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顾颉刚与现代民俗学思潮（论文文献综述）
李书豪[1]（2021）在《顾颉刚民俗学研究中史学传统的塑造及反思》文中研究表明从中国民俗学发展史来看,民俗学一直存在着人类学与历史学并行的两种研究倾向与路径。进入新世纪后,人类学研究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现今的民俗学研究,其历史学倾向逐渐衰弱。顾颉刚作为早期民俗学的实践者与历史学研究倾向的塑造者,亦较少被学界关注。顾颉刚在民俗学研究中曾创立独特的史学演进路径,今日反思其所重视并躬行的史学传统,可在民俗学学科内部寻求理论发展的历史动力。
王丹[2]（2021）在《裂变与归化：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经学向文学的转型》文中研究表明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文学史中有大量的篇目,在传统知识体系里属于经学的内容。学界认为,这一现象造端于清季民初学术体系的转型,在民国文学史的书写里得到了典型论证。本文尝试通过对民国文学史书写的分析,探讨它是如何通过对于经学部分材料的归纳、转化与分类,实现了经学中部分文献向文学转型的这一问题。第一章首先梳理民国文学史书写所发生的语境。民国文学史的书写本身就发生在经学的逐步瓦解、国学运动和文学科建立这一复杂背景之下。作为传统学术核心的经学被教育系统废除,在国学思潮的改良下成为普通文献材料。与此同时,文学科在西学影响下建立。学者们从原处于经学中的材料里寻找文学价值,并在文学史的编订中对其进行阐释,将其向文学转化。第二章讨论民国学者对经学中《诗经》的文学化改造以及文学史对《诗经》进行的新的文学定位。民俗学的介入帮助《诗经》摆脱经学身份,“抒情性”给予《诗经》文学价值,又因其诞生于中华文明初始阶段,深刻影响后世文学创作,而具有了诗歌类源头的文学地位。第三章处理民国文学史如何以新的散文理念重新定位了《左传》和《论语》、《孟子》的问题。学者通过定位《左传》为叙事散文,《论语》、《孟子》为说理散文将它们归类文学,又因其独特的叙事风格、丰富用词及高超的论说技艺确立了在文学史中的经典地位。民国文学史通过对经书进行去经学化、并通过文学化阐释、新的文体归类等方式,使传统经学中的部分内容符合了现代文学特征:《诗经》成为诗歌类抒情文学的源头;《左传》成为叙事散文的典范;《论语》、《孟子》因论说风格和语言特色被部分文学史归为说理散文的经典,实现了经学向文学的转型。
尹鹏[3]（2021）在《王树民史学研究》文中认为王树民（1911-2004）,字逸民,号曙庵,笔名立人,直隶武清人（今天津武清区）。王树民是我国近现代着名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及历史教学作长达六十余年。其人生历经民国、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阶段,学术上涉猎了古史、民俗学、甘青地方史、历史文献学、中国史学史、历史教学等领域,并在这些领域卓有建树,为学界所称道。王树民的史学研究,既能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又能与求真求实的治学理念相结合,以多学科为视角,注重学科之间的联系,在古史辨的研究方法基础之上,突破传统具体问题研究,上升到思想理论的高度。更宝贵的是王树民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历史人才,并主动分享治学经验,为不少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借鉴和帮助。文章通过对王树民在各个领域述文章的研究,以及王树民师友们的采访,深入剖析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成果,并上升到治史方法、思想的高度,从中汲取积极的成分为之学习。文章在充分回顾王树民史学的基础下,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方面是王树民的学术之路。王树民青年时期便入顾颉刚门下,追随顾颉刚奔波甘、青、川、陕等地,两人师生交往四十余年,可谓学界一段佳话。中年时期则由于时代、社会环境等因素,在学术成果上建树不多,更多的是在学术积淀。而待花甲之年后厚积薄发,声名鹊起,着述频出。第二方面是王树民在各个史学领域的研究。在这一方面,首先指出王树民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古史领域,王树民在“国家民族名号”“五帝”、“有虞”等问题上独成一家之言;在民俗学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并在甘青地方史研究中保存不少史料;在历史文献学上,王树民点校、编校了《廿二史札记校证》、《宋史纪事本末》等文献,不少成果至今还是历史研究者的工具必备书,王树民还针对古籍整理的方法、特点、内涵等理论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在史学史领域,王树民既能着眼于史学史发展全局,对史学史分期、特点、内容等理论有所探讨。又能深入到明清史学史中,对具体问题作出细致性探讨;在史学教育上,培养了秦进才、王昕、董文武等学生,为史学界培育了一批人才。其次指出王树民在各领域研究中具体方法和理论。譬如王树民运用“历史演进”、“层累地剖析”等去探讨古史、民俗学等问题,并在历史文献学、史学史等领域强调“纵横会通”等理论的重要性。再者指出王树民史学研究中的问题,如古史研究中较少使用考古资料,又如王树民在对中国史学史特点研究时,出现了特点与内容混淆的错误。最后,联系当今史学研究现状,对王树民在各领域的史学研究作出公允的评价。第三方面是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这一方面以王树民对自己的治学总结为依托,去探讨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和思想。王树民立足“胸怀全局,行守本位”的治学思想,秉着求真求实的治史风格,以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研究历史,为当今的史学研究者提供不少治史借鉴。
张侃[4]（2020）在《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文中研究表明回顾近百年的新史学发展历程,民间历史文献最早被史学界关注与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发生重大转折同步,它在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中露出端倪,而后得到章太炎及其弟子等人应和,并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实践产生密切联系,对民间历史文献的研究遂成为时代潮流与必然趋势。在新史学提倡"眼光向下"的研究风习之中,顾颉刚成为史学与民俗学研究的突出贡献者,他将"层累史观"延展到"从民俗看历史"的学术实践。在南下福建厦门大学、广东中山大学后,顾先生力倡历史文献收集的新旨趣影响了叶国庆等年轻学人的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田野与文献相结合的分析路径的形成。傅衣凌在20世纪40年代倡导的社会经济史新导向真正实现了"民间文献证史"的学术范式,而动力则源自"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证。傅衣凌以民间文献分析农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及其社会性质,以揭示与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之处,获取对中国社会变迁的新认知。本文以学脉与学理为视角,梳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史学发展过程中,民间历史文献成为先行者和后来者的对话平台,在史学研究实践中不断深化理论探索、促进研究范式的完善。
