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制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现实选择与问题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何松龄[1]（2020）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文中提出相比于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实践而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是明显滞后而又存在诸多问题的。在七十年的制度变迁过程中,政府通过一系列以“暂行规定”、“指导意见”为载体的制度供给行为初步建立起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体系,但这一体系并没能真正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塑造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产权安排。受此影响,农村金融机构“脱农离小”的现象依然突出,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长期混乱,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无法得到有效发挥。究其根源,是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制度供给抑制问题。一方面,健全农村金融支农体系迫切需要有效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作为支撑;而另一方面,当下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在实践中又难以真正地对这一迫切需求做出有效的回应。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制度供给与健全农村支农金融组织的产权制度需求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制度供需失衡。有鉴于此,本研究从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出发,以“理论框架—实证分析—对策研究”三层结构为研究框架,系统解读“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存在何种问题,症结何在?”以及“如何推动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的三重问题。全文除绪论外共有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沿着“产权——金融产权——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进路,本章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现实情况引入企业产权理论与制度金融理论作为理论支撑,为研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提供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章认为现有研究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机械地解读为“农村地区的金融机构的产权”,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本质的把握,存在一定的误区。受制于此,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改革并没能取得预期的效果,到底什么是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还有待研究的重新解答。第二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遵循“功能——结构”的范式,本章重新界定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并在此基础之上从宏观与微观的双重层面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进行解构。本章认为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在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满足农业、农村发展的金融需求的功能约束下,由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基于一定农村金融资源而享有的权利的总称。较之于一般的企业或金融机构产权,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功能、主体、客体以及模式上有着明显的特征。在宏观维度上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指向农村金融机构的所有制形式,是农村金融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形态;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则是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具体规则,反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二者共同塑造了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整体结构,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率。第三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本章从分析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语境入手,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七十年的演化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刻阐释其内在的深层逻辑与改革经验。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演化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所有权改革为主导的演进模式以及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的三重逻辑。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历史逻辑根源。在演化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坚持推进市场化改革、坚持渐进性的改革方式、坚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的协同推进以及坚持以实际问题为到导向的改革经验。第四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本章从对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制度安排现状的梳理和总结入手,系统分析了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的异化表现。本章认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呈现出结构性的国有资本垄断与产权目标营利化的异化现象;在微观层面上,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主要表现为产权主体虚置、内部人控制、外部人控制、产权关系倒挂、产权约束机制失效。当下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严重偏离了既定的制度供给目标,直接制约了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的实现。第五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在前文的基础上,本章主要从制度供给的层面对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成因进行分析和论证。本章认为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是农村金融产权改革过程中制度供给缺位、错位、越位的共同结果。其根源在于缺乏法律制度的保障、缺乏对农村金融需求的准确把握、缺乏统一的制度供给目标三者共同导致的制度供给抑制的长期积累。第六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以历史为视角,本章对域外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实践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总结。本章认为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需要在总结自身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充分借鉴域外国家实践的历史经验,重视法律制度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发展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在制度设计中坚持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主导地位,明确国家作为产权主体在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过程中的扶持性作用,强调农村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产权联结。第七章“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在前文的基础之上,本章就如何推动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改革与创新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章认为破解我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关键在于从供给侧层面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推动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当以我国农村金融的现实需求为指引,明确改革的核心目标,树立优化配置、支农本位、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明确法制化的基本路径,坚持合作制的改革方向。在此基础之上,以制度创新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是农村金融机构支农功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应当从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推动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五个方面予以落实。
张丹桐[2]（2020）在《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文中提出石油行业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经营策略选择不当导致中国石油企业整体面临“大而不强”的困境。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聚焦于跨国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为优化中国石油企业海外经营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分析思路。本文针对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问题,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以下主要成果和认识:1.融合内部化理论、折衷理论和FSA/CSA理论等,构建了跨国企业经营策略的整体分析框架。阐明了企业经营策略作为内部化决策的理论内涵,研究指出决定这些内部化决策的根本因素是企业在特定情境下拥有的内部化优势,而内部化优势的差异是由企业所有权优势和母国/东道国区位优势这两个外生变量共同作用产生的。2.根据国际石油行业的具体产业特征,有针对性地构建了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模型。进一步阐述了影响跨国石油企业直接投资的两大主要影响因素:所有权优势因素和区位优势因素。深入探讨了跨国石油企业在投资区位、进入模式、合作模式和扩张策略等四项经营策略上面临的主要选择类型、影响机制和这些选择可能带来的绩效影响。3.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24家跨国石油企业268个海外子公司的实践情况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1）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受到所有权优势与区位优势的差异化影响。其中,投资区位和进入模式的选择仅与所有权优势存在显着相关关系;合作模式的选择与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及进入模式均存在显着相关关系;扩张策略的选择则受到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共同影响。（2）经营策略选择对企业绩效存在差异化影响。其中,投资区位和扩张策略的选择对企业绩效存在显着影响;进入模式与合作模式的选择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4.研究总结了特定情境下跨国石油企业的经营策略组合,为跨国石油企业整体策略提供决策依据。其中,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二者均高时采取积极扩张策略;所有权优势低而区位优势高时采取学习跟随策略;所有权优势高而区位优势低时采取风险控制策略;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均低时采取收缩撤资策略。
