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灵芝增产的四项改革措施（论文文献综述）
王彩霞[1]（2021）在《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如何在国际发展合作中实现不同需求层次的内外协调?本研究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在当前时代条件下,这项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就发展战略而言,成为现代化强国是中国预计于2050年实现的目标。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增强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国实现该目标的信心,然而,中国当前发展仍面临多重挑战。有鉴于此,明确现代化的引领性地位是中国今后坚定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基础与方向,这也为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理论研究提供框架与目标。为此,本文化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搭建国家需求层次分析框架,分析中国自建国以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历程,探讨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面临的挑战与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可行性路径。在分析框架创建方面,本文以人为标准,衡量国家建构,分别结合历史、时代与文化三种情境,推演出国家具备权力、利益与道德三类人格。由这一多元人格属性可见,国家是包含主权象征、利益集成与人本关切的复合体。因此,国家行为受多重因素制约,具有一定可观察性,可外化国家基本需求。考虑到,人的需求与国家需求具有通约性,故此,可借助人的需求类比国家需求,这构成跨学科应用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前提。据此,国家需求分为主权需求、发展需求、国际责任需求、国际地位需求与现代化需求,不同需求层次的内涵因时因事因国别因形势而异。在需求正向转化上,后一需求以前一需求的实现为前提;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出现由较高层次需求向较低层次需求的逆转。在国际社会化情境中,国家对自身需求的调节以及国家间需求的调和,同属国家间互动与需求协调的研究议题,这构成本文的基本架构与主要内容。具体至案例选择,本文以中国自建国至今的国际发展合作进程与转型为研究重点。改革开放是分析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演化的时间分界线,受时代认知、路径抉择与规范扩散影响,自改革开放后,国家优先需求发生调整,由主权需求优先调整为发展需求优先。当前,在中美大国竞争升级、新冠疫情全球爆发、发展格局亟需重塑等背景下,中国进入不同层次需求均需兼顾的新时期。由此,中国国际发展合作亟待转型。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多重压力。新冠疫情引发全球公共危机,百年变局变数增多,全球化逆潮与民粹主义叠加。受此冲击,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难度加大。面对这一外部环境变化,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处境相同,既遭受外界对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质疑,也承受来自国际竞争的压力。除环境不确定性、身份被质疑以及竞争多元化的外部挑战外,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外界过度关注特定经济发展指标,这会干扰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理性认识;历史已存的发展失衡程度与时剧增,这不仅阻碍国家发展模式调整,也会制约国际发展合作水平提升;国内与海外利益人为划界,这会固化国家对长远利益的统筹布局。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其次,国家自身需求认知失调。受主客观因素所限,国内与国际需求的分化大于整合;受国内外舆论影响,国际责任与国际地位需求所获关注不均;因目标宽泛,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关联不足。再次,国际社会对国家需求的认可不足。外界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对多边发展倡议存疑;制度性话语不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外交在由双边互动向多边参与拓展的进程中,缺乏社会基础。最后,国家多元需求实现存在制度建设欠缺,长期延续的优惠型国际发展合作原则、实践与主流国际发展话语体系存在张力,尚无应对全策;在管理上,专业机构尚待加强能力建设;多边合作的路径选择受到既有经验的制约。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的稳慎转型,本文提出四个方面的具体应对举措。其一,为明确发展需求,基于科学了解的实际,创新发展质量评估;基于可持续发展目标,提高不同区域人力资源积累;基于海内外利益关联性,增拓中国利益;基于对内生性需求的关注,培养随时而动的定力。其二,为整合需求层次,将国际责任需求及时适度纳入可持续发展范畴;将维护主权完整与坚定发展需求作为追求大国地位的前提;将国民理性培育与大国崛起难度,用于协调内外对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认知。其三,为提升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以切实的合作成效,破除外界疑虑;以运用话语扩散规律为前提,提升多边参与话语效能;以实际互动,消除各方假想,通过国际组织积累正向互动资源;以应对气候变化与疫情为契机,开展国际公共外交。其四,为完善国家需求实现机制,结合自身实际,针对性采纳国际发展规范;结合已有条件,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全面评估;结合能力与时机,推进三方合作制度化;结合内外机制现状,提高国际竞争抗风险能力。综上,这些路径有助于中国通过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向现代化目标稳健迈进。
黄润青[2]（2020）在《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学术界更侧重于集体化时期的乡村被“国家化”的一面,直到1980年代的农村改革之后,相关研究虽再次确立乡村的主体地位,但是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和发展策略却被或多或少有所忽略。当以乡村为研究视角时,可以发现国家对乡村的主导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主体意识,也抹杀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相反,国家权力的下沉,造就了乡村社会强势的公共权力。山东朱村的半个世纪发展历程和社会变迁表明,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生存规则、价值取向,及其对国家权力的集体应对方式。国家与乡村的“二元对立”的解释模式,一定程度上矮化了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和主体意识。1949年以来,朱村的核心问题是人口增长和人地失衡,朱村要面临其带来的资源短缺、家庭贫困、人际关系紧张等一系列问题。1960年代朱村的出生率高于全省平均值,人口暴增,加之水利工程占地,使得朱村的人地冲突问题更为严重。人口的增长与家庭的核心化致使家庭的劳动力比重减少,从而使家庭个体的经济收入和抗风险能力降低。公共资源的紧缺与家庭负担的增大,使朱村村民更加依赖于通过国家建构的集体权力。集体对资产、农产品的支配权,成为乡村公共权力的支点和集体行动的基础。一方面,乡村的组织化、单位化,缩小了村民生活、生产的距离,从而给乡村社会留下了自我管理的空间;另一方面,人地关系的失衡、资源的短缺,也迫使朱村不断地在国家经济体制框架内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借以维系生存和寻求发展。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是依靠国家在乡村建立的党政组织基础上实现的。干部是乡村公共权威的直接代表,同时又区别于国家代理人、乡村保护者。干部个人的家庭背景、出身、经历等因素,成为其行为选择的重要原因。朱村在抗战时期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权,1949年之后的干部群体基本是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干部群体的延续。朱村作为人口众多的主姓村庄,更能体现出国家权力运作和内生的社会关系网络交叠、博弈的复杂性。在乡村与国家博弈和双向渗透的过程中,乡村社会内生的家族、血缘关系对乡村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朱村新任干部的血缘关系网络愈加清晰。乡村社会存在多层次、多维度的利益主体,村民以“己”为出发点构建利益共同体和“私人的道德”。“公”与“私”的界限是集体管理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国家主导下的制度建设、内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个体的理性行为选择共同维系着乡村社会秩序。朱村人口众多,其秩序的维系依赖于制度和规则,这既是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的体现,也符合乡村社会生存逻辑。而且,在绝大多数村民不具备向村外发展的能力时,村民维护其自身利益的同时必然会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相比于国家的权力制约,乡村社会内部的制约往往更具常规和有效。集体化时期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并不是导致生产效率的低下的全部因素,以工分制为基础的分配制度也不能囊括乡村贫困的原因。集体化时期普遍贫穷的状态使乡村社会依靠生存伦理和互惠原则,并将分配制度推向“平均主义”方向。但是,所谓的“平均主义”是以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作为“道义经济”契约的担保。集体化制度的问题并不在于集体经营效率的低下,而在于人口与制度的悖论使乡村无法突破人地冲突的困局,从而导致“过密化”生产愈发严重。作为生产单位的乡村,是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内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人多地少的困境,朱村的首要目标是生存,其次是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并不能完整覆盖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乡村社会利用其受限的自主权和可掌控的“边缘地带”,围绕着“生存”和“发展”不断努力,其中既包括以“反行为”方式呈现的生产劳动和生活需求,也包括朱村在农业生产规划、劳动力分配、农业机械化发展和集体权利的维护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经济理性和自主意识。为解决生产“内卷化”的问题,朱村规划集体副业、林业的生产,鼓励村民从事建筑、运输等工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朱村种植业集体经营的单位面积产出不低于自留地。“集体”并不仅仅是国家权力下延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同时是作为乡村社会利益的角色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为土地资源的紧缺,朱村的劳动力逐渐走向市场。与此同时,朱村利用集体化时期的公共积累发展村办企业,农民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公共权力削减,村民的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拉大,集体行为的逻辑也慢慢失去其根基。转型期内乡村社会的地方性规则和市场化的发展使乡村管理者具备了利益交换的可能。村民选择向外发展,从而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上主动退让。乡村社会中既涵盖个人逻辑、集体逻辑和国家逻辑之间的冲突和博弈,也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和渗透。乡村社会的发展策略,并不限于农民的“反行为”。朱村的历史变迁表明,无论是集体化时期还是改革时期,国家权力不能替代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赵娜娜[3]（2019）在《“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公共食堂是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伴生物和重要构成内容,是一种曾经轰轰烈烈地改变中国农民传统生活方式的“新生事物”。