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科学家查明疯牛病病原体有毒部分结构（论文文献综述）
教育部[1]（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易传伟[2]（2017）在《糖基化修饰调控人朊蛋白错误折叠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Prion疾病,又被称为传染性海绵状脑病（TSEs）,作为一种重要的致死型神经退行性疾病,广泛存在于各种哺乳动物体内特别是人体内,包括羊瘙痒病、疯牛病,人的家族性和散发性的CJD、GSS综合症、FI以及kuru病等。如今prion疾病已经扩展为prion-like疾病,包括由α-突触核蛋白导致的帕金森疾病,由tau蛋白和Aβ导致的阿尔兹海默病,由TDP-43以及S○D1导致的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等。Prion疾病的发病机理主要是正常的朊蛋白（PrPc）错误折叠形成病理的朊蛋白（PrPSc）,PrPSc单体通过疏水相互作用逐渐形成二体、寡聚体进而形成“种子”,这种“种子”可以诱导PrPc到PrPSc的转变,最终形成淀粉样沉淀。在体外实验中成核形成"种子"的过程是朊蛋白纤维化的主要限速步骤,而细胞中影响“种子”形成的因素又有哪些?作为PrP中最重要的翻译后修饰,N-糖基化修饰不仅在正常PrPc中发挥着重要的生理功能,同时与朊病毒株型、PrPSc复制、细胞毒性以及神经侵染等密切相关,但是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表明N-糖基化修饰异常可以导致prion疾病的产生,那么又如何解释糖基化位点附近存在如此之多的病理突变体呢?糖基化修饰与prion疾病之间到底存在什么联系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探索。本论文首先研究了糖基化位点附近的病理突变体V180I和F198S是否存在异常的糖基化修饰以及其细胞定位情况。通过在昆虫细胞中高表达人野生型朊蛋白、V1801以及F198S,进而鉴定其N-糖基化修饰情况,发现人野生型朊蛋白糖基化修饰正常,而V180I和F198S修饰异常。激光共聚焦显微镜观察各种PrP在RK13细胞中定位,发现WTPrP主要锚定在细胞膜上,F198S主要分布在胞质中,而V1801大部分存在于胞质中,部分锚定在细胞膜上。由此推测,N-糖基化修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细胞定位。在此基础上,我们构建了单糖基化位点突变体（N181D和N197D）、双糖基化位点突变体（N181D/N197D,DM）、糖基化位点双突基础上重新引进糖基化修饰（T199N/DM）以及GPI缺失突变体,发现单糖基化的PrP仍然锚定在细胞膜上,而双突、GPI缺失突变体以及糖基化修饰被抑制后的PrP都定位于细胞质之中,说明GPI锚定在PrP定位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糖基化修饰对于PrP定位也是不可或缺的。N-糖基化修饰是否可以通过影响细胞定位进而影响朊蛋白聚集,我们从糖基化修饰相关的突变体的PK抗性、聚集能力以及细胞毒性等方面加以阐述。通过PK梯度酶解实验以及超离实验发现,糖基化程度越低,PrP更倾向于定位于细胞质中,对PK酶的抗性就越强,PrP就更容易聚集,而通过药物处理抑制糖基化修饰之后,所有的PrP突变体几乎具有相同的PK抗性以及聚集能力。同样正常情况下,PrP的细胞毒性强弱依次为:DM>V180I>N197D>WTPrP,而抑制糖基化修饰之后朊蛋白细胞毒性相差不大。实验结果说明,糖基化程度越低,PrP越容易聚集,对细胞产生的氧化压力越大,细胞毒性越大,越容易导致prion疾病的产生。最后,本文通过ThT荧光检测、Sarcosyl可溶性SDS-PAGE以及时间梯度电镜实验,发现甘露糖、乳糖和蔗糖都可以明显抑制人野生型朊蛋白、病理突变体F198S糖基化位点单突N197D等的聚集,而麦芽糖对PrP的聚集几乎没有影响。ITC结果证实麦芽糖、乳糖与人野生型朊蛋白存在较弱的相互作用,而廿露糖则没有。根据体外实验推测,只有N-糖基化修饰本身中存在糖苷才可以通过相互作用抑制朊蛋白聚集,而一些单糖与朊蛋白的相互作用太弱以至于不能被检测出来。本文以人朊蛋白定位作为切入点,解释了为什么糖基化位点附近存在如此之多的病理突变体,从朊蛋白的生化性质、聚集能力、细胞毒性以及体外聚集动力学实验等各方面阐明了 N-糖基化修饰与prion疾病之间的关系,即糖基化程度越低,越容易导致prion疾病的产生,为朊蛋白错误折叠引发prion疾病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为治疗prion疾病提供了糖基化修饰这个新靶点,同时本研究还为部分潜伏期的prion疾病患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基础。
江虹[3]（2017）在《《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际社会各国存在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的差异,各自拥有生产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比较优势,国际贸易由此产生。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原本局限于一国国内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了国际影响。各国政府为保障本国国内居民生命健康与食品安全而采取安全措施,然而这些措施逐渐异化为自由贸易壁垒。WTO框架下《SPS协定》既允许各成员国为保护人类生命健康与食品安全采取必要的措施,又要求这些措施对自由贸易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不构成对自由贸易的变相限制,这二者如何协调始终是一个需要权衡的问题。文章分为四个部分展开研究:第一章是关于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阐述。首先概述自由贸易理论与食品安全含义的演变与基本内涵,进而阐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产生与表现。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之间存在冲突,但同时也存在相互促进关系,基于此,分析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协调的可能性。第二章是关于《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规则与实践的阐述。《SPS协定》的目的在于实现贸易自由化与食品安全、公共健康之间的平衡与协调。《SPS协定》制定了一整套规则规范各国食品安全措施的合理运用,核心规则包括第2条科学证据规则、第3条国际协调规则、第5条风险评估与适当保护水平规则。基于此,分析（WTO争端解决机构处理的）成员国食品安全贸易争端实践总体概况与典型案例,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实践反映了协定协调规则的适用与实效。第三章是关于《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中的问题与原因分析。《SPS协定》协调规则自身存在模糊性,一些关键性概念与规则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科技发展带来预防原则能否在协定下适用的问题;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协调作用有限。这些问题的存在与《SPS协定》缔结时成员国的认识局限有关,同时也折射出多边自由贸易体制与成员国国家主权间的冲突以及成员国间贸易利益与食品安全管制权的冲突。此外,法典标准制定中逐渐显现出的问题导致其可信度受到质疑从而限制其协调基准作用的发挥。第四章是关于促进《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对策与启示。《SPS协定》对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协调应坚持“以人为本”、食品安全优先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符合WTO宗旨、GATT1994例外条款以及《SPS协定》的基本定位与价值。协调冲突需要明确的协调规则,通过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解释澄清协定中的模糊规则,通过部长会议及总理事会的“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与适用条件,从而更加明确成员国的权利义务内容、化解分歧与纠纷。同时,完善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法典标准的制定与监督,更加充分有效发挥国际标准的协调作用。《SPS协定》下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实践表明科学证据与风险评估规则、预防原则的重要性,基于此,中国既要善用例外条款、保障食品安全,又要善用协调规则,挑战绿色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促进食品安全与自由贸易更好的协调。
章欣[4]（2016）在《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关键问题及发展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全球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不断发生,霍乱、黄热病、鼠疫、埃博拉出血热、中东呼吸综合征、寨卡病毒感染、登革热、日本脑炎以及高致病性禽流感和炭疽等人畜共患病正在世界范围内暴发流行,上述传染病的不断出现给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带来新的严重威胁,其传播能力强、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感染危害度大,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中的重点和热点领域,使得国际社会高度重视烈性传染病的研究。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是开展高致病性病原体研究和检测等实验活动的重要技术平台,主要包括生物安全3级和4级实验室,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军事强国纷纷加大对本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和投入,全球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呈现明显的扩张趋势,随着实验室数量的与日俱增,实验室生物安全问题也逐渐暴露且日益严峻,虽然多数发达国家在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方面水平较高,已基本形成配套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技术和产品,并制定了一系列安全指南和操作规范,但近几年各国实验室仍然多次暴露出生物安全实验室管理混乱、安全措施欠缺、监管不到位等安全隐患,全球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快速扩张正带来越来越多的安全性问题,生防研究过热直接导致实验室生物安全隐患加剧、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频发,国际社会对各国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现状表示质疑和堪忧。面对传统生物恐怖威胁、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事故频发、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肆掠等全球生物安全大环境,我国面临的生物防御及传染病应对形势也极其严峻。高等级实验室特别是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建设和发展在我国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至今还未建成首座真正投入使用并形成生防科研力量的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相关核心技术设备和安全监管机制等更是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严重制约了我国对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拉沙热病毒等烈性病原体的实验研究,一旦上述疫情侵入我国境内,在没有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条件下,对这些高危病原体的基础研究几乎为零,仅仅停留在诊断层面,更无法制定并开展有效的应对与防控。因此,充分了解和掌握国外先进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建设情况和发展态势,吸收和借鉴其先进经验,总结教训,对于加快建设和发展我国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早日独立开展烈性传染病防控研究以及加强高等级实验室规范化管理和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我国提升生物防御国防实力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主要基于情报研究视角,采用情报调研、专家咨询、文献计量、专利可视化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等软科学研究方法,对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国家分布与发展态势、关键设备设施与核心技术、安全监管与组织运行等“软、硬实力”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深入分析和归纳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特点、运行机制、存在问题、值得借鉴的经验及教训,真正搞清楚目前国际上先进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技术优势和管理机制。结合我国的实际需求和形势,存在的技术瓶颈及面临的挑战等,为我国和我军建设与发展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提供情报线索和启示建议。本研究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实验室生物安全基本概念的理论辨析与界定,主要对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实验室生物安全与实验室生物安保等概念进行了理论辨析;梳理并比较分析了世界卫生组织和欧美发达国家对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分级原则;归纳总结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定义,阐述其工作原理及分类情况,对生物安全柜型和正压防护服型4级实验室的优缺点及功能进行比较。