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宁夏农村回族遗传病的抽样调查（论文文献综述）
周春艳[1]（2021）在《新疆地区人群患乳糜泻的风险性》文中研究表明乳糜泻又称麸质敏感性肠病,是一种由携带了HLA-DQ2和HLA-DQ8基因的人群摄入含麸质蛋白的小麦、大麦和黑麦等谷物或其加工食品后引起的原发性小肠吸收不良综合征,同时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早期研究显示,新疆地区人群乳糜泻易感基因携带为我国各省市区最高,同时,该地区人群以面食为主粮,而且少数民族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与欧洲高加索人基因存在部分重叠。本研究工作开展之前,尚未有该地区的病例报道。由此可见,该地区人群患乳糜泻风险性值得高度关注。本研究工作首先招募新疆自治区人民医院消化科表现消化道临床症状患者,基于国际上已发表的乳糜泻诊断指南对符合纳入标准的2,277名患者进行乳糜泻筛查诊断;同时对乳糜泻特异性抗体anti-t TG Ig A阳性的37名患者行anti-EMA检测和HLA-DQA1和-DQB1位点基因分型以确诊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者;对乳糜泻自身免疫征发病关联因素进行探究,以及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者消化道症状和肠外症状进行描述和统计分析,初步获得新疆地区乳糜泻流行病学特征数据。其次,筛选符合人类学研究的汉族（n=70）、维吾尔族（n=71）、哈萨克族（n=52）和回族（n=40）受试者,对受试者的乳糜泻易感基因位点HLA-DRB1、-DQA1和-DQB1进行基因分型,同时纳入欧洲、中亚和其他亚洲人群的HLA-DRB1、-DQA1和-DQB1位点基因频率数据,并基于Nei氏遗传距离构建包括新疆四个主体民族在内的系统发育树,结合受试者乳糜泻易感基因频率数据,从遗传学角度研究新疆地区人群患乳糜泻的潜在风险性。最后,采用我国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统计年鉴中提供的小麦消费数据和我国高、中、弱筋小麦品种品质区划信息,对比分析新疆地区和我国其他地区麸质蛋白暴露水平;采用新疆统计年鉴提供的各地州市小麦消费数据（仅查到农村地区数据）并结合新疆高、中、弱筋小麦品质区划信息对新疆不同地州市麸质蛋白暴露水平进行评估;结合新疆不同地州市乳糜泻高发人群（少数民族和农村居民）人口数分布数据,探究不同麸质蛋白暴露水平下的各地州市人群患乳糜泻的风险性,实现从乳糜泻相关的主要环境诱因角度进一步评估新疆地区患乳糜泻的风险性。结果显示,新疆地区为乳糜泻高风险地区,乳糜泻患病率呈“冰山”现象。在较高的乳糜泻遗传风险和麸质蛋白暴露水平双重因素影响下,新疆人群患乳糜泻的风险可能高于我国其他省市区;新疆喀什地区乳糜泻高风险人群占比和麸质蛋白暴露水平最高,当地人群患乳糜泻的风险性为全疆最高。具体结果如下:1.对新疆地区表现消化道临床症状的人群进行筛查结果显示:经活检确诊的乳糜泻患病率为0.35%（95%CI:0.11%-0.59%）,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病率为1.27%（95%CI:0.81%-1.73%）,后者数据仅略低于美国表现临床症状人群中乳糜泻的患病率1.47%,表明新疆地区乳糜泻并非罕见疾病。2.经活检取证的8名乳糜泻患者均表达HLA-DQ2.5基因,表明该基因同样为新疆地区乳糜泻易感基因。3.新疆地区乳糜泻患病率受遗传因素（民族）和环境因素（居住地）影响。其中,汉族受试者的乳糜泻自身免疫征的患病率显着低于少数民族（0.79%vs.2.03%,p<0.05）;农村居民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病率显着高于城镇地区居民（3.16%vs.0.97%,p<0.01）。4.新疆地区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者消化道症状和肠外症状复杂多变,在表现腹泻、纳差和恶心和（或）呕吐的受试者中患病率高于2%;接近50%的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者具有肠外症状表现。5.新疆地区存在大量未诊断的乳糜泻患者,尤其在少数民族（主要是维吾尔族）、教育水平低和农村地区居住的人群中。6.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与欧洲人和中亚人遗传关系更近,且两个民族不论遗传结构还是乳糜泻易感基因携带率（54.93%vs.53.85%）均十分相似或接近,两个民族的乳糜泻遗传风险性均较高。回族虽未发现与欧洲人或中亚人存在基因重叠现象,该民族的乳糜泻易感携带率（42.50%）仅次于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患乳糜泻风险性次之。汉族与我国北方汉族聚于一类,乳糜泻易感基因携带率最低（35.71%）,患乳糜泻的遗传风险性最小。7.新疆地区小麦消费量为我国消费量之首,同时地处高筋、中筋小麦品质区,由此推测该地区潜在的乳糜泻风险性可能高于我国其他各省市区。8.新疆喀什地区麸质蛋白暴露水平（54.93 g/天）明显高于新疆其他各地州市,同时该地区乳糜泻高发人群人口占比（少数民族人口数93.1%;农村居民人口数65.44%）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州市,该地区潜在乳糜泻发生风险性为全疆最高。
周长友[2]（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说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李燕[3]（2018）在《自然人群大肠癌筛查及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文中提出第一部分自然人群大肠癌筛查目的对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大肠癌筛查结果进行总结和分析,为项目策略优化提供依据和思路。方法采用概率抽样法,于2017年1月至7月抽取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辖区内40-74岁居民,通过初筛（危险评估问卷调查结合粪便隐血检测）和精筛（全结肠镜检查和组织病理学诊断）筛查出大肠癌癌前病变和癌患者。通过对筛查资料的整理、分析,计算阳性率、检出率、早诊率和治疗率等指标。结果1.金凤区辖区内10539位居民参与大肠癌筛查,危险评估问卷阳性人数2796人,阳性率26.53%;粪便隐血检测2570人,检测结果阳性人数747人,检测阳性率29.07%;初筛筛查出高危人群3062,初筛阳性率29.05%。2.参与肠镜检查的居民共1007例,肠镜检查顺应性32.89%;正常镜像617例,占肠镜检查总人数的61.27%;非正常镜像390例,占肠镜检查总人数的38.73%。3.本次筛查检出目标疾病78例,检出率7.75%;早期病变77例,早诊率98.72%;实际治疗71人,治疗率91.03%。结论本次大肠癌筛查工作完成的各项指标符合国家筛查技术方案的要求,然而,肠镜顺应性和检出率等相对偏低,需合理运用干预措施,普及相关知识,提高筛查参与率,以期取得更好的收益。第二部分大肠癌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目的通过大肠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以了解本地区大肠癌发病的影响因素,为防制对策和措施的完善、调整提供依据。方法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探索本地区大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从金凤区肿瘤登记随访信息系统中获取于2011年1月1日到2017年7月31日经病理诊断确诊的137大例肠癌患者作为病例;采用1:2个体匹配设计,按同民族、同性别、年龄±3岁的标准,从金凤区大肠癌筛查确定的一般人群中随机抽取274例居民作为对照,调查研究对象的一般情况、生活方式和个人肠道疾病史及家族癌症史等因素。运用条件Logistic回归法,分析各有关因素与大肠癌的联系强度。结果1.关于生活方式与大肠癌关系研究显示:吸烟是大肠癌发病的危险因素,OR值为6.67;尚未发现饮酒、饮茶和体育锻炼与大肠癌之间的联系有统计学意义。2.关于个人和家族疾病史与大肠癌关系研究显示:肠道疾病史、一级亲属肠癌史与大肠癌发病呈正相关,均达到显着性水平,其OR值分别为22.26和6.23。3.调查对象不良生活事件史与大肠癌发病密切相关,且有统计学意义,OR值为3.48,说明经历不良生活事件者发生大肠癌的风险是未经历者的3.48倍。结论通过对金凤区居民大肠癌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发现:吸烟史、肠道疾病史、不良生活事件史和一级亲属肠癌史可能是本地区大肠癌发生的危险因素。