它从1958年夏的迅速兴起到1961年初的悄然解散,走过了近四载的曲折历程。本文以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典型区域之一——河南省新乡专区武陟县作为特定的考察区域,梳理出河南省武陟县“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建立、巩固、发展和消亡的过程,考察19581961年间武陟县公共食堂兴起的背景、政策调整、强行恢复、艰难维持以及最终解散的过程,力求对三年困难时期武陟县公共食堂做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河南省是开展公共食堂最早的省份,武陟县又是河南省兴办公共食堂最早的县之一。本文根据武陟县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当时保存下来的会议记录、调查报告、工作汇报、运动总结等资料,概述了该县县委主导的农村公共食堂兴衰的大致过程。通过这些档案中的大量细节,可以揭示县委、公社干部和大、小队干部、普通社员对公共食堂各自不同的立场以及彼此的互动,探讨各阶层的态度对农村公共食堂兴起、调整、解散所起的作用。这些档案资料,证明了中央、省委、地委宏观政策在地方贯彻的权威性和延续性,以及公共食堂在基层实践具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农村公共食堂是一件新生事物,要改变全县群众几千年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饮食习惯,取消私有小灶,集中到大食堂集体就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触及社员生活的方方面面。1958年7月,中共武陟县委在新乡地委的要求下开始筹备公共食堂,县委要求各乡镇上报创办大食堂（农忙食堂）的经验。接着,中共武陟县委树立詹店公社、城关公社两个典型,推广经验。8月23日,随着人民公社的成立,公共食堂在全县普及。11月初,县委采取一些措施对全县公共食堂进行了巩固提高。随着公共食堂的成立,全县也普及了供给制和集体福利事业。1959年初,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的弊病不断暴露出来。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了初步整顿,如实行“计划用粮、以人定量”;“允许社员在家吃饭”、自愿参加食堂;缩小食堂规模等。因为家庭副业是公共食堂的逻辑延伸,在初步整顿食堂的同时,县委还要求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等措施来增加社员口粮。这些措施,使食堂初期的混乱局面有所改善。但是,公共食堂的整顿工作,因为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庐山会议后,武陟县再次出现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公共食堂的强行恢复,“五风”盛行,加上反瞒产运动,给农村造成了很大破坏。1960年初,武陟县委对公共食堂进行再整顿。但这些措施不足以改善公共食堂的困难局面,全县普遍出现了浮肿病、人口外流、中毒事件、非正常死亡等严重的困难。县委不得不推行粮食增量法、代食品运动等措施维持公共食堂的运行。1961年初,中共武陟县委根据上级精神,在农村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了公共食堂中存在的诸多弊端,摸清了基层民众对公共食堂的真实态度,明白了停办食堂的好处,找到了食堂停伙的善后办法,在此基础上解散了全县的公共食堂。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是在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有领导、有步骤地分批分期散伙的,并且在食堂解散前和解散过程中甚至解散后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并非“一哄而散”。武陟县大办农村公共食堂浪费了大量粮食,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剥夺了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恶化了干群关系,而且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公共食堂是“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产物,它给武陟县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认真总结这一经验教训,对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小琴[4]（2020）在《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文中提出三峡民间艺术包含三峡民间美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艺术形态。它是三峡地域民众的共同心理基础,也是三峡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民间艺术品类丰富,包括2个主类,10个亚类和26个小类。三峡世居民众质直敦厚、忠义尚武的民系性格形成了三峡民间艺术阳刚磊落的艺术特征和豁达浪漫的精神特质。三峡民间艺术因三峡地理生态与文化生态交汇而产生,也因两大生态系统的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同时,它也因各时期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需要,尤其是随着物质技术更新、经济贸易往来、生产方式变革、宗族结构变化、社会观念更替、风俗信仰改易等因素的促动而出现系统内部的新旧交替或品类消长。对三峡民间艺术产生影响力的文化生态因素首先是民间风俗,其次是三峡地域文化,再次是宗族结构、意识形态、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地理环境等。民间风俗是三峡民间艺术产生、发展的源动力,它对其艺术形态的衍生及传承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简言之,文化生态是关键,它既保证三峡民间艺术的持盈守成,也促进其自律变革。近百年来,三峡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科技化发展为三峡民间艺术发展带来机遇,但也因生产生活方式、结构、空间的剧烈变革而带来传承人、品类和民艺精神的疾速流失。近年频繁的“非遗”申报及传统民艺的产业复兴,给濒临绝境的三峡民间艺术带来一些生机,却无法阻挡其衰颓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将民间艺术发展简化为对艺术本体的传承而忽略其与文化生态的整体关联性。因此,要想传衍这一母型艺术,令其发挥民间艺术造物化人的多元功能,须立足当代实行“生态原境”传承,即“民间风俗-传承主体-文化空间-民间艺术”四位一体的保护与传承。对三峡民间艺术的研究的案例显示,“生态原境”传承模式是当前民间艺术发展的理性道路。在此模式下,民间风俗和地域文化土壤得以培育,民间艺术重获创新发展的精神原动力;民间艺术传承主体（非遗传承人和普通民众）的培育双脉并进,民间艺术重获生产与消费的良性结构,获得主体精神的润泽与观照;民间艺术在城市和乡村新图景中扎根,其形态和功能将被激活,获得物质、媒介与技术的支持。最终使民间艺术内在与民间风俗、传承主体、文化空间及其自身构成的良性文化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
熊道虹[5]（2019）在《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世纪我国以“明晰产权、减轻税负”为主要内容的集体林权改革已基本完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时代对我国集体林区林业赋予了新使命,它不仅要继续发挥生态保障功能,还要为改善民生和增加集体林区农民收入做出新贡献。为应对新时代新要求,发展“林下经济”成为当今集体林区现代林业发展新的突破点。江西省集体林权改革成效监测项目组连续九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集体林改后江西林下经济产值快速提升,成为带动集体林区农户增收和就业的新产业。研究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问题和发展模式,有助于为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运用产权理论、不对称信息理论、外部性理论、林业可持续经营理论等方法,阐释了集体林区林下经济相关概念的定义、内涵、特征和类型。在对集体林区林改背景下江西林下经济发展的基本情况总结基础上,对林下经济的发展方式、发展组织模式等案例解析,总结研究江西林下经济发展的经验、成效和主要问题,从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政府行为等相关方面分析影响江西林下经济发展制约因素,提出适合江西林下经济发展的财政、金融、土地、组织化、科技、环保、市场等对策建议。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虽然江西林下经济发展的速度较快,但是整体发展效率较低,必须构建具有当地特色的“生产—组织”组合模式;（2）江西林下经济发展受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政府行为等相关因素制约,所以不同地区的林下经济发展模式、效率不同;（3）针对江西林下经济发展制约因素,需要从财政、金融、土地、组织化、科技等多个方面实施扶持对策。
赵悦[6]（2019）在《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文中提出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三量齐增”、农产品供求结构失衡、生态环境恶化、农民增收乏力等问题。为了缓解粮食生产出现的问题,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迫切需要新一轮农业结构的调整。吉林省作为我国的粮食大省,玉米核心产区,一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基地。然而,随着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实施,玉米价格高位运行,吉林省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呈刚性增长,大豆、杂粮等其它作物播种面积日益削减,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单一种植结构。这种结构带来的效应却是一方面玉米的高库存积压,下游加工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利益受损;另一方面大豆、水稻、玉米等农产品大量进口,形成了国内库存积压与国外进口并存的逆向市场困境。而造成这种结构困境的根本原因是忽视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调控农业生产的结果。因此,只有运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经济的思维,对管理农业的体制、机制和手段进行改革,才能实现种植业供给结构的优化。本文以我国农业发展阶段特征的变化以及农业供给侧结构的现状与问题为背景分析,得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厘清了我国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涵与基本内容,得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以往种植业结构调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入到结构变化的制度变革,其要义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结构的加减法,而是要通过改革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来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过程中,改革是手段,结构优化是目标。之所以提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用改革的思路来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吉林省作为我国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矛盾表现的更为突出、更加尖锐。梳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吉林省种植业结构演变历程发现,经过40年的发展,吉林省种植业粮、经、饲三元结构中以粮食作物内部结构变化为主,逐渐从20世纪80年代的玉米、大豆为主、水稻、高粱多元发展的作物结构,最终形成了以玉米为主体的“一粮独大”格局。然而,这种结构是否合理?本文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方面对其进行综合性评价。