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东西文化论战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五四运动,文化论战,现代性,梁启超
东西文化论战论文文献综述
张翼飞[1](2019)在《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一文中研究指出以社会理论的视角观之,"五四"文化论战双方分歧的本质在于对"现代性"的态度不同,"西化派"主张拥抱现代性,"文化保守派"主张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思。态度差异源自论战双方对当时中国的问题意识不同。这体现了中国近代遭遇的"现代化困境",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的优点没有显着体现,现代化的弊端却暴露无遗。西化派看到了前者,认为问题在于"西化不足"要引入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资源;文化保守派看到了后者,认为中国问题是"现代"过度,要通过提倡传统儒家价值来进行"治疗"。事实上双方的解决办法都存在偏差,其重要原因在于双方均未认识到中国传统世俗文化其实和暴露出"现代性"弊端的西方晚期现代性文化极为相似。(本文来源于《学习与探索》期刊2019年02期)
张泓林[2](2016)在《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一文中研究指出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西方新思想的冲击下,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对待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日渐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议题,最终在五四时期爆发了一场东西文化论战。论战始于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止于20年代中(本文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报》期刊2016-08-23)
周良发,舒从云[3](2015)在《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一文中研究指出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是中国学界1923年人生观论战的先声或预演。1921年10月,梁漱溟将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讲稿汇编出版,因该书浓厚的文化保守主义色彩与新文化路向相悖,且对胡适的学识和着述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故引起胡适等新文化派的深切关注和热忱回应,并引发了一场措辞激烈的东西文化论战。胡适与梁漱溟之间的东西文化论战历时半年,前后共有两次公开的思想交锋,折射出西化自由主义者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东西文化的不同立场。胡、梁二人的东西文化论战虽没有过多论及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但其论战的大背景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到底是西方化还是本土化,抑或是东西文化融合的抉择困局。胡适与梁漱溟对东西文化的认知虽各有侧重,但二人均将关切的目光投向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生,其态度是积极的、认识是宝贵的,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来源于《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5年02期)
张琴[4](2014)在《“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东西文化论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五四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年代,中国思想文化在这阶段也是异常活跃。这个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出于对近代中国文化出路的关心,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引起了人们对东西文化差异的关注,加深了人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这场论战看似不甚注目,却具有深刻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杜亚泉与陈独秀各自阐述了自己的东西文化差异观,摆明了自己的态度。杜陈分别得到章士钊、李大钊等的支持,从而将这场论战引入到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论战。“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宣起了一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对文化的“新”、“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场论战最后以陈独秀的胜利而结束。通过这场论战,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走向是“取代”还是“调和”,可见一斑。“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的东西文化论战拉开了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大幕,促进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论战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认识,而且促进了人们对文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思考,同时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这一重大课题。在当代文化转型期,重温这段历史,重新回顾这场论战提出的论题,发现这场论战中涉足的论题我们仍在探索,仍待解决。论战中提到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会贯通问题对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陈独秀在论战中“矫枉过正”的倾向有待我们反思和思考。百年文化转型探索,仍需“上下而求索”。本文以“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东西文化论战为切入点,对研究对象进行了历史主义分析。本文试图厘清近代第一次大规模文化论战发生的背景、内容及意义;理清东西文化的本质差异及近代中国文化的出路。本文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力图对杜亚泉与陈独秀进行客观、中肯的评价。不同意“扬陈贬杜”的观点,认为应该排除非历史主义的倾向,对历史人物以实事求是的评价。(本文来源于《江西师范大学》期刊2014-06-01)
呼宝力高[5](2014)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一直以来,文化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时期发生的文化争论关系到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或关系到民族命运、国家前途。总而言之,文化论战实际上跟社会、民族、一个国家变革的性质与方向有关。在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到20世纪20年代,发生了一场东西文化论战。本文对引起这场论战的社会历史原因、过程、焦点和历史评价及其当代启示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本文以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了这场论战的意义、研究状况、论文的重点、难点及研究方法等问题。从而对本文的写作进行了准确定位。本文第二部分从更广阔的视角比较深入的论述了论战发生的社会历史原因。第叁部分,把这场论战划分为叁个阶段,分析和论述了此次论战的全过程。第四部分,深入分析了这场论战的焦点问题。从西方文化派和东方文化派的不同视角分析并论述了东西文化差异、新旧文化关系和中国文化的出路等问题。第五部分,阐述了这场论战的历史评价及其当代启示。本文认为,这场论战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围绕中西古今文化关系问题进行的最为集中最为持久也最为充分的一次大讨论;这场论战表明,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已经完成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这次论战也表明,中国先进的思想界已经彻底冲破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进入了全面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清算中国封建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的阶段;这场论战对我党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料和思想准备。从这场论战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要想实现中国文化复兴,必须正确处理中西古今文化关系,特别是要正确处理马、西、中文化关系;我们只用代表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作导向,才能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我们只有批判地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构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本文来源于《内蒙古师范大学》期刊2014-05-25)