汤莹[5]（2020）在《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文中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古史学发生了一次结构性转型。这次结构性转型是从打破传统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开始的,此后则逐渐由破坏转向重建。而在这一结构性转型的历程中,顾颉刚主要致力于古史传说的探索、古书真伪的考辨以及古代民族与古代疆域的探讨,不仅率先打破了传统古史学的主体结构,还在此基础上初步重建了近代古史学体系。但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认为顾颉刚的古史学偏重于破坏,而建设不足;而且对其是如何破坏的,所知不详。正是有本于这一认识,本文首先从古史传说研究、古书考辨、古代民族研究以及古代疆域研究等四个方面建构了一个“四位一体”的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然后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研究方法,对其古史学的这一双重面相进行了实证性的专题分析与考察,进而以这一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窥视中国古史学向近代转型的复杂面相。古史传说研究是顾颉刚古史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而“古史层累说”是其最主要的古史研究成果。探本追源,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革命性学说,不仅在于继承了欧阳修、刘恕、崔述、梁玉绳等本土学者的“疑古”研究成果,还在于其汲取了沙畹、夏德等域外汉学家的“疑古”资源。因此,这一集“疑古”之大成的学说问世之后,便彻底颠覆了“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传统上古史系统。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顾颉刚在打破这一传统上古史体系之后,并未停滞不前,而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逐渐转向真实上古史的重建。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顾颉刚讲学云南大学,在之前讲义的基础上编纂了一部《中国上古史讲义》。而该书则以民俗学的眼光,运用“以周秦归周秦”的科学方法,初步重建了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此外,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重建真实上古史之时,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之前的“疑古”立场,而是依旧不承认“夏王朝的存在”,而且还继续以“古史层累说”对传统上古史进行了考察。由此而言,在中国古史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颠覆了传统的上古史体系,还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了真实的上古史体系。古书考辨是顾颉刚从事古史研究的基础,也是其古史学体系的另一核心组成部分。尤为值得关注的是,顾颉刚正是因认识到《尧典》晚出以及该文中的古史事实与《诗经》中的古史观念相冲突,才初步建构了“古史层累说”。此后,为了进一步弄清楚古史真相,其继续对《尧典》的成文年代进行考辨,进而提出了“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疑古”学说,不仅在于其受到了晁说之、王柏、康有为、梁启超、胡适、钱玄同等人关于《尧典》看法的启发,更在于其以“史料审定之法”对《尧典》进行了详细的考辨。当然,直到当下,此说尚不能盖棺定论,甚至存在较大的争议,但此法无疑为后之学者继续考辨具体的《尧典》乃至其他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开了无数法门。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在考辨“伪书”之后,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主张将之弃而不用,甚至将之销毁,而是建设性地提出了“伪书移置说”,即将“伪书”置于“作伪的时代”,使之成为了解“作伪的时代”的“真书”,从而实现了“伪书”价值的重新估定。而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建设性的学说,除了自觉接受了欧阳修、胡应麟、梁启超、杨鸿烈、钱玄同等人的“移置”观点外,更在于其具备了“历史的眼光”和“平等的眼光”。因此,此说提出之后,深化了人们对“伪书”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古书考辨工作的发展。此外,有必要澄清的是,顾颉刚在对“伪书”进行重新估定之时,虽然将一些“伪书”“移前”,将其认定为先秦旧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放弃了此前的“疑古”立场。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书考辨领域,顾颉刚不仅完全突破了传统考辨的范畴,还进一步开创了近代考辨的新范式。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与古史研究密不可分的还有古代民族研究。早在顾颉刚在建构“古史层累说”不久之后,其为了完善这一学说,又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一个标准即是要“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以称之为“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当然,最迟自北宋起,欧阳修、洪迈、崔述、刘师培、梁启超、李泰棻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进行了破坏,但问题在于,这些学者的“疑古”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始终安然无恙。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环环相扣的深入分析与考察,才彻底推翻了这一牢不可破的“中华民族出于一元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民族多源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不过,打破传统的“民族出于一元论”仅是顾颉刚从事古代民族研究的起点,此后其逐渐由破坏转向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9年,“出于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顾颉刚建设性地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其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学说,不仅在于其自觉地从梁启超、孙中山等本土学人的论述中汲取了相应的学术资源,还在于其借用了当时西方的最新民族理论。因此,这一理论提出之后,有效地扞卫了中华民族的统一性,从而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情绪”。此外,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顾颉刚在建设“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前后,并非如部分学者认为的,其已经放弃了“民族并非是一元”的“疑古”立场,而是坚持认为“商和周决不是一个民族”,然后以此为前提建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由此而论,在中国古代民族研究上,顾颉刚不仅推翻了传统民族理论,还以此为前提初步建设了近代民族理论。除古代民族研究外,在顾颉刚古史学体系中占有同样重要位置的是古代疆域研究。