结果显示:虽然这种结构在宏观种植业投入产出上、在微观农民收入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却拉大了作物间的比较收益,不利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虽然吉林省在粮食商品率上为国家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过高的粮食进口依存度表明当前结构未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求,同时这种结构释放出的生态负效应令人堪忧。由此,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势在必行。但是,结构调整却面临着贸易格局复杂、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的市场困境,农业用水资源紧缺、耕地质量与数量下降的生态困境以及农产品育种技术发展缓慢、农业技术推广供需不匹配的技术困境,从不同维度不同层面制约着结构的优化,以往调整的思路俨然无法破解,唯有用改革的手段才能推动结构的优化。2004年以来,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使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然而,惠农政策在实施方式上,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由此导致了市场的失灵和农业资源配置的扭曲。之所以要用改革的方式实现种植业供给侧结构的优化,就是因为不合理的农业管理体制是造成结构失调的首要原因。基于此,从资源配置方式、价格形成机制、粮食市场结构以及农村组织制度四个维度构建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转变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形成的计划经济思维,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建立市场价格机制,使粮食价格由市场决定。而粮食价格信息在粮食生产、收购、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中通过流通市场进行传递,以指导农民的种植行为。但是,当前国有粮食收储企业“一支独大”的局面,扭曲了粮食收储市场。提出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发挥国有粮食收储企业的政策性收储功能,与其它收储主体在收购市场中具有平等的经营地位,从而推动收储主体的多元化和社会化,实现粮食收储市场的顺畅。运行顺畅的粮食收储市场需要健全的农村组织制度作保障。我国目前的农村组织尚处于一种涣散状态,有序地将亿万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嵌入市场经济方面却效率甚微,并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条软肋。以整合当前农村经济组织为路径,实现农村基层经济组织制度的创新。使市场的“无形之手”来指挥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而推动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基于上述制度改革框架,确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农民种粮合理收入、产业协调发展以及生态可持续为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之所以提出这四个方面的价值取向,原因如下:首先,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我国粮食供给压力仍然存在,人地关系趋紧的矛盾仍然存在,粮食主产区生产功能在日益下降。吉林省作为粮食生产的核心产区,其结构调整必须坚持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动摇,必须保证种粮农民和粮食产区两个积极性,以巩固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其次,合理的种粮收入是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持续的支撑条件。吉林省以玉米为主体的种植结构决定了合理种粮收入的主要指向是围绕玉米种植获取收入。而玉米支持政策的不稳定性造成了农民种植玉米收入的起伏与玉米种植积极性的不稳定,呼吁将玉米纳入主粮范围,与稻谷和小麦具有同等地位,使玉米具有一个主粮生产应有的利润空间,进而实现玉米种植的合理收入。作物间收益水平相当,从而实现相互替代的效应,促进种植业结构的优化。再次,玉米作为产业链条最长的作物,其饲用和加工用途与下游的加工业与畜牧业紧密衔接。因此玉米三元作物的属性决定了种植业结构调整以产业协调发展为价值取向。最后,种植业结构调整应尊重自然规律与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布局。去除赤色产能、恢复玉米大豆轮作制度、种地养地有机结合以及科学施用化肥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遵从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对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方向进行选择。吉林省种植业结构不论怎样调整,保证粮食作物为主体的结构不可改变,保证玉米核心产区优势不可改变。现阶段粮食作物比例偏高是由于粮食作物内部玉米结构不合理造成的。玉米粮经饲三元作物结构属性,片面强调了玉米粮食作物品种的一元结构,忽视了玉米作为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品种的结构。所以降低粮食作物用途的籽粒玉米比例,提高饲料作物青贮玉米比例,是粮食作物的调整方向,也表明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在于粮食作物与饲料作物之间的调整。因此,建立玉米三元作物结构,呼吁核心产区推动“粮改饲”,以“种养”结合的微观农户经营结构为行动支点,从而促进粮食作物向饲料作物调整。大豆则在进行合理区划布局基础上,建立非转基因大豆保护区,保护传统大豆纯度,不受转基因大豆的侵犯。在中部地区适当进行转基因大豆种植,与玉米合理轮作,从而增加大豆的种植面积。水稻以扩大优质品种稻米的种植为调整方向,杂粮杂豆以建设优质杂粮基地为依托,发展精深加工。经济作物的调整方向以东中西区域划分,打造东部特产、中部蔬菜、西部多种作物的发展格局。饲料作物的调整以形成增加玉米核心产区与镰刀弯地区青贮玉米种植以及西部地区牧草种植,协调畜牧业发展的农牧格局。最终实现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由单一玉米种植向多元作物发展,由过分强调经济社会效益转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发展的种植业结构。
刘伟彦[7]（2019）在《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表明古今中外,财税一直是维持国家政权运行的支柱。1945-1949年,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赤字日益扩大,基层国税的征收日益困难,税收征管水平的下降标志着国家有效治理的缺失。本文以绍兴地区的国家税征管为核心命题,通过对组织与人事、稽征与管理、流失与防治等税收现象的观察,试图分析税收的权力分配、制度实践、征纳关系和税务工作效率,以探究国家的税收治理问题,揭示民国晚期基层税政失灵的多重原因。在内忧外患之下,国家税的基层组织和人事管理经历急剧变革。1945年12月,财政部在绍兴地区建立分局,恢复直货两税在基层的征收。随着两税收入的不断增加,税局表现出良好的征收业绩。特别是货物税局的征收成本逐年下降,其效益明显优于同期的直接税局。1948年8月,两税合并为国税稽征局,组织的员额配置和职员结构出现小幅度的优化。然而,面对经济危机的日益加深,机构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国税局不仅难以完成预算任务,而且因经费短缺还出现截留税款、摊派加征的问题。随着税务机关人事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荐举与考试成为两种主要的任用途径,并且铨叙部对录用职员的年资、学历进行严格审查。为保障职员利益,税务机关实行官职分离的调遣原则,且现职非因过失不得任意撤免。然而受官僚文化的影响,税务机关的人事管理也存在任人唯亲、更迭频繁等缺陷。货物税是绍兴地区最重要的国税收入,政府十分重视征管制度的改良。首先,为严密控制税源,税局对卷烟厂的机器、产销、闭歇实行严格登记,且对历年绍酒酿缸的数额也进行详细编查。其次,税收的征课技术也实现长足地进步。例如,财政部设计多种国税征解的方法,给予商人灵活选择的便利;历年旺季督征计划的演进,也极大地推动基层税务手续的规范,以及中央政令执行的效率。最后,完税照证种类逐渐由繁到简,统一化的趋势十分显着。通过分析上述三项内容,发现货物税征管制度的实践过程明显受到地方利益团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围绕锡箔税收入的分配,中央政府与地方法团产生长期地争夺;酒税是分期匀缴还是随销随税,这在征税机关与纳税商人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当处理照证遗失、注销等问题时,税局的行政管理更是受到来自上级机关和纳税人团体的监督。在政府不断强化征收之时,货物税出现欠税和逃税的问题。酒税拖欠的规模逐年扩大,分局追缴工作却是收效甚微;因武装军人和投机商人的走私,锡箔逃税之风始终未能被彻底遏制。为保障国家收入、维护正当商人经营,政府也采取多种措施防治税收流失,但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例如,统一稽征与查验工作以后,税务机构与交通部门、地方组织进行密切协作,但分局依旧存在把控不严、阻碍运输的弊病;对于违章行为的处罚,政府虽然提高了惩治力度,并完善司法介入程序,但“私酿私售”、“漏税”、“未税私运”、“印照重用”、“未报验”等违章行为依然屡禁不绝。税收流失与纳税人的不遵从密切相关,而绍兴地区商人的减税和免税运动更是此起彼伏。因税收负担沉重,酒商频繁以各种理由向政府请愿,要求减免税额。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政府虽然也免除部分商品的税收,但围绕土酒和茶叶的免征还是产生持久的对抗。所利得税和印花税是本地直接税的主要构成部分,但征管政策的落实遇到很大阻力。为减少征收手续的苛扰,政府对营利事业所利得税进行简化稽征的改革,但政策在税理与现实之间不断摇摆,这极大地损害税收的公平性。对于政府的简化稽征而言,纳税商人团体无疑是一把“双刃剑”。他一方面协助税局查核账册,另一方面也团结商人进行请愿和抗争。此外,印花税政策也出现因时适变和执行困难的现象。印花税票的销售包括税局自售、机关代售、商号领销三种方法。通过订立合同,绍兴中国银行以委托代理的形式销售印花税票,且每年的管理模式、权利义务均有发生改变。发货票是诸多贴花凭证的一种,商号规避开票很容易造成税收流失。然而受长期以来商业习惯的客观限制,政府不得不对商人消极避税的行为进行妥协。总的来说,民国晚期绍兴地区的国税征管存在许多问题,从中可以管窥国家税收治理的失灵。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基层税局很难发挥自主能动性,同时还要面对社会特权组织的渗透和冲击。一旦中央权威有所放松,组织便有失控的风险,基层税局的行政效率和征收信誉势必出现断崖式的下跌。不可否认,国家税征管制度的建设取得很大的成绩,但这种制度并不能快速而有效地解决基层征管存在的各种问题。因政策缺乏试错的条件,且中央决策目标与现实环境渐行渐远,上层制度设计与基层实践很容易出现脱节。税收负担不均和产业救济匮乏,更是加深纳税人对政府征管的不信任。随着违章治理的逐渐失效,纳税人遵从的政治压力愈加难以支撑。政府单纯以财政目的进行征税,明显忽视税收对社会经济的调节作用。基层税局的高效征管是建立在牺牲公平的基础之上,而政治环境的动乱与恶化使它很难长久持续下去。
左薇[8]（2019）在《民国中后期川北三台县盐工管理研究（1935-1949）》文中研究表明盐工管理是南京国民政府盐务行政管理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民国时期盐业生产多是依靠人力,盐工是盐业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份子。特别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沿海各盐场相继沦陷,大后方的军民食盐全依靠矿盐生产,而当时食盐生产又全是依靠人力,盐业工人就显得格外重要。四川省是井矿盐的重要产地之一,国民政府不得不对四川盐业工人进行严格管理,以保证食盐产量,解决大后方军民的食盐问题。三台县位于川北地区,该县自汉代建县起便有制盐业,民国时期盐业更为兴盛,形成了三台盐场。三台盐场作为川北产盐区域之一,为保证本场食盐正常生产,积极对本场的盐工进行管理。三台盐场对盐工的管理是通过各项规章制度,加上全场的管理机构及管理组织共同协力进行。其管理的主要内容是对盐工进行登记、办理盐工缓役、组织盐工干部训练、控制盐工的思想和行动、调解纠纷等,通过办理以上事项,基本上保证了对本场盐工的管控。三台盐场位于川北地区,土地远不及川西及川南地区富饶,盐工生活困苦不堪。为使盐工安心工作,以保证盐产,在政府的倡导下,三台盐场积极为本场盐工筹办了各项福利事业,通过办理盐工储蓄保险、医疗卫生事业、盐工教育及改善盐工生活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惠及了本场盐工的生活,但同时也给本场盐工增添了不少经济负担。三台盐场对本场盐工的管理,尽管存在着管理松懈、经费不足等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对维持本场盐业生产及维护本地区社会秩序稳定起了积极作用。