龙靓[3]（2019）在《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有企业是国家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一种组织形式,是国家参与市场的一个渠道。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私有化浪潮大大降低了西方国有企业在实体经济中的比重。但是从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上市公司的国有产权却普遍存在（除美国以外）且呈显着增长趋势。各国在探索国家权利在企业中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股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逐步出现与发展。过去四十年伴随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诸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中流砥柱,担当重任,为提高综合国力、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贡献力量,且在全球国际竞争中初露峥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了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指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事业获取成功的关键力量,是“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是“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明确新时代国有企业发展目标是“坚定不移做强做大做优”;强调“把混合所有制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在实践中,国企效率相对低下的问题却也是客观存在的。本文试图从股权结构的多层次性视角研究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冀望发展和帮助理解所有制结构理论在国有企业层面的运用,正确科学评价国资管理体制和国企发展的演变过程,厘清“国”与“民”之间在企业层面的关系,并尝试探索下一步中国国资国企改革的方向及方式。本文首先对国有企业、企业所有权和所有权主体结构,特别是实际控制人等概念加以界定,系统性梳理了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的海量文献,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管理层持股、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持股）与企业绩效相关性两方面的文献研究。整体来看,除了机构持股外,基本上其他的所有权结构表征指标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存在非常明确的、方向性的相关关系。接着本文运用委托代理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基于博弈模型分析了经典的两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情况下股权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绩效,从单一股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的一般博弈分析延伸至股权分散条件下、实际控制人不同存在状态下的博弈分析,进而拓展到国企这类拥有特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下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试图刻画多方博弈在直接影响企业经营行为及决策后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之后本文对提出的理论逻辑分析进行实证研究论证。在此之前先梳理了大量史实资料,运用历史分析、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考察了国际上国有企业组织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主要选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中的变革标的,包括发达经济体中的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转轨经济体则选择了东欧、俄罗斯、巴西和阿根廷。考察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详细梳理了中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政策走向与发展动态,盘点了中国国有企业自有系统性数据披露以来的企业绩效情况,主要从组织形式、吸收就业、资产规模、偿债能力、盈利水平及增长性等方面进行评价分析,并区分了不同隶属层级的国有企业情况。由于在所有权的链式结构中,实际控制人对企业经营绩效有着比较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实证部分先考察了中国A股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演变（A股上市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占据了半壁江山）。接着,进一步构建GMM计量模型考察企业股权结构（包括股权集中度、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定量关系,并按照行业属性、公司属性、实际控制人属性等分类标准寻找各细分类型下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间的具体关系。实证研究表明A股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主体结构指标都与企业绩效存在正U型的关系,即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并不存在“最优解”,因此高度分散或者高度集中的持股结构可能更有益于国企绩效的提升。从行业来看,以电子、食品饮料、商贸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公司属性来看,外资企业和中央控股企业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从实际控制人类型来看,实际控制人为国有属性以及具有共同实际控制人的计量结果表现更为显着。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结果对中国下一步国企改革提出了四点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与不足。本文的创新主要集中在实证研究方面,一是对中国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动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梳理,对国企实际控制人持股变化、持股偏好、以及背后的原因都进行了细致分析;二是从更细分层次全面考察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考虑了行业分类、行政隶属层级分类、实际控制人分类等;三是指标运用上的创新,在股权主体结构变量上增加了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在企业绩效变量上增加了社会效益变量,如企业税收指标;最后在计量模型运用上采用了GMM方法,而非传统的OLS、2SLS方法,规避了传统模型对数据回归的强限制预设。本文的不足之处,一是选取的企业社会效益指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二是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只针对上市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样本未能涵盖全部国有企业。
赵俊岭[4]（2016）在《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改制公司。受组建的政策强制性以及治理方面的路径依赖等因素的制约,出于降低制度成本的考量,改制公司大多会出现不同于通常所谓“法定模式”的权利配置。这些做法在实践中时常引发争议,与之有关的诉讼也大量发生。因为法律规定的缺失或模糊以及法理层面认识的不统一,致使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始终存在,这既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国企改革的推进,又极易引发群体事件,危及社会稳定。目前,法学界关于改制公司的系统性研究非常薄弱,既有的成果基本上都分散在章程设限股权转让与“人走股清”制度安排的效力以及资本多数决的结果对反对股东是否具有约束力等几个方面,缺乏对改制公司形成机理、约束条件、权利配置特点的详细考察,未能为改制公司的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因此亟需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公司制度与经济体系的运行高度关联,在公司法制较为发达的英美法区域,公司法与法经济学的语境已深度融合,因此本文即选取科斯法律经济学作为主要分析框架,以产权、交易成本和权利配置理论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本文采取问题导向的研究方法。首先,根据对三十余家改制公司的实地调查结果总结归纳出改制公司进行特殊权利配置的主要情形并将其类型化;接着选定理论视角和分析论证的主要理论工具;继之对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几种主要情形进行制度分析与效力解析;最后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尝试对改制公司的治理特点进行归纳,并提出制度建构方面的建议。因实践中大量关于权利配置的争议发生在国有股权已经退出、全面私有化的封闭性改制公司之中,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选定为产权改革较为彻底的改制有限公司。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共列举七种权利配置的特殊情形并将其类型化。强制性的权利配置包括股权分散、全员持股、国有股比例受限;设置部分权能受限的经营者岗位激励股;带有社会公益性的组织被改制为民办非企业法人而导致产权残缺三种。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包括以合意或多数决形式限制转股权自由转让;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表决权;限制特定股东群体的知情权;创设不同于“法定模式”的公司机关或对公司机关的职权进行重新配置四种。对改制公司的强制性权利配置首先要尽可能维持产权界定的完整性,避免产权的残缺或弱化,减少租值消散,降低制度成本;其次,在改制的产权初始配置方面,要在既有的意识形态等局限条件的约束下争取效率的最大化,尽可能降低社会成本;最后,当产权界定完成后,公权力即应在市场机制面前保持谦抑性,尽量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既有强制性权利配置中不合理之处以及未能充分实现制度目标的部分,应该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制度绩效为依归,对其进行调整或完善。改制公司自治性的权利配置很多时候是以限制部分股东权利的形式出现,对其效力的认定在立法上应当包容,在裁判上应当宽容。在封闭公司的领域,无论立法还是司法的层面,都应坚决摈弃管制主义的理念与做法,尽量赋予公司参与者更大的制度选择自由。本文主张应当充分拓展公司自治的空间,尊重公司股东基于私法自治的合意结果,进而尽量维持改制公司自治性权利配置的效力。于改制公司权利配置而言,除涉及股东寻求内外部救济的工具性权利不得以多数决形式予以剥夺外,其余权利皆可重新配置,而对异议股东的保护就是赋予其以公平价格退出公司的权利。基于改制公司特殊的权利配置格局以及我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体制特征,改制公司普遍具有产权残缺、受传统单位制度影响较大以及延续党政权力运作机制的治理特点,这些特点与建基于西方宪政理论之上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并不能完全契合,因此,我国改制公司的治理远较普通的公司复杂。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与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导致对与商事主体和商事行为有关的制度需求日渐增大,应增加这些方面的制度供给。在与之有关的制度建构中,保障封闭公司股东公平退出的公力救济机制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主张,我国封闭公司的立法应充分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做法,除涉及公司法人格独立、有限责任以及较大负外部性的行为以外,皆可交由公司自治;如果有公司参与者对多数决形成的制度安排持有异议且无法以合意的方式解决,则其可循退出权的公力救济途径退出公司。
刘绍娓[5]（2016）在《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经济能够分别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中力克万难,在世界各国经济低迷中率先复苏,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中国企业的改革和创新。而中国企业改革与创新中,最为关键的是产权改革,最核心的则是所有权结构调整与改革。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调整与改革,不仅关系到企业未来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还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与升级。本文遵循了“文献评述——理论分析——指标评估——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在对国内外关于所有权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之后,侧重探讨企业所有权结构中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关系及其对企业财务绩效、企业非财务绩效和企业综合绩效的影响;进而,构建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机理模型并分别对企业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的效果进行分析;然后,从公司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两个角度设计全面衡量公司综合绩效的指标体系并运用于评估抽选的中国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进而,分别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以抽选的上市公司数据为分析样本,对所有权结构与公司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样本和分行业的实证检验,依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对我国公司优化所有权结构安排、提高公司绩效提供政策建议。首先,在对国内外关于所有权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之后,界定企业所有权、公司绩效相关概念和范围,并将市场化环境差异分类为完全计划经济体制环境、完全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制,同时,将企业绩效分解为以企业生产绩效反映企业财务绩效和以社会总体福利反映企业的非财务绩效,进而分析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市场化经济体制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化经济转型体制三类不同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特征,之后,通过构建了N个厂商古诺博弈模型并进行求解,研究不同制度环境下,企业国有产权比例大小引致的所有权结构差异对企业财务绩效和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影响,发现在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体制下,企业所有权结构差异对其涉及生产经营的财务绩效和其涉及履行国家战略、承担社会责任的非财务绩效的影响存在分类差异。