第二部分是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整体建设现状与发展态势研究,该部分深入探讨了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数量逐年攀升的背景形势;对国外重点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选址情况进行实例分析与总结;系统梳理了目前全球公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国家和地区分布,负责机构的所属性质,人员类别及其数量,实验室经费来源、投向比分析及重点研究内容;统计公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发表文献并进行文献计量与可视化分析,揭示目前国外先进4级实验室的研究热点、重点关注病原体、主要科学家、机构间合作、重要会议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并对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罗伯特·索普实验室、德克萨斯大学医学院加尔维斯顿实验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协调中心三个重点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历史沿革和研究领域进行情报挖掘。第三部分是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关键设备设施与核心技术的深入研究,为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的“硬实力”,该部分主要在文献调研的基础上结合专家咨询意见,梳理出建设与有效运行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并利用德文特专利数据库对高效空气过滤装置等八项设备和技术进行专利可视化分析,分别从专利总量与趋势、专利申请国家/地区、专利权人、专利引证关系、技术热点、技术类别/主题词演化六大模块得出相关结论,目前美国、法国等欧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占据着绝对的技术优势和产品普及率,而我国虽然专利申请数量在国际上排名靠前,但在多项设备的关键技术点上均面临技术瓶颈,且自主研发的产品缺乏技术原创性以及认证认可标准和实践检验;在专利分析的基础上,还介绍了目前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部分国外重点研发公司。第四部分重点比较分析了世界卫生组织、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关于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深入探讨美国关于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安全监管机构和机制,NSABB是美国政府负责为相关联邦部门和机构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和两用性研究生物安全监管提供建议和指导的咨询委员会,加强美国安保工作组、管制生物剂计划、人员可靠性计划和行为健康测试计划均是审核4级实验室人员从业资格并对其进行安全监管的重要机制;此外,还对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人员管理培训和近几年发生的典型安全事件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其中人为因素是直接或间接导致实验室安全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该部分与第三部分相对应和互补,是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与运行的“软实力”。研究国外完善的法规标准体系和先进的安全监管经验,为我国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有效运行提供借鉴与思路。第五部分是我国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分析,该部分对我国建设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所面临的形势与需求进行深入分析,生物恐怖防御、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以及高危险度病原体研究技术平台的建立等因素均促使我国应进一步加速发展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梳理了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剖析我国发展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在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关键设备技术”和“管理运行机制”等重点方面的瓶颈;归纳了有关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法律法规与标准制度建设情况。第六部分是总结分析与启示建议部分,总结归纳国外先进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整体特点以及在先进技术和管理机制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在过度、盲目建设和私营主管机构监管不严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分析我国建设与发展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需应对的来自法规、技术、经费、管理等多方面的挑战,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启示建议:（1）认清形势,加紧规划布局;（2）谨慎选址,加大公众参与;（3）拓宽经费渠道,突破技术瓶颈;（4）完善法规体系,强化安全管理;（5）加大人员培训,严格安全监管。为我国进一步发展与优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提供有力的情报支撑。
刘婷[5]（2016）在《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美国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提出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问题。美国法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与欧盟法的规定有显着不同,这些差异已经突破国内法的层面,上升并演变为国际法问题。因此,本文对美国倡导的自愿标识制度和欧盟倡导的强制标识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剖析并进一步揭示出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导致的严重问题。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差异不仅使得有关转基因食品贸易的国际争端凸显,非关税壁垒增加;还导致地理标志失去其原有的意义,影响消费者的选择与判断;更严重影响了经济自由化和贸易的公平性。基于国际贸易中现有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本文通过对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路径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以及对美国转基因食品规制的现状的分析,进而揭示出美国自愿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特点,最后对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进行了深层的总结与剖析。与美国不同,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建立在欧盟的转基因生物监管框架下,强制标识制度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深刻原因,制度本身特点鲜明。目前,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国际协调存在着一些棘手的问题。在WTO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诸如同类产品的认定问题、WTO规则与多边环境协议的优先性问题和SPS协议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适用问题。虽然国际协调乏力,但是多种规则的协同与差异还是为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解决留有一定的商榷空间。WTO的法律制度为国际贸易中的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性。无论是限定地理标志,还是基于SPS协议建立一套新的监管评级制度,都是力求通过完善WTO规则来解决问题。2015年TPP协议达成,TPP协议中对于SPS措施的规定,为WTO的SPS协议的完善带来了一些新的思考。从目前各国对转基因食品的标识与监管中,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立法和规则并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他们在转基因食品的监管问题上都持有谨慎态度。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并不完善,转基因食品发展中也存在着较多问题。因此,完善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建立可追溯的监管机制势在必行。
王薇[6]（2015）在《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畜牧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上畜牧养殖数量最大的国家,畜牧业也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形势越来越严峻复杂。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关系国家食物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关系社会和谐稳定,是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职责,是农村农业工作的重要内容。2012年5月2日,《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发布实施。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指导全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规划,是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动物疫病防治工作进入了规划引领、科学防治的新阶段。本论文在此背景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出发,依据《规划》的基本理念,研究影响我国动物疫情政府防控能力的基本要素,对于我国制定合理的防控政策、创新防控组织体系建设、防控技术推广以及促进、社会防控资源整合有着很强的迫切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危机管理学、农业推广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视角下,综合运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理论、脆弱性分析、动物卫生经济学理论以及系统管理理论对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依据《规划》提出的四个能力建设的基本保障,提出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的四大基础要素：法制规范、组织体制、科技支撑和条件保障。分章对此四大基本要素在我国建设的基本概况、存在的基本问题、问题引发的原因、国外的基本经验及做法以及可能的改进方向和做法进行了综合分析,旨在提升我国政府提高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能力。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文献探讨和实证昀方法对动物疫情防控能力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与结论。首先,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其中需要改变观念,从动物卫生安全的高度看待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立法；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碎片化；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制。其次,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需要从专业性出发设立常规性指挥机构；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合式组织结构；以政府为中心的多元主体参与共治。再次,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需要做到接轨国际标准,加强科技支撑基础条件建设；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科技支撑沟通平台建设；注重社会需求,完善科技支撑能力评价机制；重视技术应用,科学研究与防控实践相结合。最后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需要在条件保障上重心前移,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建立多元化的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合理安排重大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及通过案例的实地调查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进行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可能在两方面具有创新：一是基本研究思路的创新性。文章突破单纯的从畜牧兽医学的角度来探讨动物疫情防控问题,而是从人类社会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社会的管理行为如何削弱或消减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发生的风险。