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3年经济工作重点（论文文献综述）
伍广强[1]（2022）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中研究表明【热点材料】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对2022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并作了总结讲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22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做好2022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张德勇,林江,叶青,李华,阮静[2]（2022）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如何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文中研究表明背景材料:2021年12月8日至1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总结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2年经济工作。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沉着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构建新发展格局迈出新步伐,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实现了"十四五"良好开局。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赵永斌[3]（2021）在《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利用外资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关键内容,也是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外资首先弥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双缺口”,发挥了经济增长“催化剂”的作用,然后通过产业关联产生投资带动和乘数效应,间接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此间,外资通过技术和管理溢出、出口促进、就业吸纳和竞争效应等机制,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带来诸多效益。目前,中国已经从政策型开放进入制度型开放的新阶段,从重点区域开放进入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在利用外资方面,进入了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落实准入后国民待遇的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阶段。在此背景下,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提升利用外资效益,对于支撑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山西省作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中部省份,经济外向度较低,发展水平不高,如不加强引进外资,提高利用外资效益和经济开放度,势必造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中部“梗阻”。目前,山西省利用外资存在三方面的挑战:一是逆全球化抬头、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引资竞争等因素,导致来晋投资流量有减少的风险;二是中国长期对外开放政策的区域异质性,使山西省在新时代利用外资面临“马太效应”;三是外商投资的资源型经济路径依赖可能降低利用外资的效益。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利用外资,提升综合效益,变“马太效应”为“后发优势”,成为山西省推动制度型开放,支撑中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需要解答的重大命题。而解答此命题,必须首先梳理利用外资的变迁历程、总结规律、评价效益并剖析影响因素,据此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才能鉴往知来,解答上述命题。目前,全国层面对内陆资源型地区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的研究比较少,已有的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研究,也因缺乏对史实的把握而解释力不足。山西省作为内陆资源型地区,内陆区位特征和资源型经济特征决定了其在利用外资上具有独特的逻辑和规律。从这两个特征出发,研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变迁与效益问题,具有典型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基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参照利用外资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山西省利用外资的阶段性主导因素等,将研究时段分为1978-1991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1992-2001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2002-2012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2013-2018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四个阶段。其次采用史料实证分析、规范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和归纳演绎等分析方法,对每个阶段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和规律进行梳理总结,评价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并剖析其影响因素。最后,结合山西省当下利用外资的内外部环境,提出政策建议,以鉴未来。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和观点如下:一、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事实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较小,但呈现上升趋势,到现阶段已经与其经济规模相适应。外商直接投资自2006年之后成为主要投资方式。港澳台资项目比例始终占有绝对优势;欧美澳等发达国家投资份额先增后减,但高于全国水平。影响外资来源国别结构的主要因素是金融危机、地缘经济等。在投资方式上,外商独资企业比例持续低于全国,营商环境差、交易成本高和资源型行业股权比例限制使然。外商投资行业上,入世之前以工业为主,入世后服务业逐步增加,工业内部“煤焦冶电”等传统领域投资比例经历了“增-减-增”的过程。外商投资区域上,省会太原引资居多,但投资区域协调性逐渐增加,开发区、综改区等渐成主要载体。二、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规律总结（1）资源禀赋是山西省吸引外商投资的独特条件,也是导致山西省引资特征、使用效益与全国不同的根源,直到现阶段,该条件仍是吸引外商来晋投资的主要因素。（2）内陆特征与资源型经济特征在引资主导地位上彼此制衡。内陆特征下,交通成本约束形成了高附加值、非运输成本敏感型引资偏好,而资源型经济发展形成了初级资源产品（低附加值、高运输成本）引资偏好。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后者在“资源诅咒”下取得引资主导地位,倾向于降低外资效益,需要政策予以引导和规制。（3）围绕资源型经济的两面（加强优势、补齐短板）不断调整,是山西省利用外资40年政策变迁的主线,导致利用外资的出发点过度聚焦于资源型经济,而忽视其综合效益的释放。（4）外商选择何种方式在晋投资,是其竞争优势内部化成本和经营收益权衡的结果,也是反映山西省市场化程度和营商环境优劣的指标。（5）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无论是直接外资还是间接外资,盈利性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用外国贷款用途的盈利性不应被公益性完全覆盖。三、关于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利用外资的综合效益总体上升,港澳台资的综合效益高于其他外资,主要是在创新和协调两方面具有优势,其他外资则在共享效益上更胜一筹。到现阶段,创新效益和绿色效益是利用外资亟待提升的两个方面。四、关于影响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的因素分析（1）山西省产业结构单一、产业链长度不足、创新吸收能力较低,不利于吸收外资的创新溢出;合资企业管理“国内化”降低了外资管理经验的溢出。（2）鼓励外商投资于“煤焦冶电”等资源型、高退出门槛的行业,降低了外资在晋的协调效益,而且这种降低是持续性的。（3）投资行业高碳化和低环境规制,降低外商投资的绿色效益。（4）资源型经济下,资源收益追逐型外资挤出外向型外资;汇率缺口消失下,创汇动机减弱,引进外资的外向度降低,影响外商投资的开放效益。（5）成本敏感型外资对劳动力的技术要求低、可替代性强,且多投资于低附加值领域,在房地产过热推动土地价格上升的情况下,外资倾向于削减员工工资,从而降低了收入带动效益。上述因素也是山西省提升利用外资效益的切入点。最后,本文基于上述事实梳理、规律总结和原因分析,结合当下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际、国内、省内环境,从6个方面提出了15条针对性、可行性较高的建议。这6个方面是:（1）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大局下,加大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和规模。（2）在RCEP、CIA等新型区域投资贸易协定中,立足关键领域和对象开展精准招商引资。（3）在“一带一路”倡议和“双循环”发展格局中,主动承接和引进相对先进和高效益的外资企业。（4）在“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煤炭生产布局调整下,既要提升外商投资的协调性,又要在煤炭清洁生产、运输和加工领域发挥外资的绿色效益。（5）在资源型经济转型中,提升外资的创新效益,加大生产性服务业引资力度。（6）构建优质引资环境,重引增量更重稳存量,进一步释放既有外资企业的综合效益。