乔光莉[4]（2017）在《宁夏农村人群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目的】生殖健康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基本的人权,也是公共健康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关于宁夏地区人群生殖健康水平的相关研究较少,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的研究更是“盲点”。本研究以宁夏农村人群0-3岁男性婴幼儿,处于青春期的男女青少年,以及处于生殖旺盛期的男女性育龄群众为研究对象,以不同生理阶段所表现的不同的生殖健康状态为研究靶点,对不同年龄段人群的生长发育特点、生殖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试图较为全面地揭示宁夏农村人群生殖健康现状,深刻了解宁夏农村人群对生殖健康的服务需求及生殖健康供给方提供服务的效果,探索制定宁夏农村生殖健康策略,为卫生决策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宁夏农村地区0-3岁婴幼儿、青少年、育龄人群进行生殖健康状况研究。其中抽取0-3岁男性婴幼儿4477例进行问卷调查、一般体格检查以及外生殖器出生缺陷筛查;抽取男女性青少年1847例进行问卷调查、一般体格检查、青春期第二性征测量;抽取1990例育龄人群进行问卷调查、一般体格检查以及生殖健康相关实验室检查;抽取919例农村育龄人群进行生殖健康相关认知-态度-行为调查。【结果】（1）宁夏农村0-3岁男性婴幼儿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4477例0-3岁男性婴幼儿出生时的身长均值高于国家标准,体重均值与国家标准相当。2-9月龄男性婴幼儿的身长和体重均质均与国家标准相当。12-36月龄,身长均值均低于国家标准,体重均值均高于国家标准。调查对象中有外生殖器官出生缺陷者占0.83%,其中尿道下裂占0.07%,单侧隐睾占0.42%,双侧隐睾占0.38%,两性畸形占0.02%。外生殖器官合并畸形占0.07%。Possion回归结果显示,足月产发生外生殖器官出生缺陷的机率低于早产（OR=0.958,P<0.05）。出生时低体重儿发生外生殖器官出生缺陷的机率高于出生体重正常者（OR=1.042,P<0.05）。（2）宁夏农村青少年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本次调查（2016年）的11-18岁年龄段男性青少年的身高均值与历史数据（1985年、1995年、2005年）年相比,除外个别年龄段（13岁,17岁）,均明显增加（P<0.05）。10-18岁女性青少年的身高均值与历史数据相比均明显增加（P<0.05）。男女性青少年的体重均值与历史数据相比,除外个别年龄段（男16岁,女10岁）,均明显增加（P<0.05）。1985-2016年宁夏农村男性和女性青少年身高、体重十年间的递增差值均随年代增加而递减,提示增幅减慢。男性青少年首次遗精年龄均值为13.07±0.95岁,外生殖器官发育Gardner分级G2均值为12.60±2.60岁,睾丸容积TV≥4ml（青春期启动标志）均值为12.40±0.85岁,阴毛发育Tanner分期PH2均值为13.49±1.05岁。男性青少年青春期发育提前者（初遗年龄≤13.20岁）占61.2%,延后者（初遗年龄≥16.50岁）占4.6%。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青春期发育提前的发生率高于汉族（OR=1.905,P<0.001）。握力为32.00-38.40kg的男生青春期发育提前的发生率低于握力为14.90-31.90kg的男生（OR=0.615,P<0.05）。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青春期发育延后的发生率低于汉族（OR=0.431,P<0.05）。男性青少年包皮异常者占66.1%。14岁年龄段男性青少年包皮异常的发生率低于11-12岁（OR=0.339,P<0.001）。生活状态自评较差者包皮异常的发生率高于生活状态自评较好者（OR=3.189,P<0.05）。男性青少年患精索静脉曲张（Varicose veins,VC）者占14.1%。14岁、15岁、16-18岁年龄段的男性青少年患VC的发生率高于11-12岁（OR=0.343、OR=0.212、OR=0.090,P<0.001）。本次调查的女性青少年月经初潮年龄均值为12.60±1.20岁,女性青春期第二性征分期评价SSC2年龄均值为11.17±0.81岁,乳房发育B2期年龄均值为12.38±1.89岁,阴毛发育TannerⅡ期（PH2）年龄均值为14.82±2.03岁。女性青少年青春期发育提前者（初潮年龄≤11.5岁）占13.1%,青春期发育延后者（初潮年龄≥14.3岁）占5.5%。13-14岁、15-16岁、18岁以上年龄段青春期发育提前的发生率低于11-12岁者（OR=0.034、OR=0.021、OR=0.010,P<0.001）。17岁、18-21岁年龄段青春期发育延后的发生率高于11-16岁者（OR=2.861、OR=25.377,P<0.001）。就读于高中的女性青少年青春期发育延后发生率高于现就读于小学者（OR=3.876,P<0.001）。性格自评外向和中性者青春期发育延后的机率低于性格自评为内向者（OR=0.470、OR=0.191,P<0.05）。（3）宁夏农村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知信行（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KAP）状况及影响因素男性育龄群众患VC者占8.2%,包皮过长者占4.3%,包茎者占0.1%,梅毒螺旋体筛查阳性者占0.4%。男性V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以上学历者VC的发病率低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OR=0.045、OR=0.088,P<0.001）,进食肉蛋者VC的发病率低于禁食肉蛋者（OR=0.049,P<0.05）。男性包皮过长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感到生活和工作压力者发生包皮过长的机率高于未感到生活和工作压力者（P<0.05）。男性梅毒螺旋体阳性Poisson回归结果显示,工作生活环境接触危险因素者梅毒螺旋体筛查阳性的发病率高于未接触危险因素者（OR=1.300E-06,P<0.001）,心率正常者梅毒螺旋体筛查阳性的发病率低于心率异常者（OR=9.310E-07,P<0.001）。女性育龄人群阴道清洁度异常者占32.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21-30岁,31-40岁,41-50岁女性阴道清洁度筛查阳性的发病率高于≤20岁女性（OR=6.593、OR=22.936、OR=10.972,P<0.05）。回族及其他民族女性阴道清洁度筛查阳性的发病率低于汉族（OR=0.533,P<0.05）。初中,高中/中专/中技,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女性阴道清洁度筛查阳性的发病率低于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者（OR=0.398、OR=0.414、OR=0.395,P<0.05）。有被动吸烟女性阴道清洁度筛查阳性的发病率高于无被动吸烟的女性（OR=0.043,P<0.05）。感知有生活压力的女性阴道清洁度筛查阳性的发病率高于未感到生活压力的女性（OR=4.273,P<0.001）。有痛经症状的女性阴道清洁度筛查阳性的发病率低于无痛经症状的女性（OR=0.055,P<0.001）。采用宫内节育器（Intrauterine device,IUD）避孕的女性阴道清洁度筛查阳性的发病率高于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的女性（OR=1.890,P<0.05）。调查的女性育龄人群曾有人工流产史者占9.5%,其中人流1次占7.4%,人流2次占2.0%,人流3次占0.1%。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21-30岁,31-40岁,41-50岁年龄组女性人工流产率高于≤20岁的女性（OR=2.559、OR=4.513、OR=8.911,P<0.05）。回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女性的人工流产率低于汉族（OR=0.481,P<0.05）。宁夏农村育龄人群中采取宫内节育器避孕的人数最多（占63.0%-66.5%）,采取结扎避孕的次之（占13.4%、22.1%）;采取避孕套避孕的最少（占3.6%、0.0%）。男女性育龄群众所采用的避孕方法由丈夫决定的分别占14.0%、7.0%,由妻子决定的分别占35.3%、17.6%,由夫妇二人共同决定的分别占29.4%、58.2%。男女性在避孕方法的决定权上存在统计学差异（P<0.001）。