陈亮[9]（2019）在《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甘青民族走廊地跨甘肃、青海两省,这里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结合部,也是我国重要的多民族聚居、多宗教共存的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明清以来,在甘青民族走廊内生活着汉族、藏族、蒙古族、土族、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民族,本区域更成为汉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交汇之处。鉴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及民族多元格局,受到明清历任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明清政府通过对本区域实施有效控制与管理,使其从“边疆”渐成“腹地”,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持续不断的经济开发推动了甘青民族走廊内的人口、农牧业、工商业的发展,并对域内的社会结构、风俗习惯、文化教育等产生极大影响。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明初,国家从战略地位的高度对甘青民族走廊进行开发与建设,卫所体系的建立不仅为明朝奠定坚实的军事保障,也意味着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大批迁入的戍边将士既促进了人口增长,也有力推动了域内的经济开发。明末清初,甘青民族走廊内战事频仍,人口损耗极大,至康熙中后期,随着政局稳定及社会发展,人口迅猛增长,外来人口的涌入以及人口的自然增殖使甘青民族走廊内各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治之后,本区域爆发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战争,不仅造成大量人口伤亡,也严重阻滞了经济发展。农业开发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入明以来,出于军事战略的考量,明廷实施以屯田为基础的屯卫制度,向西不断拓展的农业开发不仅巩固了西部疆域,也开启了区域农业一体化的进程。有清一代,各族百姓在明代农业开发的基础上,展开更大规模的垦地运动。此时段内,土地开垦不再集中于平地与川地,山地、坡地皆试种杂植,土地开发程度再创历史新高。在汉族农耕文化的影响下,各少数民族逐渐弃牧业农,这不仅确立了农业经济在本区域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也改变了域内的民族格局。随着屯田的开发,小麦的分布区域日益扩大,最终在甘青民族走廊内形成小麦种植区与青稞种植带,而这条农业种植带往往也是汉族与藏族的分界线。清中后期,高产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生产技术的进步、水利设施的兴修,均促进农业不断发展,并为工商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本区域工商业也取得一定发展。首先,在丰富原材料的基础上,明清时期本区域传统手工业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而晚清之际,近代机器制造业的萌芽开始出现,域内呈现出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大机器生产并存的场景,尤其是近代工业的出现对地域社会产生深远影响。其次,明清时期本区域的商业逐渐从明代的链条式经贸模式由向清代的区域贸易圈转变。明朝政府主导的“茶马贸易”与“朝贡贸易”构成与内地交往的经济链,其在推动各民族经济交流的同时,也强化了彼此间的政治、文化交流。入清以来,随着农业化的纵深发展和商业通道的繁荣,甘青民族走廊逐渐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在民族贸易的推动下,不仅出现专业化的商品市场,也兴起多个颇具影响的民族贸易市镇,最终在清中期形成以甘青民族走廊为依托的区域贸易圈。持续性的经济开发使地域社会在多个层面产生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力量不断渗透,推动了本区域行政建置的发育进程,原本归属土司或寺院管理的土地及人口逐渐处于国家管辖之下。宗族作为基层社会重要的民间组织形态,其形成与地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并成为维护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此外,随着民族贸易的兴起,部分农业人口开始转移至工商领域,商人与手工业者阶层不断壮大。明代的屯田开发为甘青民族走廊植入新的社区,屯堡、铺舍、营等错落分布于民族交汇区域,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多民族共处的分布格局。随着区域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衣食内容更为多元,城乡生活日益丰富,而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奢侈之风逐步在各地蔓延。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也使明清时期的文化教育较前代多有建树,中央政府不仅设置大量官学、书院、社学,还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开办义学等,凸显出独具地域特色的民族性及多元性。本文选择甘青民族走廊这一具有内在关联性的人文地理区域为研究范围,以明清以来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而分析自然、人文及历史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作用,同时分析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存在的内在联系。这对于深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王娜[10]（2016）在《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生产行为研究与政策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对资源过度消耗导致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能源耗竭,人口剧增,水、大气、土壤生态环境污染严重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已有的粗放型、消耗型的农业生产模式亟需转变,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型的生态友好型农业则成为解决以上问题的重要途径。本论文以我国粮食主产区为主要研究区域,以农户为研究主体,以分析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和相关的政府补贴政策为重点,运用社会心理学、社会行为学、农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及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把握和微观调研,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粮食种植行为和相应的农业补贴政策评价,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构建我国农业补偿路径,从而激励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高产、高效、高质,保护我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最终促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思路为“研究背景—理论研究—实证分析—结论建议”。具体为:首先对研究基本理论和相关文献进行整理总结,形成本论文理论基础;其次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及相关问题进行评价分析,包括粮食产量、农业生产要素消耗、农户生产要素利用行为、生产要素转化效率、农民收入、农业产业结构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把握本论文的分析环境;然后提出生态友好型农业内涵及发展现状,从农户视角评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推广效果;接着分析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粮食种植行为及影响因素,并确定关键因素,为后续研究奠定实证基础;然后结合上述研究,评价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现状及效果;再次结合发达国家农业激励政策经验,构建我国促进“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生态友好型农业补偿路径;最后提炼结论并做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相对较高,农业生产要素消耗过量,利用效率较低。200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量逐年升高,已实现“十二连增”,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成为粮食产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自1993年以来粮食主产区主要农业生产要素（化肥、农药及农用薄膜）消耗量逐年增加,2012年粮食主产区农户农业生产要素认知度较低,且各粮食主产省份生产要素转化效率均较低,农业面源污染较为严重。（2）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相对较低,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动。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自1993年以来不断增长,但与城镇居民收入仍差距较大,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仍然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且区域差异不大,经济因素成为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由于种粮收益相对不高,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种植业总产值与养殖业总产值比值不断下降。（3）推广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是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基本途径。生态友好型农业是在监督和激励作用下,通过对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实施应用,能节能增效,降低农业污染,保护生态环境平衡的农业。目前国家已推广的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主要保护性耕作、施用有机肥、作物轮作、测土配方施肥、种植绿肥、秸秆还田、节水灌溉和农药污染控制技术。其中水土保持技术是我国政府目前重点推广实施的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4）粮食主产区农户采纳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比例较低,2015年农户认知水平有所改善,但仍然不高,农业生产要素效率也较低。即使农户对生态友好型生产技术认知水平和采纳意愿均较高,真正应用与实践的人数比例也较低。很多农户均不能恰当的施用农业生产要素。以山东省小麦生产为例,受访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仅为0.69,84.8%的受访农户小麦生产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状态。（5）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认知及采纳态度是影响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采纳决策的重要因素。农业生产技术认知和采纳态度对采纳决策影响最大,环保法律法规、风险类型、农业生产技术认知、采纳态度、土壤肥力、农业技术培训、农业保险、与其他农户交流情况、农业生产组织对农户采纳决策有显着正向影响,仅有农业资金可获得性对采纳决策有显着负影响,不同的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具体影响因素有较大差异。