二是计量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本项目采用回归分析对现阶段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的基本情况进行实证分析,找出目前影响防控能力的关键性要素,对我国短期内的防控政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米娜莎[7]（2015）在《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现状与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水产品中渔药残留、重金属、添加剂、环境污染物等危害已成为引发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主要风险因素,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此背景下,我国各级监管部门更加重视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性,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却缺乏一些科学监管的技术支撑。以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为要素的风险分析,作为一种基于科学的实践方法,近年来在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领域得到迅速推广,成为指导政府和行业开展科学监管的重要依据。但目前风险分析在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领域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无论是在风险分析体系建设还是相关理论的实际应用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鉴于此,深入开展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建设及应用研究,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以科技为支撑,实施科学高效监管,同时降低企业科学管理和政府部门监管成本,建立生产、监管、消费等多方信息交流路径,这对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提高行业监管能力,顺应国际水产品质量管理潮流,提升我国水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对比分析法,系统阐述了风险分析框架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对相关国际组织在各自专业领域实施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的内容及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对目前国际上主要通用的两大风险分析框架进行了比较研究；并从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制度建设等方面入手,全面研究和比较了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体系。研究结果表明,各国际组织及水产业发达国家都将风险分析作为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基础,将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相分离,并注重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各国根据本国国情特点,也对水产品风险分析实施时的重点进行了规范,如美国、加拿大重视风险管理,而欧盟和日本更重视风险评估和交流等。以上研究可对进一步完善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建设提供借鉴经验。论文同时运用理论分析法以及案例与经验结合的方法对近年来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工作情况进行了系统总结。深入分析了机构设置、运行机制以及制度建设方面的现状,重点针对水产品领域风险分析理论应用情况、实际工作开展方面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研究。同时以“海蜇中铝的限量标准制定”案例为背景,阐述了风险分析在我国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将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三者有机结合才能保障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工作更加科学高效。根据风险分析在国内外水产品领域应用的现状及特点,本文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的具体建议。在制度建设上,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的专门性实施细则,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的主体,风险评估实施过程、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中应解决的问题以及三个阶段如何开展联动等方面给出相应的规定,为建立良好的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运作机制提供完备的法律基础。在组织机构设置上,建议建立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明确其独立性,并就如何完善其运行机制等相关问题提出了建议；在风险分析运作过程上,建议我国可以借鉴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成熟做法,结合我国国情建立合理的工作机制,促进各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和互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三个过程的有序联动,即学术界开展风险评估,政府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权衡各种影响因素并基于成本-收益提出风险管理措施,在整个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过程中贯穿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交流,以此推动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工作的跨越式发展。最终使风险分析理念被水产品生产者、监管部门、消费者以及社会各方广泛接受,成为促进水产行业健康发展,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由应急管理向风险管理转变的重要技术工具。山东半岛是我国水产养殖业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出口水产品的主要来源地。本文最后对该地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质量安全控制体系的现状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通过收集文献及专家问卷调研等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及模糊集理论,构建了基于风险评估的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效果评价体系,并针对山东半岛水产养殖业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风险管理措施建议,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提供了有益参考。
赵丽梅[8]（2015）在《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文中研究说明人类与传染病的斗争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天花、黑死病、1918年纽约大流感都在人类的历史上刻下了阴森森的恐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除去这种自然爆发的形态以外,有些传染病的病毒如天花、霍乱也可以成为生物战剂,变成战争武器,即生物武器,其目的就是“蓄意疾病”,它对战后尤其是冷战后的美国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冷战的结束使新的因素不断被注入到国家安全问题中来,从而不断衍生出新的问题和矛盾,由传染病所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生物恐怖主义,对各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安全受非传统国家安全因素的影响最为深远。“9.11”及之后的炭疽杆菌事件,将美国国家安全的内涵由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安全扩展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公共安全、科技安全、食品安全等诸多领域,生物恐怖所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发展轨迹。本文选取1992-2008年这一时期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作为研究题目,试图利用美国政府的公开文档、解密文档及相关的研究成果,探索从克林顿政府到乔治·W·布什政府这一时限内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的发展进程。从而揭示出由传染病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巨大影响；作为双方构建的结果,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又在何种程度、以何种方式影响了美国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制定。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点面结合、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相结合以及比较的研究方法,拟达到四个研究目的：（1）通过对克林顿政府和乔治·W·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阐述和分析,探求异同,揭示出其发展变化的规律；（2）通过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二者之间关系的考察,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相互影响、相互构建过程；（3）通过考察美国政府内部各应急管理部门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同主张,揭示出美国各政治势力对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和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的影响力；（4）通过对1992年至2008年美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研究中的一些案例分析,进一步探讨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董时军[9]（2014）在《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文中研究指明现代社会中，人类繁荣必须基本了解和掌握科学技术，国家的强盛和发展依赖强大的科学和技术实力，科学和技术能明显提高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强大的科学和技术实力是国家经济强大和安全的重要保证。为了人类健康、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社会必须支持科学团体的研究。近些年来，由于科学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包括科学不端行为、利益冲突、人类受试对象研究丑闻等事件频发，科学与社会关系越来越脆弱；外在因素加剧了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关系。2011年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美国科学研究重点发生改变，主要集中在生物防御和能源安全领域，公众已认识到科学恶意使用问题。近几十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结构基因组学、功能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以及微生物基因组学的发展。生命科学研究成果和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已经在医药卫生、农业、工业及环保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造福于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效应。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及其监管问题引发了政策制定者、科学团体和广大民众的广泛关注。美国9.11恐怖袭击以及随后的炭疽邮件袭击事件后，越来越多的人考虑生命科学研究信息恶意应用的可能性，呼吁政府采取行动制定相应的生物安全措施。美国启动针对包括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等在内的生物恐怖威胁的若干举措，2004年NIH成立国家生物安全咨询委员会（NSABB），为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生物安全监管提供建议和指导。2007年美国NSABB向美国政府提议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框架。最近美国政府发布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相关的新政策，加强联邦资助的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2012年初全球暂停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PAI）H5N1研究重新启动，研究资助者和监管者迫切需要相关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政策指导。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与措施是政策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是目前国际生物安全界讨论的热点之一。近年来，包括美国等国在内、WHO和《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会间会进程对防止生物技术研究滥用/误用、负责任的科学研究、科学家行为准则等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随着生命科学研究进展和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加强两用性研究监管已经被广泛接受。