一章）;若存在信息主权,其权力结构如何建立、是否需要通过法律途径予以限制?（第二章）;世界各国如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并维护国家信息利益?（第三、四章）。引论部分,从问题（现实需求）和意义（理论问题）两个方面,提出研究信息主权问题的实践和理论意义。无论在一国内抑或在国际上,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均存在张力。国家和公民面对高新信息技术的崛起,双方的立场和主张不完全一致。公民主张信息是自由流动的,而国家倾向于对信息进行控制、管理和共享,公民和国家的不同主张在信息空间中被凸显。如何调和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张力,成为提出信息主权问题的现实需求。信息成为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因此,对信息的开发、控制和利用,成为衡量一国政治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信息空间顺势化作各国竞争的新战场。信息技术进步冲击了国家控制信息流动的能力,是否造成传统主权理论的变化,成为研究信息主权问题的理论意义。正文部分以主权与国家分离为前提,共分四章,从应然和实然两方面阐释了信息主权的本质及其法律限制问题。第一章探究信息时代主权理论的新变化。作为一个既重要又相当模糊的法律概念,信息主权的历时性致使其陷入法律界定的理论困境中。通过梳理主权理论的历史流变,可见主权理论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反映出主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特色。在信息空间中,信息并非毫无规则地任意流动,而是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有序地跨国界传播。尽管信息技术进步对国家控管信息流动带来了挑战,但它同样充当了信息主权生成的技术基础。由此,主权覆盖的范围由陆地、海洋、领空和底土延伸至信息空间,信息主权顺势诞生并成为调和信息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张力的依据。信息主权是与信息相关的主权,其法律界定为维护信息安全提供了理论依据,便于厘清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和公民在信息空间中的各自角色。第二章对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进行考察。这便于约束信息主权变异为信息霸权,实现对信息主权的有效制约。信息主权权力包含硬信息主权（信息控制权和管理权）与软信息主权（信息资源共享权）。三种权力之间的不同组合,构成了不同国家信息主权权力结构的特殊情形。通过对信息控制权、管理权和资源共享权进行平面化和层级化改造,提出信息主权权力的集权结构和制约结构两种典型模式。面对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家对信息的控制、管理与共享均受到信息技术的挑战。在应然层面,信息的自由流动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且在一定的秩序中进行。如何解决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矛盾,要求信息主权存在的同时,对信息主权进行法律限制。信息主权权力的制约结构是法治中的权力结构,成为搭建信息主权政治现实和道德追求的桥梁。第三章考察了国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立法现状,归纳以德国、韩国和中国为例的相对严格的限制模式和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例的相对宽松的限制模式。无论是相对严格的限制模式还是相对宽松的限制模式,均融合了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以自由与秩序的良性互动为指导,实现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之间的平衡。对内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是实现信息主权权力制约结构的必然要求、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的行为规则及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则性诉求。由此,对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路径包括区分有害信息和违法信息、运用技术手段弥补法律手段的不足,并坚守法律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准则。第四章考察了在全球信息空间中,国家对外信息法律和政策,包括单边行动、双边和多边协议。单边行动在本质上是国家推行信息霸权的表现形式,而信息霸权是权力集权结构模式下信息主权的变异。对外信息主权法律限制是为了防止信息霸权的形成和推行,维护全球信息空间的秩序和安全。实现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际路径包括保障对外信息主权的实现、依法构建全球信息空间秩序,并提出依法规范信息资源共享权的运行方向。结论部分集中回答了“信息主权是否存在”、“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和“信息主权法律限制如何进行”三个问题。继而得出三方面判断,即主权从陆地、海洋、领空和底土扩展至信息空间;信息主权权力的内部结构是信息控制权、管理权和资源共享权的平等互动关系;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包括对内和对外两种面向。对内,以规制强弱为区分标准,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分为相对严格和相对宽松两种模式。对外,应尊重各国信息主权,依法行使信息资源共享权,抑制信息主权变异为信息霸权。信息主权作为信息时代应运而生的概念,是以主权理论为基石,开放而非封闭、发展而非停滞、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现代社会,对自由的追求、理性的崇拜和人的关切,要求人从对神超验力量的顶礼膜拜中解放出来,同时应预防国家代替神重新获得超验力量。为应对信息霸权的挑战,抑制信息主权膨胀为一体化、同一化的力量,对信息主权进行法律限制,并将其维系成法治中的公共权力。在理论上,这便于厘清信息主权的归属与行使、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在实践中,为保护公民信息权利、维持本国信息空间秩序、制定全球信息空间治理规则,并建构和平与发展的信息空间秩序等现实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挑战跨国公司的人们（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挑战跨国公司的人们（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 |
| 三、论文结构与研究思路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分析法 |
| (二)博弈论分析法 |
| (三)比较分析法 |
| (四)案例分析法 |
| 第一章 关于跨国公司的一般理论 |
| 一、跨国公司及相关经济学理论 |
|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与分类 |
| (二)跨国公司的经济学理论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观点 |
| (一)自由主义理论 |
| (二)马克思主义依附论 |
| (三)现实主义理论 |