早在顾颉刚为了论证“古史层累说”,不仅提出了“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还提出了“打破地域向来一元的观念”。这一标准又可称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当然,最迟自南宋以来,洪迈、梁启超、王国维、胡适等人即相继对传统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但由于这些学者的质疑并不彻底,故这一传统之论依旧安然如故。直到顾颉刚以“古史层累说”对这一传统之论及其由来进行了抽丝剥茧般的细致考察与分析,才彻底地推翻了这一根深蒂固的“中国地域向来一统论”,并为后之学者建立“古史地域扩张论”提供了基础性条件。问题尚不止如此。顾颉刚此后继续致力于古代疆域研究,并逐渐由积极的破坏转向正面的建设。尤其到了抗战全面爆发之后的1938年,因受这场民族危机的影响,顾颉刚与史念海共同撰写了《中国疆域沿革史》。该书以科学的考证方法对“历代疆域盈亏”的情况进行了系统的“检讨”,从而扞卫了中国大一统疆域的合法性,有效地增强了国人守土有责的疆域意识。此外,这里有必要澄清的是,抗战时期的顾颉刚,并非如部分学者推论的,其已经放弃了“疆域不应是一元”的“疑古”观点,而是依旧认为“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而是由扩张而来,然后以此为前提如实地建设了中国疆域的变迁情况。准此而言,在中国古代疆域研究上,顾颉刚不仅彻底破坏了传统疆域观念,还以此为基础初步建立了近代疆域观念,甚至还建立中国疆域史研究范式。综上所述,在中国古史学的近代转型历程中,顾颉刚无疑扮演了一个中心枢纽的角色,起到了“破坏”与“建设”的双重作用。进而言之,在中国古史学上,顾颉刚不仅是传统古史学的主要终结者,还是近代古史学的初步建立者。
宋亚[6]（2020）在《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山海经》一书自问世以来,即因其包罗万象、神奇玄奥的记载而受到历代学者地注意,研究和注解其书者可谓络绎不绝,但无论是西汉的刘向、刘歆父子,东晋的郭璞,北魏的郦道元,南宋的尤袤、朱熹,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毕沅、郝懿行、吴承志等,还是近代学者如茅盾、郑德坤、程憬、袁珂等,皆未能真正认识其书内容,准确判断其书性质:他们或以《山海经》所记皆为客观事实而将之视作地理博物志,或以其书全为想象造作之言而将其视作语怪之书,抑或把它看作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库而忽略其中的地理记载,因而也就无法发见《山海经》一书的真正价值,致使其书所保存的珍贵的上古知识一直未能得到充分地重视和利用。“古史辨”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顾颉刚则以其特有的历史学、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综合的学科背景和学术眼光,彻底突破了以往学者对《山海经》的这种“以偏概全”、“顾此失彼”地片面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了其书纷繁复杂的内容,顾颉刚在肯定其中必有若干真实的历史地理记载之同时,也承认其中保存了不少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从而揭示了其书之地理学与神话学的双重性质,肯定了此书之地理学、神话学以及古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不仅如此,顾颉刚更在充分理解《山海经》内容的基础上,对《山海经》的许多问题都进行了严谨周密地研究和考证,包括其书的作者、成书时代和地域、与《禹贡》的关系、地域范围以及神话传说在考辨古史真伪方面的作用等等,并得出了基本正确的结论。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地研究,无论是在《山海经》研究史上,还是在近现代中国史学研究史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开创意义。本文即着眼于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地研究,系统梳理和考察顾颉刚探究《山海经》相关问题的具体过程与研究结论,并将这些研究结论置于《山海经》研究史的历史长河中,借以探讨顾颉刚《山海经》研究的贡献与不足,更在此基础上给予其恰当的学术地位,使得其学术观点为学界所共知,最终达到全面理解和把握顾颉刚的学术思想,促进《山海经》相关研究的目的。文章首先详细梳理了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背景与经过,了解促使顾颉刚进行这一研究的具体原因和研究过程;其次,分别考察自汉代至20世纪上半叶诸位学人和顾颉刚对《山海经》一书之性质与价值地判断,从而探讨顾颉刚对《山海经》性质与价值重估的突出贡献;再次,集中论述了顾颉刚对《山海经》的地理学研究,分为顾颉刚对《禹贡》、《五藏山经》与《禹贡》的关系、《五藏山经》地域范围的考察三个部分,从中看出顾颉刚对《山经》和《禹贡》两书时代的考证,以及顾颉刚对《山经》地域范围认识的不足;最后,系统考察了顾颉刚对《山海经》中神话传说的研究,包括故事学、宗教史、民族史三个研究取向,分别举例分析了其对《山海经》神话研究的突破和缺陷。
刘昕[7]（2020）在《现代民俗学进程中的《晨报副刊》》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密不可分,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各民俗事象的价值被重估。《晨报副刊》作为四大副刊之一,对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拓荒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对《晨报副刊》在现代民俗学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研究和评述。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意义,并对《晨报副刊》在各个不同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一章讨论了现代民俗学发端的背景和现代报刊业对民俗学的推动作用,以及不同阶段《晨报副刊》在各个民俗学进程中所做的贡献。现代民俗学的诞生不是一簇而就的,五四“到民间去”的思潮、“白话文运动”和西方的启蒙思潮都为其发端奠定了基础。加之现代报刊业,特别是副刊的推波助澜,为1918年现代民俗学的破土而出做好了准备。最初的中国民俗学仅仅涉及歌谣的收集、整理和研究,然后逐渐涉足到神话传说、童话寓言等民间文学领域,后来渐渐发展到对礼俗迷信、岁时节日等其他民俗事象的研究。《晨报副刊》在民俗学发轫初期的这几个阶段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第二章梳理了李大钊时期《晨报副刊》在“歌谣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民俗学的诞生,是以“歌谣运动”为标志的,而当时学者们对民俗的了解与研究也是从歌谣开始的。李大钊时期的《晨报副刊》恰逢“歌谣运动”的开展,《晨报副刊》迅速加入“歌谣运动”,刊载了大量各种类型、来自不同地域的民间歌谣,极大地推动了“歌谣运动”的广泛传播,成为“歌谣运动”重要的校外阵地。本章还介绍了民俗学的拓荒者之一,也是李大钊时期《晨报副刊》民俗方面主要撰稿人顾颉刚的早期民俗研究。第三章介绍了“民间文学运动”之发展历程,梳理了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对构建民间文学所起的作用。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可谓盛况空前,当时的文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研究民间歌谣所带来的种种限制,提出了由“民间歌谣”到“民间文学”的扩展,纷纷将收集和整理的焦点从仅仅局限于歌谣,拓展到了整个民间文学领域。孙伏园时期,《晨报副刊》刊载的民俗文章也从单纯的歌谣拓展到了童话、神话、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学的方方面面。大量民间文学相关文章和译着得到发表,为民间文学运动的推进给予了支持。本章还介绍了民俗学的另一拓荒者,也是孙伏园时期《晨报副刊》民俗方面主要撰稿人周作人的民间文学观。第四章梳理了徐志摩时期《晨报副刊》在民间信仰和民间游戏娱乐方面做出的贡献。在这一时期,民俗的研究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学者们对现代民俗学的认识进一步清晰,民俗学的概念慢慢具象,“民俗学”这一概念也得到了提升。不仅学科范围从民间文学扩展到了民俗学的方方面面,而且研究方法也从单纯的收集整理研究到提高到实地田野调查。虽然由于外部环境的变迁以及主编本人办刊思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晨报副刊》并未留很多空间给民俗学,但是除了民间文学外,民间游戏和民间信仰等其他民俗领域文章在《晨报副刊》仍然得到了大量刊登。本章还介绍了民俗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徐志摩时期《晨报副刊》民俗方面主要撰稿人江绍原的礼俗迷信。结论部分总结了《晨报副刊》在现代民俗学进程中的研究价值,同时探讨了现代主要媒体,如微信、网站等之于“文化强国”这一国策对现今的启示意义。