本研究采用情报调研法、系统分析法、综合分析法、专家咨询法、文献计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生命科学两用性特性为出发点，在研究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基本概念及演化的基础上，通过阐明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系统梳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对策，以美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为主线，以高HPAI H5N1基因改造作为案例剖析，了解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的基本态势和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的整体趋势，通过对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进行态势分析，为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提供借鉴和参考。研究内容可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分析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评估重点报告和相关文献，回顾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定义和类型演化，展开两用性研究领域的基础研究。美国政府采纳了NSABB提出的两用性研究定义和类型，两用性研究定义仍然非常宽泛。第二部分，通过对国家政府、机构组织、学术文献等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问题评估报告进行统计，两用性研究活动几乎涉及所有的生命科学领域，明确了值得关注的11种活动核心区和26篇两用性研究发表论文；通过分析经典的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对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研究文献计量分析，了解两用性研究的发展态势。第三部分，系统梳理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现状，主要涉及与全球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监管最为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指南，重点归纳了美国生物安全治理和生物安保治理相关的政策法规，评估其有效性。两用性研究监管近期趋势是更加注重刑法、国际协调努力、研究监管、以及建立基于伦理的生命科学“负责任文化”，构建动态性和适应性的“预防网”。第四部分，通过对近年来HPAI H5N1基因改造引发争议案例进行分析，阐明了两用性研究难题涉及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观点，重点研究了美国两用性研究的应对政策，分析了美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的动因，提出了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的可能最佳措施。第五部分，通过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分析，揭示我国禽流感病毒H5N1研究热点和趋势，探索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及监管态势。第六部分，在总结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对策的基础上，基于国家的整体利益视角，提出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的对策建议，即，两用性研究是所有国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建立研究周期全过程监管的理念；建立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或政策；国家层面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各不相同；加强各部门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须考虑伦理问题；两用性研究问题以生命科学团体的自我管理为主。如何监管两用性研究，在促进生命科学可持续发展的同时确保生物安全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
王丽[10]（2014）在《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文中认为全球风险社会下,环境危机、粮食危机、能源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地区冲突与战争、恐怖主义、大规模暴力冲突、屠杀、流行性疾病、极端灾害性天气事件、贫困、饥荒、自然灾害、大型交通事故等等,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挑战人类社会的抗压力。游荡在全球各个角落的风险和频繁发生的各种公共危机向人们昭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全球风险社会下,面对重重灾难与各种突发事件,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在面临着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威胁和挑战。在此背景下,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就越发的紧迫和重要。本文创新性地从文化这个整体性视角出发,运用多角度、跨学科的分析方法力图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产生的现状、深层原因、形成机制以及治理模式的结构进行全面阐释。本文的研究把历史例证与概念性讨论交织在一起,把研究对象和问题放在现代文化形成的长时段历程中进行分析,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力图对问题进行“深描说”。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1）.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分析和研究。这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长时段的文化演化角度去分析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以及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的发展状态、内涵及特征。（2）.对文化、主要是现代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力图全面地把握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并形成自己对现代文化的认识、观点和分析框架,从而为下一步的分析和阐释奠定基础。（3）.从文化视域对公共危机、全球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形成机制的分析和研究。这一部分是本文的核心,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文化与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逻辑关联,二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之间的因果关联,三是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联。其核心在于解决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如何与现代文化变迁的各种力量相一致的,即作为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根源的现代性风险是如何在现代文化体系内被系统地制造和大规模释放的这一关键性问题。（4）.对治理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治理历史的分析和阐释,重新认识和界定治理。（5）.对全球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分析和研究。通过对现代文化体系内形成的风险和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分析当前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构成和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讲,本文力图在现代文化框架下对全球风险社会之公共危机治理的一种阐释性分析。通过研究,本文发现:（1）.公共危机作为文化的产物,是在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并对人类文化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文化构成。（2）.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作为现代性风险集结演化的产物,是一种结构性暴力。（3）.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这种结构性暴力的系统基质就是现代文化。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是现代文化扩张的产物。（4）.现代文化是一个由社会实在构成的集合。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现代文化本质上是一个由知识的社会化大生产、制度的社会化大生产以及物质商品的社会化大生产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系统。社会化大生产的系统产物就是包括知识、制度、物质商品以及现代性风险在内的各种社会实在。（5）.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是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乃至更早。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一种对生命进行控制的权力技术体系,也是一种安全管理机制。（6）.现代文化不仅系统地生产出大量的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还形成了包括一般性安全机制、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在内的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在对现代文化的理解和阐释的基础上,本文力图从五个方面的内容对现代文化和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阐释和证明:一是从观念层面分析现代文化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所蕴含的矛盾与冲突是导致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内在根源。二是从作为现代文化组织方式的社会化大生产出发分析现代性风险与公共危机的形成过程。三是从社会实在本体论这一微观角度出发,通过社会实在建构过程的分析阐释现代性风险如何在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系统地生产和释放。四是从现代文化之管理方式治理出发,分析治理机制与风险和公共危机之间的相互关系。五是从经济社会角度分析经济社会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因果关联。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从文化视角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进行分析和阐释;二是对治理界定的创新,本文认为治理作为现代文化的管理方式,既是现代文化用以控制风险和管理公共危机的手段,其本身也蕴含着暴力和各种矛盾;三是在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关系的阐释上有所创新,在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进行区分的基础上分别阐述它们与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四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从文化这个难以驾驭的整体性视角出发,跨学科、多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分析和论证。由于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本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现代文化视域对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治理作一种阐释性分析,因此在对策方面的探讨和分析较少,这为后续研究点奠定基础的同时也预留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二、日本科学家查明疯牛病病原体有毒部分结构（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本科学家查明疯牛病病原体有毒部分结构（论文提纲范文）
（2）糖基化修饰调控人朊蛋白错误折叠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1.1 朊病毒假说 |
| 1.1.1 朊病毒假说的发现 |
| 1.1.2 朊病毒发展的历程 |
| 1.2 PrP~C以及PrP~(Sc) |
| 1.2.1 朊蛋白的基因以及一级序列 |
| 1.2.2 细胞型PrP~C与病理型PrP~(Sc) |
| 1.2.3 PrP~C的生理功能 |
| 1.3 蛋白质错误折叠与神经退行性疾病 |
| 1.3.1 蛋白质质量控制体系 |
| 1.3.2 蛋白质错误折叠与prion疾病 |
| 1.3.3 Prion-like疾病 |
| 1.4 PrP糖基化修饰 |
| 1.4.1 糖基化修饰 |
| 1.4.2 人朊蛋白N-连接糖基化修饰的功能 |
| 1.4.3 糖基化修饰与prion疾病 |
| 1.5 朊蛋白其他重要的翻译后修饰 |
| 1.6 本课题研究的内容和意义 |
| 1.7 研究方法 |
| 1.7.1 质谱技术 |
| 1.7.2 免疫技术 |
| 1.7.3 毒性检测 |
| 1.7.4 体外纤维化聚集检测技术 |
| 1.7.5 等温滴定量热法 |
| 第2章 糖基化修饰对人朊蛋白定位、聚集以及细胞毒性的影响 |
| 2.1 摘要 |
| 2.2 引言 |
| 2.3 实验耗材以及主要实验仪器 |
| 2.3.1 实验耗材 |
| 2.3.2 主要实验仪器 |
| 2.4 实验方法 |
| 2.4.1 质谱实验检测野生型PrP以及相关病理突变体糖基化修饰 |
| 2.4.2 激光扫描共聚焦技术观察相关突变体的细胞定位 |