接着,考虑了企业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两个方面构建了企业综合绩效指标体系,且选取了如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等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的度量以及企业文化、企业福利输出和可持续增长等指标作为企业非财务绩效的度量,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3年至2011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数据库中筛选出499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评估,得到了样本年份每个企业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以及综合绩效评估结果,且对所选择的样本上市公司综合绩效按年度进行排名,再将样本企业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按所属行业进行加权平均,结果表明,样本年份内所选行业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平均水平都偏低,但如果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国家战略等职能引致的社会福利效应来看,这些行业中的上市公司非财务绩效却在样本年份内总体表现较好。再次,依据所选取的2003年至2011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499家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结合样本上市公司逐年逐个的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评估结果,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比和高管薪酬等因素之后,采用混合OLS、静态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随机面板数据以及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分别构建了线性和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对其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的影响程度和显着性,一方面,以公司财务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从短期来看,国有股比例越高并不利于提高企业财务绩效;而从长期来看,公司国有股权比例越高,公司财务绩效表现越差;另一方面,以公司非财务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所有变量均体现于短期效应,国有股比例与公司非财务绩效之间存在短期的“U”型关系。进而,以公司综合绩效为被解释变量的实证结果表明,不管是长期还是短期,国有股比例与公司综合绩效之间都存在着显着的“U”型相关关系。进一步地,本文采用所选取的2003年至2011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499家上市公司为分析样本以及这些样本公司逐年逐个的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评估结果,按传播与文化业、电煤水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社会服务业、制造业等九个不同行业特征进行分类,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比以及高管薪酬等因素的同时,引入上市公司国有股比重和股权集中度、所有权制衡度,构建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分析方法构建线性和非线性计量经济模型,分别实证异质性行业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差异对其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引入各行业异质性之后,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差异对其绩效的影响存在差异,同时,从异质性行业上市公司层面研究所有权结构差异对其绩效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的效应不一。最后,依据理论建模与分析、指标体系与评估以及实证模型设计与分析,结合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从动态调整企业所有权结构、不同行业企业所有权结构差异化和依据企业功能目标差异化企业所有权结构三个方面提出优化企业所有权结构、提高企业绩效的政策建议。
尹林辉[6]（2015）在《终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和权益资本成本》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益资本成本一直是财务学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从终极所有权结构和制度视角研究权益资本成本是当前财务研究的前沿课题。文章在探索适合我国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制度环境存在显着区域性差异的现实背景,着眼于终极控制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委托代理问题,理论推演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和权益资本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文章理论推演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制度环境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以及制度环境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在理论推演的基础上,以2004-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单变量T检验、秩和检验和多元回归等多种计量方法对文章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实证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因素,制度环境质量的改善会降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同时制度环境质量的改善也会削弱两权分离度与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总结如下：首先,在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的适用性评价方面,文章结合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特征,理论分析了不同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并采用相关性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权益资本成本与己实现报酬率之间是否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以及权益资本成本与风险因子之间是否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通过检验发现,众多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中更适合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模型是MPEG模型（COEMPEG）、 PEG模型（COEPEG）和OJ模型（COE OJ）,但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排序。其次,在终极所有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方面,研究发现：（1）终极所有权与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并且这一关系在非国有公司中更为显着；（2）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正相关,这一关系在非国有公司中更为显着;（3）相比民营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央企业有着显着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4）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权益资本成本并没有系统性差异；（5）院所背景改制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权益资本成本也没有系统性差异；（6）外资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有着显着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7）对比五类企业,中央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显着更低,而地方企业、院所背景改制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显着更高。再次,在制度环境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方面,研究发现：（1）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制度因素不仅有法律保护,还包括政府行政管理、金融发展、产品市场发育、媒体报道和社会诚信；（2）制度环境质量改善能够降低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制度环境质量的改善包括法律保护、政府行政管理、金融发展、产品市场发育、媒体报道和社会诚信等制度因素发展水平的提高。最后,在制度环境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方面,文章研究表明：制度环境质量改善会显着削弱终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当法律保护、政府行政管理、金融发展、产品市场发育、媒体报道和社会诚信等制度因素发展水平提高后,会增加终极控制股东的掠夺风险和掠夺成本,从而抑制其掠夺行为,进而削弱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刘安[7]（2015）在《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文中研究表明由于公司嵌入在一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维度所经纬而成的社会性网络之中,公司因此内生于所处的制度环境。忽视公司所嵌入的域,缺少对公司嵌入域中的制度结构以及制度变迁理论的理解而进行公司法律制度的设计,难免发生所得非所欲的结果。公司法的技术性特征使得公司法理论天然倾向于关注公司法内部技术细节,可能导致见木不见林的研究盲区,造成公司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贫困。补强公司法的制度理性,提升公司法的制度实效,都需要我们把公司法律制度所身处的制度环境纳入研究视角之中,在公司法律制度的设计工作中有效地反映公司所嵌入的社会性网络环境与公司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并审慎地或制约,或顺应这些关系。不察社会背景全局者,自不足以察公司法之一域。从对公司法合同解释理论的继承出发,论证经济学中的产权理论或合同理论的基本前提中最终都无法回避政治权力的存在:有效产权的界定依赖于政治国家的权力;政治治理活动影响到各种合同的履行和可以缔结合同的范围。无需法律因而无需政治国家的自发秩序其作用只能局限于社会的一隅,现代市场经济的正式规则是由政治体制来定义和保证实施的,因此政治体制是决定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之一。公司合同的规则受限于政治生成的法律所划定的边界;特定的市场制度有相应的政治生成过程;政治强加给经济的约束正如生产技术强加给经济的约束一样真实。因此公司法基础理论在合同解释这一侧重经济分析的范式进路之外,依循“政治—经济”协同演化事理逻辑展开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值得探索。从而提出全文的核心问题:嵌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之中的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怎样从政治经济学维度进行解说?本文的总体逻辑线索如下: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嵌入中国的政治经济运行背景之中,而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的基础制度（上位制度或“元制度”）,因此构建准确描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规范模型是全文的逻辑起点。这一规范模型从多个方面形塑了中国公司法律制度（下位制度或被生成制度）的供给、变迁以及在实际运行中的制度绩效。因此各章布局结构和功能如下:第一章是全文的总论部分。基于前人理论总结提炼,提出贯穿全文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政治结构—产权形式—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模式,官僚化行政协调机制贯通三个相位）。其中政治结构是决定性的,带有整个社会主义体制的“基因图谱”,因此是生成“三位一体”模式的基础;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互为因果;政治结构界定特有的公有产权形式,三要素彼此紧密耦合,相互需要。而在“三位一体”模型的转型语境中,中俄两国从类似的转型起点出发,采用类似的转型技术手段,由于走上了不同的转型路径,相应不同的政治制约条件（以及意识形态影响）对于公司所有权再配置和公司治理结构的演化路径的影响判若天渊。从而引出三条分论的分析线索: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公司法律制度生成和变迁过程。公司所有权结构、公司法律制度的生成供给和变迁过程都与政治结构紧密相关;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官僚主导的行政协调机制紧密相关。意识形态问题则在各章节中穿插论述。第二章研究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变迁史。本章不是简单的描述式编年史,而是力图构建中国法律制度变迁的动力学。制度变迁研究范式传统的理性选择理论基础并不足以为复杂历史问题建模,因此尝试采用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性叙述研究工具,以修正传统理性选择理论的“反历史”倾向,在具体的历史事件中检验理性选择理论的一般结论,并基于历史事实对理性选择的前提假说与结论进行修正。得到如下结论:（一）公司法律制度的演进方向与改革的大政方针高度正相关;（二）中央政府理性选择公司法律制度变迁路径的标准是改革的稳定性、可控性和意识形态合法性,对于公司法律制度关注的归依始终是国企改革——这是公司法律制度变迁的核心逻辑。（三）所有权结构（“谁拥有公司”）和控制权结构（“由谁控制,又如何控制或治理公司”）是公司各参与方利益攸关的问题,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核心。围绕这两个问题所展开的政治博弈因此最为激烈,在国企改革议程中表现尤为明显。而籍由“新兴加转轨”特征性资本市场展开的,以市场化方式表达的政治博弈,是观察公司法律制度政治形塑过程的窗口。进一步提出三对政治经济学矛盾决定了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变迁路径:（一）意识形态矛盾;（二）国有与非公经济矛盾。与第一对矛盾紧密联系;（三）中央-地方矛盾。