伍广强[4]（2021）在《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中研究说明【热点材料】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20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1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对2021年经济工作作出具体部署。会议强调,2021年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2021年经济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柳直[5]（2020）在《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文中提出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共工作重心由农村走向城市的重要转折期。多年的农村斗争环境使中共的城市经济管理经验近乎空白,因此,中共初入城市,如何做好城市经济建设工作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关于中共城市经济建设的研究,建国后的很丰富,解放战争时期的较少,且散见于城市接管研究中的经济管理部分。既无法展现历史的复杂面向,更看不到中共在初次接触城市经济时由稚嫩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旅大作为中共最早接触的工业大城市,是中共进行经济管理的学习场所与试验场,为研究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因而,本文以中共旅大经济重建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厘清其经过、述析其得失、总结其经验,借以探究中共最初是如何探索与学习,掌握管理城市经济的能力。旅大作为中共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既负有改善当地民众生活的责任,还担负着支援前线战争的任务,这一切都离不开旅大生产的发展。然而,中共的经济重建面临着三个挑战。一是中共接手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乱摊子”。二是中共干部长期在农村工作,对管理工业城市非常陌生,缺乏经验。三是旅大正处于苏军军事管制之下,如何与苏军和睦相处,取得苏军的信任,以便顺利开展工作,是旅大中共需要面对的崭新的问题。旅大中共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克服困难,因地制宜地着手旅大经济重建工作。解决民众基本生活问题,安定民生是经济建设的第一步,也是一切经济工作的前提。解放之初,社会经济处于停顿和混乱状态,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存。其时旅大有三至五万人经常处于失业与半饥饿状态,居住环境更是破败不堪。为此,旅大中共采取整顿粮市、开荒等方式增加粮食;组织无业贫妇和老弱病残等做鞋、织网以解决其生活出路;发动住宅调整运动使贫苦民众迁入新居。民生问题的解决,维护了社会稳定,使初入旅大的中共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开动机器,开展工业生产既是保证本地民众充分就业的重要手段,亦是支援前线的内在需求。旅大中共与苏军充分沟通协商,从其手中陆续接收了一批日本遗留的大型工厂,先后克服了资金、技术、原料、管理等难题,恢复与发展了民用工业,组织与创办了军事工业。几年间,旅大中共大力发展公营工业,奖励与扶持私营工业,在中苏合营企业中虚心学习技术与管理经验。旅大工业生产逐步恢复,既保障了民众基本需求,大批军工产品又有力地支援了战争。旅大因港兴市,依靠外地粮食、原料的输入及加工品的输出得以发展并带动市内商业繁荣。可以说,对外贸易是旅大的生命线。解放之初,旅大对外受国民党封锁,海、陆交通断绝,市内摊贩充斥街头,奸商横行,市场秩序混乱。为此,旅大中共积极发展公营商业,保护与扶助正当私商,有计划地组织消费合作社以调剂市场,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同时,加强贸易管理,有计划地组织粮食与工业原料的进口及成品的推销。旅大商业步入正轨,保障了民生与生产的发展。作为苏军军管区,旅大的货币发行权掌握在苏军手中。由于红军票流通量过多,导致旅大物价不断上涨。为此,苏军决定实施货币“贴帖”,降低货币流通量以稳定币值。但是,效果并不显着,物价仍在缓慢增长。于是,随着东北全境解放,1948年11月中苏双方商定再次实行货币改革,以彻底解决物价与货币发行权问题。“关东币”的发行提高了币值,降低了物价,改善了民众生活。增强了中共的经济力量,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也表明苏方对旅大的经济控制逐步松动,中共在经济领域的发言权得到提升。城市与乡村互相依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乡村的支持。过去,旅大农民饱受殖民统治者与封建地富的双重剥削,亟需中共实行土地改革,改变生产关系。考虑到旅大多市郊农村的现实情况与苏军军管的特殊性,中共将调整土地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前采取逐步削弱地富势力的方针;建国后,实施土地调剂。旅大土改成功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同时,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农副产品、工业原料等,并成为工业品的消费市场,促进了旅大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旅大作为中共最早尝试经济建设的大工业城市,对初来乍到的中共来说,是城市新环境。中共面临着管理大工业的挑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也找不到模式可以模仿。旅大中共边摸索边学习,经过四年多的建设,成效显着。经济上,农业生产逐年提高,工业恢复到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规模与水平,商业与贸易日渐繁荣,物价稳步下降,失业现象被彻底消灭,民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性质上,基本确立了以公营企业为主导,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而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也使旅大成为新中国生产型城市的典型。中共在旅大的经济重建表明,在中共早期城市经济建设中,干部要转换思想,与时俱进。既要根据当地的情况与特点,采取适当的方式推行中共的经济政策,将发展工业生产作为经济工作重点。又要积极开展方针政策宣传、妥善照顾各阶层利益以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为经济重建提供保障。
黄鑫权[6]（2020）在《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视域》文中研究指明乡村振兴问题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事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全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为此,党中央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通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全面系统解决关乎国计民生的“三农”问题。推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既是一项开启乡村现代化新征程的创世之举,也是百年乡村建设运动中最为伟大的社会实践,对“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的根本性问题作出了时代回答。在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既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课题,也是当前学界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本文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探究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尝试对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所关涉的主要理论问题作出考察、分析和探索,力争为新时代顺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全文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本部分主要介绍本课题的问题缘起、选题依据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与评析并阐述从中获得的研究启示,就核心概念、可能的创新点、研究的重难点、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进行论述。第二部分是第一章,即研究乡村振兴问题的理论切入点。本部分主要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谱系进行梳理,重点发掘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重要内涵,其重要内涵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村发展的本质是变革乡村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二是乡村发展的基本趋势是实现乡村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三是乡村发展的过程既是一个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共同发力的过程,也是城乡由对立走向融合的过程;四是乡村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第三部分是第二章,即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本部分主要阐述乡村振兴问题作为一个历史性课题的发展脉络以及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乡村发展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不同景象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在具体历史时段的生动体现。