| 2.4.3 稳转载体的构建 |
| 2.4.4 胶体金免疫电镜实验 |
| 2.4.5 Western Blot |
| 2.4.6 流式观察细胞凋亡实验 |
| 2.4.7 MTT实验 |
| 2.4.8 流式检测细胞内的氧化压力 |
| 2.5 实验结果 |
| 2.5.1 糖基化附近病理突变体具有异常的糖基化修饰以及细胞定位 |
| 2.5.2 糖基化修饰可以影响人朊蛋白在RK13细胞中的定位 |
| 2.5.3 糖基化修饰不是朊蛋白形成淀粉样纤维所必须的 |
| 2.5.4 糖基化修饰对朊蛋白PK抗性的影响 |
| 2.5.5 糖基化修饰对朊蛋白聚集能力的影响 |
| 2.5.6 糖基化修饰对朊蛋白聚集体细胞毒性的影响 |
| 2.6 讨论 |
| 第3章 糖类小分子对体外朊蛋白聚集的影响 |
| 3.1 摘要 |
| 3.2 引言 |
| 3.3 材料和仪器 |
| 3.3.1 实验材料 |
| 3.3.2 实验仪器 |
| 3.4 实验方法 |
| 3.4.1 朊蛋白的表达、分离以及纯化 |
| 3.4.2 ThT荧光检测朊蛋白聚集动力学 |
| 3.4.3 Sarcosyl可溶性SDS-PAGE实验 |
| 3.4.4 圆二色谱观察天然状态下朊蛋白以及纤维的结构 |
| 3.4.5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检测纤维样聚集体的结构 |
| 3.4.6 透射电镜观察纤维形态 |
| 3.4.7 等温滴定量热测定糖与朊蛋白病的相互作用 |
| 3.5 实验结果 |
| 3.5.1 朊蛋白的分离纯化 |
| 3.5.2 糖类小分子浓度梯度对朊蛋白聚集的影响 |
| 3.5.3 不同的糖对不同朊蛋白突变体聚集的影响 |
| 3.5.4 等温滴定量热测定糖与朊蛋白的相互作用 |
| 3.5.5 磷脂酰肌醇对朊蛋白聚集的影响 |
| 3.5.6 不同朊蛋白突变体天然状态及纤维的二级结构 |
| 3.6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论文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致谢 |
（3）《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简要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冲突 |
| 第一节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产生 |
| 一、自由贸易理论的演进与基本内涵 |
| 二、食品安全含义的变迁与基本内涵 |
| 三、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缘起 |
| 第二节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的表现 |
| 一、自由贸易加剧食品安全问题全球化 |
| 二、异化的食品安全措施阻碍贸易自由化 |
| 第三节 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冲突协调的可能性 |
| 一、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理论基础 |
| 二、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现实基础 |
| 第二章 《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规则与实践 |
| 第一节 《SPS协定》的产生与目的 |
| 一、《SPS协定》的产生 |
| 二、《SPS协定》的目的 |
| 第二节 《SPS协定》协调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核心规则 |
| 一、科学证据规则 |
| 二、国际协调规则 |
| 三、风险评估与适当保护水平规则 |
| 第三节 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实践 |
| 一、食品安全贸易争端解决概况 |
| 二、食品安全贸易争端典型案件 |
| 三、食品安全贸易争端争议焦点 |
| 第三章 《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SPS协定》协调规则模糊 |
| 一、风险评估概念不清晰 |
| 二、风险评估审查标准不具体 |
| 三、国际协调规则不明确 |
| 第二节 科技发展带来预防原则适用的难题 |
| 一、科技发展引发预防原则的适用问题 |
| 二、成员国对适用预防原则的分歧 |
| 三、争端解决机构对适用预防原则的回避 |
| 第三节 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协调作用有限 |
| 一、食品安全国际标准法律地位的变化 |
| 二、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约束力不强 |
| 三、食品安全国际标准缺乏有效监督 |
| 第四节 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SPS协定》缔结时成员国的认识局限 |
| 二、贸易自由化与食品安全管制主权之间的冲突 |
| 三、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与消费文化的差异 |
| 四、食品安全国际标准可信度不断受到质疑 |
| 第四章 促进《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对策与启示. |
| 第一节 明确《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理念 |
| 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 |
| 二、人权优于贸易的价值理念 |
| 三、WTO/SPS协定下食品安全优先的理念 |
| 第二节 通过“司法”解释澄清《SPS协定》中的模糊规则 |
| 一、“司法”解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二、“司法”解释澄清国际协调规则 |
| 三、“司法”解释明确风险评估审查标准 |
| 第三节 通过“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与适用 |
| 一、“立法”解释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二、“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法律地位 |
| 三、“立法”解释明确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
| 第四节 完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的制定 |
| 一、国际标准的协调作用 |
| 二、完善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的制定程序 |
| 三、加强对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制定的监督 |
| 第五节 对中国的启示 |
| 一、明确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的关系 |
| 二、善用例外条款保障食品安全 |
| 三、善用协调规则挑战绿色壁垒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4）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关键问题及发展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课题研究背景 |
| （一）全球烈性病原体研究形势迫切 |
| （二）实验室生物安全隐患日渐突出 |
| （三）国家生物安全应对实力亟待提升 |
| 二、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五、技术路线 |
| 六、创新点 |
| 第一部分 实验室生物安全基本概念的辨析与界定 |
| 一、生物安全与生物安保 |
| （一）生物安全的定义及其研究范围 |
| （二）生物安保的定义及其研究范围 |
| 二、实验室生物安全与实验室生物安保 |
| （一）实验室生物安全 |
| （二）实验室生物安保 |
| （三）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 |
| 三、生物安全实验室及其分级 |
| （一）生物实验室的概念 |
| （二）生物安全实验室 |
| （三）综合分析与结论 |
| 四、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BSL-4）及其功能 |
| （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BSL-4）定义的提出 |
| （二）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工作原理 |
| （三）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分类及功能比较 |
| 第二部分 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发展态势分析 |
| 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与发展的内在需求 |
| （一）全球开展烈性传染病防护研究面临迫切需求 |
| （二）部分高危烈性病原体研究必须在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中展开 |
| （三）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是衡量国家生防实力的重要标志 |
| 二、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选址实例分析 |
| （一）BSL-4 实验室选址实例 |
| （二）综合分析与结论 |
| 三、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特点与规律 |
| （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国家和地区分布 |
| （二）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负责机构与人员类别 |
| （三）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运行经费来源与投向比 |
| （四）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主要研究内容与范围 |
| （五）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特点综合分析 |
| 四、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文献计量及可视化分析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结果 |
| （四）综合分析与结论 |
| 五、国外重点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 |
| （一）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罗伯特·索普实验室 |
| （二）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 |
| （三）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协调中心 |
| （四）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性疾病研究所整合研究设施-落矶山实验室 |
| （五）美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
| （六）法国里昂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 |
| 第三部分 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核心技术与关键设施分析 |
| 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核心技术 |
| （一）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防护技术 |
| （二）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个人防护设备（PPE） |
| （三）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净化技术 |
| （四）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废弃物处理技术 |
| （五）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的现有能力与新技术 |
| 二、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关键设备的专利分析 |
| （一）高效空气过滤装置专利分析 |
| （二）化学淋浴专利分析 |
| （三）正压防护服专利分析 |
| （四）综合分析结论与启示 |
| 三、国外BSL-4 实验室关键设备研发公司竞争分析 |
| （一）“正压防护服”生产公司 |
| （二）“生命支持系统”生产公司 |
| （三）“生物安全柜（BSC）”生产公司 |
| （四）“充气式气密门”、“化学淋浴装置”生产公司 |
| （五）“脉动式双扉高温高压灭菌器”生产公司 |
| （六）“空间气体消毒系统”生产公司 |
| （七）“实验室废水处理设备”生产公司 |
| 四、综合分析与结论 |
| 第四部分 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监管研究 |
| 一、国外实验室生物安全立法发展与比较研究 |
| （一）国外实验室生物安全法规发展概况 |
| （二）国外实验室生物安全法规比较研究 |
| 二、美国BSL-4 实验室安全监管机构与机制 |
| （一）主要监管机构 |
| （二）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机制 |
| （三）BSL-4 实验室人员管理与培训 |
| 三、国外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主要事故及其应对措施 |
| （一）全球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重要感染事件 |
| （二）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典型安全事故 |
| （三）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感染事件原因分析 |
| （四）各国实验室生物安全应对措施 |
| （五）综合分析与结论 |
| 第五部分 我国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现状与存在问题研究 |
| 一、我国建设与发展BSL-4 实验室的形势和需求分析 |
| （一）BSL-4 实验室是生物防御及反生物恐怖的需要 |
| （二）BSL-4 实验室是应对和防控烈性传染病的需要 |
| （三）BSL-4 实验室是加强感染防控的需要 |
| （四）BSL-4 实验室是建立病原微生物研究技术平台的需要 |
| 二、我国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历程 |
| （一）起步阶段 |
| （二）2003年SARS疫情暴发后 |
| （三）快速发展阶段 |
