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民国四川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民国时期,四川农民,膳食结构,营养水平
民国四川论文文献综述
姚顺东,肖小勇[1]（2019）在《膳食结构与营养状况:民国时期四川农民生活水平的量化分析》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四川农民的食物消费总量呈现递增趋势,消费结构以植物性消费为主,动物性食品明显不足,受抗战影响,消费总量明显减少,食物结构更为失衡;消费总量和结构都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和阶层差异。从营养学标准来看,该时段四川农民的营养总热量摄入超过国际标准和现代营养学标准,且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热量和蛋白质的总供给基本上能够满足最低程度的需要,但蛋白质的质量较差,表现为一定程度的营养不良。总能量供给结构不平衡;摄入的蛋白质等各类营养素除脂肪外均超过国际标准;维生素因食品结构不同而存在区域差异,营养结构表现为一定程度的失衡。这与当时四川的经济发展状况及农民的收入水平的变化相吻合。(本文来源于《古今农业》期刊2019年03期）
刘志扬[2]（2019）在《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一文中研究指出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之间的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灌县、崇庆、平武等县,是销藏茶叶的重要产地。自宋代茶马贸易重心从西北南移到四川以来,四川边茶的产量不断增长。但限于川藏间道路的险峻遥远,以及奔腾汹涌的大渡河的阻隔,川边茶的贸易一直圉于大渡河以西的雅、黎、碉门、岩州一带,均为藏民前来买茶而后运往藏地销售。清康熙叁十九年(1700年)"西炉之役"后,清政府将雅砻江以东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特别是1702年泸定桥的修建,打通了雅安至打箭炉(康定)的通道,作为川边茶贸易重要集散地的打箭炉也由此兴盛。自1700年清兵占领打箭炉至1950年代初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开通,开启了汉藏结合的茶叶运输历史,即由汉人背夫自雅安背茶到打箭炉,再经打箭炉由藏人用骡牛驮茶入藏的,长达250年之久的藏茶之路新历程。(本文来源于《思想战线》期刊2019年04期）
金彩虹,何艳艳,王飞朋[3]（2019）在《民国文献的收藏与特色分析——以四川大学图书馆为例》一文中研究指出从文献源流、文献类型、学科及特色方面对四川大学馆藏民国文献进行介绍与分析。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民国文献在保障教学科研需求及面向社会提供知识服务等方面发挥了作用,文献的学术、史料及文物存藏价值得到了极大发挥。(本文来源于《四川图书馆学报》期刊2019年03期）
郭维[4]（2019）在《民国时期四川汉族地区的非常态婚俗》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婚俗仍以传统的聘嫁娶为主,尤其是在农村地区。但全川地域广袤,各地区间的婚俗存在着差异性。由于政治、经济、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等原因,一些非正常礼制的婚俗也被保留下来,如入赘婚、童养婚、转房婚、招夫养夫等婚俗。这些非常态的婚姻形式给当事人带来了极大的痛苦,甚至造成了许多的家庭悲剧。(本文来源于《长江丛刊》期刊2019年14期）
周福[5]（2019）在《四川宜宾、泸州地区晚清民国飞地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飞地又称嵌地、扣地、瓯脱地,通常是指某地地面脱离所隶属行政区域主体飞入其他行政区划内,对于所属行政区而言称其为“外飞地”,对于所处行政区而言为“内飞地”。这一特殊的行政区划现象在我国起源于战国时期,历朝历代均有分布,当代仍然存在“飞地”现象,明清以来因飞地广泛分布影响社会经济发展而受到统治者及政府重视。四川南部宜宾、泸州两市所辖地区明清以来便有大量飞地产生,分布于两市境内各县,尤其在两市交界地带广泛分布,面积不一,星罗棋布。至近代以来飞地存在对于地方而言,在政治方面,常因距离所致政府管理缺失,增加管理成本;在治安方面,成为盗匪横行、罪犯聚集之地;经济方面,飞地阻碍区域协同发展,影响民众生活成本;文化方面,飞地导致民众文化认同与归属错位。迄今为止,学界对于飞地研究以县级以上高层政区或就某一地区为研究对象,作选角度大多只是讨论“飞地”的某一方面,缺乏对于基层政区特别是县级及以下政区的具体分布情况、治理情形和经验教训等微观研究和全方位分析。本文以历史地理视域下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地理志、地方志以及档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选取四川宜宾、泸州地区为空间断面,以晚清民国为时间断面,通过中央政府及地方县政府的往来文书以及地图对此地区飞地问题进行整体研究,力求全面反映飞地从产生至治理或遗留的全过程,从而总结经验教训以鉴当下。本文主要探讨四川宜宾、泸州两市的“飞地”的基本分布情况和特征。按照时间顺序将“飞地”分布分为晚清、民国两个时间阶段分别叙述。在空间分布上,飞地主要在珙县、长宁、叙永、江安、纳溪、古宋等县。