实现乡村的现代化既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近代以来,推动中国乡村实现现代化作为民族救亡图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了许多仁人志士奋力追求的目标。新中国建立后,实现乡村现代化问题成为了亟需解决的历史性课题。历经70余年发展特别是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具备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基础,而推进乡村在新时代实现全面振兴则具有了现实可能性。第四部分是本文的主体部分,包含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主要从中观层面论述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城市与乡村、乡村振兴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其一,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在继承既有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基础上实现乡村的全面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性和现代性两种性质始终处于矛盾运动状态,成为乡村振兴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两种张力,这种张力可以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传统和现代两个维度上的不同体现,既表现为现代对传统的批判继承,又表现为现代从传统中生发、传统映射出现代的不足,还表现为现代以渐进方式将传统融入现代。其二,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内生动力和外源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培育内生动力,也需要输入外源动力。这两种动力是推动乡村社会快速发展进而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力量源泉,二者共处于同一个矛盾体中,既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也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通过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共同发力的体制机制,把二者有机统一起来并使其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合力。其三,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是一个重塑城乡关系的历史过程。推动乡村振兴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则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城乡关系从城乡对立走向城乡融合发展,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进程中重塑城乡关系的必然选择,采取有效举措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则是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主要内容。其四,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直接目标是促进农村全面进步、农业全面升级和农民全面发展。在这一进程中,要始终坚持好人的全面发展原则,既要将这一原则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也要把这一原则作为评价新时代乡村振兴实际效果的根本尺度。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视角上的创新。本课题以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为视域研究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为理解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二是研究内容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其一,阐清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基础;其二,系统阐发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性与现代性、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城市与乡村三大关系;其三,深入分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农民的全面发展,探究人的全面发展的渐进提升对乡村振兴的反作用。
傅辰晨[7]（2020）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文中认为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中国与计划经济的渊源并不始于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讨论计划经济的热潮,讨论热潮迅速发展成当时的思想主潮。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因此,计划经济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计划经济思潮出现于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以降,中国逐渐失去独立的主权,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望找到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1928年,苏联宣布实行计划经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引燃,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无法再墨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规,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现象似乎都昭示着国家强制力在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就是在这样地批判市场经济、推崇国家干预政策的氛围中产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九·一八”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必须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来强盛国力和抵御外侮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政客的共识。当时的中国广积贫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来达到发达国家资本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这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时人所论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的词,它可以指代苏联的五年制计划经济,也可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还可以指代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影响下,知识界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和适用的社会体制各抒已见,产生了丰富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的讨论内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解读计划经济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与欧美等国经济不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显得“一枝独秀”。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从现象讨论到模式讨论的过程。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知识界肯定了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并逐渐开始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包围中,为抵御外侮,苏联始终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界注意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在认同与肯定热潮中,知识界也曾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当今,我们已经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提出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弊端做出的分析。