女性调查对象对避孕方法原理和注意事项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男性（P<0.001）,男女性非常了解者分别占4.7%、74.9%。女性调查对象对目前的避孕方法满意者明显高于男性（P<0.001）,男女性满意者分别占71.8%、83.9%。多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采取避孕方法前是否介绍过”对“女性避孕方法满意程度”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LLCI=0.042,ULCI=0.257;LLCI=-0.189,ULCI=-0.011）,为中介变量。“文化程度”对“男性避孕方法满意程度”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LLCI=-0.003,ULCI=0.012）,为中介变量。【结论】（1）宁夏农村男性婴幼儿出生后至12月龄前,生长发育与国家标准相当,但13月龄至36月龄间,身长明显低于国家标准,体重则高于国家标准,呈现矮胖体态。（2）宁夏农村青少年体格生长发育呈现“生长长期变化趋势”,但近年来有减慢态势;第二性征发育也呈现出“长期生长趋势”,但属于晚迟一族。青春期发育时项异常在男女性中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影响青少年青春期发育和进程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民族、体质体能、心理因素等。（3）宁夏农村男性育龄人群VC、包皮过长检出率分别为8.2%、4.3%,梅毒螺旋体阳性筛查阳性率为0.4%（400/10万）。主要影响因素为文化程度、心理因素、生活习惯等;宁夏农村女性生殖道感染（Reproductive tract infections,RTI）率为32.5%,主要影响因素为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心理因素等。（4）宁夏农村已婚育龄男女所选择的避孕措施种类较为单一,IUD和结扎绝育术两种方法的总使用率达到76.0%-89.0%,而其他避孕方法的使用率仅占4.0%-11.0%。（5）宁夏农村已婚育龄男性并未充分履行自己在生殖健康方面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仍然处于生殖健康旁观者的尴尬地位。宁夏农村群众的生殖健康认知和理念仍处于原始和落后的状态。从生殖健康知识供需两方面来看,虽然提供者已经对生殖健康知识进行了一定的宣传,但宣传后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与群众的现实需求间仍存差异。文化程度以及在使用避孕方法前对该方法原理、机理的详细介绍,对于育龄群众所使用避孕方法的满意程度具有中介效应。
张伟松[5]（2015）在《曼峦回村现代茶叶经济下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介入—影响—变迁”的视角,考察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传统少数民族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变迁与重构的动态过程,选取极富民族文化特色的“回傣”村庄——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曼峦回村作为田野点展开调查研究。本文在遵循人类学经典民族志整体观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参与观察、个案访谈、深入调查等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对现代化茶厂大规模进入之后,曼峦回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具体变化过程进行了初步探析,对村民家庭内部、村民相互之间、村民与周边外村人、村民与外来商人等的社会关系交往模式展开了描述与分析,以文化的视角对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和其中的文化蕴含进行了思考与探究。全文分为绪论和正文两部分,正文部分共四章。绪论部分阐明了本文的研究缘由、研究目的和意义、研究方法、田野点的社会经济情况以及笔者的田野调查经历,并梳理了国内外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成果。第一章以曼峦回村所在地与茶叶的历史渊源为背景,沿着曼峦回村的纵向历史发展脉络,分三个主要时期对该村的生计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历史发展概况进行了梳理,着重介绍了勐海工业园区建成以后,村里土地利用结构和生计方式的重大改变。第二章详细描述了曼峦回村内社会关系的新变化。主要分为家庭内部的关系和村民之间的关系,从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两个方面切入,考察村民们在各项活动中社会关系网络维持与构建的具体情况。第三章进一步描述了曼峦回村民与周边邻村以及外来茶商的互动交往情况。田野调查资料详细清楚地呈现出,村民们在新生计方式下面对新的社会关系时,在对外社会交往方式上做出的调整与选择。第四章综合总结了前三章的具体描述,阐述了曼峦回村在现代化茶叶经济背景下,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情况,结合相关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分析。经调查研究笔者认为,快速的社会变迁确实改变了人们的互动行为模式,但在这种改变中,经济理性并没有完全代替人的全部理性。村民们一方面不得不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寻找各种机会,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实实在在地生活在原有的关系模式及相应的道德体系中。其次,曼峦回村的“强关系”并非总是像有的社会科学家说的那样“强加给人们令人窒息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人们能够通过调动这种“强关系”资源来获得经济上的好处。
厉传琳[6]（2014）在《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査技术服务的规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出生缺陷是影响人口素质和群体健康水平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整合在常规孕产保健服务中的产前诊断和筛查服务,是出生缺陷防治的第二道防线,这类服务具有公共卫生属性、依托卫生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风险,且涉及人的基本权力。如何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不受损害,推动技术的发展使之惠及全体人民,是政府应当承担的职责,政府规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工具。研究目的：以《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作为核心案例规制,本论文旨在描述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发现或确定有效规制的核心要素,分析规制活动的结果,提出改善规制的策略与建议。研究内容和方法：1.以政府规制理论为指导,梳理和分析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及服务所具有的特点,归纳规制的必要性和规制应当关注的关键环节；2.运用个人深入访谈和政策文本回溯、文献评阅等方法,回顾我国自本世纪初至2013年间,关于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制订和实施过程。重点关注不同时期的宏观环境下,选用的规制手段、规制活动的参与者和各方的作用；3.基于既往研究积累、现场调查、个人深入访谈,及二手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以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及其改善程度为指标,衡量规制的结果；4.从规制内容、规制手段、参与者功能发挥等维度,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1.关于规制的必要性及关键环节卫生系统具有许多明显的特征使得卫生系统中市场失灵的情况较之其他系统更为多见,提示在卫生系统开展规制十分必要。