这些地区分布的基本特征主要为数量多、分散分布、县界之间的飞入飞出情况多等。紧接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环境两个方面入手探析近现代以来宜宾、泸州地区“飞地”的产生原因。其主要原因包括:历史上卫所制度的废除与“改土归流”的演进;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因;土地私有制中特殊的土地和户籍赋税制度;特殊的地理形势等。再之探讨四川宜宾、泸州地区“飞地”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民国时期为节点分析“飞地”带来的消极影响。包括对行政管理的影响、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四个方面。最后探讨民国时期四川宜宾、泸州地区“飞地”的治理。其中包括为何选择民国时期作为重点探讨的缘由,民国时期飞地治理的缘由、原则以及对治理过程进行简述。并在结语里探讨历史时期“飞地”的存在与人文社会、自然地理的关系。(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期刊2019-04-22）
云川杰[6]（2019）在《民国时期四川白蜡业经济研究》一文中研究指出白蜡是中国着名的外销土特产,经由寄生在蜡树上的白蜡虫所分泌的汁液熬制而成。由于四川所产白蜡数量最多,质量最佳,也最为着名,故白蜡又被称为“川蜡”。白蜡的生产和利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具有优良的特质,在各方面都有着广泛的用途,蕴藏着极大的经济价值。目前,学界对白蜡的研究多集中在白蜡虫和白蜡树的生物化学性质、白蜡的生产技术、白蜡的利用价值等方面,缺少对白蜡的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注。本文拟通过全面梳理白蜡的发展历史,深入对近代四川白蜡经济的研究,力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目前学界对白蜡研究的不足,丰富民国时期四川特产行业研究的内容。四川位于中国的西南,地理条件十分优越,多样的地形地貌和复杂的气候类型,以及充足的劳动力,为四川多种物产的生产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四川所产的物产主要有茶叶、蔗糖、生丝、桐油、井盐、白蜡等。四川所产的白蜡,质量上乘,颇受市场欢迎。白蜡在生产生活上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是中国传统出口物资,也是四川传统山货出口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白蜡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清代,“川蜡”已经成为四川人民日常生活的中不可或缺的物品。清代时期,白蜡一方面可以为当地百姓增加收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又因白蜡有着丰厚的收益而衍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同时,四川白蜡还为四川地方政府带来巨额的财政收益,政府为了更好的经营管理白蜡成立了白蜡公司。民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工业的发展,白蜡在医药、食品等方面有了更广泛的利用,成为众多工业产品不可或缺的原料。而四川农民以经营白蜡为副业,成为农民获取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手段。大量的农民养殖蜡虫、生产白蜡,市场上也出现大批白蜡经营者,在市面上进行蜡虫和白蜡交易,形成了繁茂的白蜡业经济。四川的白蜡产区主要分布在峨眉、乐山、宜宾等地,其中以峨眉产量最多。生产白蜡所用的蜡虫主要有八种,而其中以云南虫产量最多,是四川产蜡区蜡虫的主要来源。白蜡的生产需要经历种树—养虫—挂虫—采摘—熬制四个主要环节。长期以来四川一直沿用虫区、蜡区独立分区的生产经营模式。产虫区的虫农,每年春天需要将虫种由人力从产虫区运输至产蜡区。由于蜡虫的成熟和挂放时间极短,为早日到达,虫商往往日夜兼程,被称为“走马贩蜡”。产蜡区蜡农需要将熬制好的毛蜡运送至各地蜡行,由蜡行对毛蜡进行再加工包装,再用多种运输方式销往各地。由于白蜡生产所需要的器具和技术比较简单,技术大都依靠世代传承的生产经营所得和长期的生活积累。故白蜡生产虽历史悠久,但仍然没能形成大规模产业化经营,始终处于农村家庭独立生产,蜡行分散经营的状态。受到战争和政治局势的影响,四川白蜡业的发展也遭到巨大的创伤。且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传统白蜡被石蜡等替代品所冲击,市场对白蜡的需求日益减少,白蜡业的发展也就大不如前了。20世纪30年代,四川白蜡业开始衰落,至抗战胜利前夕,四川白蜡业几近消亡。究其原因,除恶劣的外部环境,白蜡业自身生产经营中的弊端,白蜡的使用价值得不到进一步的开发和利用,白蜡市场的萎靡,白蜡经营者的消极等原因都加速了四川白蜡业的萧条。但不可否认的是,民国时期的四川白蜡业发展增加了四川人民的经济收入,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是四川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四川农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来源于《西南大学》期刊2019-04-22）