| 三、我国发展BSL-4 实验室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一）法规与制度方面 |
| （二）技术与设备方面 |
| （三）管理与经费方面 |
| 四、我国生物安全实验室的法律法规及标准建设 |
| 第六部分 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与发展对我国启示 |
| 一、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经验借鉴 |
| （一）国外BSL-4 实验室总体呈现特点 |
| （二）建立完善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法规体系 |
| （三）拥有健全的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机制 |
| （四）具备先进的BSL-4 实验室关键设施研发技术 |
| （五）落实严格的BSL-4 实验室安全培训体系 |
| 二、国外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存在问题分析 |
| （一）政府缺乏统筹规划导致盲目建设和资金缺口 |
| （二）私营机构BSL-4 实验室准入资格低及人员审查和监管不力 |
| （三）BSL-4 实验室安全事故频发且瞒报现象严重 |
| 三、我国建设与发展BSL-4 实验室面临的主要挑战 |
| （一）重视不够与投入不足 |
| （二）技术瓶颈与管理滞后 |
| （三）人才匮乏与防范不严 |
| 四、对我国建设与发展BSL-4 实验室的启示建议 |
| （一）认清形势，加紧规划布局 |
| （二）谨慎选址，加大公众参与 |
| （三）拓宽经费渠道，突破技术瓶颈 |
| （四）完善法规体系，强化安全管理 |
| （五）加大人员培训，严格安全监管 |
| 课题研究结论与讨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主要创新点 |
| 三、后续研究思考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筛选专家咨询 |
| 附件2 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关键设备与核心技术”专利分析 |
| 附件3 全球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重要感染事件一览表 |
| 发表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5）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缩略语与专有名词对照表 |
| 导论 |
| 一、本文的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三、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影响与成因 |
| 第一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影响:争端与壁垒 |
| 一、国际贸易争端凸显 |
| 二、非关税壁垒的增加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成因 |
| 一、农业贸易政策的分歧 |
| 二、对待转基因食品的立场分歧 |
| 三、复杂的农产品贸易关系 |
| 第三节 转基因食品的国内法标识:自愿与强制 |
| 一、自愿标识制度 |
| 二、强制标识制度 |
| 三、制度差异协调乏力 |
| 第二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国际协调——WTO规则与《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协同与差异 |
| 第一节 WTO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一、问题解决的障碍之同类产品认定 |
| 二、问题解决的障碍之WTO与 MEA的优先适用 |
| 三、SPS协议的适用 |
| 第二节 《生物安全议定书》框架下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一、问题解决的障碍性——《生物安全议定书》的适用范围 |
| 二、问题解决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多种国际规则的协同与差异 |
| 一、《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差异点 |
| 二、《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相同点 |
| 三、《生物安全议定书》与WTO规则的优先性 |
| 四、多种规则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第三章 自愿标识的倡导—美国的侵权保障与联邦法制 |
| 第一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路径演进:从过程到产品 |
| 一、美国对转基因产品规制的早期:EPA主导下的基于过程的监管 |
| 二、美国对转基因产品规制的中期:OSTP下基于产品的监管 |
| 三、美国对转基因食品规制的近期:FDA的主要权责 |
| 第二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从自愿标识到强制标识 |
| 一、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联邦食品、药品、化妆品法案》与自愿标识制度的特点剖析 |
| 三、美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综合评述 |
| 第三节 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侵权保障与联邦法律 |
| 一、侵权保障 |
| 二、联邦法制 |
| 第四章 强制标识的代表—欧盟的层级监管与政治考量 |
| 第一节 欧盟对于GMO的安全立法框架 |
| 一、初期监管 |
| 二、中期监管 |
| 三、公约义务 |
| 第二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分析 |
| 一、欧盟的转基因食品管制的理论基础 |
| 二、强制标识制度与1829/2003 条例 |
| 三、强制标识制度与1830/2003 条例 |
| 第三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强制标识制度特点评析 |
| 一、标识的性质 |
| 二、标识的特点 |
| 三、链条式监管 |
| 第四节 欧盟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层级监管的政治考量 |
| 一、层级监管 |
| 二、政治考量 |
| 第五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解决——WTO框架下的可行性方案探讨 |
| 第一节 地理标志的限定 |
| 一、地理标志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 |
| 二、地理标志与转基因食品 |
| 三、地理标志的限定与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的解决 |
| 第二节 SPS协议框架下的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 |
| 一、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构建概述 |
| 二、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构建的目标和标准 |
| 三、转基因食品监管评级制度的基本内容 |
| 第三节 TPP协议带来的新思考 |
| 一、TPP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文本解读 |
| 二、TPP的 SPS措施与欧盟转基因案 |
| 三、TPP对 SPS协议的发展是否适用于转基因食品? |
| 第六章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的问题解决与中国路径 |
| 第一节 我国的转基因食品立法与问题 |
| 一、我国的转基因食品发展存在的问题 |
| 二、我国关于GMO的立法框架 |
| 三、我国的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 |
| 四、我国GMO立法与标识制度的特点与缺憾 |
| 第二节 国际贸易中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对中国的启示 |
| 一、各国对转基因食品及标识管制严格 |
| 二、各国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管制差异明显 |
| 三、三种模式与中国选择 |
| 第三节 中国路径 |
| 一、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完善的基本思路 |
| 二、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完善 |
| 三、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的法律保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2.1 危机防控能力研究 |
| 1.2.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的研究 |
| 1.2.3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研究 |
| 1.2.4 对已有研究的评述 |
| 1.3 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本文研究框架与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公共危机 |
| 2.1.2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 |
| 2.1.3 危机防控能力 |
| 2.1.4 能力建设及其基础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 |
| 2.2.2 风险管理与脆弱性研究 |
| 2.2.3 动物卫生经济学 |
| 2.2.4 系统管理理论 |
| 第3章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能力建设基础及其形成 |
| 3.1 能力基础之一：法制体系建设情况 |
| 3.2 能力基础之二：管理体制建设情况 |
| 3.3 能力基础之三：科技研发支持情况 |
| 3.4 能力基础之四：条件保障建设情况 |
| 3.5 综合能力形成：应急响应实施情况 |
| 第4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法制体系建设 |
| 4.1.1 我国动物卫生法律体系建设概况 |
| 4.1.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规建设情况 |
| 4.2 我国动物疫情应急法制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
| 4.2.1 立法文本及内容自身存在的问题 |
| 4.2.2 法律文本与实践工作存在脱节 |
| 4.2.3 应急法律体系的操作性存在欠缺 |
| 4.3 其他国家动物疫情防疫法律体系建设经验借鉴 |
| 4.3.1 美国：1+N系统化动物卫生法律体系 |
| 4.3.2 澳大利亚：风险监控为主的动物疫情防控立法 |
| 4.3.3 加拿大：体系健全覆盖面广的疫情防控立法 |
| 4.3.4 欧盟：规范化、人性化的动物卫生立法体系 |
| 4.4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立法的改进方向 |
| 4.4.1 健全动物防疫组织立法,防止立法碎片零散 |
| 4.4.2 树立动物疫情风险意识,健全风险评估机制 |
| 4.4.3 改变动物疫病防控观念,做好系统规范立法 |
| 第5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制建设 |
| 5.1 构建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理论基础 |
| 5.1.1 应急管理组织结构设计的原则 |
| 5.1.2 公共危机组织结构的特点 |
| 5.2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现状 |
| 5.3 我国动物疫情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的问题及原因 |
| 5.3.1 动物疫情常态应急机构尚未建立 |
| 5.3.2 危机管理指挥联动系统尚且缺乏 |
| 5.3.3 官方组织缺乏与社会力量的整合 |
| 5.3.4 重大动物疫情区域合作机制缺乏 |
| 5.4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管理体系的改进 |
| 5.4.1 专业性、常规性指挥机构的设立 |
| 5.4.2 以任务为中心建立复式组织结构 |
| 5.4.3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相协调 |
| 第6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 |
| 6.1 动物疫病公共危机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现状 |
| 6.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科研机构发展现状 |
| 6.1.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研发情况 |
| 6.1.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成果运用情况 |
| 6.2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问题 |
| 6.2.1 防控科技人力资本待遇较低、队伍不稳 |
| 6.2.2 防控技术研究投资不足、应用水平偏低 |
| 6.2.3 防控科研项目立项及管理处于无序状态 |
| 6.2.4 科技成果鉴定评价机制忽视了实践需求 |
| 6.2.5 科研成果推广缓慢,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
| 6.3 制约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主要因素分析 |
| 6.3.1 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劳动价值评价机制 |
| 6.3.2 缺乏全面、完整、连续的经费资助机制 |
| 6.3.3 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科技管理服务平台 |
| 6.3.4 缺乏科技需求方主导的制度化评价机制 |
| 6.3.5 缺乏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成果转化机制 |
| 6.4 我国动物疫情科技支撑体系建设的途径 |
| 6.4.1 优化薪酬结构,尊重科技人才价值 |
| 6.4.2 改善投资机制,加强基础条件建设 |
| 6.4.3 抓住核心技术,做好管理平台建设 |
| 6.4.4 注重社会需求,完善鉴定评价机制 |
| 6.4.5 重视技术应用,科研与防控相结合 |