对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必要性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我国经济社会转型阶段,卫生系统改革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政府在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利中的普遍责任及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定位,以及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特点和当前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情况。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关键环节包括推动技术发展、提升服务可及性及保障需方权利三个方面。2.关于规制文本的制订和规制活动推行的过程《母婴保健法》出台后,为完善规制体系,针对全国范围内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提供存在的问题,在专家团队的倡导下,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启动了规制文本制订活动。依托有关决策咨询机构的支持,《管理办法》于2002年以卫生部部门规章形式发布,并于2003年正式实施。《管理办法》出台后,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管理办法》要求,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了相关实施细则,指导本地规制活动的开展。部分省级行政区结合规制实践的结果,适时对规制文本进行了调整和修订。国家层面和各省级行政区层面规制活动运用的规制手段包括6大类,其中以指令与控制类手段的运用最为广泛,基于市场的治理与控制、行业自律的规制手段的应用还有待进一步挖掘和探索。在规制文本制订和规制推行的过程中,多类参与者参与进来,通过各种途径发挥作用,其权力与能力从其影响规制活动的效应中充分反映出来。3.关于规制活动的结果和规制目标的达成情况在规制文本出台之前,我国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出生缺陷发生率偏高,出生缺陷产前诊断的比例有待提升；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相关技术准入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技术准入缺乏统一的标准；从事产前诊断相关服务的医务人员数量不足,培训教育和个人发展有待强化；卫生行政部门对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的进步和服务的拓展缺乏支持；服务提供尚不能满足需求；服务质量的保证和改善尚停留在机构层面；卫生行政部门对产前诊断、产前筛查服务的质量监控和改善,缺乏有力的抓手；筛查服务与诊断服务的衔接不畅,有限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风险防范意识仍待建立；服务的经济可及和可接受问题尚未得到广泛关注。2006-2007年间,伴随规制活动的展开,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的可及性取得了一定的改善。全国6省12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唐氏综合征产前血清学筛查服务的利用率为35.8%,供方和需方报告的结果接近；筛查服务假阳性率偏高,在该时间阶段比较普遍；侵入性诊断服务由于提供仍不普遍,服务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分析。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妇（及其家庭）的社会人口学特征不同、分娩的机构类别不同,其唐氏综合征产前血清学筛查服务的利用情况不同。服务利用的弱势人群是农村、经济发生水平落后、收入有限、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群。引入接产机构进行多水平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在考虑了接产机构因素的情况下,来自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级行政区、省内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市,（教育、收入、城乡归属）综合指数高、健康风险大（高龄）、具有出生缺陷防治有关知识的需方服务利用程度较高。2009年以后,在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引领下,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规制不断深化。截至2012年年底,全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仅西藏自治区和重庆市未出台与产前诊断技术服务规制有关的省级规章制度,其余各省级行政区共出台了相关规制文本84项,包括上海市在内的部分省市已经结合技术的发展、服务需求的变化等,对规制文本作了修订。全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中,除西藏自治区外,均根据《管理办法》的要求,开展了本省内产前诊断技术服务的机构和人员准入。30个省级行政区共设立产前诊断机构204家。与2001年的基线情况相比,服务的地理可及性和可获得性有了较为显着的改善。以上海市为例,根据有关产前诊断中心报告的数据,筛查服务的质量不断改善,诊断服务的质量已经达到了国内技术标准的规定。国内也有多项大样本量筛查服务结果报告,在筛查的假阳性率和随访方面,都有较大幅度的改善。诊断服务方面,文献报告的服务量逐年增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也多在国内标准的低限值以下,提示技术的不断成熟,质量的不断优化。随着2009年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农村孕妇增补叶酸预防出生缺陷的项目纳入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并在全国铺开,山东、广东、广西、福建等省级行政区先后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出台了针对特定疾病、特定人群的干预项目,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由政府买单或由社会医疗保险覆盖,以提升服务的经济可及性。随着社会对于出生缺陷防治知识的了解和防治出生缺陷意识的增强,运用二级预防手段,识别出生缺陷的风险,并通过明确诊断,采取终止妊娠的手段来避免严重出生缺陷患儿降生的理念,已经得到需方的广泛认同。但筛查假阳性率过高,侵入性采样操作的流产风险不可避免,制约了筛查阳性者侵入性诊断服务的利用。研究结论：鉴于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服务的特点,政府在该领域应当发挥积极的规制作用。总体来看,规制文本的出台有多方力量的协同推进,规制文本的制订包含了很多循证决策亮点,规制在各地的推行有本地的特色和探索,是一个不断优化完善的过程。当然,其中还存在不少问题。规制实施10年来,其预期目标部分实现,还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规制目标是否实现,不仅是规制文本的内容及其具体推行过程的结果,也受到规制手段的应用、规制活动中众多参与者的权力和能力,以及宏观环境的重要影响。服务体系健全、质量保证专业、人才队伍发展可持续、健康宣教深入普及、部门合作高效、信息统计科学是规制结果改善的重要途径。对于卫生系统而言,顶层设计的完善,借力于宏观环境、注重部门合作是改善规制效果的重要途径。政策建议：1.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分工,结合产前诊断和产前筛查技术服务的特点,创新规制实践,不断优化规制效果。2.建立健全规制过程的全程监管机制。3.强化部门合作,协同推进规制结果的改善。