（6）政府政策和农业生产预期收入是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经调研显示,对国家政策的满意度（41.5%）和经济收益（48.2%）是粮食主产区农户采纳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影响因素。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对其种粮意愿有显着正向影响,农户种粮意愿的提高对其扩大种粮规模有显着正向影响,扩大种粮规模的主要原因为政府的政策激励作用。经过不同模型识别分析,政府政策和农业生产预期收入是影响粮食主产区农户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7）市场需求对农户进行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有拉动作用。如果与普通大米同等价格（假设3元/公斤）消费者还是更愿意买生态友好型大米,通过log-logit分析消费者对生态友好型大米具有购买意愿,平均支付价格为3.344元/公斤。（8）我国农业补贴力度（尤其环保补贴）相对较小,补贴机制需进一步完善。虽然自2004年各项补贴政策出台,补贴金额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但补贴力度仍相对较小,尤其环保相关的补贴或一般服务支持补贴力度和范围均更加不足,相关补贴机制有待完善。（9）农业补贴未显着增加农业生产要素施用量,补贴标准根据帕累托最优评定。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我国农业补贴没有显着增加农业生产要素（以化肥为例）的施用量,根据帕累托最优和外部性理论,粮食主销区要向粮食主产区进行正外部性补偿,粮食主产区补贴金额为1789亿元达到帕累托区域最优。（10）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构建我国与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相关的农业补偿政策体系。对重点农产品进行价格支持,并以挂钩的直接补贴为主,逐步将农业补贴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促进价格支持与直接补贴结合、生产者补贴和一般服务支持结合、挂钩补贴和脱钩补贴结合、使之形成有机整体,相辅相成、衔接互补。通过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1）界定生态友好型农业内涵,转变生产方式,进一步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2）加强农技推广服务（尤其对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提高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认知。（3）加强环保和食品安全的宣传与培训,提高农户农业面源污染认知,增加其正确施用农业生产要素的意愿。（4）大力促进科技进步,加快农业生产技术的研发,提升我国农业生产效率。（5）完善最低收购价格政策,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户收入预期和种粮积极性。（6）加大粮食补贴力度,进一步健全粮食补贴体系。（7）发挥农业补贴的生态环境保护功能,促进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8）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9）增加农业新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培养高素质新型农民。（10）合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城乡一体化与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发展。
二、灵芝增产的四项改革措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灵芝增产的四项改革措施（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 |
| (一)主要创新 |
| (二)研究不足 |
| 第一章 国家需求层次的理论建构 |
| 一、国家人格化:以人的视角建构国家 |
| (一)国家建构的多维逻辑 |
| (二)国家行为与动机的人格属性 |
| 二、人与国家的需求通约性 |
| (一)人与国家的多元需求 |
| (二)人与国家需求相通约的依据 |
| 三、马斯洛“需求层次论”的国家应用 |
| (一)“需求层次论”的理论内涵 |
| (二)“需求层次论”的应用考量 |
| (三)国家需求视角下的国际合作 |
| (四)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国家需求 |
| 四、国家需求层次的分析框架 |
| (一)国家需求的界定与层次 |
| (二)多层需求的平衡与均衡 |
| 第二章 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进展与方向 |
| 一、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历程 |
| (一)主权需求优先的阶段(1949-1978年) |
| (二)发展需求优先的阶段(1979-2018年) |
| (三)多层需求兼顾的新时期(2019年至今) |
| 二、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动因 |
| (一)时代主题判断 |
| (二)改革开放实践 |
| (三)国际规范内化 |
| 三、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方向 |
| (一)由选择自立走向逐步开放 |
| (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倡导 |
| (三)由双边互动趋向多方参与 |
| 第三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面临的挑战 |
| 一、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
| (一)后疫情时代百年变局变数增多 |
| (二)逆全球化下疫情民粹主义兴起 |
| (三)新多边主义秩序重塑尚需时间 |
| 二、发展中国家身份引发质疑 |
| (一)中国的身份定位存在分歧 |
| (二)外界混淆中国的需求层次 |
| (三)身份质疑导致行为的误判 |
| 三、新发展格局面临多重国际竞争压力 |
| (一)权力转移下的大国竞争 |
| (二)新兴崛起国群体内竞争 |
| (三)区域强国间的机制竞争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存在的问题 |
| 一、国家发展需求界定滞后 |
| (一)过度聚焦规模与速度 |
| (二)地域差距的不断扩大 |
| (三)跨国利益边界模糊化 |
| 二、国家需求层次的认知失调 |
| (一)国内需求与国际需求相分隔 |
| (二)国际不同层次需求关注不均 |
| (三)现代化需求与其他需求疏离 |
| 三、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不足 |
| (一)战略设计引发外界疑惑 |
| (二)国际制度话语处于劣势 |
| (三)国际社会交往基础薄弱 |
| 四、实现国家需求缺乏制度保障 |
| (一)国际发展体系规范压力 |
| (二)专业机构管理经验欠缺 |
| (三)多边合作路径选择受限 |
| 第五章 新时期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的路径抉择 |
| 一、明确发展需求优先方针 |
| (一)重视发展质量创新评估 |
| (二)均衡各区域可持续发展 |
| (三)全方位调和海内外利益 |
| (四)增强环境变化中的定力 |
| 二、统合国内外需求层次 |
| (一)发展与国际责任适度关联 |
| (二)国际地位基于主权与发展 |
| (三)现代化需求贯穿于其他需求 |
| (四)坚定发展中国家身份立场 |
| 三、增进国家需求的国际认可 |
| (一)提升发展战略释疑成效 |
| (二)提高多边外交话语效能 |
| (三)积累国际社会互动资源 |
| (四)长效争取国际舆论支持 |
| 四、完善国家需求的实现机制 |
| (一)善用国际体系部分规范 |
| (二)健全机构建设全面评估 |
| (三)推进三方合作机制建设 |
| (四)夯实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
| 致谢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概述 |
| 第一章 朱村早期的自然生态和社会历史 |
| 第一节 村落形成与对外联系 |
| 一、傍水而居的生态地理 |
| 二、自然灾害与宗族迁居 |
| 三、经济地理空间 |
| 四、婚姻圈与社会交往 |
| 第二节 文化背景与社会变革 |
| 一、科举传统与文化教育 |
| 二、中共党组织的建立 |
| 三、土改与朱村权力结构 |
| 小结 |
| 第二章 集体化与朱村的人口家庭变迁 |
| 第一节 人地冲突与调整 |
| 一、人口增长与人地失衡 |
| 二、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影响 |
| 三、人地冲突与人口外迁 |
| 第二节 人口增长与家庭制度的变迁 |
| 一、家庭规模变化 |
| 二、核心家庭趋向 |
| 三、家庭周期与经济负担 |
| 第三节 家庭困境及其应对 |
| 一、合作化前的家庭经济 |
| 二、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
| 三、人民公社时期的家庭收入 |
| 四、灾荒与家庭经济生活 |
| 小结 |
| 第三章 集体财产与家庭经济 |
| 第一节 集体财产与家庭财产 |
| 一、合作社与生产资料的集体化 |
| 二、“大跃进”与资产的“再集体化” |
| 三、核算单位变更与资产下放 |
| 四、农村改革与资产分配 |
| 第二节 超支借款与家庭经济 |
| 一、集体化与超支欠款 |
| 二、借款与经济依赖 |
| 三、欠款问题的解决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家、乡村与公共权力 |
| 第一节 组织与管理者 |
| 一、乡村社会的组织结构 |
| 二、主要干部的新陈代谢 |
| 三、家族关系的强化 |
| 第二节 制度建设与权力制约 |
| 一、“四清”与财务整顿 |
| 二、整党与队伍净化 |
| 三、民主理财与政治、经济路线的监督 |
| 四、双向表达与“向下”的权力 |
| 第三节 公共权力与乡村秩序 |
| 一、“看青”与社会管理空间 |
| 二、多维利益与“公”“私”界限 |
| 三、围绕公共食堂的利益冲突 |
| 小结 |
| 第五章 经济变迁中的乡村理性 |
| 第一节 农业种植的有限自主 |
| 一、生产计划中的国家与乡村 |
| 二、计划中的“反行为”视角 |
| 三、种植结构的人为因素 |
| 第二节 劳动力分配 |
| 一、合作化与劳动定额 |
| 二、劳动报酬与“退社”风波 |
| 三、公社时期的劳动管理 |
| 四、集体经济与联产承包 |
| 第三节 劳动力、机械化与集体经营 |
| 一、集体经营与密集型生产 |
| 二、六七十年代的机械化发展 |
| 三、剩余劳动力与副业生产 |
| 第四节 土地、水利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 |
| 一、土地登记与地权集中 |
| 二、水利占地与林业发展 |
| 三、维权与共同行动 |
| 小结 |
| 结语:乡村社会的主体意识 |
| 一、乡村社会的自我管理 |
| 二、集体行为的经济理性 |
| 附录 |
| 附录一 《庭训琐言》 |
| 附录二 常胜社部分社员土地股金登记表(1955年) |
| 附录三 金星社固定财产投资表(1955年) |
| 附录四 朱村固定财产统计表(1975年) |
| 附录五 部分朱村人口迁出表(1940-1963年) |
| 附录六 部分家庭土地、住宅情况表(1952年) |
| 附录七 部分家庭户口统计表(1958年) |
| 附录八 阶级家庭阶级成分统计表(1966年) |
| 附录九 部分家庭土地收入表(1953年) |
| 附录十 朱村劳动致富登记表(部分)(1983年) |
| 附录十一 小麦、地瓜劳动定额分类表 |
| 附录十二 朱村主要粮食作物面积表(集体经营)(1958—1977年)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公共食堂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武陟县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状况 |
| 第一节 武陟县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社会状况 |
| 一、公共食堂兴办前的经济状况 |
| 二、公共食堂兴办前的政治形势 |
| 第二章 兴起的背景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原因 |
| 一、“大跃进”运动 |
| 二、人民公社化运动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兴起的条件 |
| 一、“合伙吃饭” |
| 二、部分农民的积极拥护 |
| 三、粮食大丰产 |
| 第三章 一哄而起 |
| 第一节 公共食堂的建立与普及 |
| 一、公共食堂的筹备 |
| 二、推广经验 |
| 三、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公共食堂的普及 |
| 四、公共食堂的大致面貌 |