政治性因素因此直接形塑着公司法律制度的演化发展。第三章研究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生成——立法过程。本章旨在回答“中国公司法怎样通过立法过程而被国家创制”这一问题。以往公司法研究大多都把立法过程视为“黑箱”,但实际上立法黑箱中的运作过程十分复杂,包含多维度的关系性质;立法过程一定意义上也是一个政治过程,立法是政治的产物。成文法的法典立法模式强调建立在绝对理性基础上的整体主义的立法取向,社会成员总是依赖某种完美和一劳永逸的方法来为社会生活提供规则。对国家所扮演的立法者的期望和信赖成为法典立法模式下法律发展的动力。不仅如此,法典立法模式也建立在市场社会不成熟而由国家自上而下推动形成的现代社会结构,和以国家权威为导向的国家理性弘扬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因此,成文法的立法模式和立法过程是与国家政治权力的运行模式、运行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研究公司法律制度的供给便不可能忽视生成法律制度的政治领域。本章基于对中国现行立法程序和过程的梳理,比较评析了立法过程的若干政治决策理论模型,型构“压力—反馈”循环式立法政治决策模型,指出公司法立法的结果关键取决于三个环节:一、党中央如何解读改革待解决的矛盾这一政治议题,公司制度的变革能否成为解决矛盾的备选方案之一;二、公司法立法草案的组织起草单位如何吸纳、平衡各方意见和观点,形成相关草案平台;三、中央领导人对于草案平台的立法注意力和观点如何,对于最终方案能否（以及怎样）形成比较一致的决议。然而这三个环节却都是扑朔迷离,相对隐秘的政治过程。第四章是本文的实证研究部分。传统公司法质量理论认为:公司法律制度的质量改善（技术性改善,即缓解三对代理问题的各种制度如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治理内部人控制）和公司法司法水平的提高对于保护分散化的小股东避免公司内部人和大股东利用优势地位侵害其利益,从而能够促进所有权分散化,扩大社会投资,形成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社会民主主义,“左-右”翼政治因素所诱发的代理成本问题可能同样是决定公司所有权能否分散化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语境检验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初步证明了中国公司所有权结构有其政治基础,而且政治基础的主要作用机制并非在“股东—经营管理层—员工”委托代理链条上影响代理成本从而间接形塑所有权结构,而是一种直接的决定作用。通过多元回归检验,证明中国公司法质量的提高确实很可能促进了公司所有权结构的分散化,这与法与金融学理论的研究结论相符合、也部分证明了公司法质量理论的中国适用性。其次,在中国的转型语境中,间接测量偏离经典体制程度的政治变量与公司所有权结构之间显着相关,省域政治结构越接近经典体制,则该省上市公司的所有权集中度越高。这一实证结果印证了总论部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型的定性分析结论。再次,实证检验的结果证明:政治约束对于公司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远较公司法质量变化的影响力度为强。这再次说明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中虽然已经建立了市场体制,但市场体制运行的机理与西方语境中的经典模式有着重要的差异:它依然受到政治基础的有力制约和控制。此结论同样与依照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型进行的定性分析结论一致。从而发展了公司治理的政治理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徒良法不足以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种种技术性改革举措可能并未触及问题症结,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政治改革的走向,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型偏离经典体制的程度,也决定了包括公司所有权在内的产权形式的样态。公司法等依循市场逻辑的改革构建虽有明显作用,但终究难以触及“制度硬核”的实质。因此政治改革很可能才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没有政治改革的配套和支撑而在坚持单纯依靠市场化技术手段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三位一体”经典体制就必然要顽固地窒碍改革的效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因此亟需政治维度的再审视与再设计。第五章探讨官僚化行政协调机制对于公司法律制度设计所依赖的市场机制的异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型中由于官僚主导行政协调机制与市场自发协调机制的并存,官僚制便可能异化公司法律制度所设计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也可能使公司法律制度发挥治理绩效所依俾的产品、控制权、经理人市场机制被虚置。首先通过自古至今的历史沿革分析,指出中国公司中的官僚阴影已是中国公司制度的路径依赖。在之后的独立董事官僚化分析中,通过实证检验证明:具有政府官员背景的独立董事（“官员独董”）对于上市公司内部人的监督力度可能小于非官员独董的相应监督力度。这说明官员独董很可能无法实现设置独立董事法律制度所欲的监督目的;而官员独董对于上市公司的作用可能相对更符合独立董事作用的资源依赖理论。这一实证结论结合中组部规范禁令出台之后官员独董离职潮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的微妙。经理人市场假说是公司法授予经理人几近“空白支票”巨大权力的理论基础。该假说认为经理人市场机制本身能够有效减少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控制代理成本。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因此高管薪酬在公司内部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因为高管薪酬发挥着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激励配置功能。因此高管薪酬在公司内部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董事会除了选任和解任公司高管以外,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设定高管薪酬。然而在国企中,这一市场假说能在多大程度上成立颇需商榷。在国企高管“限薪令”事理与法理的讨论中,指出由于自身发育程度存在严重先天不足;缺乏谈判力量,易于受制于人;制约高管薪酬的激励并不充分,使得国企董事会难于和高管就薪酬问题达成公平交易。而寻求股东的直接干预或司法介入同样是此路不通。因此国企高管薪酬事实上处于半失控状态,公司内外治理机制均告失灵,公司法对此无能为力。这样就让“限薪令”行政乃至党纪干预这一“闲不住的手”获得了长驱直入的正当性。这种进退失据的深刻悖论之中的矛盾症结值得深思。类似的矛盾还表现在国企高管的聘用问题上。公司法所设置的“股东聘用任免董事——董事聘用任免高管”的委托代理链条在国企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被虚置化的,取而代之的是党管干部原则支配下的党官任命制度（Nomenclature）。尽管党官任命系统扩大了董事会选聘高管的选择面,起到了加强外部交流,引进外部人才的作用。同时组织内严格的纪律与全面的监督能力,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董事会监督所不能达到的监督效果。但无论如何党官任命系统对于高管所实现的监督管理,至少无法做的比董事会更好。官僚异化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分析证明:经济转型过程同时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一政治过程是政治精英的利益集团在特定的政治体制中经过博弈和“投票”所决定的,而其博弈和投票的最终结果,很可能是一个有利于政治精英阶层的市场结构,在这样被有意识组织起来的市场结构中,经济利益的分配必然有利于政治精英（例如可以将政治权力兑现为经济资本）。结论部分指出:现代公司制度与现代国家可能有着某种重要的,然而尚未被充分揭示的深刻渊源。当两者能够彼此耦合,互相匹配时,公司制度就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而两者彼此摩擦,互相悖离时,制度之间的张力就会使得公司治理出现种种公司法律制度自身无法有效调整的问题。公司是政治的产物,政治共和国与经济共和国（公司）在制度设计本质上是高度同构化的。因此,对于公司制度（包括法律制度）的研究不可忽视政治维度的影响。我国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具有人类社会发展至今一切已有社会制度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有能力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体系内吸收、利用和发挥公司制度的作用,而不必要去削足适履地倒退上与公司制“匹配”的所谓三权分立等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邪路歪路,但是,这同样不妨碍我们在充分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共同规律的基础上,在政治结构中合理吸收真正能够促进公司制度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从而使中国公司治理问题中过分强势的政治逻辑更多的让位于市场逻辑,从而使依照市场逻辑构建的公司法律制度能够彻底内化于公司运作的方方面面,从而更为充分有效地发挥治理绩效。单纯从公司法律制度法条本身的“市场化”质量水平来看,中国公司法律制度本身已属于比较先进的公司法,向西方学习、借鉴、移植的后发优势已然不大;因此,要进一步发挥公司法治理绩效的潜力,改革前景不在于单纯技术性的变革,治本之策在于政治改革的配合。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总前提下,积极有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贯彻党内民主,积极构建党内的多元化利益表达和整合机制以促进公司所有权的分散化;以党内民主对于权力的制约,消除、屏蔽官僚协调机制对于公司活动的过度渗透,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宪政的持续发展,最终推动政治结构的成功转型,彻底使社会主义体制摆脱经典体制的桎梏,从而与公司制度实现相协调、相适应。这一反思的意义可能不仅局限于公司制度本身。公司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微观制度核心,小中见大,如果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三十年的总体设计思路的机巧之处在于“政治问题,经济解决”;那么在改革步入深水区,已经处在一个与出发时迥然不同时空方位的当下,时移势易则法变,时代在呼唤着政治家设计、实施降低交易成本的政治制度,以此发展出一个适应性的制度结构,从而诱致同样降低交易成本的,包括公司制度在内的各种经济制度的涌现及其提升效率的持续变迁。改革应已走到了沿着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新路径再度出发的转折点。
王烨[8]（2011）在《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文中提出以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两个文件的颁布为标志的股权激励改革,是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改革进程中继年薪制后又一重大举措。基于我国国资控股公司一直存在的高管长期激励不足问题,股权激励改革被市场各方视作是完善公司激励机制,提高公司价值的重要之举。并且,这次股权激励改革是在股权分置这一根本性市场制度环境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基础上推进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制度的改革。因此,其实施效果备受关注。国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表明,股权激励的必要性源自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下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经营者道德风险问题,而股权激励有效性则取决于各种公司治理机制和制度环境的配套和完善。与西方成熟市场不同,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转型经济中的新兴市场。在我国,绝大多数上市公司是从国有企业改制而来,国资控股是证券市场的普遍现象,从而,行政干预下的内部人控制是转型经济中的我国国资控股公司的基本治理特征,这与美国等西方成熟的股权激励实施的制度环境存在很大差异。内部人控制使得股权激励成为必要,但股权激励也可能会由于“内部人寻租”问题而难以有效;政府干预如高管的行政任命等既能在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条件下抑制内部人控制,但却会因为公司目标的多元化而削弱股权激励有效性。我国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特有的治理特征对股权激励的有效性有何影响?政府干预怎样影响股权激励的效果?如何从制度上保证股权激励成为解决代理问题的机制,而不会沦为代理问题的来源?是摆在监管层、学术界和实务界面前的重要课题。借鉴国外研究方法,国内有大量文献基于高管持股对股权激励的价值效应进行了检验,但是,少有研究关注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治理特征特别是政府干预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影响,而这恰恰可能是影响国资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关键所在。本文以2006年股权激励制度改革以来截至2010年8月31日期间已公布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股权激励计划的选择、股权激励强度和股权激励效应三个方面,对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用以下方法对政府干预程度进行度量:即根据樊纲、王小鲁和朱恒鹏（2006）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的数据及其子数据构建各地区政府干预指数——这是一种已被广泛地运用于研究中国各地区的制度环境,并具有较好解释力的方法。同时,辅之以“是否为国资最终控股”以及“国资终极控股权比重”作为政府干预程度的进一步刻画。本文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非国资控股公司,国资控股公司更不倾向于选择股权激励;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能性就越小;国资控股权比重越高,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概率就越小。也就是说,政府干预影响了国资控股公司对股权激励计划的选择,使得股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在初始选择环节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研究还发现:相对于非国资控股公司,国资控股公司授予的股权激励份额较少,激励强度较弱。而且,公司授予高管层的股权激励份额,随着其所处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的增强而减少,即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强,国资控股公司授予的股权激励强度就越弱。