为应对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西方国家逐步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解读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即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方式。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无法兼容。无论时人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关注与讨论都反映出大危机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作用力的加强。随着对计划经济认识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中国应如何借鉴或利用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应该借鉴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中国又无法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应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界达成的共识,更是主要政党认可的救国方案。国民党方面,其机关报曾撰文赞扬苏联的计划经济,蒋介石也曾直接主张效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构想,并在边区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实践。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涌现出多个计划经济流派,本文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计划经济流派,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和“法西斯蒂”计划经济流派。受不同政治倾向、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主张,虽然各流派的思想、主张难以摆脱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国知识界紧紧抓住计划经济这根“救命稻草”,积极论证其实施的经济基础,适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出对本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关注。政治经济体制会随着政权地推翻与建立发生重大变化,也许会得以延续,也许会被颠覆,思想的发展却具有延续性和韧性,难以被完全割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沙丘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前,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事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计划经济思潮的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扫平了舆论障碍,建立了意识形态保障。在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相关经济实践,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转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华清君[8]（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黄钟灵[9]（2020）在《《经济日报》2019年“两会”特刊特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几年来,经济形势和媒介发展的合力对国内主流财经媒体的报道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党报担负着向决策者反映民众呼声和社会问题的使命,向受众传达解释政府方针政策的社会责任也愈发重大,需要新的理念来指导。本文立足新闻生产理论,以《经济日报》2019年“两会”特刊作为研究对象,从发展历程、选题策划、栏目内容等方面入手,多角度分析其特色,提炼出经验和启示。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绪论是对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和创新点的说明,并对主要参考文献作了综述;第一章是对《经济日报》“两会”特刊的概述,从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定位后,结合时代背景回顾了《经济日报》“两会”特刊的发展历程,根据几个标志性事件点将其划分为初创时期、后危机时代和新时代三个阶段,并介绍了目前所处的新时代“两会”的主要背景情况;第二章是从版面设计、选题策划等角度对2019年《经济日报》“两会”特刊的策划工作进行逆向分析,由于文章数量较多,因此主要运用图表统计的方式来呈现,;第三章是选取2019年《经济日报》“两会”特刊的典型栏目和典型报道进行梳理,从这些具有明显标签的报道中,挖掘出了这期特刊的在栏目设置上的特色,探索了不同栏目特有的表达方式;第四章总结《经济日报》“两会”特刊作位“两会”报道优秀范本的独到之处,提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经验和启示,对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尚待改进的问题。《经济日报》兼有主流财经媒体和中央党报的双重地位,“两会”既是重大政治会议也是宏观经济政策和数据的集中发布场合,因此《经济日报》的“两会”特刊正是处在一个交汇点上,对其进行研究,能够归纳《经济日报》从经济新闻视角进行重大会议报道的成功经验,探索“两会”报道中运用的“特刊”模式在其他场景中的应用,如何围绕“两会”这样的年度大事讲好中国故事,怎样在媒介融合趋势下进一步改善大型媒体与受众互动等问题,为其他媒体提供参考和借鉴。
张健康[10]（2020）在《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文中认为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进度与实体经济发展不相匹配被普遍认为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和错配现象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究竟是什么阻碍了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关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提出了各自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就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迟滞提出一个新的解释框架,然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以国家力量为主导、以国有企业为依托、以重工业为优先发展对象的工业化战略全面实施以后,中国金融系统便被赋予了为工业化建设,具体而言就是为国有企业集中和输送廉价资金的政策性任务;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市场化事实上逐渐成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系统仍然没能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职能,而造成此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迟迟未能培育起“自生能力”和融资模式过于单一。因此,要进一步推进中国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必须加快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促使国有企业尽快培育起“自生能力”,同时改革承担着国家战略性负担和社会性负担的国有企业的融资模式,从而使金融系统真正解除为国有企业“输血”的政策性负担。本文的重点就是描述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金融系统是如何一步步被赋予为国有企业集中和提供廉价资金的职能的。全文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最高决策层进行金融发展模式选择时,面临哪些约束条件。缺资金、缺技术的条件下需要尽快建立起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特别是独立的重工业体系,是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考虑金融发展模式时,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资金从哪里来?如何才能尽可能集中国内有限的资金?如何才能保证集中起来的资金用到国家选定的优先发展的项目中去?由谁来执行?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需要,最终促使当时中国最高决策层选择了一种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置的体制。第二章主要描述新中国建立初期新政权对全国金融体系的整顿。随着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斗争的逐步胜利,新政权对新解放区的金融机构分三大类分步骤进行了整顿:没收官僚资本金融机构壮大充实国有金融机构;运用国家力量推动私人金融机构集中和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取消外国驻华金融机构特权使之为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服务;坚决打击私营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经过三年左右的整顿,中国金融市场的秩序快速得以恢复且出现了繁荣的迹象,金融系统的本来功能亦得以初步回归,同时国家借机掌握了金融系统的主导权,事实上为新金融体制的建立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三章主要描述各类非公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向国有金融机构靠拢、金融机构决策权是如何一步步向中央集中、金融市场是如何一步步从中国大陆消失、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金融格局是如何一步步形成和所有金融机构是如何一步步被纳入财政系统从而成为财政系统的一个职能部门的。