王元力[6](2014)在《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一文中研究指出“文化自觉”是指对文化的理性思考和创造性发展,是对民族精神的自觉反思和提升1。它要求文化发展主体对于文化有深刻的认知,并能把握其发展道路和发展规律,承担文化发展的历史责任,实现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2。自1840年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渐深重,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到戊戌变法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再到五四运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不断审视文化的地位作用,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知识分子和以陈独秀代表的新文化派知识分子就东西文化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论战。双方就文化的定位与性质、东西方文化优劣异同的比较、东西方文化能否调和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规律等问题进行激烈论战,力图从文化角度找寻解决中国近代社会问题的方法。论战中,东方文化派和新文化派知识分子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文化自觉意识。新文化派重文化自省以求文化自净,要求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以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东方文化派重文化自立以求文化自强,要求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调和中西文化。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促进了中国近代文化自觉意识发展,在文化论战过程中,经过了艰辛的探索和比对,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文化自觉意识的指引下,接触、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问题,探索中国发展的新出路。本文试图从五四东西文化论战的这一历史事件中,分析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文化自觉意识觉醒的思想轨迹,探索文化自觉意识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在广泛传播的关系,分析近代中国文化自觉的历史经验,为当代社会的文化建设提供借鉴。(本文来源于《华东师范大学》期刊2014-03-31)
马庆[7](2011)在《《新青年》的传播策略与同人分裂——以“东西文化论战”中《新青年》的表现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新青年》的成功,与其早年运用传播策略介入"东西文化论战"有着密切的关系。创刊之初虽参与讨论,但意不在此,而是通过"造势"营造"众声喧哗"的假象,乃是为生存计;从第五卷第叁号起,《新青年》对《东方杂志》"突然发难"、"意气攻讦"。其间,更借"林蔡之争"造势,是期冀"成名"的自我炒作;目的达到后,无心恋战,最晚至第七卷第二号后完全退出论战,既有"功成身退"的考虑,又有内部歧见丛生的原因。《新青年》早年对传播策略的选择,既与初创时期杂志处境艰难有关,亦折射出同人对于刊物发展之不同理念。(本文来源于《新闻与传播评论》期刊2011年00期)
王汝良[8](2011)在《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一文中研究指出19世纪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在社会背景、民族激情、文化观念方面,存在一定的契合关系。同时,论战思想家个体之间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与接受,时代语境间亦不乏主动或被动的渗透与选择。(本文来源于《东方论坛》期刊2011年03期)
周可[9](2010)在《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一文中研究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看法。在东西文化问题论战中,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率先注意到现代技术的广泛运用对于东西文化的影响,并以战争所导致的西方文化危机来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而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派起初没有意识到这一时代问题。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是瞿秋白,他运用唯物辩证法揭示了导致现代科技不合理应用的根源,并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制度以化解现代技术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冲突。(本文来源于《江汉论坛》期刊2010年07期)
魏薇[10](2009)在《东西文化论战、乡村建设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一文中研究指出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位独具特色的思想家,被誉为“最后的儒家”。在面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以及西方文化的挑战之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梁漱溟的一生都将解决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作为最终目标;并走出书斋以乡村建设运动作为社会改革的下手处;以中西文化之比较作为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主要方法。本文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谈及,以梁漱溟为中心辐射出时代使命下的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及其对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多样性探索。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秉持客观、求实的态度,以理性的方法对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及梁漱溟文化思想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深层的梳理和剖析,并对其做出客观评价。(本文来源于《贵州大学》期刊2009-05-01)
东西文化论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晚清和民国时期,在西方新思想的冲击下,中学与西学的矛盾和冲突日益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对待传统思想与西方思想,如何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日渐成为学者们关心的议题,最终在五四时期爆发了一场东西文化论战。论战始于1915年《新青年》杂志的创刊,止于20年代中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东西文化论战论文参考文献
[1].张翼飞.中国近代的“现代化困境”——现代性视角下的五四东西文化论战[J].学习与探索.2019
[2].张泓林.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论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
[3].周良发,舒从云.胡适与梁漱溟东西文化论战刍议[J].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4].张琴.“五四”时期杜亚泉与陈独秀东西文化论战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4
[5].呼宝力高.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论战研究[D].内蒙古师范大学.2014
[6].王元力.五四东西文化论战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自觉[D].华东师范大学.2014
[7].马庆.《新青年》的传播策略与同人分裂——以“东西文化论战”中《新青年》的表现为例[J].新闻与传播评论.2011
[8].王汝良.俄国斯拉夫派、西方派之争和我国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J].东方论坛.2011
[9].周可.东西文化论战中的现代技术与文化问题[J].江汉论坛.2010
[10].魏薇.东西文化论战、乡村建设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转型[D].贵州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