此外,国资控股公司授予的股权激励份额与国资控股权比重呈负相关,国资控股权比重越高,国资控股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强度就越弱。检验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不仅削弱了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意愿,而且抑制了国资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强度。在股权激励效应方面,检验结果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国资控股公司比没有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不仅有更高的市场价值,而且还有更好的会计业绩;然而,政府干预对股权激励效应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所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越大,国资控股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效应就越小。也就是说,对于国资控股公司来说,政府干预弱化了其实施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不仅对国资控股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产生消极影响,而且还会削弱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这意味着,要想提高股权激励的有效性,解决国资控股公司经营者长期激励不足的问题,不仅需要完善各种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更需要改善政府治理,约束政府对国资控股公司的过多干预;引进市场化用人机制,改革政府对国资控股公司高管的行政任命制,对股权激励效应的发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周小亮,黄杰阳[9]（2008）在《协调利益关系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文中认为如何协调企业内部的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建立利益兼容基础的效率与财富增长模式,这是企业和谐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依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可以推知:利益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所有制关系,不同的所有权结构决定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因此,协调利益关系的制度基础是调整企业所有权结构。为此,本文通过对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关于企业分配关系及所有权结构理论的评述,以中国国有企业为例,并通过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过程利益集团互动机制的分析,研究如何通过企业所有权结构的调整与完善,来协调微观企业机制中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这对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企业健康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提高经济绩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朱亚兵[10]（2008）在《产权竞争与国企改制》文中提出企业产权竞争是与构成该企业产权的不同控制权相联系的利益相关者围绕企业合约的控制权所展开的竞争。控制权是一种可以带来收益的权利,因而也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资产,从而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进行分配。国有企业的改制可以看成是政府对企业控制权结构的不断调整过程,而国有企业控制权的不可交易和不可转让性影响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因此对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应该引入控制权竞争机制,在保证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效率的前提下,最大化政府的收入,而国有企业改制中产权转让的收入和效率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根据科斯定理,当交易成本为零时,企业控制权的最终配置结果和初始产权结构是没有关系的,产权市场的竞争可以自动实现产权的最优配置。但是产权市场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不完全竞争等因素,可能对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收入（价格）和效率（社会福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本文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和拍卖理论的分析方法,将不完全合约理论有关企业控制权最优分配的分析方法和机制设计理论相结合,从产权竞争的角度分析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对产权转让收入和效率的影响。论文首先在第二章对产权、竞争以及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有关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对企业产权交易市场以及交易机制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然后在第三章分析了企业产权和产权竞争的含义,讨论了合作博弈框架下企业最优所有权分配的有关结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非合作博弈下的产权市场竞争对最优所有权分配的影响。本章还讨论了国有企业改制以及产权转让过程中的收入和效率,并对国有企业产权转让的不同方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接下来,本文在第四章运用机制设计理论,对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机制进行了分析。在第五、六、七、八章中分析了股权结构、市场结构、外资并购、合谋和腐败对产权竞争机制的收入和效率的影响。根据显示原理以及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当报价人是风险中性的、拥有对称信息、不存在流动性限制,并且参与人的报价是估值的增函数时,所有能够保证报价最高的参与人赢得产权竞争的交易机制（拍卖、招标、挂牌转让等）都是有效率的并且是收入等价的（Myerson,1981）。当这些基本条件不被满足的时候,企业产权竞争的收入和效率会受到影响。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当企业拥有唯一股东时,对企业产权转让的双边交易（协议或者讨价还价）往往难以达成有效的交易结果（Myerson and Satterthwaite,1983）。而当企业的股权结构比较分散,并且股东持股比较均匀,不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持股结构时,对企业股权的转让可以是有效的。企业的股权结构（水平交叉持股、垂直交叉持股以及金字塔控股结构）会对产权竞争的收入和效率产生影响,控制权的不对称分布以及控制权私人收益是企业产权有效转让的一个不利因素,但是允许更多的外部投资人对企业的产权进行报价竞争,并适当提高转让股权的数量或者尽可能的降低控制权拥有者获得控制权私人收益的能力有利于提高股权转让的效率。在产权转让之前,先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引入一些战略股东或者外部投资人,可以提高产权转让的收入,但是这些投资人的持股比例不能妨碍事后的产权竞争。在国有企业产权转让过程中,投资人的竞争将影响租金在投资人和政府之间的分配,而消费者剩余以及总的社会福利的大小,主要受事后市场结构的影响。政府和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将提高投资人可以获得的租金,而吸引更多的潜在投资人参与竞争总是有利于政府,并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的影响,但是过多的竞争会对社会总剩余产生不利的影响。在跨国竞争中,如果外资企业对企业产权具有较高的估值优势,政府在产权转让过程中适当地采用差别政策,对控制权私人收益进行限制并适当提高产权转让的份额,可以促进产权竞争,增加转让收入并提高转让效率。产权竞争中的腐败和合谋联盟的存在会降低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和效率,因此,对于政府来说,吸引更多的投资人参与产权竞争,有利于提高转让的效率,并降低合谋联盟的稳定性及其不利影响。第九章的分析表明,国有企业控制权的变革构成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主线,来自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约束决定国有企业的控制权分配采取分享方式可能是最优的选择,而控制权的分享将影响控制权转让的最优机制选择以及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的效率和收入。第十章对本文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并给出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建议。总之,在企业产权竞争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和行为特征将不可避免的影响到企业控制权的最优配置,而企业的控制权结构也会影响产权竞争的效率。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对企业进行改制,使得股权结构多元化,并根据企业初始产权结构、市场结构、环境等因素,设计合理的产权市场交易机制和控制权分享机制,将提高企业产权的转让效率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绩效。相应地,如何根据产权交易内容和交易环境设计合适的产权市场交易机制是国有企业产权转让中值得进一步研究和关注的问题,当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必然是将产权竞争理论和有关产权转让的实践相结合的一个过程。
二、改制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现实选择与问题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改制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现实选择与问题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产权:一个比较视角的认知 |
| 二、金融产权:产权理论在金融领域的延伸 |
| 三、金融机构产权:金融机构发展的制度基础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亟待深入的关键领域 |
| 第二节 理论借鉴 |
| 一、企业产权理论 |
| 二、制度金融理论 |
| 第二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框架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与本相 |
| 一、农村金融机构的演进 |
| 二、农村金融机构的本相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与特征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概念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特征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结构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逻辑与经验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语境 |
| 一、从亲缘信用向契约信用的农村信用转型 |
| 二、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的“三农”落后 |
| 三、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要求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程 |
|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 |
| 第三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逻辑 |
| 一、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
| 二、以所有权改革为主的演进模式 |
| 三、顶层设计缺位下的试错性改革思维 |
| 第四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历史经验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基本成效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演化的经验总结 |
| 第四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异化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现状分析 |
| 一、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二、商业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三、合作性农村金融机构的产权安排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表现 |
| 一、宏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二、微观维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 |
| 第五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归因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异化的制度成因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缺位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错位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供给越位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异化的深层机理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法制缺失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供需失衡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中的目标冲突 |