第四章主要描述金融机构被一步步纳入财政系统的同时,金融机构的基本职能是如何一步步被财政化的。金融系统职能的财政化主要表现为三各方面: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完全服从国家计划安排,成为国家财政的有效补充;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第五章主要是对1953年至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做出评估。总的来说,计划统领财政、财政统领金融的资金动员、管理和配给体制下的中国金融系统,表现出了很强的存款动员能力,有力支持了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达成,具体而言就是集中了大量廉价的资金,遵照政府的意志进行配置,有力支持了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同时支持了国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但是该套金融体系和体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以下诸多问题:资金配置效率不高,贷款使用效率较低;滋生出新的风险,比如财政领域的风险与金融领域的风险相互传递、决策的外部成本提高;金融杠杆基本失去作用,不能发挥促进交易和推动企业改善治理的职能;决策权过度集中和金融系统缺乏起码的独立性,严重影响了金融系统运行的稳定性,甚至金融机构存在的连续性。
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3年经济工作重点（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3年经济工作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1）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 【热点材料】 |
| 【理论分析】 |
| 一、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 |
| 二、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 |
| 三、从《文化生活》的角度分析 |
| 四、从《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 |
| 【能力训练（模拟训练）】 |
|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3分，共48分。） |
| 二、非选择题（本部分有四大题，共52分。） |
（2）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如何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论文提纲范文）
| 稳字当头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
| 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发展阶段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
| 坚持系统观念和实践标准确保宏观部署落实到位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标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标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利用外资 |
| 1.2.2 利用外资效益 |
| 1.3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3.1 利用外资变迁的断代研究与本文的研究阶段划分 |
| 1.3.2 利用外资效益及机制研究 |
| 1.3.3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进展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基础与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一般理论解释 |
| 2.1.1 发展中国家(地区)利用外资的动因解释 |
| 2.1.2 外商向发展中国家(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2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的理论特性分析 |
| 2.2.1 内陆地区资源型省份利用外资动因解释 |
| 2.2.2 外商向内陆资源型地区投资的动因解释 |
| 2.3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评价体系构建 |
| 2.3.1 评价体系构建依据和思路 |
| 2.3.2 评价体系构建过程 |
| 2.3.3 评价体系权重设置和得分计算方法 |
| 2.4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预评价 |
| 2.4.1 综合效益预评价 |
| 2.4.2 综合效益预分解 |
| 第三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1991 年——内陆区位约束下的小规模探索阶段 |
| 3.1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3.1.1 国际环境:全球产业转移与后石油危机下的能源投资逻辑 |
| 3.1.2 国内环境:“双缺口”下的重点区域开放 |
| 3.1.3 省内环境:消除内陆区位劣势的投资硬环境建设加速 |
| 3.1.4 政策环境:超国民待遇引资规模导向与山西省的资源型产业产能培育倾向 |
| 3.2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2.1 主要历程:零星引资转向集中引资,随机引资转向能源重化工重点引资 |
| 3.2.2 总体情况:外资项目数和规模逐渐增大,投资行业快速拓展 |
| 3.2.3 阶段性问题:内陆劣势和营商环境短板导致引资规模小且资金到位率低 |
| 3.2.4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资绝对主导和美资占比较大 |
| 3.2.5 投资形式特征:高交易成本下的合资主导阶段 |
| 3.2.6 投资行业特征:以轻工业为主并逐渐向能源重化工倾斜 |
| 3.2.7 投资区域特征:省会太原“一家独大”和地市引资各具优势 |
| 3.3 1978-1991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3.3.1 变迁历程:外国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占主导地位 |
| 3.3.2 间接利用外资特征:政府主导的开发型引资,兼容公益性和盈利性 |
| 3.4 1978-199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3.5 1978-199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3.5.1 经济规模效益:对新增投资依赖较大且产出不稳定 |
| 3.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创新水平显着高于内资企业 |
| 3.5.3 协调效益:“煤焦冶电”四大部门投资比例趋增 |
| 3.5.4 绿色效益:外资企业碳生产率高于内资企业 |
| 3.5.5 开放效益:外向型外资企业引进偏少 |
| 3.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规模小但工资水平相对高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92-2001 年——内陆与资源型特征主导易位下的高速流入阶段 |
| 4.1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4.1.1 国际环境:冷战结束、金融危机与应对气候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流向 |
| 4.1.2 国内环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性确立与“双缺口”缓解 |
| 4.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产业转型和国企脱困外资需求量大 |
| 4.1.4 政策环境:投资规则向WTO并轨的主基调与山西省引资导向嬗变 |
| 4.2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4.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消彼长 |
| 4.2.3 投资形式特征:合资比例下降与合作比例上升 |
| 4.2.4 投资行业特征:投资行业趋向重型化 |
| 4.2.5 投资区域特征: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与开发区引资功能增强 |
| 4.3 1992-200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4.3.1 变迁历程:注重公益性但限制盈利性,引资面向公共产品和工业设备 |
| 4.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4.4 1992-2001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4.5 1992-2001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4.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持续上升 |
| 4.5.2 创新效益:外资企业的创新优势持续扩大 |
| 4.5.3 协调效益:产出协调性下降,投资继续向“煤焦冶电”集中 |
| 4.5.4 绿色效益:外资工业的绿色生产水平优势继续扩大 |
| 4.5.5 开放效益:对经济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先增后减 |