| 小结 |
| 第二章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定义 |
| (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实力扩张 |
| (三)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利益分化 |
| 二、国家利益 |
| (一)国家利益的界定 |
| (二)国家利益划分 |
| (三)国家利益特性 |
| 三、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
| (一)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的理论分析 |
| (三)经济全球化与不同国家利益矛盾的表现 |
| (四)经济全球化与国家利益矛盾长期存在 |
| 小结 |
| 第三章 互动关系: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 |
| (一)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关系的变化发展 |
| (二)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实力对比 |
| (三)跨国公司属性与主权国家的关联 |
| 二、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积极影响 |
| (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对母国的负面影响 |
| (三)母国对跨国公司影响的应对措施 |
| 三、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关系 |
| (一)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博弈能力 |
| (二)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目标冲突 |
| (三)东道国的投资政策制定 |
| 小结 |
| 第四章 三方博弈:母国、东道国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母国——东道国”三方博弈 |
| (一)三方博弈的假设 |
| (二)达成合作博弈的可能性 |
| (三)三方博弈方式 |
| 二、三方博弈框架下的跨国公司战略选择 |
| (一)跨国公司的行为选择 |
| (二)跨国公司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与依赖 |
| (三)跨国公司的战略选择 |
| 小结 |
| 第五章 贸易争端背后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一般趋势:贸易争端、逆全球化现象与跨国公司 |
| (一)贸易争端的原因与表现 |
| (二)贸易争端与逆全球化现象 |
| (三)贸易争端影响下的跨国公司策略 |
| 二、案例分析:从日美贸易争端到中美贸易争端 |
| (一)日美贸易争端概况 |
| (二)中美贸易争端与日美贸易争端的比较 |
| (三)中美贸易争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 |
| (四)中美贸易争端对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影响 |
| 小结 |
| 第六章 跨国公司与中国的国家利益 |
| 一、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跨国公司 |
| (一)中国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 |
| (二)跨国公司与中国国家利益的契合 |
| 二、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外国企业对华投资 |
| (一)跨国公司在华发展进程 |
|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
| (三)中国吸引外资的优势 |
| (四)中国进一步用好外资的措施与建议 |
| 三、国家利益视角下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
| (一)中国跨国公司形成与发展 |
| (二)中国跨国公司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
| (三)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趋势 |
| (四)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发展面临的问题 |
| (五)对中国跨国公司及国家发展的启示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基本论点 |
| 二、政策启示 |
| 三、研究不足与可进一步开展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说明 |
| (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意义 |
| (四)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 (一)对外直接投资 |
| (二)经济外交与投资外交 |
| (三)国家利益 |
| 三、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发展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 |
| 一、跨国公司与OFDI |
| 二、OFDI的分类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一、经济学视野 |
| 二、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 |
| 第三节 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 |
| 第四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中政经互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 |
| 一、OFDI与母国经济 |
| 二、OFDI与经济全球化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 |
| 一、OFDI对双边关系的影响 |
| 二、OFDI与地缘政治 |
| 第三节 政治因素与外交策略与对外直接投资 |
| 一、平稳安定的双边关系有利于OFDI |
| 二、政治冲突对OFDI产生负面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关于日本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从国家利益角度回顾日本OFDI的历史变迁 |
| 一、经济效益优先,OFDI促进日本复苏为经济大国 |
| 二、谋求政治大国,外交战略转型与对外投资调整:OFDI的停滞和调整阶段(1991-1999) |
| 三、OFDI新时期:OFDI的新衰退和恢复发展阶段(2000-至今) |
| 第二节 日本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 “美日同盟”与日本OFDI |
| 二、中日关系曲折中的OFDI波动 |
| 三、美日贸易摩擦与日本对美投资 |
| 四、重在谋求政治影响力的东南亚直接投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关于中国OFDI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OFDI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OFDI的规模发展 |