李莹[7]（2014）在《宁夏地区回、汉人群变应性鼻炎与MRPL4基因多态性分析》文中提出目的研究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区回族、汉族人群的MRPL4基因多态性与变应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AR）易感性的关系，同时探讨了MRPL4基因的基因型及其等位基因频率在宁夏地区的回族、汉族人群中的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性。方法采用1:1配对原则的病例-对照研究方法，严格按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选择研究对象：病例组为300例（回族变应性鼻炎患者150例，汉族变应性鼻炎患者150例），健康对照组为300例（健康对照回族150例，汉族150例），应用聚合酶链技术（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和SNPs DNA直接测序技术检测病例组和对照组共计600例样本的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的基因型频率和等位基因频率，进行了Hardy-Weinberg平衡定律检验。结果（1）宁夏地区回族和汉族人群中的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具有多态性，基因型分别是纯合野生型AA、杂合型AG、纯合多态型GG。（2）全部人群中：变应性鼻炎组与对照组间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一民族中：汉族变应性鼻炎组与对照组间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回族变应性鼻炎组与对照组间变应性鼻炎组与对照组间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民族中：回族与汉族病例组之间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基因型和等位基因频率分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存在基因多态性变异（2）MRPL4基因rs8111930位点的多态性可能与宁夏地区回族以及汉族人群变应性鼻炎的易感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3）该位点的多态性在宁夏地区回族、汉族变应性鼻炎患者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张涛[8]（2013）在《宁夏地区人口出生缺陷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性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出生缺陷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仅导致新生儿死亡，而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精神和经济负担，还影响整个中华民族人口素质的提高。因此，在了解其三间分布情况及探讨其发病原因的基础上，开展积极有效的预防干预措施以降低其发生率，具有迫切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目的掌握宁夏地区出生缺陷的流行现状、分布特点及变化趋势。以先天性心脏病为研究病种，通过病例对照研究，探讨宁夏地区出生缺陷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为宁夏地区出生缺陷的干预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进而提出适合我区的出生缺陷干预措施，提高全区广大育龄群众的生殖健康水平，有效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为促进我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全面提高人口素质，增强人口生命质量服务。研究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研究的方法，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生缺陷监测医院为研究地点，采用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方法，监测对象2005～2011年在出生缺陷监测医院住院并分娩的怀孕满28周到出生后7天的围产儿，包括活产、死胎、死产、7天内死亡的新生儿及计划内引产的围产儿。在此基础上分析近几年来宁夏地区出生缺陷总体及分类型出生缺陷的发生率、三间分布，及发生率随年份的变化趋势情况。并对2010和2011年发生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采用1:1匹配的病例对照研究，将经各种临床检查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新生儿的母亲作为病例组，按照1:1匹配选择出生时间相差不超过1个月、相同性别的健康儿童的母亲作为对照，剔除不能配合完成问卷调查者。利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采集孕母孕前及孕期各种可疑危险因素信息。对可疑危险因素利用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进行分析。研究结果1．宁夏地区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资料结果显示，2005～2011年，宁夏地区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为117.01/万，且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2009年出生缺陷发生率达到最高125.25/万。城市地区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为104.56/万，农村地区出生缺陷的总发生率为120.16/万，城市地区低于农村地区，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996，P=0.014）。男性出生缺陷发生率125.13/万，女性出生缺陷发生率为108.47/万，男性出生缺陷发生率远远高于女性，且两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574，P=0.001）。夏季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最高，达到133.68/万，冬季出生缺陷发生率最低，为107.28/万，不同季节出生缺陷发生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173，P=0.002）。<20岁年龄组和35岁以上年龄组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分别达到137.47/万和160.90/万，出生缺陷患儿的母亲年龄呈现明显的“U”形分布，不同年龄组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有统计学意义（χ2=19.038，P=0.001）。2．2005～2011年宁夏地区出生缺陷的前五顺位依次为：总唇裂、神经管畸形、多指（趾）、先天性脑积水、先天性心脏病。总唇裂一直稳居出生缺陷第一顺位，下降趋势不明显。神经管畸形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且下降趋势明显；多指（趾）畸形发生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先天性脑积水发生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马蹄内翻足发生率呈下降趋势；21-三体综合征发生率总体上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3．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均显示：孕早期发热（OR=15.63）、母亲孕前BMI≥30（OR=10.27）、梅毒检测试验阳性（OR=10.18）、孕前6个月内服避孕药（OR=6.73）、汉族（OR=4.00）是先天性心脏病的危险因素。研究结论宁夏地区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总体较高，且呈上升趋势；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存在地区、性别、季节和母亲年龄差异；出生缺陷的前五顺位为总唇裂、神经管畸形、多指（趾）、先天性脑积水、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先天性心脏病发生的危险因素是汉族、母亲孕前BMI≥30、孕前6个月内服避孕药、孕早期发热和梅毒检测试验阳性。