| 第六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第一节 发达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美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法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日本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四、韩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演进 |
| 一、巴西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二、印度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三、孟加拉国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 |
| 第三节 域外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历史经验借鉴 |
| 一、重视法律制度的根本性作用 |
| 二、坚持合作制的基础性地位 |
| 三、重视国家的扶持性作用 |
| 四、优化机构间的产权联结 |
| 第七章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制度创新 |
| 第一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框架 |
| 一、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求指引 |
| 二、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目标 |
| 三、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原则 |
| 四、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五、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方向 |
| 第二节 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制度创新 |
| 一、构建以农业经营主体为主的农村金融机构产权主体制度 |
| 二、建立有序的农村金融机构国有股权退出制度 |
| 三、完善农村金融机构组织治理制度 |
| 四、深化省联社管理体制改革 |
| 五、推动合作制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的法律重构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2）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主要研究问题与内容 |
| 1.4 技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5 完成的主要工作量 |
| 1.6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跨国企业经营策略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对外直接投资、跨国企业的定义与特征 |
| 2.2 跨国企业经营策略的整体分析框架 |
| 2.3 所有权优势及其主要影响因素 |
| 2.4 母国/东道国的区位优势 |
| 2.5 经营策略的差异化选择及主要动机 |
| 第三章 跨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识别 |
| 3.1 国际石油行业概况及特征 |
| 3.2 影响跨国石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 |
| 3.3 主要跨国石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选择与评价:模型的构建 |
| 4.1 代表性跨国石油企业的差异化经营策略比较 |
| 4.2 投资区位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3 进入模式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4 合作模式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5 扩张策略的主要选择、影响机制与绩效评价 |
| 4.6 理论假设的提出与模型的构建 |
| 第五章 实证研究 |
| 5.1 研究设计 |
| 5.2 数据收集 |
| 5.3 数据分析与模型的修正 |
| 5.4 结果讨论与分析 |
| 第六章 政策启示与建议 |
| 6.1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所有权优势分析 |
| 6.2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主要经营策略分析 |
| 6.3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海外绩效比较 |
| 6.4 中国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改进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 |
| 7.1 主要成果与认识 |
| 7.2 问题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3）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 |
| 一、国有企业 |
| 二、所有权结构 |
| 三、实际控制人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联性 |
| 一、相关论 |
| 二、无关论 |
| 第二节 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一、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二、管理层持股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机构持股、国家持股、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一、机构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二、国家持股与企业绩效 |
| 三、实际控制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博弈分析 |
| 第一节 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的博弈 |
| 一、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一般博弈分析 |
| 二、股权分散条件下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的博弈分析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存在条件下的博弈 |
|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博弈分析 |
| 二、引入小股东利益保护法律框架下的博弈分析 |
| 三、实际控制人可能存在情况下的博弈分析 |
| 第三节 企业实际控制人为政府的博弈 |
| 一、政府机构与国企管理层的混合战略均衡博弈 |
| 二、政府主管官员与国企高管合谋的精炼博弈 |
| 第四章 国有企业组织所有权结构的演变：国外私有化浪潮 |
| 第一节 私有化：有机发展战略与急速私有化战略 |
| 一、私有化浪潮(Privatization) |
| 二、私有化浪潮的理论基础 |
| 三、私有化的两种路径选择 |
|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国企改革 |
| 一、英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二、美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国有企业改革 |
| 四、德国国有企业改革 |
| 五、意大利国有企业改革 |
| 六、小结 |
| 第三节 转轨经济体的国企改革 |
| 一、东欧国有企业改革 |
| 二、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巴西国有企业改革 |
| 四、阿根廷国有企业改革 |
| 五、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的演变：中国国企改革 |
| 第一节 中国国企改革历程 |
| 一、1993-2003：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抓大放小 |
| 二、2004-2012：深化推进股份制 |
| 三、2013-至今：以实现国企功能为导向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
| 第二节 中国国企发展与概况 |
| 一、国有控股成国企发展新趋势 |
| 二、国企吸收就业空间趋近饱和 |
| 三、国有资产总量规模稳步上升 |
| 第三节 中国国企绩效评价分析 |
| 一、国企绩效评价体系 |
| 二、盈利能力 |
| 三、偿债能力 |
| 四、增长能力 |
| 五、其他指标 |
| 第六章 企业实际控制人变迁研究 |
| 第一节 数据与样本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实际控制人类型 |
| 三、样本行业分布 |
| 第二节 实际控制人截面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类型变动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第三节 实际控制人个体变动分析 |
| 一、实际控制人变动行业分布 |
| 二、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变动 |
| 三、混合化持股结构初现端倪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七章 企业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模型构建 |
| 第二节 样本与变量 |
| 一、样本选取 |
| 二、变量界定 |
| 三、描述统计 |
| 第三节 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四节 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实证分析 |
| 一、总体 |
| 二、分行业 |
| 三、分公司属性 |
| 四、分实际控制人属性 |
| 第八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实证研究结论 |
| 一、实际控制人变迁 |
| 二、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 |
| 三、股权主体结构与企业绩效 |
| 第二节 国企改革政策建议 |
| 一、厘清国资管理边界,理顺委托代理 |
| 二、分类改革,相机混改 |
| 三、加强党建,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司监督体制 |
| 四、提高投资者保护,鼓励所有权结构多元化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4）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本文框架 |
| 第一章 改制公司及其权利配置的特点与成因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的界定 |
| 一、国企改革历程考察基础上的改制公司界定 |
| 二、改制公司的主要特征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类型化分析 |
| 一、独特的改制公司权利配置 |
| 二、类型化分析 |
| 第三节 基于产权效率的原因分析 |
| 一、国有企业产权模糊 |
| 二、国企改制与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经济逻辑 |
| 第二章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分析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视角的选择 |
| 一、私法自治与国家强制 |
| 二、法经济学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权利配置的效力判定 |
| 一、现有理论的介绍与评析 |
| 二、改制公司权利配置效力判定的路径建构 |
| 第三章 改制公司的强制性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的股权结构问题 |
| 一、改制公司独特股权结构的由来与争议 |
| 二、改制公司股权结构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效率 |
| 三、对未来国企改革的启示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激励股的设置 |
| 一、改制公司激励股设置现状与制度绩效 |
| 二、激励股设置的理论基础与权利构造 |
| 三、对未来改革的启示 |
| 第三节 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法律规制 |
| 一、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规制困境 |
| 二、改制类民办非企业法人的产权效率 |
| 三、基于制度选择的规制重构 |
| 第四章 改制公司的自治性权利配置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转股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对股权转让自由的限制 |
| 二、司法裁判的困惑与理论上的争议 |
| 三、改制公司转股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第二节 改制公司股东表决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表决权的特殊配置 |
| 二、实践与理论上的争议 |
| 三、改制公司股东表决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第三节 改制公司股东知情权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对特定股东群体知情权的剥夺 |
| 二、改制公司股东知情权配置的效力判定 |
| 三、股东知情权行使的法律限制与公司自治 |
| 第四节 改制公司机关创设与职权重新配置的效力解析 |
| 一、改制公司机关创设与职权重新配置的争议 |
| 二、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公司机关设置 |
| 三、公司机关职权配置的效力探讨 |
| 第五章 改制公司的治理路径 |
| 第一节 改制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 |
| 一、党政权力运行机制的延续 |
| 二、单位制度的深远影响 |
| 三、“产权残缺”现象的普遍存在 |
| 第二节 制度建构 |
| 一、丰富商事主体的制度供给 |
| 二、拓展公司的自治空间 |
| 三、商事裁判独立与商事裁判理念确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5）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理论与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所有权与公司绩效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所有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