| 二、中国OFDI主要行业现状 |
| 三、中国OFDI的驱动因素 |
| 四、中国OFDI的影响因素 |
| 第二节 中国OFDI中的政经互动 |
| 一、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OFDI |
| 二、双边政治关系影响中国OFDI |
| 三、外交活动影响中国OFDI |
| 四、国际政治环境与OFDI |
| 第三节 关于中国OFDI格局的政治考量 |
| 一、投资周边:通过经济外交,稳固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周边安全 |
| 二、投资欧美:强调合作共赢,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 三、投资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国责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第四节 当前中国OFDI面临的新挑战 |
| 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投资阻碍增多 |
| 二、多边投资框架仍未有效建立 |
| 三、OFDI回报率逐年下降 |
| 四、国内经济结构面临调整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视野下中国OFDI与经济外交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产生背景及战略意义 |
| 一、产生背景 |
| 二、战略意义 |
| 三、发展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格局现状 |
| 一、“一带一路”沿线OFDI的发展与现状 |
|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投资外交 |
| 第三节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背景下投资外交的重要支撑 |
| 一、亚投行成立背景 |
| 二、亚投行的战略意义:“一带一路”投资外交的重要依托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结论与政策建议 |
| (一)以OFDI带动经济外交,进而促进全面外交,服务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
| (二)围绕外交总体布局,主动完善经济外交,促进OFDI,保护海外经济利益 |
| 二、未来研究方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核心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论 |
| 三、思维方法、创新与不足 |
| 四、论文的结构 |
| 第一章 企业国际化与中国企业的海外拓展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与跨国公司 |
| 一、企业国际化的特点 |
| 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国际化的主要外部条件 |
| 三、跨国公司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及其初期实践 |
| 一、中国企业的早期海外拓展 |
| 二、“走出去”战略的提出 |
| 三、“走出去”战略的初期实践(2000——2010) |
| 第三节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进入新时代(2010-) |
| 一、后危机时代 |
| 二、“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打开新空间 |
| 第二章 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国际化面临的主要风险 |
| 一、非政治风险 |
| 二、政治风险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特点与类型 |
| 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全局性” |
| 二、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强烈政治性 |
| 三、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系统复杂性 |
| 四、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生成类型与严重危害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企业面临的海外战略风险 |
| 一、国际格局大变革带来企业战略风险 |
| 二、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的若干形态 |
| 三、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海外战略风险比较 |
| 第三章 美国对华全面遏制与中国企业战略风险—以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为例 |
| 第一节 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演变 |
| 一、美国对华战略敌视(1949—1971) |
| 二、美国对华战略接触与遏制(1972-2016) |
| 三、“美国优先”与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战略遏制(2017-) |
| 第二节 美国对中兴通讯的两次制裁 |
| 一、中兴通讯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一次制裁 |
| 三、美国对中兴通讯的第二次制裁 |
| 四、美国制裁中兴通讯的原因、影响和启示 |
| 第三节 美国对华为的全力“围剿” |
| 一、华为的海外拓展及国际化战略 |
| 二、“孟晚舟事件”及其影响 |
| 三、美国遏制华为手机和5G业务全球拓展 |
| 四、华为反制美国打压与自强自卫的应对策略 |
| 第四节 美国对华遏制造成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新时代美国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原因 |
| 二、中兴通讯与华为公司应对美国打压政策比较 |
| 第四章 中国企业海外项目遭受的战略风险—以国电投密松电站项目和中企利比亚项目为例 |
| 第一节 缅甸密松电站项目及其搁置 |
| 一、密松电站的设想与立项 |
| 二、密松电站项目的突然中止与长期搁置 |
| 第二节 密松电站项目战略风险的系统分析 |
| 一、缅甸国内复杂的政治社会因素 |
| 二、美西方因素与密松电站项目搁置 |
| 三、中方认识和处置密松电站战略风险之反思 |
| 四、“一带一路”倡议与密松电站项目 |
| 第三节 利比亚中企项目经受的战略风险 |
| 一、中国企业走进利比亚 |
| 二、“阿拉伯之春”与利比亚战乱 |
| 三、中企利比亚项目蒙受重大损失 |
| 第四节 中资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比较 |
| 一、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相似之处 |
| 二、密松项目与利比亚项目战略风险的不同之处 |
| 第五章 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对策 |
| 第一节 加强合规管理认清海外环境 |
| 一、中国企业要加强合规管理,提高国际化水平 |