林继富,李晶[8]（2019）在《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抉择与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受到本土的儒家传统和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在胡适的民俗学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科学的""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并且将这些研究方法具体运用到《诗经》《孔雀东南飞》等古代民间文学作品的探讨中。胡适的民俗学研究方法影响了董作宾、顾颉刚等学人的民俗学研究,他们从历史的、比较的和科学的视角丰富和发展了胡适开创的民俗学研究方法,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民俗学理论建设创立者、推动者。
张舒畅[9]（2019）在《清末民初《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文中认为清末民初是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诗经》学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从以传统教化思想为主导的经学变成了现代人文科学。在这一转型历程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国风》的地位提高和研究热度急剧上升。本文拟在清末民初《诗经》学的发展脉络之中对这一特殊现象进行探究,探讨这一时期《国风》研究的凸显意味着什么,在《诗经》学的转型过程中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第一章主要着眼于《国风》研究发展的特殊背景,对社会环境、经学发展、《诗经》学发展进行梳理,来揭示这一时期特殊的时代环境、学术生态,并在此基础上描述《诗经》学在清末民初转型的脉络,以求能在《诗经》学发展的整体中论述这一时期《国风》研究发展的“异变”。第二章具体描述《国风》研究在这一时期的发展。本章从经学研究向文学研究、经学研究向史料研究两个方面,来论述这一时期《国风》研究发生的转变。从经学研究到文学研究,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向是清末民初《诗经》学转型最为突出的特征,它宣告《诗经》学脱离了传统经学的束缚,成为独立的现代人文科学。这一时期,文学视野下《国风》研究有以下三个较为重要的内容:一、《国风》的性质被重新界定为民歌;二、诗旨的重新阐释;三、《国风》中婚恋诗的解读热潮。《诗经》的史料研究体现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传统经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在章太炎“六经皆史”的观念下实现了由经入史的转变。史料视野下《国风》研究的发展主要从以下方面论述:以《国风》为史料的历史学研究;以《国风》为史料的民俗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研究。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风》的史料研究还是很不成熟的,民俗学研究仅散见于个别学者的研究之中,不成系统,而文化人类学研究由闻一多开辟并取得了一定成就。第三章主要探讨《国风》研究在这一时期呈现出这种现象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学术与社会的联系空前加强,因而《国风》研究中多含有学者们社会改造的思考。对《国风》研究发生影响的社会运动及思潮主要有:整理国故运动中贯穿的疑古思潮以及平民文学地位的提高。整理国故运动是这一时期胡适提出的具有统摄意义的文化运动,其中蕴含的整理传统学术之意本具有合理性,但疑古思潮则使其从“整理国故”变为“摧毁国故”运动。在贯穿着疑古思潮的整理国故运动下,《国风》的文学研究作为对《诗经》传统经学研究的反动,得到了学者们的大力提倡。除此之外,影响《国风》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平民文学地位的提高,这一历史趋势具有深厚的社会根源,“白话文运动”与“歌谣运动”都是这一历史趋势的具体表现,而“白话文运动”与“歌谣运动”又都不同程度的和《国风》的民歌阐释发生着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国风》的民歌阐释合于为白话文、为民间歌谣寻找远古传统的思考,因而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从这一时期《国风》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诸多缺陷,比如学者们在材料采择上的倾向性、学者们的研究方法上的以今例古、胡适对《诗经》所下的“歌谣总集”定义,都是值得重新商榷的。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本就具有着强烈的时代性,“为社会”“为人生”的社会现实需求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思考。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这本无可厚非,但是现在从《诗经》学发展的角度,我们应对清季民初的《国风》研究与《诗经》研究进行理性的反思。
郭佳[10]（2019）在《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研究顾颉刚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的学术史,作为历史与神话首次在中国学术界的正式碰撞,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掀起了史学界的古史辨运动,也为中国神话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主要分为前后两阶段,第二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还有夏代神话传说的研究。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首先被杨宽继承并发展,从“层累说”到“神话演变分化说”,杨宽完成了整个上古帝系的神话学研究。其次,非古史辨派成员的丁山也继承和发扬了顾颉刚的神话研究理论,他的神话研究特点是将中国传统小学与西方语言学派的神话学理论方法结合,以此来研究上古历史、文学、宗教、民族。在顾颉刚之前,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传统中西方皆有,中国古代从尊孔卫道发展成疑古辨伪的学术传统,以清代的崔述与康有为的学说为甚,也对顾颉刚影响最大。