| 第7章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条件保障建设 |
| 7.1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政策概述 |
| 7.1.1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政策的历史演变 |
| 7.1.2 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基本理念的形成 |
| 7.2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的问题 |
| 7.2.1 财政支持总量尚显不足 |
| 7.2.2 财政支出结构不够合理 |
| 7.2.3 财政支持的持续性不够 |
| 7.3 我国动物疫病财政支持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
| 7.3.1 财政投入理念存在差距 |
| 7.3.2 财政分摊机制并未健全 |
| 7.3.3 财政支出方式过于单一 |
| 7.4 美国和澳大利亚动物疫病防控财政支持的基本经验 |
| 7.4.1 财政支持总量充足力度较大 |
| 7.4.2 财政支出结构动态均衡变化 |
| 7.4.3 多元主体共同平衡分摊费用 |
| 7.4.4 疫病消灭计划占据较大比重 |
| 7.5 改进我国动物疫病防控条件保障的建议 |
| 7.5.1 加大和稳定动物疫病危机防控财政支持 |
| 7.5.2 建立多元化动物疫病防控资金分摊机制 |
| 7.5.3 对动物疫病防控重点领域进行合理分派 |
| 7.5.4 合理安排动物疫情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 |
| 第8章 政府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 |
| 8.1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应急响应的理论框架 |
| 8.2 Matlab回归分析理论模型 |
| 8.3 我国动物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的实证研究 |
| 8.4 提升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的应急响应的路径选择 |
| 第9章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改变观念,建立系统化的动物疫情防控法律体系 |
| 9.2 突破限制,建立开放型的动物疫情防控体制框架 |
| 9.3 创新科技,构建有机性的动物疫情防控科技支撑 |
| 9.4 重视投入,建立稳定性的动物疫情防控条件保障 |
| 第10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10.1 防控能力建设基础的综合性研究 |
| 10.2 防控能力基础条件的精细化研究 |
| 10.3 防控能力建设效果的全面性评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 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7）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现状与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1 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
| 1.3.2 食品质量安全理念的演进 |
| 1.3.3 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发展历程 |
| 1.3.4 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进展 |
| 1.4 研究思路及框架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主要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逻辑框架 |
| 2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基础理论 |
| 2.1 风险理论的起源 |
| 2.2 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的概念 |
| 2.3 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理论框架 |
| 2.3.1 风险评估 |
| 2.3.2 风险管理 |
| 2.3.3 风险交流 |
| 2.4 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的意义 |
| 2.4.1 为制定水产品质量安全政策提供科学建议 |
| 2.4.2 为建立水产品质量安全预警体系提供支持 |
| 2.4.3 为解决水产品国际贸易争端提供依据 |
| 2.4.4 为提高国民水产品质量安全意识提供平台 |
| 2.4.5 为国际技术合作交流提供机会 |
| 3 国际组织风险分析框架研究 |
| 3.1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
| 3.1.1 FAO有关生物风险分析 |
| 3.1.2 FAO有害生物风险分析的特点分析 |
| 3.2 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
| 3.2.1 CAC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
| 3.2.2 CAC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特点分析 |
| 3.3 WTO/SPS |
| 3.3.1 WTO/SPS进口风险分析框架 |
| 3.3.2 WTO/SPS进口风险分析的特点分析 |
| 3.4 风险评估框架比较 |
| 3.5 小结 |
| 4 发达国家水产品风险分析体系运行情况 |
| 4.1 美国 |
| 4.1.1 机构情况 |
| 4.1.2 运行机制 |
| 4.1.3 制度建设 |
| 4.2 欧盟 |
| 4.2.1 机构情况 |
| 4.2.2 运行机制 |
| 4.2.3 制度建设 |
| 4.3 日本 |
| 4.3.1 机构情况 |
| 4.3.2 运行机制 |
| 4.3.3 制度建设 |
| 4.4 加拿大 |
| 4.4.1 机构情况 |
| 4.4.2 运行机制 |
| 4.4.3 制度建设 |
| 4.5 各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比较和分析 |
| 4.5.1 机构设置方面 |
| 4.5.2 运行机制方面 |
| 4.5.3 制度经验方面 |
| 5 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运行情况 |
| 5.1 体系建设现状分析 |
| 5.1.1 法律制度建设情况 |
| 5.1.2 组织及机构设置情况 |
| 5.1.3 运行机制方面 |
| 5.2 风险评估工作进展及趋势分析 |
| 5.2.1 应用现状 |
| 5.2.2 问题分析 |
| 5.2.3 发展趋势分析 |
| 5.3 风险管理工作进展及趋势分析 |
| 5.3.1 应用现状 |
| 5.3.2 问题分析 |
| 5.3.3 发展趋势分析 |
| 5.4 风险交流工作进展及趋势分析 |
| 5.4.1 应用现状 |
| 5.4.2 问题分析 |
| 5.4.3 发展趋势分析 |
| 5.5 风险评估、风险管理、风险交流的交互作用 |
| 5.5.1 风险评估与风险交流的交互作用 |
| 5.5.2 风险管理与风险交流的交互作用 |
| 5.5.3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的交互作用 |
| 5.5.4 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的三者联动 |
| 6 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运行优化建议 |
| 6.1 风险分析法律制度建设 |
| 6.2 风险分析组织机构建设 |
| 6.2.1 风险评估机构 |
| 6.2.2 风险管理机构 |
| 6.2.3 风险交流机构 |
| 6.3 风险分析运行机制 |
| 6.3.1 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的启动阶段 |
| 6.3.2 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过程 |
| 6.3.3 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过程 |
| 6.3.4 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交流过程 |
| 6.4 小结 |
| 7 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效果评价实证研究 |
| 7.1 山东半岛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状况 |
| 7.2 构建基于山东半岛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效果评价体系 |
| 7.2.1 风险管理效果评价方法的确定 |
| 7.2.2 风险管理效果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 7.2.3 风险管理效果评价模型的构建 |
| 7.3 山东半岛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效果评价结论 |
| 8 结语 |
| 8.1 研究结论 |
| 8.2 创新之处 |
| 8.3 不足之处 |
| 8.4 下一步工作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缩略词表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概念界定及其对战后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二、论文框架与研究意义 |
| 三、论文的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现状综述 |
| 第一章 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回顾 |
| 第一节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一、联邦保障局的成立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 二、战后美国的生物战计划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的形成 |
| 第二节 冷战结束前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一、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成立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调整 |
| 二、海外援助行动与美国海外国家利益的实现 |
| 第二章 克林顿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第一节 克林顿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特点 |
| 二、麻疹的爆发与《儿童免疫计划》对美国公共卫生安全政策的影响 |
| 三、口蹄疫、疯牛病的爆发与《2001年动物疫病风险评估、预防和控制法》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 |
| 第二节 克林顿政府面临的生物恐怖主义挑战 |
| 二、《公共卫生威胁与紧急状态法》与应对生物恐怖主义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准备 |
| 第三章 乔治·W·布什政府时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第一节 西尼罗河病毒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变化 |
| 二、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公告—美国政府最初的应对政策 |
| 三、《灭蚊健康安全法》与CDC防范生物恐怖主义作用的加强 |
| 四、《2002年公共卫生安全和恐怖主义防范、应对法》的出台与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新转向 |
| 一、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及其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
| 二、战胜春天的恐惧——布什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四、SARS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 五、SARS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治化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 第三节 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美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转变 |
| 一、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
| 二、《联邦大流感战略》与美国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三、州、地方政府应对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政策 |
| 四、H5N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恐怖主义化与国际合作 |
| 第四节 天花与布什政府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策的剧变 |
| 一、天花与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关系 |
| 二、美国政府对天花的监测与《21世纪生物防御战略》的出台 |
| 三、《天花应急人员保护法》与天花疫苗接种计划的实施 |
| 四、“黑暗的冬天”——由虚拟到现实的反生物恐怖主义演习 |
| 结语 |
| 一、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的法律依据 |
| 二、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种类 |
| 三、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政策的实践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9）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 课题研究背景 |
| （一） 生物技术研究两用性难题 |
| （二） 生命科学研究谬用的潜在风险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