| 五、食堂化的实质 |
| 第二节 供给制与其他各项福利事业 |
| 一、供给制 |
| 二、各项福利事业的建立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一、出现问题 |
| 二、公共食堂的巩固提高 |
| 第四章 初次整顿 |
| 第一节 食堂出现了问题 |
| 第二节 有限的政策调整 |
| 一、整顿人民公社 |
| 二、整顿公共食堂 |
| 第三节 生产救灾 |
| 一、开展多种经营和副食品生产 |
| 二、救助灾荒队 |
| 三、安排穷队发展生产 |
| 第四节 东石寺样板食堂 |
| 一、基本概况 |
| 二、初步整顿 |
| 第五章 强行恢复 |
| 第一节 庐山会议后公共食堂的再恢复 |
| 一、庐山会议的召开与公共食堂的转向 |
| 二、反右倾,办食堂 |
| 三、继续“大跃进” |
| 四、“五风”的再度泛滥 |
| 五、反瞒产私分 |
| 第二节 、再次整顿 |
| 一、学习林县 |
| 二、整顿措施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的被迫坚持 |
| 一、保粮运动 |
| 二、安排社员生活 |
| 第四节 生存危机 |
| 一、口粮标准一再压低 |
| 二、中毒事件 |
| 三、人口外逃、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 |
| 第五节 “渡荒”难度 |
| 一、艰难的维持 |
| 二、保人保畜 |
| 第六章 决策解散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政策的转向 |
| 一、宣传贯彻“十二条” |
| 二、宣传贯彻“六十条(草案)” |
| 第二节 调查研究 |
| 一、群众疾病调查 |
| 二、供给制不得人心 |
| 三、公共食堂存在的问题 |
| 四、解散食堂的经验 |
| 五、调查研究与公共食堂的解散 |
| 第三节 决策解散 |
| 第七章 公共食堂的教训与启示 |
| 第一节 从口粮标准看武陟县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 |
| 一、供给不足 |
| 二、分配不均 |
| 第二节 公共食堂的弊端 |
| 一、浪费了大量粮食 |
| 二、挫伤了社员劳动积极性 |
| 三、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剥夺 |
| 四、恶化了干群关系 |
| 五、公共食堂饮食环境恶劣 |
| 第三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原因 |
| 第四节 公共食堂失败的教训与启示 |
| 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
| 二、正确认识共产主义 |
| 三、应重视调查研究 |
| 四、必须健全党内民主 |
| 五、必须尊重个人自由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理论依据及选题价值 |
| 二、研究对象、研究目的以及要解决的问题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及主要研究内容 |
| 五、论文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范畴与特质: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形貌 |
| 第一节 “三峡”与“三峡民间艺术” |
| 一、“三峡”的地理文化范畴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概念界定 |
| 三、三峡民间艺术资源的地理分布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风格与精神特质 |
| 一、三峡民间艺术的风格特征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精神特质 |
| 第三节 三峡民间艺术风貌的形成 |
| 一、地理环境对三峡民间艺术风格的影响 |
| 二、民系性格与三峡民间艺术风格的形成 |
| 第二章 交织与共生:三峡民间艺术传衍的文化生态系统 |
| 第一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地理生态 |
| 一、三峡的地理文化生态 |
| 二、三峡大坝的生态效应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 |
| 一、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要素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链 |
| 第三节 三峡民间艺术与文化生态体系的关联 |
| 一、地理生态对三峡民间艺术的影响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与文化生态的共生 |
| 第三章 碰撞与交融:“移民填川”与近世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形成 |
| 第一节 “移民填川”与近世三峡民间文化生态的变迁 |
| 一、从多族群并存到以汉族为主的族群结构改变 |
| 二、从边缘文化到主流文化的交融演进 |
| 三、从土风盛行到以汉俗为主的风俗嬗变 |
| 四、从浑朴独立向开化包容的文化性格转变 |
| 第二节 “移民填川”后主流文化对三峡民间艺术的涵化 |
| 一、三峡民间艺术表现主题的主流化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伦理观念的主流化 |
| 三、三峡民间艺术风格与精神的守成 |
| 第三节 “移民填川”后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建构 |
| 一、外来艺术在三峡的传播与接受 |
| 二、三峡民间艺术生态结构的拓展 |
| 三、三峡本土民间艺术对外的传播 |
| 第四章 失衡与复苏:现当代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的变迁 |
| 第一节 时代变迁下三峡民间艺术艺术文化生态的失衡 |
| 一、时代变迁下民间风俗的消减 |
| 二、时代变迁下传承主体的流失 |
| 三、时代变迁下传承空间的坍弛 |
| 第二节 文化生态失衡对三峡民间艺术本体的影响 |
| 一、三峡民间艺术形式的变迁 |
| 二、三峡民间艺术主题的变迁 |
| 三、三峡民间艺术功能的变迁 |
| 第三节 当下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生态环境的复苏 |
| 一、当下文化大环境的复苏 |
| 二、当下文化小环境的复苏 |
| 第五章 建构与发展:文化生态视野下三峡民间艺术的当代传承 |
| 第一节 当代三峡民间艺术传衍过程的流变 |
| 一、三峡民间艺术技巧和工艺的演变 |
| 二、三峡民间艺术图像的削减与转换 |
| 三、三峡民间艺术传播途径与受众的改变 |
| 第二节 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现状的观察 |
| 一、三峡民间艺术传承人培养现状 |
| 二、三峡民间艺术资源的赋存状态 |
| 三、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的现有模式 |
| 第三节 “生态原境”:当代三峡民间艺术传承策略 |
| 一、三峡民间风俗的常情与常态性建设 |
| 二、三峡民间艺术当代传承主体的多脉延续 |
| 三、三峡民间艺术文化空间的重建、修复与扶持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 附表 |
（5）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研究不足与可能的创新点 |
| 1.5.1 研究不足 |
| 1.5.2 可能的创新点 |
| 2 相关概念界定 |
| 2.1 林下经济 |
| 2.1.1 林下经济的定义 |
| 2.1.2 林下经济的特征 |
| 2.2 发展模式 |
| 2.2.1 发展模式的定义 |
| 2.2.2 发展模式的内容 |
| 2.2.3 发展模式的影响因素 |
| 2.3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 |
| 2.4 理论基础 |
| 2.4.1 产权理论 |
| 2.4.2 外部性理论 |
| 2.4.3 不对称信息理论 |
| 2.4.4 规模经济学理论 |
| 3 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现状分析 |
| 3.1 自然地理概况 |
| 3.1.1 地理位置 |
| 3.1.2 气候特点 |
| 3.1.3 地形地貌 |
| 3.1.4 自然资源 |
| 3.1.5 社会经济概况 |
| 3.2 森林资源 |
| 3.3 集体林权改革背景 |
| 3.4 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现状 |
| 3.4.1 集体林改促进林下经济快速发展 |
| 3.4.2 林下经济发展成效显着 |
| 4 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案例分析 |
| 4.1 不同林下经济经营形态案例分析 |
| 4.1.1 林下种植 |
| 4.1.2 林下养殖 |
| 4.1.3 林下产品采集加工——以“思派思”旸田基地为例 |
| 4.1.4 森林旅游——以武宁长水村“生态旅游”产业为例 |
| 4.2 不同林下经济组织形态案例分析 |
| 4.2.1 “农户”组织形态——以遂川上芜村村民为例 |
| 4.2.2 “企业”与“企业+农户”组织形态——以龙鑫生态养殖有限公司为例 |
| 4.2.3 “合作社+农户”组织形态——以马回岭镇还林油茶种植专业合作社为例 |
| 4.2.4 “合作社+企业+农户”组织形态——以万载县“生态+林下产业”模式为例 |
| 4.2.5 新型林业组织形态——以贵溪市双圳林场为例 |
| 5 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分析 |
| 5.1 样本数据来源 |
| 5.2 制约江西林下经济发展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1 资源禀赋 |
| 5.2.2 社会文化 |
| 5.2.3 社会发展水平 |
| 5.2.4 政府行为 |
| 6 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相关扶持对策建议 |
| 6.1 健全财政扶持,创新金融贷款 |
| 6.1.1 健全财政扶持 |
| 6.1.2 创新金融贷款 |
| 6.2 加强组织管理,延长精深加工 |
| 6.2.1 鼓励壮大组织规模 |
| 6.2.2 培育多种组织形式 |
| 6.2.3 延长林下产业链 |
| 6.3 畅通信息服务,规范林地流转 |
| 6.3.1 强化林权保护管理 |
| 6.3.2 鼓励和规范林地流转 |
| 6.3.3 搭建林权流转等信息服务平台 |
| 6.4 加强科技服务,提升林农素养 |
| 6.4.1 提高科技服务水平 |
| 6.4.2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
| 6.5 依法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
| 6.5.1 强化科学立法 |
| 6.5.2 完善科学执法 |
| 6.6 强化品牌建设,完善市场体系 |
| 6.6.1 巩固产品质量保障 |
| 6.6.2 强化品牌建设 |
| 6.6.3 完善市场物流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文献评述 |
| 1.2.1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研究 |
| 1.2.2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 |
| 1.2.3 关于种植业结构评价的研究 |
| 1.2.4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制约因素 |
| 1.2.5 关于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研究 |
| 1.3 理论基础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1.5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5.1 研究目标 |
| 1.5.2 研究内容 |
| 1.6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6.1 研究方法 |
| 1.6.2 数据来源 |
| 1.6.3 技术路线图 |
| 1.7 本论文的学术贡献 |
| 第二章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分析 |
| 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的阶段及其特征 |
| 2.1.1 以粮食为主体的农产品供给快速增长(1978—1984 年) |
| 2.1.2 粮食供给呈多元化发展(1985-1998 年) |
| 2.1.3 推进农业供给战略性调整(1999-2003 年) |
| 2.1.4 农产品供给全面提升与结构性失衡(2004-2015 年) |
| 2.1.5 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2.2 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现状及问题 |
| 2.2.1 供求结构性矛盾凸显 |
| 2.2.2 粮食市场竞争力丧失 |