而西方自传教士入华,试图调和中国编年体系以符合《圣经》编年体系,到西方汉学逐渐走向科学理性的学术化道路,并运用新兴学科研究中国上古历史,他们在顾颉刚之前已经开启了历史学与神话学的结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文明史带来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全新认识,也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当时梁启超和章太炎有借鉴西方和日本先进史学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虽没有完成但对中国上古历史与神话都有所论述。史学界更多的是为新式学校编纂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中夏曾佑首次将中国东周以上历史称为“传疑时代”,此后顾颉刚也是通过编纂历史教科书,直接发现了大禹的问题并形成了“层累说”的雏形。在顾颉刚之后,关于夏代的探索,史学界将希望从载记研究转向考古发掘,1926年李济在晋南挖下中国人的第一铲,1959年徐旭生在豫西开启了夏墟的正式发掘。关于大禹的研究,由于作为夏代第一任帝王的大禹处于神话与历史最紧密的交界之处,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其他神话学者很少涉及。茅盾、程憬等只是在神话学概述或神话资料搜集和研究中提及,闻一多、孙作云等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探讨中国神话时对禹的神话传说稍有涉及。除绪论与余论之外,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包括选题缘起、文献综述以及本文的创新与思路,并对本文的论述因追溯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而超出近现代（1840年-1949年）这一时段的问题进行了特别说明。第一章“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分为两节,包括“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与“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第一节论述了崔述与康有为因尊孔卫道发展而来的疑古辨伪思想,他们代表了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中国传统。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顾颉刚影响巨大,激发了他致力于从事疑古辨伪工作,并为他能够大胆怀疑上古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节论述了从神学发展到汉学的怀疑中国上古历史的西方理路。自17-18世纪开始,来华耶稣会士因传教需要对中国上古编年体系非常关注;18世纪由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变革、宗教权威的没落、政治权力的崛起,专门的大学机构与学者群体出现,其中汉学先驱在来华耶稣会士的帮助下开启了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对中国上古历史的研究逐渐学术化;19-20世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兼汉学家继续深入研究,并开始运用西方神话的概念以及神话学理论方法;20世纪初日本汉学起步并蓬勃发展,颇有超过西方汉学之势,并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京学派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以及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与后来中国古史辨派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有异曲同工之处,三者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学术内在理路的差异性,以及当时时代思潮的同一性。第二章“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分为三节,包括“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第一节首先反思了此前学者对于“神话”一词最初进入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其次指出了神话与神话学是通过西方与日本学者创作的文明史这一途径进入中国;再次简要概括了在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影响下,中国学者译介与创作新式中国通史及历史教科书的情况。第二节详细论述了梁启超与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虽然他们的新式中国通史都没有完成,但其对上古历史和神话部分的论述,在其他文章着作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第三节详细论述了夏曾佑、刘师培、顾颉刚为新式学校创作的历史教科书,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首次将东周以上的时期列为“传疑时代”,顾颉刚则在创作《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时,开始对禹的问题以及中国历史层累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可以说西方文明史引进和创作的同时,带来了神话与神话学,并引发了顾颉刚的大禹神话传说研究以及“层累说”的提出。第三章“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分为两节,包括“顾颉刚前提的大禹研究”与“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第一节详细论述了引发中国现代历史学界最为轰动的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层累说”以及大禹神话传说研究,包括古史辨运动之前顾颉刚的学术脉络,引发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的两篇重要文章与主要反驳学者的文章,以及学术界对顾颉刚的肯定与批评。此外,还分析了大禹研究以及“层累说”的中西渊源。第二节详细论述了顾颉刚之后继续进行的禹夏研究,1930年之后顾颉刚明确了学术研究的道路,主要关注战国秦汉史研究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夏史三论》,体现了其战国秦汉史研究的成果,即把夏代的文献记载看做东汉人的伪造;他与童书业一起创作的《鲧禹的传说》,也加入了其古代地理民族研究的成果,即将原来认为禹源于南方民族的观点改为禹源于西方戎族。另外,本节最后还专门分析了顾颉刚的夏代史观,有些学者误会顾颉刚是在晚期才承认夏代的存在,实际上他一直只是否定有关夏代的文献记载,而从来没有否定夏代的真实存在。第四章“’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分为三节,包括“’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第一节分析了由顾颉刚创立的“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研究理论,包括神话与历史的关系、神话与宗教的关系、神话与民族的关系,即“古史辨”学派的理论方法是通过研究上古神话来说明中国上古的历史、宗教、民族等方面的问题。第二节详细论述了古史辨派成员杨宽的学术成果,他将顾颉刚的“层累说”发展为“神话演进分化说”,改进了顾颉刚学说中受晚清今文经学影响而出现的弊端,并采用了神话学的视角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古神话体系。