| 4.5.6 共享效益:小规模就业吸纳,高水平工资示范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02-2012 年——资源型经济优势强化与服务业快速引资阶段 |
| 5.1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5.1.1 国际环境:利用外资全球竞争加剧与能源价格驱动的煤炭投资旺盛 |
| 5.1.2 国内环境:吸引外资优势转换和利用外资目标转变 |
| 5.1.3 省内环境:基础设施改善与资源型经济对外资的“排斥” |
| 5.1.4 政策环境:开放领域渐广、准入前国民待遇与山西省能源原材料引资导向 |
| 5.2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5.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港澳台资与其他外资的此长彼消 |
| 5.2.3 投资形式特征:各类投资方式比例保持相对稳定 |
| 5.2.4 投资行业特征:“煤焦冶电”项目偏多而服务业整体偏少 |
| 5.2.5 投资区域特征:区域协调性提升但开发区引资不稳定 |
| 5.3 2002-2012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5.3.1 变迁历程:援助性国际贷款减少,投资性国际银行商业贷主导 |
| 5.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5.4 2002-2012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5.5 2002-2012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5.5.1 经济规模效益:外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相对稳定 |
| 5.5.2 创新效益:外资创新水平总体较高但内部出现分化 |
| 5.5.3 协调效益:总体协调下,前期投资重型化导致本阶段产出协调度低 |
| 5.5.4 绿色效益:外资绿色生产水平继续优于内资但优势开始缩小 |
| 5.5.5 开放效益:外企在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增加但外企的外向度下降 |
| 5.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能力迅速提高但工资低于平均水平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2013-2018 年——资源型经济转型与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双主导的高质量导向引资阶段 |
| 6.1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国内外环境分析 |
| 6.1.1 国际环境: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和引资竞争加剧 |
| 6.1.2 国内环境:经济新常态与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构建 |
| 6.1.3 省内环境:资源型经济转型、营商环境修复和引资便利化条件打造 |
| 6.1.4 政策环境: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体系建设与区域开放政策一致性提升 |
| 6.2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2.1 变迁历程、阶段特征与问题分析 |
| 6.2.2 来源国(地区)别特征:既有外商增资和跨国公司国内转移成为重要来源 |
| 6.2.3 投资方式特征:独资比例提高但仍然较低 |
| 6.2.4 投资行业特征:资源型经济转型催生独特的行业引资结构 |
| 6.2.5 投资区域特征:开发区的引资载体功能增强推动外商投资区域协调性增加 |
| 6.3 2013-2018 年山西省间接利用外资变迁与分析 |
| 6.3.1 变迁历程:投资性国际商业贷款主导与挖掘山西特色争取援助性贷款 |
| 6.3.2 阶段特征、综合效益与问题分析 |
| 6.4 2013-2018 年山西省直接利用外资和间接利用外资的比较 |
| 6.5 2013-2018 年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效益分析 |
| 6.5.1 经济规模效益:港澳台资规模扩张推动外资整体规模提升 |
| 6.5.2 创新效益:内外资创新水平差距逐步缩小 |
| 6.5.3 协调效益:产出相对协调但投资再次开始偏向“煤焦冶电” |
| 6.5.4 绿色效益:碳生产率保持稳定甚至略有降低 |
| 6.5.5 开放效益:外资企业的外向度和外贸贡献度同步上升 |
| 6.5.6 共享效益:就业吸纳保持稳定,收入带动效益有所好转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总结、反思与未来展望 |
| 7.1 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总结 |
| 7.2 山西省利用外资效益反思 |
| 7.3 山西省利用外资的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及荣誉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 【热点材料】 |
| 【理论分析】 |
| 一、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分析 |
| 二、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分析 |
| 三、从《文化生活》的角度分析 |
| 四、从《生活与哲学》的角度分析 |
| 【能力训练】 |
| 一、单项选择题（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最符合题目要求的。每小题3分，共48分。） |
| 二、非选择题（本部分有三大题，共52分。） |
| 参考答案 |
（5）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点和难点 |
| 第一章 解放初期旅大经济困境 |
| 第一节 中共旅大政权之建立 |
| 一、“旅大”简介 |
| 二、苏军进驻旅大 |
| 三、中共建党建政 |
| 第二节 历史遗产与新生问题 |
| 一、殖民地城市经济遗产 |
| 二、诸多棘手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重建经济的挑战 |
| 一、苏军接收后的旅大经济 |
| 二、管理城市经验的稚嫩 |
| 三、不得不考虑的苏联因素 |
| 第二章 保障民生:解决民众基本生存问题 |
| 第一节 整顿粮市和开荒增产 |
| 一、整顿市场以规范粮市 |
| 二、开垦荒地以增加粮产 |
| 第二节 为贫困民众创造就业机会 |
| 一、订购军鞋——为无业妇女谋生计 |
| 二、生产自救——为失业工人找出路 |
| 第三节 调整住宅为民安居 |
| 一、两级分化的居住场所 |
| 二、调剂优劣住房的努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重建工业:民用与军需并重 |
| 第一节 恢复与发展民用工业 |
| 一、工业停废与市场旺需 |
| 二、适时整顿公营和私营工业 |
| 三、民用工业成绩检视 |
| 第二节 发展军工企业满足军需 |
| 一、解放战争提出的新任务 |
| 二、军工企业的贡献与经验 |
| 第四章 商业探索:服务生活与生产 |
| 第一节 整顿畸形繁荣的市场 |
| 一、混乱无序的低端商业 |
| 二、多方整顿成效初显 |
| 第二节 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新举措 |
| 一、创建与整理 |
| 二、成效与不足 |
| 第三节 促外贸服务生活与生产 |
| 一、贸易对旅大的重要性 |
| 二、促进外贸的举措与成效 |
| 第五章 货币改革:为经济重建护航 |
| 第一节 第一次币改——货币“贴帖” |
| 一、解放前后旅大货币金融状况与问题 |
| 二、货币“贴帖”过程 |
| 第二节 第二次币改——关东币改革 |
| 一、改革的背景 |
| 二、币改经过与问题处理 |
| 第三节 货币改革的影响 |
| 一、对旅大经济的作用 |
| 二、经济之外的多重效应 |
| 第六章 市郊土改:发展农村与服务城市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温和土改 |
| 一、土改的特殊背景 |
| 二、削弱地富土地和调整雇佣关系 |
| 第二节 建国初期的土改深化——土地调剂 |
| 一、进一步土改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
| 二、土地调剂的运作与博弈 |
| 第三节 土地改革成效 |
| 一、旅大农村土改的经济绩效 |
| 二、土改对旅大城市的影响 |
| 结语 |
| 一、旅大经济重建成绩 |
| (一) 经济层面 |
| (二) 经济之外层面 |
| 二、经济重建的经验 |
| (一) 稳固政权是前提 |
| (二) 对苏关系是基础 |
| (三) 工业建设是重点 |
| (四) 宣传动员是推力 |
| (五) 统一战线是法宝 |
| (六) 干部思想是保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视域（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选题依据 |
| (一)理论依据 |
| (二)实践依据 |
| 三、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价值 |
| 四、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现状 |
|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
| 五、问题评析与研究启示 |
| (一)研究问题评析 |
| (二)问题研究启示 |
| 六、核心概念 |
| (一)农村与乡村的辨析 |
| (二)乡村与城市的关系 |
| (三)核心话语转变的内涵 |
| 七、创新之处以及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一)可能的创新之处 |
| (二)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八、研究的重点难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一)研究的重点难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技术路线 |
| 第一章 作为研究视域的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谱系 |
| 一、马克思恩格斯乡村发展思想的确立 |