| 2.2.1 国家股与公司绩效 |
| 2.2.2 法人股与公司绩效 |
| 2.2.3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公司绩效 |
| 2.3 所有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 |
| 2.4 所有权制衡与公司绩效 |
| 2.5 内部人所有权与公司绩效 |
| 2.6 外部环境、所有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
| 2.7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理论分析 |
| 3.1 引言 |
| 3.2 基本模型 |
| 3.3 完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分析 |
| 3.3.1 计划经济体制特征描述 |
| 3.3.2 企业国有产权比例及其财务绩效 |
| 3.3.3 企业国有产权比例及其非财务绩效 |
| 3.4 完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分析 |
| 3.4.1 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特征描述 |
| 3.4.2 企业国有产权比重及其财务绩效 |
| 3.4.3 企业国有产权比例及其非财务绩效 |
| 3.5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制下的分析 |
| 3.5.1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体制特征描述 |
| 3.5.2 企业国有产权比重及其财务绩效 |
| 3.5.3 企业国有产权比重及其非财务绩效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公司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与应用 |
| 4.1 理论依据 |
| 4.1.1 以财务指标为衡量标准的研究范式 |
| 4.1.2 以综合指标为衡量标准的研究范式 |
| 4.2 指标体系设计与样本选取 |
| 4.2.1 指标体系设计 |
| 4.2.2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4.3 主成分分析法的基本原理与分析步骤 |
| 4.3.1 主成分分析法基本原理 |
| 4.3.2 主成分分析步骤 |
| 4.4 基于SPSS主成分分析法评价模型构建 |
| 4.4.1 KMO和Bartlett检验 |
| 4.4.2 样本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4.4.3 提取主成分 |
| 4.4.4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综合指标数学模型 |
| 4.5 公司绩效动态评估结果分析 |
| 4.5.1 样本上市公司综合绩效动态评估结果 |
| 4.5.2 样本公司综合绩效均值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国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
| 5.1 引言 |
| 5.2 研究假设 |
| 5.2.1 国有股比例 |
| 5.2.2 所有权集中度 |
| 5.2.3 所有权制衡度 |
| 5.2.4 资产负债比率 |
| 5.2.5 公司规模 |
| 5.2.6 高管薪酬 |
| 5.3 模型与变量 |
| 5.3.1 计量模型设计 |
| 5.3.2 变量说明 |
| 5.4 样本与数据 |
| 5.4.1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4.2 数据统计性描述 |
| 5.5 实证结果分析 |
| 5.5.1 以公司财务绩效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 |
| 5.5.2 以公司非财务绩效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 |
| 5.5.3 以公司综合绩效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分析 |
| 5.5.4 综合比较分析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中国分行业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 |
| 6.1 计量模型设计 |
| 6.2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6.3 样本与数据 |
| 6.3.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6.3.2 数据统计性描述 |
| 6.4 实证结果分析 |
| 6.4.1 传播与文化业 |
| 6.4.2 电煤水行业 |
| 6.4.3 房地产业 |
| 6.4.4 交通运输业 |
| 6.4.5 农林牧渔业 |
| 6.4.6 批发零售业 |
| 6.4.7 社会服务业 |
| 6.4.8 信息技术业 |
| 6.4.9 制造业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优化企业所有权结构提升公司绩效的政策建议 |
| 7.1 动态调整企业所有权结构 |
| 7.2 不同行业企业所有权结构差异化 |
| 7.3 依据企业的功能目标差异化所有权结构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攻读学位期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 |
| 附录B 样本年份上市公司年度财务绩效、非财务绩效和综合绩效以及综合绩效排名表 |
（6）终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和权益资本成本（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框架 |
| 1.3.3 技术路线 |
| 1.3.4 内容结构 |
| 1.3.5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 |
| 1.5 关键术语界定 |
| 1.5.1 权益资本成本 |
| 1.5.2 终极所有权结构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引言 |
| 2.2 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综述 |
| 2.2.1 风险因子、公司特征与权益资本成本 |
| 2.2.2 公司治理与权益资本成本 |
| 2.2.3 制度环境与权益资本成本 |
| 2.3 终极所有权结构研究综述 |
| 2.3.1 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公司价值 |
| 2.3.2 终极所有权结构与公司投融资决策 |
| 2.4 制度环境研究综述 |
| 2.4.1 制度环境与公司价值 |
| 2.4.2 制度环境与公司投融资决策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权益资本成本的度量及适用性评价 |
| 3.1 引言 |
| 3.2 权益资本成本主要度量模型综述 |
| 3.2.1 事后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 |
| 3.2.2 事前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 |
| 3.3 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在我国的适用性评价 |
| 3.3.1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3.2 实证方案设计 |
| 3.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3.3.4 稳健性检验 |
| 3.3.5 实证结论 |
| 3.4 我国权益资本成本现状分析 |
| 3.4.1 年度权益资本成本 |
| 3.4.2 行业权益资本成本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4.2.1 终极所有权与权益资本成本 |
| 4.2.2 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 |
| 4.2.3 终极所有权性质与权益资本成本 |
| 4.3 实证方案设计 |
| 4.3.1 研究变量定义 |
| 4.3.2 实证模型构建 |
| 4.3.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4.3.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4.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4.4.1 单变量分析 |
| 4.4.2 多元回归分析 |
| 4.5 稳健性检验 |
| 4.5.1 终极所有权、两权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稳健性检验 |
| 4.5.2 终极所有权性质与权益资本成本的稳健性检验 |
| 4.5.3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制度环境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2.1 法律保护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2.2 政府行政管理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2.3 金融发展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2.4 产品市场发育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2.5 媒体报道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2.6 社会诚信与权益资本成本 |
| 5.3 实证方案设计 |
| 5.3.1 研究变量定义 |
| 5.3.2 实证模型构建 |
| 5.3.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5.3.4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
| 5.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4.1 单变量分析 |
| 5.4.2 多元回归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5.1 关于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
| 5.5.2 关于参数估计方法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
| 5.5.3 关于回归样本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
| 5.5.4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制度环境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6.2.1 法律保护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 |
| 6.2.2 政府行政管理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 |
| 6.2.3 金融发展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 |
| 6.2.4 产品市场发育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 |
| 6.2.5 媒体报道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 |
| 6.2.6 社会诚信和两权分离度对权益资本成本的交互影响 |
| 6.3 实证方案设计 |
| 6.3.1 研究变量定义 |
| 6.3.2 实证模型构建 |
| 6.3.3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6.3.4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5.1 关于权益资本成本度量模型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
| 6.5.2 关于参数估计方法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
| 6.5.3 关于回归样本调整的稳健性检验 |
| 6.5.4 关于制度环境总体质量的稳健性检验 |
| 6.5.5 其他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和政策启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未来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 |
（7）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维度（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非理性繁荣：公司法基础理论研究的贫困 |
| 第二节 问题的界定：从对公司法合同理论的继承出发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一、法律的政治理论（法哲学） |
| 二、新制度经济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等综合性理论 |
| 三、公司治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
| 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转型理论 |
| 五、金融、政治与法律（法与金融理论的发展） |
| 第四节 选题价值、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一、选题价值 |
| 二、结构安排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模型：经典体制与转型语境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元制度：经典体制的三位一体模型 |
| 一、根本前提 |
| 二、经典体制组成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
| 第二节 经典体制的变迁：转型之谜 |
| 一、转型的两种路径与相关理论述评 |
| 二、转型路径差异对于产权配置和公司治理制度的影响：中俄比较 |
| 第三节 理论模型对于中国公司治理现实的概括性解释 |
| 第二章 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变迁史：分析性叙述的启示 |
| 第一节 分析性叙述：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扬弃 |
| 第二节 新中国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萌芽（1979-1993） |
| 一、制度背景 |
| 二、分析性叙述的归纳演绎 |
| 第三节 新中国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奠基（1993-2005） |
| 一、制度背景 |
| 二、分析性叙述的归纳演绎 |
| 第四节 新中国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再造（2006-2013） |
| 一、制度背景 |
| 二、分析性叙述的演绎归纳 |
| 第五节 新中国现代公司法律制度的十字路.（2014- ） |
| 一、制度背景 |
| 二、分析性叙述的演绎归纳 |