第三节详细论述了非古史辨派成员,但其神话研究理论继承自“古史辨”神话学派的丁山的学术成果,与第二节相同,本节从“学术脉络”、“神话研究概述”、“禹夏研究”、“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四个方面入手,探讨丁山的神话研究,特别是有关禹夏的神话传说研究。第五章“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分为两节,包括“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与“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第一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其奠基人物正是本来与顾颉刚、胡适等古史辨派引为同道,后来各自为营的傅斯年。现代考古学中有关夏代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及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从那时开始,历史学界已经将认识夏代的希望从文献记载的研究转向二里头夏墟的考古发掘工作。第二节论述了顾颉刚以及古史辨运动的爆发催生了中国现代神话学的正式建立,除了“古史辨”神话学派之外,中国现代神话学最中坚的力量是以西方人类学派的神话理论为武器的神话学者,但是由于大禹处在神话与历史紧密交汇的最重要位置,因此很少有其他神话学者专门从事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工作,其中闻一多、孙作云运用图腾理论、“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涉及到了大禹神话传说的研究。最后,余论部分探讨顾颉刚及“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论方法在当下新的学说对“层累说”提出挑战,有关禹的青铜铭文、简帛文献不断出土,以及各种新兴的神话学说层出不穷的情况下,还有哪些可以修正和持续的空间。
二、顾颉刚与现代民俗学思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顾颉刚与现代民俗学思潮（论文提纲范文）
（1）顾颉刚民俗学研究中史学传统的塑造及反思（论文提纲范文）
| 一、民俗学研究的两种倾向 |
| 二、从“古史辨”到民俗学的跨越 |
| 三、“揭发全民众的历史” |
| 四、结语 |
（2）裂变与归化：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经学向文学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综述 |
|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经学的瓦解与民国文学史中文学观念的生成 |
| 第一节 西方学科制度的冲击与经学的瓦解 |
| 一、西方学科制度的借鉴 |
| 二、经学观念的瓦解 |
| 第二节 国学思潮下新文学观念的孕育 |
| 一、国学作为学科发展的背景 |
| 二、国学下文学观念的兴起 |
| 第三节 民国文学史编写中对经学的重新审视 |
| 一、民国文学史的编写情况 |
| 二、民国文学史对经学的收录情况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俗与抒情:民国文学史中《诗经》的文学化重塑 |
| 第一节 从政治载体到民俗歌谣:《诗经》的去经学化 |
| 一、疑古思潮与恢复《诗经》“本来样貌” |
| 二、作为民俗歌谣被重新阐释的《诗经》 |
| 第二节 抒情文学的观念:《诗经》文学价值的建立 |
| 一、以“情真”为核心的文学观念之形成 |
| 二、文学史对《诗经》抒情价值的强调 |
| 一、《诗经》在文学史中的分类 |
| 二、《诗经》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
| 小结 |
| 第三章 叙事与说理:民国文学史中的散文理念与语言聚焦 |
| 第一节 从文学史书写看民国文体观对散文的界定 |
| 一、西方文体概念的移植和重建 |
| 二、民国散文文体的发展与经书的散文归类 |
| 第二节 从编年纪史到叙事散文:《左传》的文学经典化 |
| 一、对左传叙事散文身份的认可 |
| 二、对《左传》文学经典化的重新建立 |
| 第三节 《论语》、《孟子》的语言特征及文学定位 |
| 一、《论语》、《孟子》说理散文的定位 |
| 二、对《论语》、《孟子》语言风格的赞赏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王树民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论文结构 |
| 四、难点、创新点、不足 |
| 第一章 王树民学术之路 |
| 一、少年时期——家学深厚 |
| 二、青年时期——学术起步期 |
| 三、中年时期——学术奠基期 |
| 四、晚年时期——学术爆发期 |
| 五、师生情谊——顾颉刚与王树民 |
| 小结 |
| 第二章 王树民上古史研究 |
| 一、对国家民族名号问题的探讨 |
| (一)40 年代国家民族名号研究 |
| (二)80 年代国家民族名号研究 |
| 二、对“五帝”问题的探讨 |
| (一)“五帝”问题的研究背景 |
| (二)“五帝”来源及含义 |
| (三)“五帝”对象及划分 |
| 三、对有虞与“夏康”等问题探讨 |
| (一)“有虞”问题研究 |
| (二)“禅让”制度研究 |
| (三)“夏康”问题研究 |
| 四、王树民与古史辨 |
| 小结 |
| 第三章 王树民民俗学与甘青地方史研究 |
| 一、进入民俗学地方史领域的背景 |
| 二、对“民歌”的看法 |
| (一)民歌功能认知 |
| (二)民歌价值认知 |
| (三)民歌中“历史故事”认知 |
| 三、对甘青地方史研究 |
| (一)地方史研究中折射的古史观 |
| (二)甘肃回民反清问题研究 |
| (三)地方民俗文化整理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王树民历史文献学研究 |
| 一、历史文献整理贡献 |
| (一)《宋史纪事本末》和《元史纪事本末》 |
| (二)《廿二史札记校证》 |
| (三)《戴名世集》和《戴名世遗文集》 |
| (四)《通志二十略》 |
| (五)《国语集解》 |
| 二、史部目录学贡献 |
| (一)《史部要籍解题》成书背景及内容 |
| (二)《史部要籍解题》特点 |
| (三)《史部要籍解题》价值 |
| 三、对文献整理理论认知 |
| (一)古籍的概念及性质 |
| (二)古籍整理原则及内涵 |
| (三)古籍整理的问题 |
| (四)古籍整理的方法 |
| 小结 |
| 第五章 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研究 |
| 一、对中国史学史问题研究缘由 |
| 二、对中国史学史理论看法 |
| (一)中国史学史内容及任务 |
| (二)中国史学史分期标准 |
| (三)史学史指导思想 |
| (四)中国史学史特点 |
| 三、对中国史学史“纵横”的看法 |
| (一)王官之学时期 |
| (二)史书体例成熟时期 |
| (三)官修史书定局与史学新发展时期 |
| (四)民间史学异军突起时期 |
| (五)史学蜕变时期 |
| 小结 |
| 第六章 王树民史学教育贡献 |
| 一、历史教育着述 |
| (一)《初中中国历史课本问题解答》 |
| (二)《隋唐五代宋元史纲》 |
| 二、史学教育思想 |
| (一)重视爱国主义和民族文化教育 |
| (二)重视历史普及性教育 |
| (三)突出人民群众主体地位 |
| 小结 |
| 第七章 王树民的治史方法及思想 |
| 一、治史方法 |
| (一)重视基础知识积累 |
| (二)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 |
| (三)珍惜时间善用条件 |
| (四)脚踏实地,莫走捷径 |
| (五)多读书与善写作 |
| 二、治史思想 |
| (一)胸怀全局,行守本位 |
| (二)求真求实 |
| (三)重视理论 |
| (四)纵横会通 |
| (五)经世致用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王树民专着及论文 |
| 二、相关研究专着及论文 |
| 后记(含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4）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一“眼光向下”的新史学与庶民材料的运用 |