姚伟红[9]（2012）在《我国少数民族遗传病研究的问题及对策》文中认为目前,我国的少数民族遗传病调查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地域障碍、民族文化、婚姻习俗,以及样本量需求大而研究周期长,导致目前少数民族遗传病的调查研究大多基于单种疾病,且调查研究的报道不多。本文分析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的遗传病研究情况,对进一步开展的少数民族遗传病的调查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建议。
叶晨,付四清[10]（2012）在《近亲婚配与先天性耳聋的关系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阐述了近亲婚配和先天性耳聋的关系,近亲婚配会增加先天性耳聋发生概率,且亲缘关系越近概率越高,现在许多先天性耳聋基因位点已被检测出来,我们可以从此入手降低先天性耳聋发生率,为婚前检测,优生优育做出贡献。
二、宁夏农村回族遗传病的抽样调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宁夏农村回族遗传病的抽样调查（论文提纲范文）
（1）新疆地区人群患乳糜泻的风险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词表 |
| 第1章 引言 |
| 1.1 食品安全危害识别概述 |
| 1.1.1 定义 |
| 1.1.2 食品安全危害识别研究方法 |
| 1.2 乳糜泻概述 |
| 1.2.1 定义 |
| 1.2.2 乳糜泻研究史 |
| 1.3 乳糜泻危害性 |
| 1.3.1 乳糜泻患病率 |
| 1.3.2 乳糜泻临床症状及并发症 |
| 1.4 乳糜泻发病机制 |
| 1.4.1 环境因素 |
| 1.4.2 遗传因素 |
| 1.4.3 免疫机制 |
| 1.5 乳糜泻的防治 |
| 1.5.1 乳糜泻的诊断 |
| 1.5.2 乳糜泻的筛查 |
| 1.5.3 乳糜泻的治疗 |
| 1.5.4 乳糜泻的营养管理 |
| 1.6 无麸质食品的加工与安全控制问题 |
| 1.6.1 麸质蛋白的危害评估 |
| 1.6.2 无麸质食品的生产 |
| 1.6.3 无麸质食品的检测与标识 |
| 1.7 立题背景和研究内容 |
| 1.7.1 课题来源 |
| 1.7.2 立题背景 |
| 1.7.3 研究内容 |
| 第2章 新疆地区主要民族人群的乳糜泻筛查 |
| 2.1 引言 |
| 2.2 实验材料和仪器 |
| 2.2.1 研究人群 |
| 2.2.2 试剂与材料 |
| 2.2.3 仪器与设备 |
| 2.2.4 溶液的配制 |
| 2.3 实验方法 |
| 2.3.1 筛查方案 |
| 2.3.2 总Ig A抗体的检测 |
| 2.3.3 血清anti-tTG-IgA抗体检测 |
| 2.3.4 血清anti-DGP-IgG抗体检测 |
| 2.3.5 EMA-IgA检测 |
| 2.3.6 PCR-SSP法分型HLA-DQA1和-DQB1基因 |
| 2.3.7 胃镜检查及小肠活检 |
| 2.3.8 十二指肠绒毛病理检测 |
| 2.3.9 乳糜泻的诊断 |
| 2.4 结果 |
| 2.4.1 纳入乳糜泻筛查的患者 |
| 2.4.2 纳入受试者总IgA水平 |
| 2.4.3 受试者血清中anti-tTG-IgA或 anti-DGP-IgG抗体水平 |
| 2.4.4 anti-tTG-IgA阳性患者的EMA-IgA抗体结果 |
| 2.4.5 Anti-tTG-IgA抗体阳性患者HLA-DQA1和-DQB1 基因型 |
| 2.4.6 乳糜泻抗体及易感基因双阳性患者的活检结果 |
| 2.4.7 乳糜泻自身免疫征和乳糜泻 |
| 2.5 讨论 |
| 2.5.1 乳糜泻的诊断 |
| 2.5.2 乳糜泻或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病率 |
| 2.5.3 乳糜泻易感基因 |
| 2.5.4 研究方案的不足 |
| 2.6 小结 |
| 第3章 新疆地区乳糜泻自身免疫征的流行病学初步特征 |
| 3.1 引言 |
| 3.2 实验方法 |
| 3.2.1 研究样本 |
| 3.2.2 统计分析 |
| 3.3 实验结果 |
| 3.3.1 纳入受试者特征 |
| 3.3.2 人口学各因素与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病率的相关性 |
| 3.3.3 消化道临床症状及其与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病率的相关性 |
| 3.3.4 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者肠外症状 |
| 3.3.5 新疆地区未诊断乳糜泻患者 |
| 3.4 讨论 |
| 3.4.1 乳糜泻患病率及其潜在影响因素 |
| 3.4.2 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者消化道临床症状 |
| 3.4.3 乳糜泻自身免疫征患者肠外疾病或症状 |
| 3.4.4 未诊断的乳糜泻患者 |
| 3.5 小结 |
| 第4章 基于HLA-DRB1、-DQA1 和-DQB1 位点的新疆主要民族人群患乳糜泻的遗传风险性 |
| 4.1 引言 |
| 4.2 实验材料和仪器 |
| 4.2.1 研究人群 |
| 4.2.2 试剂与材料 |
| 4.2.3 仪器与设备 |
| 4.2.4 溶液的配制 |
| 4.3 实验方法 |
| 4.3.1 DNA提取 |
| 4.3.2 DNA浓度和纯度鉴定 |
| 4.3.3 HLA-DQA1、-DQB1 及-DRB1 位点基因扩增 |
| 4.3.4 遗传平衡检验及单倍型分析 |
| 4.3.5 系统发育树的构建 |
| 4.3.6 数据统计分析 |
| 4.4 结果 |
| 4.4.1 HLA-DQA1、-DQB1和-DRB1 基因电泳结果 |
| 4.4.2 HLA-DQA1、-DQB1 和-DRB1 位点等位基因测序峰图 |
| 4.4.3 Hardy-Weinberg equilibrium检测 |
| 4.4.4 HLA-DQA1、-DQB1 和-DRB1 等位基因在四个民族中的分布频率 |
| 4.4.5 HLA-DQA1-DQB1 单倍型在四个民族中的分布 |
| 4.4.6 四个民族与其他人群遗传关系分析 |
| 4.4.7 乳糜泻易感基因在四个民族中的分布 |
| 4.5 讨论 |
| 4.5.1 汉族HLA-DRB1、-DQA1 和-DQB1 基因及遗传结构 |
| 4.5.2 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HLA-DRB1、-DQA1 和-DQB1 基因及遗传结构 |
| 4.5.3 回族HLA-DRB1、-DQA1 和-DQB1 基因及遗传结构 |
| 4.5.4 四个民族患乳糜泻遗传风险性 |
| 4.6 小结 |
| 第5章 麸质蛋白暴露对新疆地区人群患乳糜泻的风险影响 |
| 5.1 引言 |
| 5.2 实验方法 |
| 5.2.1 方法和数据收集 |
| 5.2.2 数据的统计分析 |
| 5.3 实验结果 |
| 5.3.1 我国小麦生产和居民消费量分析 |
| 5.3.2 麸质蛋白含量不同小麦品种在我国不同地区的分布 |
| 5.3.3 新疆地区民居小麦麸质蛋白暴露分析 |
| 5.3.4 农村和不同民族人口分布与乳糜泻风险性 |
| 5.4 讨论 |
| 5.4.1 小麦麸质蛋白暴露与乳糜泻风险性 |
| 5.4.2 新疆地区小麦麸质蛋白暴露与乳糜泻风险性 |
| 5.4.3 小麦麸质蛋白暴露、易感基因频率与乳糜泻风险性 |
| 5.5 小结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结论 |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3 进一步工作方向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研究成果 |
（2）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自然人群大肠癌筛查及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第一部分 自然人群大肠癌筛查 |
| 材料与方法 |
| 1.研究对象 |
| 2.研究内容及方法 |
| 3.大肠癌筛查及早诊早治技术路线图 |
| 4.项目指标要求及计算方法 |
| 5.统计分析方法 |
| 6.质量控制 |
| 结果 |
| 讨论 |
| 第二部分 大肠癌危险因素病例对照研究 |
| 材料与方法 |
| 1.基线调查 |
| 2.研究对象 |
| 3.研究内容 |
| 4.样本量的计算 |
| 5.统计分析 |
| 6.质量控制 |
| 结果 |
| 讨论 |
| 全文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文献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个人简介 |
| 开题、中期及学位论文答辩委员组成 |
（4）宁夏农村人群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男性婴幼儿的生殖健康状态 |
| 1.1.2 青少年的生殖健康状态 |
| 1.1.3 已婚育龄男女的生殖健康状态 |