| 二、认清东道国的政治状况及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
| 三、认清中国对外投资国际背景的变化及其影响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应对海外战略风险的策略机制 |
| 一、战略风险预防性策略机制 |
| 二、战略风险分散性策略机制 |
| 三、战略风险补救缓解性策略机制 |
| 第三节 中国政府如何帮助企业管控海外战略风险 |
| 一、政府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与东道国的互动 |
| 二、综合利用国内、国际双层法律手段防范战略风险 |
| 三、同东道国主要利益集团和民众建立友好和谐关系 |
| 结论 |
| 一、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战略风险是复杂的系统风险 |
| 二、防范化解战略风险需要危机意识与复杂系统思维 |
| 三、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论价值创造原则在全球税收分配中的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和创新点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三、论文的创新与探索 |
| 四、论文的不足与展望 |
| 第二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价值创造 |
| 二、价值链 |
| 三、经济全球化 |
| 四、转让定价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关于是否存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研究 |
| 一、认为存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观点 |
| 二、认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可能并不存在的观点 |
| 第二节 关于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相关原则的研究 |
| 一、绝对地的与价值创造相一致 |
| 二、拟合地与价值创造相一致 |
| 第三节 关于属地税收与价值创造背离现象、模式和机理分析的研究 |
| 第四节 关于现行国际税收具体规则与价值创造原则相违背研究 |
| 一、数字经济对价值创造原则应用的挑战 |
| 二、价值创造原则对转让定价政策目标和方法的调整 |
| 三、价值创造原则对反避税措施的改进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价值创造理论 |
| 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 |
|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 |
| 三、经济增长理论对价值创造的解读 |
| 四、要素和效用价值创造学说 |
| 第二节 竞争理论、新市场财政学与全球价值链 |
| 一、国家竞争理论 |
| 二、新市场财政学理论及其市场平台观 |
| 三、波特的普通价值链理论 |
| 四、全球价值链 |
| 第三节 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 |
| 一、税收公平 |
| 二、税收中性 |
| 三、税收公平与税收中性的关系 |
| 第四节 税收归属理论 |
| 一、税收管辖权的依据 |
| 二、税收管辖权的分类 |
| 第四章 关于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偏离现象存在的验证 |
| 第一节 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布局——以苹果公司为例 |
| 一、全球价值链布局 |
| 二、在全球价值链上插入的税务安排 |
| 第二节 关于国际税收归属与价值创造背离现象是否存在的实证研究 |
| 一、模型设定 |
| 二、参数选取 |
| 三、建立模型 |
| 四、参数估计 |
| 五、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应用价值创造原则指导全球税收分配 |
| 第一节 关于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指导原则的辨析 |
| 一、在属地原则和属人原则之间的选择 |
| 二、独立交易原则 |
| 三、价值创造原则与属地原则、独立交易原则的关系 |
| 四、应用“在价值创造地纳税”原则的风险 |
| 第二节 将价值创造做为改造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主要原则 |
| 一、将价值创造做为改造现行国际税收规则主要原则的原因 |
| 二、可作为国际税收分配意义上价值创造因素的指标 |
| 三、价值创造原则的应用方向 |
| 四、其他原则对价值创造原则的有益补充 |
| 第六章 运用价值创造原则更新国际税收术语中的失效概念 |
| 第一节 国际税收术语中有关概念的失效 |
| 一、经济数字化成为导致传统概念失效的主要原因 |
| 二、国际税收传统概念失效的表现 |
| 第二节 常设机构概念的地理性失效及相关政策完善建议 |
| 一、常设机构概念的地理性局限 |
| 二、重构常设机构概念使其符合与价值创造相一致 |
| 三、实现常设机构概念重构方法路径 |
| 第三节 税基转移的地理支撑——CFC及相关政策完善建议 |
| 一、规避现行CFC规则实现税基转移的表现 |
| 二、完善CFC管控制度的政策建议 |
| 第四节 无形资产价值创造的性质界定出现灰色地带 |
| 一、无形资产产生的收入难以界定税收协定适用条款 |
| 二、对无形资产收入适用条款的政策建议 |
| 第七章 以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引改良转让定价制度 |
| 第一节 转让定价制度完善的定位 |
| 一、转让定价制度的存在基石受到挑战 |
| 二、将转让定价制度的完善定位于改良 |
| 第二节 以价值创造原则为指引改良转让定价制度完善的安排 |
| 一、调整可比性分析的首要环节 |
| 二、完善确界定交易安排的分析步骤 |
| 三、加强合同条款内容与实际执行合同的比较 |
| 四、在无形资产交易领域更加广泛的运用功能分析 |
| 五、在对经济实质分析的阶段引入价值链分析法 |
| 第三节 在转让定价的确认上更多考虑区位优势因素 |
| 一、区位优势的内涵和具体表现 |
| 二、区位优势因素在转让定价的确认中被长期忽视 |
| 三、区位优势与价值创造的匹配 |
| 四、体现区位优势的转让定价方法 |
| 第八章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促进全球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协调的实践及相关完善建议 |
| 第一节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促进全球价值创造与税收分配协调的实践 |
| 一、转让定价相关规制措施 |
| 二、预约定价安排相关规制措施 |
| 三、资本弱化相关规制措施 |
| 四、一般反避税管理措施 |
| 第二节 政策建议——立足于我国国际经济交往需求 |
| 一、基本原则 |
| 二、相关政策建议 |
| 附录:缩略词表 |
| 参考书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全球治理的实践困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全球治理的兴起及其发展 |
| 2.1 全球治理的兴起 |
| 2.1.1 全球化的发展推进全球治理 |
| 2.1.2 全球性公共问题催生全球治理 |
| 2.1.3 治理主体多元化促进全球治理 |
| 2.2 全球治理的价值 |
| 2.2.1 构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