| 2.2.3 农业资源环境约束加重 |
| 2.3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内容 |
| 2.3.1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 |
| 2.3.2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演变 |
| 3.1 种植业结构快速调整阶段(1978-1984 年) |
| 3.2 种植业结构缓慢调整阶段(1985-1988 年) |
| 3.3 种植业结构调整徘徊阶段(1989-1998 年) |
| 3.3.1 第一阶段:1989-1993 年全面增长时期 |
| 3.3.2 第二阶段:1994-1998 年波动发展时期 |
| 3.4 种植业结构高速调整阶段(1999-2015 年) |
| 3.4.1 第一阶段:1999-2003 年粮食生产下滑 |
| 3.4.2 第二阶段:2004-2008 年粮食生产持续增长 |
| 3.4.3 第三阶段:2009-2015 年粮食生产超常增长 |
| 3.5 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阶段(2016 年至今)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的合理性评价 |
| 4.1 种植业结构合理性评价客观依据 |
| 4.2 种植业结构经济效益评价 |
| 4.2.1 种植业投入产出比分析 |
| 4.2.2 种植业结构变动对农民收入增长效应 |
| 4.2.3 不同作物间比较收益分析 |
| 4.3 种植业结构社会效益评价 |
| 4.3.1 粮食商品率 |
| 4.3.2 粮食进口对外依存度 |
| 4.4 种植业结构生态效益评价 |
| 4.4.1 不同农作制度的使用频率 |
| 4.4.2 化肥施用强度 |
| 4.4.3 秸秆还田率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困境 |
| 5.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困境 |
| 5.1.1 国际贸易环境错综复杂 |
| 5.1.2 玉米临储价格政策逆向而行 |
| 5.1.3 农产品成本持续上涨 |
| 5.1.4 农产品收益增长乏力 |
| 5.2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生态困境 |
| 5.2.1 农业水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 |
| 5.2.2 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 |
| 5.2.3 非耕地资源滥垦严重 |
| 5.3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技术困境 |
| 5.3.1 优良品种技术研发滞缓 |
| 5.3.2 农业技术推广与应用不匹配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框架 |
| 6.1 农业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 |
| 6.1.1 我国农业资源配置方式分析 |
| 6.1.2 农业资源配置的改革方向 |
| 6.2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 |
| 6.2.1 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分析 |
| 6.2.2 建立目标价格形成机制 |
| 6.3 粮食市场结构的改革 |
| 6.3.1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现状分析 |
| 6.3.2 粮食收购市场结构改革方向 |
| 6.4 农村经济组织制度的改革 |
| 6.4.1 农村组织制度的发展现状 |
| 6.4.2 农村组织制度的改革方向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的价值取向 |
| 7.1 国家粮食安全的价值取向 |
| 7.1.1 国家粮食安全地位不可动摇 |
| 7.1.2 粮食主产区核心地位急需巩固 |
| 7.2 农民种粮合理收入的价值取向 |
| 7.2.1 合理收入是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支撑条件 |
| 7.2.2 保证玉米生产的合理收入 |
| 7.2.3 建立合理的作物比较收益结构 |
| 7.3 产业协调发展的价值取向 |
| 7.3.1 与下游产业结构相适应 |
| 7.3.2 有利于构建下游产业成本竞争优势 |
| 7.4 生态可持续的价值取向 |
| 7.4.1 退出“赤色”产能 |
| 7.4.2 恢复轮作制度 |
| 7.4.3 种地养地结合 |
| 7.4.4 科学施用化肥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 |
| 8.1 吉林省种植业结构调整方向的选择 |
| 8.1.1 坚持粮食主产区应有的结构属性 |
| 8.1.2 积极发展经济作物 |
| 8.1.3 加快开发饲料作物 |
| 8.2 吉林省粮食作物结构调整的方向 |
| 8.2.1 优化玉米内部种植结构 |
| 8.2.2 逐步激发大豆种植活力 |
| 8.2.3 提升优质水稻种植比例 |
| 8.2.4 增加优质杂粮杂豆种植面积 |
| 8.3 吉林省经济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3.1 做强东部特产作物 |
| 8.3.2 做大中部蔬菜作物 |
| 8.3.3 开发西部多种经济作物 |
| 8.4 吉林省饲料作物结构调整方向 |
| 8.4.1 加快发展青贮玉米 |
| 8.4.2 建设优质牧草基地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研究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7）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对象与问题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资料与框架 |
| 第一章 基层税局的组织与人事 |
| 第一节 绍兴分局的重建过程与组织调整 |
| 一 战后基层税务机构的重建 |
| 二 国税合并以后的组织变化 |
| 第二节 绍兴分局职员的任免与管理 |
| 一 任职的来源与途径 |
| 二 职员的铨叙与审查 |
| 三 职员的任期与更调 |
| 第三节 绍兴分局税收稽征的效率 |
| 一 货物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 二 直接税分局的征纳额度与行政费用 |
| 三 国税稽征局成立后的收支困境 |
| 小结 |
| 第二章 货物税的稽征与改良 |
| 第一节 税源的整顿与控制 |
| 一 中央与地方对箔税的争夺 |
| 二 卷烟的登记与控制 |
| 三 土酒酿缸的编查 |
| 第二节 稽征方法与手续的改进 |
| 一 征解的制度安排 |
| 二 税务督察方法的实行 |
| 三 已税货物分运的办理 |
| 四 酒税分期匀缴的实施争议 |
| 第三节 完税照证的管理 |
| 一 照证的填发与缴验 |
| 二 票照管理的问题及治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货物税的流失与治理 |
| 第一节 货物税的拖欠与偷漏 |
| 一 土酒欠税的扩大及追缴 |
| 二 锡箔的走私与查缉 |
| 第二节 货物查验与违章处理 |
| 一 查验的实施及困境 |
| 二 纳税人的违章与处理 |
| 第三节 税收减免中官商纷争 |
| 一 税额的调整与核减 |
| 二 免税的实施与角力 |
| 小结 |
| 第四章 直接税的征管及因应 |
| 第一节 征收所利得税的利益博弈 |
| 一 1946年简化稽征的困境 |
| 二 查账过程的商会参与 |
| 三 估缴制的实施及弊病 |
| 第二节 印花税票的代销与规避 |
| 一 中国银行绍兴支行代销印花税票 |
| 二 商号规避发票贴花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均权”体制下基层权力的流失 |
| 二 制度建设与征管实践的脱节 |
| 三 官商博弈下纳税人的不遵从 |
| 四 税收功能与征管绩效的下降 |
| 参考文献 |
（8）民国中后期川北三台县盐工管理研究（1935-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资料说明与方法 |
| 1.4.1 本文研究资料说明 |
| 1.4.2 本文研究方法 |
| 1.5 论文构架及主要内容 |
| 1.6 创新与不足 |
| 2 三台县盐业及盐工基本概况 |
| 2.1 三台县盐业概况 |
| 2.1.1 民国前三台县盐业概况 |
| 2.1.2 民国时期三台县盐业概况 |
| 2.2 三台县盐工基本概况 |
| 2.2.1 盐工的来源 |
| 2.2.2 盐工种类及数目 |
| 2.2.3 盐工的艰苦工作与生活 |
| 3 三台县盐工管理机构及管理组织 |
| 3.1 三台县盐工管理机构 |
| 3.1.1 川北盐务管理局 |
| 3.1.2 三台盐场公署 |
| 3.1.3 设置盐工管理机构及管理员 |
| 3.2 三台县盐工管理组织 |
| 3.2.1 盐业工会 |
| 3.2.2 福利委员会 |
| 4 三台县盐工管理的主要内容 |
| 4.1 办理盐工登记 |
| 4.2 办理盐工缓役 |
| 4.2.1 办理盐工缓役的原因 |
| 4.2.2 办理盐工缓役的办法 |
| 4.2.3 办理盐工缓役的实践情况 |
| 4.3 组织盐工干部训练 |
| 4.4 控制盐工思想和行动及调解纠纷 |
| 5 三台县筹办的盐工福利事业 |
| 5.1 举办盐工储蓄保险 |
| 5.1.1 三台盐工保险社成立 |
| 5.1.2 应办业务 |
| 5.1.3 业务办理情况 |
| 5.2 医疗卫生 |
| 5.2.1 预防疾病 |
| 5.2.2 设置免费送诊送药处 |
| 5.2.3 建立盐区诊疗所 |
| 5.3 教育与娱乐活动 |
| 5.3.1 盐工教育 |
| 5.3.2 盐工子女教育 |
| 5.3.3 举办盐工俱乐部流动站 |
| 5.4 改善盐工生活 |
| 5.4.1 盐工消费合作社 |
| 5.4.2 供应粮食 |
| 6 三台县盐工管理工作的成效及不足 |
| 6.1 三台县盐工管理工作的成效 |
| 6.2 三台县盐工管理工作的不足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基本概念界定 |
| 三、研究资料和研究现况 |
| 四、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
| 五、研究的主要内容、难点、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人口变迁 |
| 第一节 明代人口的变化 |
| 一、明初大规模移民推动人口增长 |
| 二、明中后期人口呈下降趋势 |
| 第二节 清代的人口起伏 |
| 一、清前期人口的恢复性发展 |
| 二、乾隆四十一年至咸丰三年间人口的滞胀 |
| 三、同治兵燹后的人口骤减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的少数民族人口 |
| 一、明代的“西番”人口 |
| 二、清代的少数民族人口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农牧业发展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
| 一、明代农业的西向拓展 |
| 二、清代农业一体化的完成 |
| 三、传统农作物结构的变化 |
| 四、经济作物的引种与推广 |
| 第二节 农业生产方式的演化与水利设施的兴修 |
| 一、农业技术与生产工具的进步 |
| 二、明代水利工程的创修 |
| 三、清代水利渠网的完善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畜牧业的发展 |
| 一、明代官营养马业的勃兴 |
| 二、清代官营养马(驼)业的延续 |
| 三、明、清民营畜牧业的发展变化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传统手工业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兴起 |
| 二、矿产资源的开采与加工 |
| 三、少数民族手工业的延续 |
| 第二节 近代工业的萌芽 |
| 一、洋务运动背景下的近代工业 |
| 二、清末的“新政实业” |
| 第三节 传统手工业及近代工业发展的特点 |
| 一、较强的地域性和民族色彩 |
| 二、外部因素推动下的发展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的商业进展 |
| 第一节 明代链条式的经贸模式 |
| 一、国家掌控下的茶马贸易 |
| 二、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朝贡贸易 |
| 第二节 清代区域贸易的繁荣发展 |
| 一、流通商品种类的多元化 |
| 二、民族贸易推动商业市场形成 |
| 三、商人群体对商贸交流的促进 |
| 四、商路的开辟与贸易圈的建立 |
| 第三节 明清两代商业发展的影响因素 |
| 一、从“重农抑商”向“重农重商”的转变 |
| 二、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贸易的影响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经济发展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
| 第一节 地域社会的变化 |
| 一、行政区域的扩张与编户齐民 |
| 二、宗族的形成与发展 |