| 1.1.4 生殖健康的知信行理论 |
| 1.1.5 国内研究局限性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第2章 宁夏农村0-3岁男性婴幼儿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2.1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2.1.1 调查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质量控制 |
| 2.1.4 数据分析方法 |
| 2.1.5 医学伦理原则 |
| 2.2 研究结果 |
| 2.2.1 男婴一般状况 |
| 2.2.2 男婴生长发育状况 |
| 2.2.3 男婴外生殖器官出生缺陷检出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 2.3 讨论 |
| 2.3.1 男婴生长发育状况分析 |
| 2.3.2 男婴外生殖器官出生缺陷发生状况及相关因素分析 |
| 2.4 小结 |
| 第3章 宁夏农村青少年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3.1 调查对象和与方法 |
| 3.1.1 调查对象 |
| 3.1.2 研究方法 |
| 3.1.3 质量控制 |
| 3.1.4 数据分析方法 |
| 3.1.5 医学伦理原则 |
| 3.2 研究结果 |
| 3.2.1 男女性青少年一般状况 |
| 3.2.2 男女性青少年一般生长发育状况 |
| 3.2.3 男性青少年青春期发育、外生殖器官疾患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2.4 女性青少年青春期发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3 讨论 |
| 3.3.1 男女性青少年生长发育状况 |
| 3.3.2 男性青少年青春期发育及外生殖器疾患影响因素分析 |
| 3.3.3 女性青少年青春期发育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
| 3.4 小结 |
| 第4章 宁夏农村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4.1 宁夏农村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4.1.1 调查对象和方法 |
| 4.1.2 研究结果 |
| 4.1.3 讨论 |
| 4.1.4 小结 |
| 4.2 宁夏农村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知信行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
| 4.2.1 调查对象与方法 |
| 4.2.2 研究结果 |
| 4.2.3 讨论 |
| 4.2.4 小结 |
| 第5章 改善宁夏农村人群生殖健康状况的政策建议 |
| 5.1 加强宣传教育，倡导男性婴幼儿科学辅食喂养 |
| 5.2 加强孕前、孕期妇女科学饮食营养 |
| 5.3 重视青少年饮食营养均衡，减少青春期发育时项的异常 |
| 5.4 加强宣传教育，倡导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 |
| 5.5 采取必要措施，提升成年群体生殖健康认知水平，并适当向低学历者倾斜 |
| 5.6 鼓励男性参与生殖健康重大事件的决策，提升男性对生殖健康的自我认同度 |
| 5.7 建立完善的生殖健康服务体系，加强服务细节管理 |
| 5.8 探索制定宁夏农村生殖健康策略 |
| 第6章 结论与创新点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6.3 本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曼峦回村现代茶叶经济下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回顾 |
| (一) 社会关系网络相关理论的发展概述 |
| (二) 国内外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概述 |
| 四、研究方法和田野经历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田野调查经历 |
| 五、田野点概况 |
| (一) 区位及自然环境 |
| (二) 村寨历史简介 |
| (三) 人口与生计方式 |
| 第一章 从茶园到茶厂:曼峦回村历史发展概况 |
| 一、勐海与茶叶 |
| 二、曼峦回村历史上的生计方式及社会关系网络 |
| (一) 建寨初期的生计方式 |
| (二) 社会主义土地改革与集体化 |
| (三) 土地承包责任制与生计方式的多样性 |
| (四) 传统生计方式下的社会关系网络 |
| 三、茶叶工业园的建设及其对曼峦回村的影响 |
| (一) 征地过程及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 |
| (二) 生计方式的巨大转变 |
| (三) 社会关系网络的多元化发展 |
| 第二章 曼峦回村内关系的新发展 |
| 一、家庭内部的关系 |
| (一) 曼峦回村婚姻现状 |
| (二) 姻亲关系的维护与利用 |
| 二、村民间关系的变化 |
| (一) 生产活动里的新关系 |
| (二) 日常生活里的人际关系 |
| 三、村内关系中的“道德取向”与“利益取向” |
| 第三章 曼峦回村际互动与对外交往 |
| 一、村际交往中“回傣”身份的运用 |
| 二、村民与外来商人的关系 |
| (一) 外来商人在曼峦回村的生存现状 |
| (二) 外来商人与村寨管理 |
| (三) 外来商人与村民的互动 |
| 三、村民与外来茶叶客户的关系 |
| (一) 村民与客户的人情往来 |
| (二) 对外交往渠道的拓展:现代化手段的运用 |
| 第四章 曼峦回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变迁与思考 |
| 一、“经济理性”与“人情道德” |
| 二、“强关系”与“弱关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及获奖情况 |
| 致谢 |
（6）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査技术服务的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出生缺陷及其防治 |
| 二、出生缺陷的产前诊断和筛查(以唐氏综合征为例) |
| 三、推进与强化出生缺陷防治的有关规制 |
| 四、结语 |
| 第二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的意义 |
| 四、现有的研究及结果概述 |
| 五、论文内容安排 |
| 第二章 研究的理论基础和方法学 |
| 第一节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政府规制理论 |
| 二、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理论 |
|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 |
| 第二节 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 |
| 一、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理论分析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实证研究 |
| 三、研究的质量控制 |
| 四、研究的伦理 |
| 第三章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卫生系统的宏观环境 |
| 一、我国经济社会宏观环境 |
| 二、我国卫生系统的转型发展 |
| 三、卫生行政组织与卫生业务组织架构 |
| 第二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卫生系统的特点和规制的必要性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定位和特点 |
| 三、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必要性 |
| 第三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主要利益相关者 |
| 一、概述 |
| 二、服务供方 |
| 三、服务需方 |
| 四、服务的组织方 |
| 五、服务质量和结果的评估方 |
| 六、服务支付方 |
| 七、服务供方的供应商 |
| 八、其他利益相关者 |
| 九、各利益相关者的分类及相互关系 |
| 第四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关键环节 |