| 二、列宁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苏俄化”改造 |
| 三、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历史性贡献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重要内涵 |
| 一、乡村发展的本质:变革乡村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
| 二、乡村发展的基本趋势:实现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 |
| 三、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内生动力与外源动力的共同发力 |
| 四、城乡关系的新趋向:城乡发展由对立走向融合 |
| 五、乡村发展的根本目的: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
| 第二章 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
| 一、实现乡村振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历史性课题 |
| 二、新中国成立后乡村发展的新突破和新变化 |
| 三、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 |
| 四、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
| 第二节 推进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振兴乡村提出新要求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对振兴乡村提出新任务 |
| 三、从“三步走”到“两步走”对振兴乡村作出新部署 |
| 第三章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
| 第一节 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 |
| 一、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性 |
| 二、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现代性 |
| 三、乡村现代化进程总趋势:由传统性主导向现代性主导转变 |
| 第二节 乡村振兴的基本理路: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现代型乡村 |
| 一、乡村振兴道路的实质是“三农”的现代化之路 |
| 二、消除阻滞乡村振兴进程的传统性因素 |
| 三、合理利用现代文明成果推进乡村振兴 |
| 四、乡村全面振兴是乡村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完成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进程中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 |
| 一、继承乡村传统人文精神与形塑乡村现代人文精神的统一 |
| 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与建设乡村现代文化体系的统一 |
| 三、利用乡村独特的传统文化资源禀赋建设现代美丽乡村 |
| 第四章 乡村振兴的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 |
| 第一节 推进乡村振兴的外源动力 |
| 一、经验借鉴:推进乡村振兴的他山之石 |
| 二、政策倾斜:推进乡村振兴的政治力量 |
| 三、资本下乡: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 |
| 四、科技参与:推进乡村振兴的有力杠杆 |
| 五、人才引进:推进乡村振兴的智力支撑 |
| 第二节 推进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
| 一、培育主体: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源泉 |
| 二、发掘资源:发挥参与乡村振兴的本土优势 |
| 三、乡村治理: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的重要手段 |
| 四、深化改革:培育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举措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需要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共同发力 |
| 一、实现乡村振兴外源动力和内生动力的辩证统一 |
| 二、建立健全乡村振兴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共同发力的体制机制 |
| 第五章 乡村振兴进程中的城乡关系 |
| 第一节 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任务 |
| 一、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历史脉络 |
| 二、新时代是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的“历史关口” |
| 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城乡发展失衡问题提供历史契机 |
| 第二节 重塑新型城乡关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客观要求 |
| 一、推进乡村振兴需要增强城市对乡村的反哺能力和辐射作用 |
| 二、重塑新型城乡关系事关乡村振兴事业全局 |
| 三、构建城乡发展命运共同体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目标 |
| 第三节 城乡融合发展是乡村振兴进程中重塑城乡关系的必然选择 |
| 一、城乡融合发展的现实基础 |
| 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环节 |
| 三、推进城乡产业经济的融合发展 |
| 四、推动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 |
| 五、统筹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实现均衡配置 |
| 第六章 乡村振兴与人的全面发展 |
| 第一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目的 |
| 一、实现人的解放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目标 |
| 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旨归 |
| 三、推进乡村振兴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基础、条件和动力 |
| 第二节 逐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 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前提 |
| 二、逐步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乡村实现全面振兴提供持续动力 |
| 第三节 乡村振兴进程中必须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
| 一、把人的全面发展原则贯穿于乡村振兴的全过程 |
| 二、乡村振兴实际效果的评价应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7）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对象界定 |
| 三、研究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五、研究现状述评 |
| 六、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大萧条与西方国家的应对 |
| 一、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 |
| 二、法西斯统制经济 |
| 第二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影响 |
| 一、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与确立 |
| 二、苏联“一五”计划的提前完成 |
| 第三节 中国的经济状况及发展需求 |
| 一、中国的社会经济状况 |
| 二、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天不足 |
| 三、中国发展道路选择的需要 |
| 章节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知识界计划经济思潮兴起的思想背景 |
| 第一节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基尔特社会主义 |
| 二、国家社会主义 |
| 三、单税社会主义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 一、受日本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二、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 第三节 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
| 一、中国传统的土地公有思想 |
| 二、中国传统的养民观念 |
| 三、中国传统的“黜奢崇俭”的消费思想 |
| 章节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知识界对计划经济思潮中重要概念的理解与辨析 |
| 第一节 对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异同的认识 |
| 一、明确区分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 |
| 二、认为计划经济与统制经济无明显区别 |
| 三、承认两者的区别,但不以名称为区分 |
| 第二节 关于计划经济适用性的认识 |
| 一、对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之间关系的思想历程回顾 |