| （三）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是国际生物安全界讨论的热点 |
| 二、 目的与意义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内容 |
| 五、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技术路线图 |
| 六、 创新点 |
| 七、 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
| 第一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界定及演化 |
| 一、 本研究相关定义 |
| 二、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界定 |
| （一） 有争议性研究（contentious research） |
| （二） 值得关注的试验（experiments of concern） |
| （三） 两用性研究（dual use research） |
| 三、 两用性研究定义说明和挑战 |
| （一） 说明 |
| （二） 挑战 |
| 四、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类型 |
| （一） Zilinskas类型 |
| （二） Fink类型 |
| （三） NSABB类型 |
| 五、 分析与结论 |
| （一） 两用性研究定义及类型演变 |
| （二） 美国政府政策接受NSABB建议 |
| （三） 结论 |
| 第二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态势及其影响 |
| 一、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文献评估 |
| （一） 两用性研究评估文献分析 |
| （二） 结果 |
| （三） 分析与结论 |
| 二、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的公共卫生影响 |
| 三、 经典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分析 |
| （一） 鼠痘病毒转基因意外研究 |
| （二） 脊髓灰质炎病毒化学合成 |
| （三） 西班牙流感病毒基因测序和重构研究 |
| （四） 痘病毒免疫逃逸研究 |
| （五） 气溶胶给药研究 |
| （六） 抗生素耐药性研究 |
| （七） 微生物重构和再合成 |
| （八） 其他 |
| 四、 两用性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
| （一） 合成生物学研究领域 |
| （二） 1918 年大流行性流感病毒研究领域 |
| 第三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国际趋向 |
| 一、 两用性研究治理概述 |
| （一） 两用性研究治理类型 |
| （二） 两用性研究监管趋势 |
| 二、 两用性研究监管对策 |
| （一） 国际生物军控条约 |
| （二） 国家法律法规 |
| （三） 美国治理措施 |
| （四） 出口管制法规 |
| （五） 欧盟生物安全治理 |
| （六） 资助机构、出版编辑政策 |
| （七） 软法和非正式措施 |
| 三、 分析与结论 |
| 第四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及监管案例剖析 |
| 一、 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病毒基因改造研究 |
| （一） 自然界中的禽流感H5N1 病毒 |
| （二） 引发争议的高致病性禽流感H5N1 病毒研究 |
| 二、 两用性研究结果 |
| （一） 潜在的益处 |
| （二） 潜在的害处 |
| （三） 平衡可能的益处和害处 |
| 三、 不同利益相关者立场和反应 |
| （一） NSABB |
| （二） WHO |
| （三） 美国政府 |
| （四）学术出版商 |
| （五） 科学团体 |
| 四、 两用性研究影响 |
| （一） 美国 |
| （二） 荷兰 |
| （三） 澳大利亚 |
| 五、 分析与结论 |
| （一） 两用性研究监管 |
| （二） 两用性研究发表 |
| （三） 两用性研究资助 |
| （四） 结论 |
| 第五部分 我国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及监管态势 |
| 一、 方法 |
| 二、 结果与分析 |
| （一） 文献量统计分析 |
| （二） 作者分布及合着情况 |
| （三） 研究机构分布 |
| （四） 研究主要出版物分布 |
| （五） 研究热点 |
| 三、 结论和启示 |
| （一） 研究发展态势 |
| （二） 监管态势 |
| 第六部分 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发展对策建议 |
| 一、 两用性研究是所有国家以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
| 二、 建立研究周期全过程监管的理念 |
| 三、 建立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机制或政策 |
| 四、 国家层面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措施各不相同 |
| 五、 加强各部门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交流 |
| 六、 两用性研究的风险监管须考虑伦理问题 |
| 七、 两用性研究问题以生命科学团体的自我管理为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件1 54种值得关注的研究 |
| 附件2 美国国家生物安全顾问委员会简介 |
| 附件3 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监管政策 |
| 附件4 美国政府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机构监管政策 |
| 附件5 美国DHHS制定有关HAPIH5N1 病毒研究资助决策指导框架 |
| 文献综述 |
| 参考文献 |
| 发表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10）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研究综述 |
| 第一节 现有研究的一般性分析 |
| 一、国外的相关研究 |
| 二、国内的相关研究 |
| 第二节 现有研究路径和范式 |
| 一、经济学路径的技术-理性范式 |
| 二、心理学路径和心理测量范式 |
| 三、社会学路径和社会放大模式 |
| 四、公共管理学路径及其相关范式 |
|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研究假设、研究内容和基本思路 |
| 二、核心概念 |
| 三、研究视角 |
| 四、研究方法和路径 |
| 第二章 文化视域下的公共危机演化 |
| 第一节 文化与公共危机 |
| 一、文化的词源解释 |
| 二、文化的概念阐释 |
| 三、文化与公共危机的相互关系 |
| 第二节 前现代社会公共危机的演化 |
| 一、从自然灾害的演化到极端气候事件 |
| 二、古代饥荒与现代饥荒 |
| 三、疾病的流行和传播 |
| 四、战争等集体暴力 |
| 第三节 近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 |
| 一、现代文化孕育时期的公共危机 |
| 二、工业革命前及早期的公共危机 |
| 三、二十世纪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一、前奏 |
| 二、风险社会的提出 |
| 三、人口压力、地球承载力与人类的发展境遇 |
| 第二节 风险社会理论评述 |
| 一、风险社会理论内涵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价值 |
| 三、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缺陷 |
| 第三节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的形成机制 |
| 一、风险 |
| 二、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机制:贝克的逻辑和阐释 |
| 三、从(不)确定性到风险 |
| 四、从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 |
| 五、从现代性风险到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 |
| 第四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现代性公共危机 |
| 二、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结构性暴力 |
| 三、结构性暴力:内涵和特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现代文化的分析 |
| 一、对现代文化的界定 |
| 二、现代文化的演化和结构 |
| 三、现代文化的分析框架 |
| 第二节 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现代文化 |
| 一、人类中心主义:新的世界观 |
| 二、观念的再审视 |
| 三、作为一种自治机制的现代文化 |
| 四、现代文化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社会化大生产 |
| 一、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文化的组织方式 |
| 二、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的构成 |
| 三、社会化大生产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作为社会实在体系的现代文化 |
| 第一节 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一、制度性事实的构成: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结构 |
| 二、社会制度和等级结构的形成:制度性事实的叠加 |
| 三、从社会实在到现代文化 |
| 第二节 现代文化的本体论分析 |
| 一、一切制度性事实都包含权力 |
| 二、制度性权力 |
| 三、现代文化的本体论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文化:基于制度性事实的进一步分析 |
| 一、制度 |
| 二、人为确定性及其风险:边界和身份 |
| 三、人为不确定性 |
| 四、构成性规则的滥用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经济社会与公共危机 |
|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的纵向结构 |
| 二、经济体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
| 三、市场经济再审视 |
| 四、市场经济与公共危机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与公共危机 |
| 一、资本主义的形态与概念 |
| 二、对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分析 |
| 三、跨国公司与现代性公共危机 |
| 第三节 经济全球化与公共危机 |
| 一、经济全球化 |
| 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公共危机 |
| 三、对自由市场机制的批判 |
| 四、自由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节 技术与公共危机 |
| 一、技术的分类及相关公共危机 |
| 二、技术的本质 |
| 三、现代技术:公共危机的始作俑者还是拯救之道?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作为现代文化管理方式的治理 |
| 第一节 作为政治主权运转的治理 |
| 一、16世纪政治含义治理的出现 |
| 二、16-18世纪治理的发展 |
| 三、国家治理机制的三个发展模式 |
| 第二节 公民社会自治 |
| 一、公民社会自治的起始 |
| 二、市民的出现和权利性自由 |
| 三、市民社会的出现 |
| 四、市民社会自治 |
| 第三节 治理的演进与公共危机 |
| 一、治理的演进机制 |
| 二、依国家理性治理蕴涵的暴力因子 |
| 三、节制性治理与公共危机 |
| 四、新自由主义治理与公共危机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第一节 现代性风险和公共危机:现代文化初期的应对 |
| 一、西方早期传统社会救助制度与措施 |
| 二、工业革命之前的一些保护机制 |
| 三、工业革命初期的保护性制度 |
| 四、商业保险制度 |
| 第二节 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
| 一、一般安全机制 |
| 二、社会保障制度 |
| 三、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
| 四、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基本结论和未来展望 |
| 一、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公共危机:基于现代文化的分析和阐释 |
| 二、作为复杂系统的人类世界:新观点的提出和阐释 |
| 三、观念的转变:建构全球安全共同体 |
| 附录:20世纪的公共危机 |
| 参考书目 |
| 致谢 |
四、日本科学家查明疯牛病病原体有毒部分结构（论文参考文献）
- [1]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2]糖基化修饰调控人朊蛋白错误折叠机制研究[D]. 易传伟. 武汉大学, 2017(01)
- [3]《SPS协定》下自由贸易与食品安全协调的法律问题研究[D]. 江虹. 湖南师范大学, 2017(01)
- [4]生物安全4级实验室建设关键问题及发展策略研究[D]. 章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6(11)
- [5]国际贸易中的转基因食品标识问题研究 ——以美欧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为切入点[D]. 刘婷.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6]动物疫情公共危机政府防控能力建设研究[D]. 王薇. 湖南农业大学, 2015(08)
- [7]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体系现状与问题研究[D]. 米娜莎. 中国海洋大学, 2015(07)
- [8]美国国家安全视野中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策研究（1992-2008）[D]. 赵丽梅. 东北师范大学, 2015(02)
- [9]生命科学两用性研究风险监管政策分析与启示[D]. 董时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2014(01)
- [10]论全球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公共危机治理 ——一种文化视域的阐释[D]. 王丽. 南京大学, 2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