| 二“从民俗看历史”与历史文献收集的新旨趣 |
| 三“民间文献证史”引发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新导向 |
| 余论 |
（5）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本文思路与创新点 |
| 第一章 由疑而建: 顾颉刚的古史传说探索 |
| 第一节 集疑古之大成:“古史层累说”的建立及其影响 |
| 一、“辨伪事”与“古史层累说”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三、西方汉学家的“疑古”论与“古史层累说”的建立 |
| 四、“古史层累说”与传统上古史系统的颠覆 |
| 第二节 走向重建之路: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与意义 |
| 一、由破坏而建设:《中国上古史讲义》的编纂过程 |
| 二、“以周秦归周秦”: 《中国上古史讲义》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上古史讲义》与真实上古史的重建 |
| 小结 在疑古中重建: 真实上古史建设的新路向 |
| 第二章 辨伪求真: 顾颉刚的古书真伪考辨 |
| 第一节 辨去其伪: 古书年代考辨及其影响 |
| 一、“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形成 |
| 二、“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学术渊源 |
| 三、“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建立 |
| 四、“今本《尧典》成于汉武帝时”之说的影响与意义 |
| 第二节 化伪为真: “伪书移置说”的建立与意义 |
| 一、回应批评: “伪书移置说”的提出缘起 |
| 二、本土学者的“伪书”估定与“伪书移置说”的形成 |
| 三、历史的眼光、平等的眼光与“伪书移置说”的建立 |
| 四、“伪书移置说”与“伪书”价值的再估定 |
| 小结 在辨伪中求真: “伪书”移前特例的处理旨趣 |
| 第三章 正源清流: 顾颉刚的古代民族探讨 |
| 第一节 打破一元: “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提出 |
| 二、“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 |
| 四、“中华民族不出于一元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塑中华: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建立及其意义 |
| 一、从破坏到建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形成 |
| 二、本土学者的民族论述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三、西方民族理论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建立 |
| 四、学用兼顾: “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双重意义 |
| 小结 在打破中重塑: 中华民族一统性的论证方式 |
| 第四章 由分到合: 顾颉刚的古代疆域考察 |
| 第一节 四海不一: “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及其影响 |
| 一、“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提出 |
| 二、“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渊源 |
| 三、“古史层累说”视域下的“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 |
| 四、“中国地域非向来一统论”的学术影响 |
| 第二节 重构禹域: 《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与影响 |
| 一、《中国疆域沿革史》的撰写过程 |
| 二、《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基本特征 |
| 三、《中国疆域沿革史》的学术影响 |
| 小结 在破坏中重构: 大一统疆域合法性的论证方式 |
| 结语 |
| 附录: 重排中国历史: 顾颉刚《本国史》的编纂与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研究之路: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背景、经过及成果 |
| 第一节 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背景与经过 |
| 第二节 顾颉刚研究《山海经》的主要成果 |
| 第二章 廓清迷雾:顾颉刚对《山海经》的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 |
| 第一节 前代学者对《山海经》性质与价值的认识 |
| 第二节 顾颉刚对《山海经》性质界定与价值重估 |
| 第三章 地理考证:顾颉刚对《山海经》的地理学研究 |
| 第一节 顾颉刚对《禹贡》的认识与研究 |
| 第二节 顾颉刚对《五藏山经》与《禹贡》关系的研究 |
| 第三节 顾颉刚对《五藏山经》地域范围的考证 |
| 第四章 神话解读:顾颉刚对《山海经》中神话的研究 |
| 第一节 对《山海经》中神话的故事学研究 |
| 第二节 对《山海经》中神话的宗教史研究 |
| 第三节 对《山海经》中神话的民族史研究 |
| 结语: 顾颉刚《山海经》研究的影响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现代民俗学进程中的《晨报副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第一章 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与民俗学的发端 |
| 第一节 中西交融的文化思潮的催发 |
| 一、“到民间去” |
| 二、五四“白话文运动”思潮 |
| 三、西方启蒙思潮 |
| 第二节 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与报刊业的助力 |
| 一、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轫 |
| 二、五四报刊的发展 |
| 三、五四副刊的崛起 |
| 四、报刊是民俗学传播的主要媒介 |
| 五、现代民俗学的开端 |
| 第三节 以《晨报副刊》为阵地的现代民俗学 |
| 一、《晨报副刊》与现代民俗学进程 |
| 二、《晨报副刊》中的现代民俗学进程 |
| 第二章 《晨报副刊》与“歌谣运动” |
| 第一节 传播与实验:李大钊时期的《晨报副刊》 |
| 第二节 《晨报副刊》对歌谣的呈现 |
| 第三节 歌谣的收集与整理 |
| 一、生活歌 |
| 二、儿歌 |
| 三、情歌 |
| 四、仪式歌 |
| 第四节 “歌谣运动”的校外阵地 |
| 第五节 从歌谣到民俗:顾颉刚的民俗研究 |
| 第三章 《晨报副刊》与民间文学运动 |
| 第一节 “民间文学”概念的形成 |
| 一、“民间文学”一词的出现 |
| 二、双线文学观 |
| 三、“人的文学” |
| 第二节 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 |
| 一、趣味与启蒙并存 |
| 二、盛况空前:孙伏园时期的《晨报副刊》 |
| 第三节 《晨报副刊》对民间文学的呈现 |
| 第四节 《晨报副刊》中的民间故事 |
| 一、中国民间故事的收集与整理 |
| 二、外国民间故事的译介——《一千零一夜》 |
| 三、民间故事的理论研究 |
| 第五节 《晨报副刊》中的神话与传说 |
| 一、神话与传说的收集与整理 |
| 二、神话的理论研究 |
| 第六节 《晨报副刊》中的民间童话 |
| 一、童话的收集与整理 |
| 二、童话的探究与发用 |
| 第七节 《晨报副刊》中周作人的民间文学观 |
| 一、黄金时代的缔造者 |
| 二、周作人的民间文学观 |
| 第四章 《晨报副刊》与民俗学的拓荒 |