| 2.2.2 促进治理行为法治化 |
| 2.2.3 为小国提供更多话语权 |
| 2.3 全球治理的实践 |
| 2.3.1 1945 年-1990 年阶段的全球治理 |
| 2.3.2 1990 年之后的全球治理 |
| 第3章 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
| 3.1 全球治理主体面临的困境 |
| 3.1.1 主权国家面临的困境 |
| 3.1.2 非国家行为体面临的困境 |
| 3.2 全球治理客体面临的困境 |
| 3.2.1 全球公域治理面临的困境 |
| 3.2.2 全球环境治理面临的困境 |
| 3.2.3 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面临的困境 |
| 第4章 全球治理实践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1 逆全球化思想涌现 |
| 4.1.1 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
| 4.1.2 民粹主义思想泛滥 |
| 4.1.3 恐怖主义势力在全球蔓延 |
| 4.2 全球治理机制遭受挑战 |
| 4.2.1 全球治理机制的分类 |
| 4.2.2 区域治理机制遭受挑战 |
| 4.2.3 联合国治理机制面临挑战 |
| 第5章 全球治理困境的解决路径 |
| 5.1 全球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 |
| 5.1.1 充分发挥大国在全球治理实践中的引领作用 |
| 5.1.2 重视并加强新兴国家集团的作用 |
| 5.1.3 发挥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
| 5.1.4 推进全球法治建设 |
| 5.2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 |
| 5.2.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 5.2.2 以合作共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
| 5.2.3 中国非政府行为体深度参与全球治理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7）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理论来源 |
| 1.2.1 垄断优势论 |
| 1.2.2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1.2.3 内部化理论 |
| 1.2.4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1.2.5 价值链理论 |
| 1.2.6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目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的 |
| 1.4 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研究思路 |
| 1.5 本文的创新和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 |
| 1.5.2 难点和不足 |
| 第2章 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综述 |
| 2.1 国外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1.1 零售业国际化的内涵 |
| 2.1.2 零售业国际化的动机 |
| 2.1.3 零售业国际化的区位选择 |
| 2.1.4 零售业国际化的进入方式 |
| 2.1.5 零售业的标准化与本土化 |
| 2.1.6 零售业国际化的撤资 |
| 2.2 国内零售业国际化的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走出去”战略 |
| 2.2.2 国内流通产业的地位和贡献 |
| 2.2.3 国内学者对零售业国际化的研究 |
| 2.2.4 中国零售业的“走出去” |
| 2.3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现状 |
| 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概况 |
| 3.1.1 中国零售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
| 3.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空间分布情况 |
| 3.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市场主体情况 |
| 3.1.4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成功案例数量少 |
| 3.2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案例分析 |
| 3.2.1 国美进军香港 |
| 3.2.2 苏宁的国际化 |
| 3.2.3 阿里巴巴的全球化 |
| 3.3 零售业“走出去”的影响因素 |
| 3.3.1 零售业“走出去”的宏观影响因素 |
| 3.3.2 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影响因素 |
| 3.4 零售业“走出去”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3.4.1 变量选择 |
| 3.4.2 模型设计 |
| 3.4.3 实证结果及其解释 |
| 3.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
| 3.5.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机遇 |
| 3.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面临的挑战 |
| 3.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缓慢的原因分析 |
| 3.6.1 中国零售企业竞争力弱 |
| 3.6.2 中国零售企业品牌影响力小 |
| 3.6.3 中国零售企业缺乏国际经验 |
| 3.6.4 中国零售企业承担汇率风险能力差 |
| 3.6.5 中国零售企业“走出去”的政府支持少 |
| 第4章 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经验 |
| 4.1 全球零售业的发展情况和国际化状况 |
| 4.1.1 全球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2 零售商的市场主导能力 |
| 4.1.3 发达国家跨国零售企业的主导地位 |
| 4.1.4 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总体发展情况 |
| 4.1.5 零售业的业态创新和多样化 |
| 4.1.6 零售业的经营国际化 |
| 4.1.7 零售业的零售数字化 |
| 4.2 发达国家的零售国际化 |
| 4.2.1 美国的零售国际化 |
| 4.2.2 欧洲的零售国际化 |
| 4.2.3 日本的零售国际化 |
| 4.2.4 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国际化的一般经验 |
| 4.3 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国际化-以泰国为例 |
| 4.3.1 发展中国家零售国际化的一般情况 |
| 4.3.2 泰国零售业的国际化 |
| 4.3.3 卜蜂莲花的国际化 |
| 4.3.4 卜蜂莲花在华扩张历程 |