| 二、计划经济仅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 |
| 三、计划经济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 |
| 四、计划经济用以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 |
| 第三节 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关于苏联计划经济基本情况的讨论 |
| 一、关于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情况 |
| 二、关于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二节 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评价 |
| 一、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认同与肯定 |
| 二、对苏联计划经济的质疑与批判 |
| 章节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的认识和讨论 |
|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形成原因的讨论 |
| 第二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能否实行“经济计划”的讨论 |
| 一、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实行“经济计划” |
| 二、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实行“经济计划” |
| 第三节 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实现形式的讨论 |
| 一、产业合理化运动 |
| 二、经济的干预政策及统制政策 |
| 章节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知识界关于如何实行计划经济的讨论 |
| 第一节 计划经济对国共两党的不同影响 |
| 一、国民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二、共产党的计划经济理论与实践 |
|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思潮中的主要流派 |
| 一、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二、以张闻天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 |
| 三、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 |
| 四、“法西斯蒂”统制经济流派 |
| 章节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9）《经济日报》2019年“两会”特刊特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概述 |
| 第一节 《经济日报》“两会”特刊的定位 |
| 一、《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是一种持续的专题报道 |
| 二、《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是面向大众的经济新闻 |
| 三、《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是信息集中的会议新闻 |
| 第二节 《经济日报》“两会”特刊的发展历程 |
| 一、“两会”特刊初创时期(1995-2006) |
|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两会”特刊(2007-2016) |
| 三、新时代的“两会”特刊(2017-至今) |
| 第三节 《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报道背景 |
| 一、“两会”和“两会”报道的议程设置 |
| 二、2019 年“两会”经济政策 |
| 第二章 2019 年《经济日报》“两会”特刊内容分析 |
| 第一节 2019 年《经济日报》“两会”版面设计与栏目设置分析 |
| 一、版面设计兼具美感与功能性 |
| 二、栏目丰富,分类详细 |
| 第二节 2019 年《经济日报》“两会”特刊选题策划分析 |
| 一、选题分布 |
| 二、选题特色 |
| 第三节 2019 年《经济日报》“两会”特刊内容的特色 |
| 一、紧紧围绕政策议程设置媒介议程 |
| 二、合理利用代表委员中的专家资源 |
| 三、善于通过数据解读经济现象 |
| 第三章 2019 年《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栏目分析 |
| 第一节 表达代表委员意见的栏目 |
| 一、你呼我应:回应群众关心问题 |
| 二、两会沙龙:聚焦经济热点话题 |
| 第二节 表达记者编辑观点的栏目 |
| 一、三月随想:为客观报道补充感性认知 |
| 二、两会随笔:对政策和数据进一步解释 |
| 第三节 视角延伸到会场外的栏目 |
| 一、会场内外连线:表达民众对“两会”的期待 |
| 三、两会长镜头:图文并茂,全景展现 |
| 四、我家一年来:以小家变化见大政效果 |
| 第四节 《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栏目的特色 |
| 一、栏目划分具有鲜明层次 |
| 二、特刊栏目与日常栏目相呼应 |
| 第四章 《经济日报》“两会”特刊的启示 |
| 第一节 契合媒体定位做好策划 |
| 一、从经济新闻视角做好选题策划 |
| 二、围绕“两会”议题做好栏目策划 |
| 第二节 围绕政策议程设置媒介议程 |
| 一、以专家视角解释政府议程 |
| 二、以百姓视角呼应政府议程 |
| 第三节 注意讲好中国经济故事 |
| 一、从数据中寻找故事 |
| 二、从代表采访中发现故事 |
| 三、从政策变动中发现故事 |
| 第四节 要强化媒介融合,加强与读者互动 |
| 一、打造媒介融合平台,提高内容制作效率 |
| 二、以受众为中心,注重编读互动 |
| 第五节 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一、将报纸内容转移到新媒体平台的方式较为机械 |
| 二、扎堆追求新鲜事物导致同质化严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附录 2019 年《经济日报》“两会”特刊报道列表 |
| 致谢 |
（10）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新中国建立之初选择金融发展模式时面临的约束条件 |
| 第一节 单纯依靠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的确立 |
| 第二节 南京国民政府的金融遗产:国家垄断金融体制 |
| 第三节 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实践:政府严格控制金融系统 |
| 第二章 从市场金融体制到计划金融体制 |
| 第一节 新政权对金融业的整理 |
| 第二节 有管理的金融市场的短暂繁荣 |
| 第三节 金融系统功能的初步回归 |
| 第四节 计划金融体制的基本确立 |
| 第三章 金融机构财政机关化 |
| 第一节 中国人民银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
| 第二节 交通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被率先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三节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业务边缘化与机构被纳入财政部体系 |
| 第四章 金融机构日常业务财政化 |
| 第一节 货币发行逐渐被纳入财政预算轨道 |
| 第二节 银行存贷款业务成为财政预算的有效补充 |
| 第三节 监管财政款项逐渐成为银行主要的日常工作 |
| 第五章 对1953-1978年间中国金融系统运行绩效的评估 |
| 第一节 存款动员能力评估 |
| 第二节 资金配置效果评估 |
| 第三节 风险管理能力评估 |
| 第四节 产品流通促进能力评估 |
| 第五节 企业治理能力促进价值评估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03年经济工作重点（论文参考文献）
- [1]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聚焦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J]. 伍广强. 广东教育(高中版), 2022(02)
- [2]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如何准确把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J]. 张德勇,林江,叶青,李华,阮静. 财政监督, 2022(01)
- [3]山西省利用外资变迁与效益研究（1978-2018）[D]. 赵永斌. 山西大学, 2021(02)
- [4]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J]. 伍广强. 广东教育(高中版), 2021(02)
- [5]中共旅大经济重建研究（1945-1950）[D]. 柳直. 山东大学, 2020(04)
- [6]新时代乡村振兴问题研究 ——基于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思想的视域[D]. 黄鑫权.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6)
- [7]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D]. 傅辰晨. 山东大学, 2020(01)
- [8]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9]《经济日报》2019年“两会”特刊特色研究[D]. 黄钟灵.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07)
- [10]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财政化（1949-1978）[D]. 张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标签：计划经济论文;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改革开放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