| 三、商人及手工业阶层的壮大 |
| 第二节 社会生活的变革 |
| 一、军民共处与新村寨聚落的形成 |
| 二、由俭入奢的消费观念 |
| 三、丰裕多元的衣食品类 |
| 四、日益丰富的城乡生活 |
| 第三节 族际间的交往融合与文化熏染 |
| 一、民族间的互动与交融 |
| 二、土官的“向化”现象 |
| 第四节 文化教育与风气开通 |
| 一、明代文教的兴起 |
| 二、清代文教的继续推广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生产行为研究与政策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述评 |
| 1.2.1 粮食安全的国内形势 |
| 1.2.2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和农户种粮行为相关研究 |
| 1.2.3 粮食补贴政策 |
| 1.2.4 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相关研究 |
| 1.2.5 生态友好型农业内涵研究 |
| 1.2.6 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发展现状研究 |
| 1.2.7 农户采纳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行为研究 |
| 1.2.8 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的生态补偿研究 |
| 1.2.9 对相关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方法与可能创新点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研究理论基础与框架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粮食安全 |
| 2.1.2 农业补贴 |
| 2.1.3 农户 |
| 2.1.4 生态友好型农业 |
| 2.1.5 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 |
| 2.1.6 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行为 |
| 2.2 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 |
| 2.2.2 农户行为理论 |
| 2.2.3 外部性理论 |
| 2.3 研究理论框架 |
| 第三章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和农户行为研究 |
| 3.1 粮食主产区自然概况 |
| 3.2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基本情况 |
| 3.2.1 粮食主产区主产县划分 |
| 3.2.2 1993-2013 年粮食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变动 |
| 3.2.3 1993-2013 年粮食主产区粮食产量变动 |
| 3.2.4 1993-2013 年粮食主产区粮食单产变动 |
| 3.3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要素消耗 |
| 3.3.1 1993-2013 年粮食主产区化肥消耗量 |
| 3.3.2 1993-2013 年粮食主产区农药消耗量 |
| 3.3.3 1993-2013 年粮食主产区农业薄膜消耗量 |
| 3.4 2012 年粮食主产区农户生产行为分析 |
| 3.4.1 调研地点与数据获得 |
| 3.4.2 粮食主产区受访农户自身特征 |
| 3.4.3 2012 年粮食主产区农户环境降级认知 |
| 3.4.4 2012 年粮食主产区农户施药行为 |
| 3.4.5 2012 年粮食主产区农户化肥施用及废弃农膜处理行为 |
| 3.5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产要素转化效率 |
| 3.5.1 数据收集 |
| 3.5.2 指标选择和模型阐述 |
| 3.5.3 粮食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DEA分析 |
| 3.5.4 粮食生产要素Malmquist指数分析 |
| 3.6 粮食生产大省农业生产要素转化效率 |
| 3.6.1 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3.6.2 粮食生产要素技术效率分析 |
| 3.6.3 粮食生产要素的Malmquist指数分析 |
| 3.6.4 各省粮食生产要素残余情况 |
| 3.6.5 粮食生产要素的新陈代谢GM（1,1）模型预测 |
| 3.7 1993-2013 年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及结构变动 |
| 3.7.1 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和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
| 3.7.2 粮食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及其结构 |
| 3.7.3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区域差异 |
| 3.7.4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结构聚类 |
| 3.8 粮食主产区农户生产行为对农业收入影响 |
| 3.9 主产区农业产业结构及影响因素 |
| 3.9.1 粮食主产区结构变化 |
| 3.9.2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
| 3.9.3 模型设定 |
| 3.9.4 农业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
| 3.9.5 农业产业结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3.10 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综合影响因素 |
| 3.10.1 变量选择、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3.10.2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 |
| 3.10.3 粮食生产和农民收入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
| 3.11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发展现状及效果评价 |
| 4.1 生态友好型农业的内涵 |
| 4.2 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概述 |
| 4.3 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推广现状 |
| 4.4 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推广效果 |
| 4.4.1 调研地点与数据获得 |
| 4.4.2 粮食主产区受访农户自身特征 |
| 4.4.3 2015 年粮食主产区农户环境降级认知 |
| 4.4.4 2015 年粮食主产区农户施药行为 |
| 4.4.5 2015 年粮食主产区农户化肥施用及废弃农膜处理行为 |
| 4.4.6 2015 年粮食出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采纳实践 |
| 4.5 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利用效率评价 |
| 4.5.1 指标选择与模型阐述 |
| 4.5.2 农户小麦生产技术效率的DEA分析 |
| 4.5.3 小麦生产交叉效率分析 |
| 4.5.4 小麦生产的经济学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户生态友好型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研究 |
| 5.1 农户生态友好型生产技术采纳决策影响因素 |
| 5.1.1 受访农户特征信息 |
| 5.1.2 模型理论与假设 |
| 5.1.3 Logit模型结果 |
| 5.2 关键生态友好型生产技术采纳决策影响因素 |
| 5.2.1 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 |
| 5.2.2 Probit模型估计结果 |
| 5.3 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与种粮意愿描述分析 |
| 5.4 粮食主产区农户种粮意愿Logit分析 |
| 5.4.1 研究假设与变量说明 |
| 5.4.2 模型构建 |
| 5.4.3 Logit模型估计结果 |
| 5.5 农户种粮决策行为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
| 5.5.1 研究假设 |
| 5.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5.5.3 模型结果 |
| 5.6 生态友好型农业生产的市场驱动分析 |
| 5.6.1 数据来源 |
| 5.6.2 消费者基本特征、环境认知及支付意愿 |
| 5.6.3 Log-logit模型结果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粮食主产区农业补贴政策分析及标准评价 |
| 6.1 粮食主产区农业支持政策评价 |
| 6.1.1 粮食价格支持政策 |
| 6.1.2 粮食补贴政策 |
| 6.1.3 产粮大县财政奖励政策 |
| 6.1.4 农业环保补贴 |
| 6.1.5 一般支持服务措施（环保相关） |
| 6.1.6 农业补贴政策绩效评价及问题讨论 |
| 6.2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以化肥为例） |
| 6.2.1 化肥需求量与各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
| 6.2.2 农业补贴对化肥需求的面板数据分析（以小麦为例） |
| 6.3 基于帕累托最优的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户补贴标准 |
| 6.3.1 帕累托最优 |
| 6.3.2 外部性 |
| 6.3.3 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的帕累托最优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促进农户生态友好型生产政策设计及国际经验启示 |
| 7.1 美国 |
| 7.2 欧盟 |
| 7.3 日本 |
| 7.4 韩国 |
| 7.5 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特点与经验 |
| 7.6 发达国家农业补贴经验对我国启示 |
| 7.7 我国农业补贴路径构建 |
| 7.8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主要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2 相关政策建议 |
| 8.3 展望 |
| 8.3.1 研究不足之处 |
| 8.3.2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调查问卷一 |
| 附录B: 调查问卷二 |
| 附录C: 调查问卷三 |
| 附录D: 附表 |
| 附录E: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四、灵芝增产的四项改革措施（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需求视角下中国国际发展合作转型研究[D]. 王彩霞. 吉林大学, 2021(01)
- [2]鲁东南地区的社会变迁 ——朱村研究（1949-2000）[D]. 黄润青. 山东大学, 2020(09)
- [3]“大跃进”时期河南省武陟县农村公共食堂研究[D]. 赵娜娜.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2)
- [4]三峡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及当代传承研究[D]. 陈小琴. 东南大学, 2020(02)
- [5]江西集体林区林下经济发展研究[D]. 熊道虹. 江西农业大学, 2019(03)
- [6]吉林省种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其优化研究[D]. 赵悦. 吉林农业大学, 2019(03)
- [7]民国晚期绍兴地区国税征管体制研究（1945-1949）[D]. 刘伟彦. 厦门大学, 2019
- [8]民国中后期川北三台县盐工管理研究（1935-1949）[D]. 左薇.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9]明清时期甘青民族走廊经济发展研究[D]. 陈亮. 兰州大学, 2019(08)
- [10]粮食主产区农户生态友好型生产行为研究与政策分析[D]. 王娜. 江南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