| 第5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分析 |
| 5.1 “走出去”战略 |
| 5.1.1 “走出去”的内涵 |
| 5.1.2 “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和发展 |
| 5.1.3 “走出去”的概况 |
| 5.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宏观视角 |
| 5.2.1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宏观背景 |
| 5.2.2 顺应对外经济的发展规律 |
| 5.2.3 构建自主流通网络的重要手段 |
| 5.2.4 价值链升级的外部驱动 |
| 5.2.5 内外贸一体化的内部推动 |
| 5.2.6 有利于缓和中美贸易摩擦 |
| 5.2.7 有助于供给侧改革顺利实施 |
| 5.2.8 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的客观要求 |
| 5.2.9 促进我国文化输出,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
| 5.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微观视角 |
| 5.3.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推动因素 |
| 5.3.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拉动因素 |
| 5.3.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便利化因素 |
| 第6章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创新途径:跨境电商 |
| 6.1 跨境电子商务 |
| 6.1.1 跨境电子商务的涵义 |
| 6.1.2 跨境网络零售 |
| 6.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 |
| 6.2.1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环境 |
| 6.2.2 中国跨境电商的发展状况 |
| 6.3 跨境电商与传统零售的区别 |
| 6.3.1 跨境电商具有跨地域性 |
| 6.3.2 跨境电商信息传播速度快 |
| 6.3.3 跨境电商以大数据为基础 |
| 6.3.4 跨境电商的成本结构不同 |
| 6.3.5 跨境电商的客户体验不同 |
| 6.4 跨境电商是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新途径 |
| 6.5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SWOT分析 |
| 6.5.1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优势 |
| 6.5.2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劣势 |
| 6.5.3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机遇 |
| 6.5.4 中国发展跨境电商的挑战 |
| 6.6 中国跨境电商发展的实现路径 |
| 6.6.1 国家参与和政策支持 |
| 6.6.2 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
| 6.6.3 多种手段改善网购体验 |
| 6.6.4 改进物流效率 |
| 6.6.5 巩固制造业基石 |
| 6.6.6 不遗余力地推行人民币国际化 |
| 第7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1 “一带一路”倡议 |
| 7.1.1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7.1.2 “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 |
| 7.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比较优势 |
| 7.2.1 相对于发达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2 相对于发展中国家零售业的比较优势 |
| 7.2.3 零售业相对于第二产业的比较优势 |
| 7.2.4 相对于其他地区“一带一路”给零售业带来的比较优势 |
| 第8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8.1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时机选择 |
| 8.1.1 零售企业具备“走出去”能力的时机 |
| 8.1.2 进入目标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 |
| 8.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 |
| 8.2.1 中亚五国 |
| 8.2.2 东南亚十一国 |
| 8.2.3 南亚八国 |
| 8.2.4 独联体七国 |
| 8.2.5 中东欧及南欧十八国 |
| 8.2.6 南太平洋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 8.2.7 西亚北非国家和蒙古 |
| 8.3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进入方式选择 |
| 8.3.1 中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2 东南亚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3 印度的进入方式 |
| 8.3.4 独联体国家的进入方式 |
| 8.3.5 澳大利亚的进入方式 |
| 8.4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业态选择 |
| 8.5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标准化与本土化战略 |
| 8.6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支撑体系 |
| 8.6.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中观层面的支撑体系 |
| 8.6.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微观基础改造 |
| 第9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9.1 研究结论 |
| 9.1.1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必要性 |
| 9.1.2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可行性 |
| 9.1.3 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实现路径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8）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对象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对象 |
| 第二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论文创新及不足 |
| 一、论文创新 |
| 二、论文不足 |