| 第六节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立法学：政治观点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立法制度概述 |
| 一、立法权限制度 |
| 二、立法程序制度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立法制度的政治决策模型 |
| 一、命令模型（“Command model”） |
| 二、精英博弈模型（“Elite struggle model”） |
| 三、体制内部门政治模型（“Organizational model”），或官僚政治范式 |
| 四、垃圾桶模型（“Garbage can model”） |
| 第三节 公司法立法的政治决策：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结论 |
| 第四章 中国公司法质量与政治约束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所有权结构的检验 |
| 第一节 问题的背景介绍与文献综述 |
| 第二节 理论演绎与待检验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
| 二、主要研究变量的定义 |
| 三、模型设定和控制变量 |
|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结果 |
| 一、公司法质量对于股权集中度的影响 |
| 二、省域公司法实施绩效对股权集中度的关系 |
| 三、政治变量与省域公司法实施绩效对股权集中度的区别性影响 |
| 四、分样本回归：基于所有制的差异 |
| 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政治异化：官僚化治理 |
| 第一节 公司中的官僚 |
| 一、中国公司治理范式历史中的官僚阴影 |
| 二、新时代，旧景观？ |
| 第三节 独立董事官僚化研究 |
| 一、独立董事法律制度之法理基础 |
| 二、“官员独董”作用的实证检验 |
| 第四节 经理人市场：在假说与现实之间 |
| 一、国有企业高管薪酬问题：“限薪令”的事理与法理 |
| 二、国有企业高管聘用问题：Nomenclature（党官任命系统）与董事会权力之争 |
| 三、小结 |
| 第五节 小结 |
| 结论 |
| 第一节 反思：现代公司制度与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 |
| 第二节 瞩望：公司法律制度治理绩效提升与政治改革 |
| 参考文献 |
| 附录：第五章公司法质量法条统计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8）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第四节 研究发现与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股权激励效应: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外关于股权激励效应的争议与检验 |
| 一、作为解决代理冲突手段的股权激励 |
| 二、作为代理问题来源的股权激励 |
| 三、简评与启示 |
| 第二节 国内关于股权激励效应的研究 |
| 一、规范性的探讨 |
| 二、高管持股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 |
| 三、股票期权激励效应的实证检验 |
| 第三章 我国股权激励的发展与现状 |
| 第一节 作为产权制度改革的高管人员持股阶段 |
| 第二节 “变通”股权激励的探索阶段 |
| 一、“变通”股权激励的探索历程 |
| 二、“变通”股权激励的方式 |
| 第三节 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阶段 |
| 一、实施股权激励的制度环境之改善 |
| 二、实施股权激励的法律障碍之消除 |
| 三、股权激励现状之考察 |
| 第四章 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国资控股与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特征 |
| 一、国资控股与政府干预 |
| 二、国资控股与内部人控制 |
| 三、国资控股、控制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特征 |
| 四、国资控股、董事会结构与公司治理特征 |
| 五、国资控股、高管的行政任命制与经理人市场 |
| 第二节 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影响机理分析 |
| 一、股权激励内在机制剖析 |
| 二、国资控股、政府干预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影响 |
| 第五章 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计划的选择——基于2006年股权激励制度改革后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假说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假说 |
| 二、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检验结果及分析: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计划选择 |
| 一、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二、稳健性分析 |
| 三、研究结论与总结 |
| 第三节 检验结果与分析: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强度 |
| 一、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二、稳健性分析 |
| 三、研究结论与总结 |
| 第六章 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效应——基于2006年股权激励制度改革后数据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研究假说和研究设计 |
| 一、研究假说 |
| 二、研究设计 |
| 第二节 检验结果及分析 |
| 一、多元回归结果与分析 |
| 二、改变政府干预度量方法的进一步回归分析 |
| 三、改变因变量度量方法的进一步检验 |
| 四、研究结论与总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与启示 |
| 第二节 研究局限性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 |
（9）协调利益关系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 一、西方主流企业理论对企业分配关系研究的批判性回顾 |
| (一) 企业理论对生产要素的一种划分 |
| (二) 新古典生产函数与要素收入分配 |
| (三) 各类权利主体的收入分配关系 |
| (四) 关于企业所有权结构的一些理论评述 |
| 二、传统体制下国有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利益关系不协调问题 |
| 三、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偏好要求及两种不同的改革模式 |
| 四、国有企业所有权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
| 五、利益集团的互动选择 |
| 六、对利益集团互动选择模型的思考和相关启示 |
（10）产权竞争与国企改制（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表格目录 |
| 图目录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论文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本研究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
| 第二节 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和创新之处 |
| 一、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 |
| 二、论文的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论文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一、论文的研究方法 |
| 二、论文主要研究内容 |
| 第二章 产权、竞争与企业绩效: 一个文献的回顾 |
| 第一节 企业绩效与所有权结构 |
| 第二节 公司治理与企业绩效 |
| 第三节 产品市场竞争与企业绩效 |
| 第四节 产权市场(控制权市场)与企业绩效 |
| 第三章 企业产权与产权竞争 |
| 第一节 产权与产权竞争的含义 |
| 一、企业产权的含义 |
| 二、企业产权竞争 |
| 三、企业产权交易的现状分析 |
| 第二节 企业控制权的最优配置问题 |
| 一、不完全合约下的企业最优控制权的配置 |
| 二、不完全合约下的企业所有权的竞争性分配问题 |
| 三、联合所有权及其最优实施机制 |
| 第三节 企业产权交易的收入和效率及国有产权的转让 |
| 一、产权转让效率与国有资产流失 |
| 二、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流失 |
| 三、国有企业产权竞争性转让下的交易效率分析 |
| 第四节 不同产权转让方式的比较与分析 |
| 一、国企产权交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二、不同企业产权交易方式的分析与比较 |
| 三、企业产权交易方式的选择对其他市场的效率的影响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第四章 产权竞争的机制设计模型分析 |
| 第一节 产权竞争的基准模型 |
| 一、产权竞争的最优机制设计 |
| 二、收入等价定理与产权转让的效率 |
| 第二节 最优机制设计中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产权竞争中报价人面临的风险及其影响 |
| 二、关联估值和共同价值对最优机制设计的影响 |
| 三、流动性约束或者预算约束对交易机制的影响 |
| 第三节 参与人的不对称性影响 |
| 一、投资人类型的不对称 |
| 二、共同估值下信息不对称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五章 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的产权竞争 |
| 第一节 企业股权结构及合伙关系的解除 |
| 一、公司所有权结构的特征 |
| 二、分散股权下的企业产权转让机制分析 |
| 三、企业股权转让中的股权结构与转让效率的实证分析 |
| 第二节 存在不对称控制权和私人收益条件下的企业产权竞争 |
| 一、控制权与企业绩效及其对企业产权竞争各方行为的影响 |
| 二、不对称控制权下企业产权转让机制 |
| 三、控制权私人收益下的最优产权交易机制 |
| 第三节 交叉持股对企业产权竞争的影响 |
| 一、交叉持股与参与人的收益 |
| 二、水平交叉持股下企业产权转让的最优机制设计 |
| 三、垂直持股下企业产权转让的最优机制设计 |
| 四、金字塔控股下的企业产权转让机制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市场结构与企业产权竞争的效率分析 |
| 第一节 市场结构与企业竞争行为 |
| 第二节 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市场结构与企业产权竞争 |
| 一、完全信息下市场结构对企业产权竞争结果的影响分析 |
| 二、完全信息下产权竞争转让对利益相关者收益的影响 |
| 第三节 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市场结构与企业竞争机制设计 |
| 一、不完全信息下市场结构对企业产权竞争结果的影响分析 |
| 二、不完全信息下企业产权转让对利益相关者收益的影响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七章 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产权竞争效率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开放条件下的企业产权竞争 |
| 第二节 外资参与企业产权竞争中的最优歧视政策分析 |
| 一、外资参与企业产权转让竞争的基准模型分析 |
| 二、跨国产权竞争中的最优机制设计分析 |
| 第三节 外资参与企业产权竞争中最优产权分配分析 |
| 一、外资参与企业产权竞争中的收入和收益 |
| 二、外资参与企业控制权竞争的最优机制设计分析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八章 腐败与合谋条件下的产权竞争效率分析 |
| 第一节 企业产权竞争中的腐败与合谋问题 |
| 一、腐败与合谋 |
| 二、腐败下的企业产权竞争问题 |
| 三、合谋下的企业产权竞争问题 |
| 第二节 腐败下的企业产权竞争机制 |
| 一、腐败对企业产权竞争参与人的收益的影响 |
| 二、腐败下的企业产权竞争的机制分析 |
| 第三节 合谋条件下的企业产权竞争 |
| 一、合谋对企业产权竞争参与人的收益的影响 |
| 二、合谋下的企业产权竞争的机制分析 |
| 三、合谋下的委托人(销售者)的最优对策 |
| 第四节 本章结论 |
| 第九章 控制权分享与国有企业产权转让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控制权性质及其变迁 |
| 一、国有企业控制权的性质—基于政治约束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中企业控制权的变迁及其效率分析 |
| 第二节 企业控制权的分享及其实施 |
| 一、企业控制权的分享 |
| 二、基于成本和质量的国有企业控制权最优配置的不完全合约分析 |
| 三、分享控制权下的控制权实施及其效率 |
| 第三节 控制权分享下的国有企业产权转让机制设计 |
| 一、企业产权分享下的控制权转让 |
| 二、共享控制权下的不同参与人的收益 |
| 三、附加约束形式下的共享控制权的最优竞争机制 |
| 第四节 垄断性经营资产产权转让机制设计一基于LPVR的分析 |
| 一、垄断行业的产权转让中存在的风险分析 |
| 二、最小收入现值招标设计及其实施程序 |
| 第五节 本章结论 |
| 第十章 总结 |
| 第一节 本文主要结论与建议 |
| 第二节 本文存在的不足和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英文文献 |
| 中文文献 |
| 后记 |
四、改制企业所有权结构的现实选择与问题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金融机构产权研究[D]. 何松龄. 西南政法大学, 2020(07)
- [2]跨国石油企业经营策略的选择与评价[D]. 张丹桐.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020(01)
- [3]所有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联性研究：国企改革博弈视角[D]. 龙靓.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4]改制公司权利配置问题研究[D]. 赵俊岭. 南京大学, 2016(06)
- [5]所有权结构影响公司绩效理论与实证研究[D]. 刘绍娓. 湖南大学, 2016(02)
- [6]终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和权益资本成本[D]. 尹林辉. 西南交通大学, 2015(04)
- [7]中国公司法律制度的政治经济学维度[D]. 刘安.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3)
- [8]国资控股、政府干预与股权激励有效性[D]. 王烨. 南京大学, 2011(05)
- [9]协调利益关系与企业所有权结构调整[J]. 周小亮,黄杰阳. 东南学术, 2008(05)
- [10]产权竞争与国企改制[D]. 朱亚兵. 复旦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