张国先[7]（2018）在《巴蜀烽烟——民国时期的四川“烟税”》一文中研究指出民国六年(1917年)后,四川军阀分防割据,拥兵称雄,各自为政,互争地盘,连年混战,日益剧增的军费耗损就地筹措,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任意摊派,层层盘剥,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财,穷苦民众不堪重负,被逼得走投无路……据统计,仅在刘湘、刘文辉争霸四川的20余年中,就发动大小战争470余次。为筹措巨额军饷,各路军阀一边强迫农民大种鸦片,一边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以巧取豪夺征收(本文来源于《中国税务》期刊2018年12期）
徐跃[8]（2018）在《民国时期四川民间慈善组织十全会的兴衰》一文中研究指出十全会是清代中叶兴起于四川地区的乡土性民间慈善团体,在清末民国时期一直活跃于四川乡镇。十全会的兴盛和发展,主要是在1910年代初期到1930年代中期的十余年间。而十全会在此时期的发展,既与民国以来四川地区特殊的政治格局相关,也与灾荒频仍、弱势群体庞大、社会救助的需求大量增加的社会背景有着重要关联,同时也是四川地域社会文化、思想、环境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随着川政统一、中央入川以及四川的中央化,十全会逐渐走向衰落。(本文来源于《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6期）
马建堂[9]（2018）在《民国时期四川匪患特征探析》一文中研究指出四川土匪问题贯穿整个民国时期,其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民初的膨胀、"防区制"时的泛滥、川政统一后匪患的相对减弱和解放前夕土匪与敌特的合流四个不同时段。土匪主要分布在四川与邻省交界地区、四川盆地中心区及各县之间的结合部。土匪内部有明确的纪律约束,但大部分匪帮难以严格执行匪规。土匪种类多样,以兵匪、会匪危害最大。土匪身份存在非法与合法的复杂交织现象,土匪与军人、地方官僚等转换频繁。土匪的年龄以青年、中年为大多数。匪患的多重特征体现了区域社会转型的复杂与艰难。(本文来源于《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期刊2018年06期）
马建堂[10]（2018）在《民国时期四川的茶馆文化及其社会功能》一文中研究指出茶馆是重要的社会生活场所。民国时期的四川茶馆遍布城乡,自成系统,茶馆文化极为繁荣。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经济文化持续发展,茶馆文化也独居特色。茶馆是城乡大众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具备大众休闲、民间社交、娱乐消遣、商贾及帮会活动等多重功能,构建了独居特色的民众社会生活体系。(本文来源于《农业考古》期刊2018年05期）
民国四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位于四川盆地西部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之间的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灌县、崇庆、平武等县,是销藏茶叶的重要产地。自宋代茶马贸易重心从西北南移到四川以来,四川边茶的产量不断增长。但限于川藏间道路的险峻遥远,以及奔腾汹涌的大渡河的阻隔,川边茶的贸易一直圉于大渡河以西的雅、黎、碉门、岩州一带,均为藏民前来买茶而后运往藏地销售。清康熙叁十九年(1700年)"西炉之役"后,清政府将雅砻江以东地区纳入直接统治之下,特别是1702年泸定桥的修建,打通了雅安至打箭炉(康定)的通道,作为川边茶贸易重要集散地的打箭炉也由此兴盛。自1700年清兵占领打箭炉至1950年代初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开通,开启了汉藏结合的茶叶运输历史,即由汉人背夫自雅安背茶到打箭炉,再经打箭炉由藏人用骡牛驮茶入藏的,长达250年之久的藏茶之路新历程。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民国四川论文参考文献
[1].姚顺东,肖小勇.膳食结构与营养状况:民国时期四川农民生活水平的量化分析[J].古今农业.2019
[2].刘志扬.清初至民国时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J].思想战线.2019
[3].金彩虹,何艳艳,王飞朋.民国文献的收藏与特色分析——以四川大学图书馆为例[J].四川图书馆学报.2019
[4].郭维.民国时期四川汉族地区的非常态婚俗[J].长江丛刊.2019
[5].周福.四川宜宾、泸州地区晚清民国飞地研究[D].西南大学.2019
[6].云川杰.民国时期四川白蜡业经济研究[D].西南大学.2019
[7].张国先.巴蜀烽烟——民国时期的四川“烟税”[J].中国税务.2018
[8].徐跃.民国时期四川民间慈善组织十全会的兴衰[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9].马建堂.民国时期四川匪患特征探析[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10].马建堂.民国时期四川的茶馆文化及其社会功能[J].农业考古.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