| 第一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及其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概述 |
| 一、盖尔简介 |
| 二、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历史脉络 |
| 三、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概念 |
| 四、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 |
| 第二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 |
| 一、欧洲文明的虚无性与侵略性 |
| 二、西方工业文明与全球性生态危机 |
| 三、生态环保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四、资本主义制度与苏联模式的弊端 |
| 第三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渊源 |
|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
| 二、生态哲学及生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 |
| 三、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开拓了理论新视野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批判意蕴 |
| 第一节 盖尔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
| 一、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 |
| 二、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应用的批判 |
| 三、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精英”及教育的批判 |
| 四、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 |
| 第二节 盖尔生态危机批判理论 |
| 一、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 |
| 二、对西方文化的批判 |
| 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 |
| 四、对异化消费方式批判 |
| 第三节 盖尔对虚无主义的批判 |
| 一、需要克服虚无主义的原因 |
| 二、虚无主义对生态的破坏 |
| 三、如何超越虚无主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视野 |
| 第一节 盖尔视野下的东方生态智慧 |
| 一、李约瑟:盖尔关注东方传统生态文化的引路人 |
| 二、聚焦中国之前:盖尔早期对苏联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 |
| 三、多维观照之下:盖尔描述的东方生态文化特点 |
| 第二节 盖尔视野下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 |
| 一、中国生态文明的提出背景 |
| 二、对中国生态文明基础理论辨析 |
| 三、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的契合度 |
| 第三节 盖尔对中国生态文明的期待 |
| 一、文明形态的交替与更迭:对欧洲文明的超越 |
| 二、生态话语权重构的主导者:为什么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
| 三、中国生态文明意境:幸福、自由与文明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阿伦·盖尔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推崇 |
| 第一节 盖尔对儒家生态思想的推崇 |
| 一、儒家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
| 二、盖尔对儒家生态思想的价值评析 |
| 三、盖尔对儒家生态思想的吸纳与传播 |
| 第二节 盖尔对道家生态思想的推崇 |
| 一、道家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
| 二、盖尔对道家思想生态的价值评析 |
| 三、盖尔对道家生态思想的吸纳与传播 |
| 第三节 盖尔对佛家生态思想的推崇 |
| 一、佛家生态思想的主要观点 |
| 二、盖尔对佛家生态思想的价值评析 |
| 三、盖尔对佛家生态思想的吸纳与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评析及启示 |
| 第一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理论评析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局限性 |
| 第二节 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理念 |
| 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社会主义方向 |
| 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
| 四、坚持自主生态话语权建设 |
| 五、以“教育”实现对个人和社会生态责任的培育 |
| 六、建设生态社区“共同体” |
| 七、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 |
| 八、建立健全生态文明法律制度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阿伦·盖尔与笔者邮件目录 |
| 附录二 阿伦·盖尔的简历 |
| 在学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背景 |
| 1.1.1 社会治理的开放性视角 |
| 1.1.2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必要性 |
| 1.2 政府和开放性概念的再认识 |
| 1.2.1 政府的再认识 |
| 1.2.2 开放性的理解 |
| 1.3 政府开放性研究文献综述 |
| 1.4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研究目标、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政府建构的开放性 |
| 2.1 政府建构的维度 |
| 2.1.1 功能建构 |
| 2.1.2 结构建构 |
| 2.1.3 建构人员 |
| 2.2 统治型政府建构的封闭性 |
| 2.2.1 政府功能建构的封闭性 |
| 2.2.2 统治者对政府独占 |
| 2.2.3 政府结构建构的封闭性 |
| 2.3 管理型政府建构的有限开放性 |
| 2.3.1 政府的公共性呈现 |
| 2.3.2 政府功能的建构 |
| 2.3.3 政府结构的建构 |
| 2.4 “主权”不可建构 |
| 2.4.1 主权“排他性” |
| 2.4.2 政府治权的独立性 |
| 2.4.3 “主权”与“单中心”治理 |
| 第三章 政府运行的开放性 |
| 3.1 组织结构内部运行的开放性 |
| 3.1.1 从岗位看组织横向运行开放性 |
| 3.1.2 等级制的有限开放性 |
| 3.1.3 官僚制组织的封闭文化 |
| 3.2 政府外部运行的开放性 |
| 3.2.1 法律治理开放性 |
| 3.2.2 政府管理主义 |
| 3.2.3 社会治理中的经济思维 |
| 3.3 要素流动的开放性 |
| 3.3.1 信息流动的开放性 |
| 3.3.2 人员流动的开放性 |
| 3.3.3 物资流动的开放性 |
| 第四章 政府开放性的约束维度 |