| 一、供需双方在服务提供/利用过程中面临的潜在风险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关键环节 |
| 第四章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概述 |
| 一、研究时段的确定和划分 |
| 二、研究内容的细化 |
| 三、研究数据的来源 |
| 第二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第一阶段(1994-2002年) |
| 一、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面临的宏观环境 |
| 二、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领域存在的问题 |
| 三、采取的对策 |
| 第三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第二阶段(2003-2008年) |
| 一、规制活动面临的宏观环境 |
| 二、规制推行的过程 |
| 三、规制活动的效果—国家层面 |
| 四、省级行政区和机构层面的效果评价 |
| 五、讨论与建议 |
| 第四节 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的规制过程-第三阶段(2009-2013年) |
| 一、规制活动面临的宏观环境 |
| 二、上海市的基本情况 |
| 三、规制推行的过程 |
| 四、规制活动的效果(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五节 规制的手段 |
| 一、概述 |
| 二、规制手段之一—指令与控制 |
| 三、规制手段之二—基于市场的治理与控制 |
| 四、规制手段之三—行业自律 |
| 五、规制手段之四—基于激励的制度 |
| 六、规制手段之五—要求信息公开 |
| 第六节 规制的参与者 |
| 一、规制的参与者 |
| 二、规制参与者的功能 |
| 三、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
| 第五章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的评价和展望 |
| 第一节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评价 |
| 一、对规制文本制订的评价 |
| 二、对规制决策推行的评价 |
| 第二节 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展望 |
| 一、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查技术服务规制实践总结和讨论 |
| 二、对宏观环境的展望 |
| 三、对未来规制活动的展望 |
| 第六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进一步优化规制的政策建议 |
| 三、研究的特点和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致谢 |
| 附件1：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件2：研究的规制 |
| 附件3：数据收集工具 |
| 附件4：发表文章 |
（7）宁夏地区回、汉人群变应性鼻炎与MRPL4基因多态性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1 研究对象 |
| 2 研究方法 |
| 结果 |
| 1. 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 |
| 2. MRPL-4（rs8111930）基因位点 PCR 扩增结果 |
| 3. MRPL-4（rs8111930）位点基因多态性分析 |
| 讨论 |
| 1. 变应性鼻炎目前的研究情况 |
| 2. 变应性鼻炎的发病机制 |
| 3，MRPL4 基因及其多态性与变应性鼻炎 |
| 4. 宁夏回族、汉族人群 MRPL4 基因多态性及其与变应性鼻炎的关系 |
| 5.问题及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个人简历 |
（8）宁夏地区人口出生缺陷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国内外流行现状 |
| 1.1 国外流行现状 |
| 1.2 国内流行现状 |
| 1.3 宁夏地区流行现状 |
| 2 出生缺陷研究现状 |
| 2.1 出生缺陷研究方法 |
| 2.2 出生缺陷危险因素 |
| 3 出生缺陷的预防 |
| 4 开展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研究对象和方法 |
| 1 出生缺陷监测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监测方法 |
| 1.3 质量控制 |
| 1.4 监测种类及诊断标准 |
| 2 先天性心脏病病例对照研究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质量控制 |
| 3 数据整理及统计分析 |
| 结果 |
| 1 出生缺陷总发生率及分布情况 |
| 1.1 出生缺陷发生率及年份分布 |
| 1.2 出生缺陷的地区分布 |
| 1.3 出生缺陷的性别分布 |
| 1.4 出生缺陷的季节分布 |
| 1.5 不同年龄妇女子代出生缺陷发生率 |
| 2 分类别出生缺陷发生率及顺位 |
| 2.1 各种类别出生缺陷发生率 |
| 2.2 主要出生缺陷发生顺位 |
| 2.3 主要缺陷发生率的变化趋势 |
| 3 先天性心脏病病例对照研究 |
| 3.1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 |
| 3.2 多因素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
| 讨论和建议 |
| 1 出生缺陷发生率及分布 |
| 1.1 出生缺陷发生率及年份分布 |
| 1.2 出生缺陷的城乡分布 |
| 1.3 出生缺陷的性别分布 |
| 1.4 出生缺陷的季节分布 |
| 1.5 不同年龄妇女子代出生缺陷发生率 |
| 2 分类别出生缺陷发生率及顺位 |
| 2.1 出生缺陷发生顺位 |
| 2.2 主要缺陷发生率的变化趋势 |
| 3 先天性心脏病危险因素 |
| 3.1 孕妇一般情况 |
| 3.2 孕早期异常情况 |
| 3.3 孕妇辅助检查结果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10）近亲婚配与先天性耳聋的关系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先天性耳聋发病率很高 |
| 二、先天性耳聋遗传的数理分析 (以堂表兄妹为例) |
| 1.有家族史时生出先天性耳聋患儿的风险评估 |
| (1) 随机婚配 |
| (2) 近亲婚配 |
| 2.无家族史时生出先天性耳聋患儿的风险评估 |
| (1) 随机婚配 |
| (2) 近亲结婚 |
| 3.选型婚配 即选择具有某些特征 (如身高、智力、种族) 的配偶 |
| 三、从先天性耳聋遗传的数理分析可以看出: |
| 四、坚持杜绝近亲婚配及婚前基因检测的措施同时进行 |
| 1.坚持杜绝近亲婚配 |
| 2.婚前基因检测 |
四、宁夏农村回族遗传病的抽样调查（论文参考文献）
- [1]新疆地区人群患乳糜泻的风险性[D]. 周春艳. 南昌大学, 2021(02)
- [2]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3]自然人群大肠癌筛查及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D]. 李燕. 宁夏医科大学, 2018(10)
- [4]宁夏农村人群生殖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D]. 乔光莉. 吉林大学, 2017(03)
- [5]曼峦回村现代茶叶经济下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D]. 张伟松. 云南民族大学, 2015(12)
- [6]我国产前诊断和筛査技术服务的规制研究[D]. 厉传琳. 复旦大学, 2014(01)
- [7]宁夏地区回、汉人群变应性鼻炎与MRPL4基因多态性分析[D]. 李莹. 宁夏医科大学, 2014(03)
- [8]宁夏地区人口出生缺陷流行病学调查及相关性研究[D]. 张涛. 宁夏医科大学, 2013(03)
- [9]我国少数民族遗传病研究的问题及对策[J]. 姚伟红. 黑龙江医学, 2012(10)
- [10]近亲婚配与先天性耳聋的关系分析[J]. 叶晨,付四清. 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 2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