| 第一节 孤掌难鸣:徐志摩时期的《晨报副刊》 |
| 第二节 《晨报副刊》中的民俗学呈现 |
| 第三节 《晨报副刊》中的民间信仰 |
| 一、乡土小说中的民间信仰 |
| 二、江绍原的礼俗迷信研究 |
| 第四节 《晨报副刊》中的民间游戏 |
| 一、民间游戏娱乐的收集与整理 |
| 二、民间游戏娱乐的研究与发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抉择与应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胡适民俗学研究法形成的双重语境 |
| 三、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建立 |
| (一)“科学的方法” |
| 1.“科学的方法”的定义及其应用 |
| 2.“科学的方法”的思想来源 |
| (二)“历史的方法” |
| 1.“历史的方法”的定义及应用 |
| 2.“历史的方法”的思想来源 |
| (三)“比较的方法” |
| 1.“比较的方法”的定义及应用 |
| 2.“比较的方法”的思想来源 |
| 四、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发展 |
| (一)董作宾对“比较的方法”的发展 |
| (二)顾颉刚对“历史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的发展 |
| 五、结语 |
（9）清末民初《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研究缘起 |
| 研究现状 |
| 研究意义 |
| 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国风》研究的特殊背景 |
| 第一节 社会及经学背景 |
| 一、社会背景：结构变革中的中国 |
| 二、经学背景：最后的挣扎与没落 |
| 第二节 《诗经》研究的发展历程 |
| 一、经今古文之争下的《诗经》研究 |
| 二、近代视角解读《诗经》的尝试 |
| 三、现代《诗经》学的开创 |
| 第二章 《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 |
| 第一节 文学视野下的《国风》研究 |
| 一、《国风》为民歌 |
| 二、婚恋诗的解读热潮 |
| 三、诗旨的重新阐释 |
| 第二节 史料视野下的《国风》研究 |
| 一、《国风》的历史学研究 |
| 二、《国风》的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 |
| 第三章 《国风》研究转变的原因 |
| 第一节 整理国故与疑古思潮 |
| 一、整理国故运动 |
| 二、疑古思潮 |
| 第二节 平民文学地位的提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与思路 |
| 第一章 明清以后中西两种疑古思想下的上古史观 |
| 第一节 怀疑上古史的中国传统——从尊孔卫道到疑古辨伪 |
| 一、崔述的上古史观 |
| 二、康有为的上古史观 |
| 第二节 怀疑上古史的西方理路——从神学到汉学 |
| 一、17世纪耶稣会士的中国编年体系研究 |
| 二、18世纪汉学先驱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
| 三、19-20世纪新教传教士及汉学家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四、20世纪初日本汉学的中国上古历史神话研究 |
| 第二章 清末民初文明史中的上古神话历史观 |
| 第一节 神话与神话学引入的最初途径 |
| 一、“神话”一词的最初引入问题 |
| 二、西方与日本文明史的译介 |
| 三、新式中国通史与历史教科书的创作 |
| 第二节 新式中国通史的编撰 |
| 一、梁启超的新式中国通史 |
| 二、章太炎的新式中国通史 |
| 第三节 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撰 |
| 一、两种新式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二、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
| 三、顾颉刚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 |
| 第三章 顾颉刚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第一节 顾颉刚前期的大禹研究 |
| 一、“层累说”与大禹神话传说问题的提出 |
| 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与《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 |
| 三、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四、“层累说”以及大禹研究的中西渊源 |
| 第二节 顾颉刚后期的禹夏研究 |
| 一、1930年代以后的学术方向(一)——战国秦汉史研究 |
| 二、顾颉刚、童书业的《夏史三论》 |
| 三、1930年以后的学术方向(二)——古代地理民族研究 |
| 四、顾颉刚、童书业的《鲧禹的传说》 |
| 五、顾颉刚的夏代史观 |
| 第四章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与禹夏研究的发展 |
| 第一节 “古史辨”神话学派的理路 |
| 一、神话与历史的关系 |
| 二、神话与宗教的关系 |
| 三、神话与民族的关系 |
| 第二节 杨宽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杨宽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三节 丁山的禹夏神话传说研究 |
| 一、学术脉络 |
| 二、神话研究概述 |
| 三、丁山的禹夏研究 |
| 四、学术界的肯定与批评 |
| 第五章 顾颉刚之后考古学与神话学的禹夏研究 |
| 第一节 现代考古学的夏代研究 |
| 一、顾颉刚的考古学情结 |
|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建设 |
| 三、1926年李济的晋南西阴村调查 |
| 四、1959年徐旭生的豫西“夏墟”调查 |
| 第二节 现代神话学的大禹研究 |
| 一、神话学概论与神话整理研究中的大禹 |
| 二、闻一多、孙作云图腾理论和“神话—仪式”理论研究中的大禹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顾颉刚与现代民俗学思潮（论文参考文献）
- [1]顾颉刚民俗学研究中史学传统的塑造及反思[J]. 李书豪. 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2021(04)
- [2]裂变与归化：民国文学史书写中经学向文学的转型[D]. 王丹.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王树民史学研究[D]. 尹鹏.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4]学脉与学理：20世纪上半叶民间历史文献研究的不同侧面及其延展[J]. 张侃. 区域史研究, 2020(01)
- [5]破坏与建设 ——顾颉刚古史学的双重面相[D]. 汤莹. 山东大学, 2020(09)
- [6]神话与地理并重 ——顾颉刚的《山海经》研究[D]. 宋亚. 山东大学, 2020(12)
- [7]现代民俗学进程中的《晨报副刊》[D]. 刘昕.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8]胡适民俗学研究方法的抉择与应用[J]. 林继富,李晶.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9(05)
- [9]清末民初《国风》研究的发展与转变[D]. 张舒畅. 河南大学, 2019(01)
- [10]历史与神话的交融 ——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D]. 郭佳. 山东大学, 201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