| 4.1 社会是政府开放性决定性因素 |
| 4.1.1 政府整体开放与社会变迁的互相依赖 |
| 4.1.2 政府开放的整体性 |
| 4.1.3 集体行动与政府开放性 |
| 4.2 社会要素流动对政府开放的冲击 |
| 4.2.1 人的流动性与政府开放性 |
| 4.2.2 信息流动性与政府开放性 |
| 4.2.3 知识进步、传播与政府开放性 |
| 4.3 政府开放性的哲学思考 |
| 4.3.1 政府开放性中“结构与能量”约束 |
| 4.3.2 政府开放中的经济与成本约束 |
| 4.3.3 政府治理理念的开放性 |
| 第五章 服务型政府开放性的推动因素 |
| 5.1 科学技术变革与政府开放性 |
| 5.1.1 科学技术与社会行动 |
| 5.1.2 科学技术新变革: 对上帝的图谋 |
| 5.1.3 互联与信息共享 |
| 5.2 工业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变化 |
| 5.2.1 共同体界限趋于消逝 |
| 5.2.2 管理型政府控制力下降 |
| 5.2.3 后工业化社会的融合发展 |
| 5.3 文化多元与政治融合 |
| 5.3.1 后工业化社会的文化多元性 |
| 5.3.2 后工业化社会经济与劳动方式的转变 |
| 5.4 个体独立的增长 |
| 5.4.1 个体独立行动能力提升 |
| 5.4.2 个体对社会依赖性的增强 |
| 5.4.3 自我的再思考 |
| 5.4.4 个体碎片化 |
| 第六章 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建构 |
| 6.1 自我的建构 |
| 6.1.1 行动的非均衡性 |
| 6.1.2 开放自我 |
| 6.1.3 集体行动规则的去中心化实现 |
| 6.2 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2.1 政府内部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2.2 政府外部结构建构的开放性 |
| 6.3 服务型政府的实现形式 |
| 6.3.1 政府实现的多样性 |
| 6.3.2 开放政府建构中的去“物化” |
| 6.4 政府开放性建构中的支撑 |
| 6.4.1 解构“中心-边缘” |
| 6.4.2 伦理精神追求 |
| 6.4.3 开放的信息系统 |
| 6.4.4 开放的思维方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信息主权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背景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信息时代的主权问题 |
| 第一节 主权理论的历史流变 |
| 一、前现代主权理论的起源 |
| 二、现代主权理论的发展 |
| 三、后现代主权理论的反思 |
| 第二节 信息技术对主权的挑战 |
| 一、信息技术影响一国忠诚度市场 |
| 二、信息技术提供干涉他国政治进程的技术条件 |
| 第三节 信息主权存在的可行性 |
| 一、信息主权生成的技术支撑 |
| 二、信息主权：调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信息控管的张力 |
| 三、信息主权的概念及特征 |
| 小结 |
| 第二章 信息主权权力结构考察 |
| 第一节 制约信息主权的理论尝试 |
| 一、自然法理论：将主权置于应然规范的权威下 |
| 二、市民社会理论：以社会权威制约主权的肆意膨胀 |
| 三、主权与治权的分离理论：假设的更高权力主体 |
| 四、权力结构及其合理性：对权力的有效限制途径 |
| 第二节 信息主权权力及其相互关系 |
| 一、信息成为一种权力来源 |
| 二、信息主权权力：信息控制权、管理权与资源共享权 |
| 三、信息控制权、管理权与资源共享权的平等互动关系 |
| 第三节 信息主权权力的两种结构模式 |
| 一、信息主权权力的集权结构模式 |
| 二、信息主权权力的制约结构模式 |
| 第四节 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必要性 |
| 一、信息主权的政治现实 |
| 二、信息主权的道德理想 |
| 三、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 |
| 小结 |
| 第三章 对内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 |
| 第一节 对内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现状 |
| 一、“强信息规制、弱信息自由”模式——以德国、韩国和中国为例 |
| 二、“规制与自由并重”模式——以美国、英国和法国为例 |
| 三、自由与秩序：两种法律限制模式的价值博弈 |
| 第二节 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内依据 |
| 一、实现信息主权权力制约结构的必然要求 |
| 二、国家保障公民信息权利的行为规则 |
| 三、法律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规则性诉求 |
| 第三节 实现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内路径 |
| 一、法律介入信息空间的边界：区分有害信息和违法信息 |
| 二、法律手段与技术手段并举 |
| 三、法律回应信息技术发展的准则 |
| 小结 |
| 第四章 对外信息主权的法律限制 |
| 第一节 对外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现状 |
| 一、国家推行单边对外信息政策和行动 |
| 二、与信息相关的双边、多边协议和国际决议 |
| 第二节 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际依据 |
| 一、抑制信息主权在国际信息空间中的变异 |
| 二、推行信息霸权的本质及根源 |
| 三、维护全球信息安全的需求 |
| 第三节 实现信息主权法律限制的国际路径 |
| 一、保障权力制约结构模式下信息主权的自然延伸 |
| 二、依法构建全球信息空间的良好秩序 |
| 三、依法规范信息资源共享权的运行方向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挑战跨国公司的人们（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2]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研究 ——对中国、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考察[D]. 胡云莉. 外交学院, 2020(08)
- [3]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4]新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拓展的战略风险 ——基于典型案例的系统分析[D]. 李国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5]论价值创造原则在全球税收分配中的应用[D]. 李子姮.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
- [6]全球治理的实践困境研究[D]. 张立昕. 南昌大学, 2019(02)
- [7]中国零售业“走出去”的动因与实现路径研究[D]. 石娜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8(03)
- [8]阿伦·盖尔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元素研究[D]. 韦震. 海南师范大学, 2018(12)
- [9]服务型政府的开放性研究[D]. 姜东旭. 南京大学, 2016(07)
- [10]信息主权论[D]. 牛博文. 西南政法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