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官”应守“节”（论文文献综述）
陈珏[1]（2020）在《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女犯改造与男犯改造的区别不仅在于监管场所的男女隔离,而且在于两者在改造难度、改造方式上有很大不同。建国70年来我国在女犯改造上进行了理论和实务的长期探索,已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出现了不同于男犯改造的理论成果。了解这段历史时期女犯改造的变迁情况,无论对于女犯改造思想理论的整理和研究,还是以史为鉴、指导女犯改造实务工作都是极其宝贵的。但目前尚未发现针对建国70年来女犯改造文献整理分析的系统研究。从历史史料看,与女犯改造相关史料主要有两类:一类为文献史料,一类为口述史料。文献史料以上海保存最为丰富完整、公开透明。上海是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民国时期便建有女子“监狱”、管理上兼具中西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吸收和借鉴了其好的经验,在70年的历史中成为中国女犯改造工作的翘楚。上海有属于自己的监狱志,记载了1949年以来的监狱改造全貌,并且在2000年后每年均编写年鉴可供查阅。另外,上海有关政法类的报纸和书刊等文献资料也存有记载女犯改造的史料,这些均可公开查阅。口述史料是建国以来监狱监管实务工作中有关罪犯监管方法、工作体会等方面的口述资料,通过它可以更细致地了解不同时期监狱管理的实际情况。但目前,这类资料极少,仅在报纸或档案中零星出现。但建国以来上海从事女犯监管的退休人员健在的仍有不少,他们对不同时期监狱工作的实际情况最为熟悉,这些潜在资料是研究这段历史的最好补充。因而,及时地对健在的历史见证者进行访谈、固定这些口述史料极为紧迫、也很必要。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拟通过书面和口述史料的广泛收集、整理、分析,系统研究上海1949～2019年这70年的女犯改造情况。论文将综合采用史料收集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个案访谈法、数量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通过对历史的总结和提炼,以期对女犯的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等理论研究和实务工作提供一定的启示与参考。全文包括导言和五个章节。导论的第一和第二部分明确了选题的意义,对文章中提到的“女犯”和“女监”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后续论述的展开。第三部分对目前学界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包括中外理论界、实务界对女犯改造和女犯改造历史研究成果的梳理和研究内容的提炼,发现在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历史研究领域是一块空白。第一章对建国后上海女犯改造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分为初创与停滞阶段、恢复与重振阶段、改革与创新阶段。初创阶段的女犯管理没有单独的关押机构,在管理手段上与男犯管理差别不大,比较强硬。经历了文革的停滞阶段后,女犯改造进入恢复与重振阶段,法制体系逐渐完善,工作制度逐渐完备,并建立了专门的女犯监狱,形成分类改造模式。进入21世纪后,开始进入改革和创新阶段,女犯改造开始整合各类资源、加大教育改造的比重,并创新性地研发了全国独有的女犯评估量表,打造具有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第二章论述了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从以惩治为主过渡到以管理安全为主,最终确定到以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变化历程。以惩治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建国初期反革命罪犯数量多,阶级斗争激烈的历史状况,形成了男女无差别对待的女犯改造表现形式。以管理安全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来源于改革开放后犯罪类型的增多、女犯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成果。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对女犯改造的要求就是守住安全底线,但同时也兼顾宽严相济的刑罚执行手段,并尝试对表现较好的女犯以人文关怀的形式实现文化改造。以再社会化为主指导下的女犯改造思想强调通过狱内改造帮助女犯实现回归后顺利开始社会生活的目标。第三章详细论述了70中上海女犯政治改造、监管改造、教育改造、劳动改造和文化改造的变迁历程。政治改造作为具有统领作用的改造手段,始终贯穿于女犯改造中,并且与国家政治思想工作同步发展和跟进。监管改造是监狱工作的基础,内容丰富和多样,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教训,但总体是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改造和文化改造在总体上其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不断丰富的过程。劳动改造则从以生产效能为主演变为以培养劳动技能为主的变迁过程。第四章介绍了与女犯改造相关的法律环境、生活卫生环境、管理环境和改造主体环境的变迁。法律环境方面,针对女犯的减刑假释、通信会见、探家、安置等法律制度均发生了变化。生活卫生环境方面,对女犯人权保障不断增强,在女犯伙食、医疗卫生、生产生活、囚被服和作息时间等方面均有较大进步。管理环境方面,监狱警戒和应急条件明显提升,惩戒和证据保全条件逐步完善,体现了监狱执法不断规范。主体环境方面,其变迁进程表现为监狱民警来源的正规化、工作制度的规范化、培养机制不断优化,科研能力也不断增强。第五章是对前述四章的总结和思考,论述了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分析了女犯改造与同时期男犯改造相比较的特点,以及研究70年变迁历史带来的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对女犯改造和女性犯罪预防工作的启示。
张国华[2]（2020）在《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说明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市的产生是人类演进到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伴随着城市发展,城市管理现代化逐步成为世界潮流。近代以来,中国各地主要城市相继建立了现代城市管理机构,对城市生活的主体内容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管理。当然,基于所处地理位置和发展区域的差异,不同城市在发展中呈现了自身的特点。民国时期,太原作为山西省会,是山西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自然条件、历史承袭和区域发展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形成。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经历了市政公所成立、设置城区管理到正式独立建市几个阶段。太原的政治功能增强、城市外延拓展、市政设施逐步健全,城外周边范围也被纳入到城市分区统一管辖内,形成了中心城区向外辐射的典型模式和城市内外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的发展是时代变迁的产物,伴随着近代山西地区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省会太原是最具代表性的发展成效;是区域城市发展的最高水平,具有领先性特征。太原在民国时期发展中,伴随着西方城市学和市政管理理念的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了渐进的时代进步,成为推动太原城市发展的动力;城市管理中开启了前置规划、统筹布局的治理模式,体现了时代前行。太原城市发展与工业化建设紧密相连,现代工业企业的建立拓展了城市发展空间,将城市有效范围大量延展,通过吸引从业人口进入企业进行生产,在促进工业发展的同时又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现代化铁路的奔腾之力,进一步加速了太原城市的发展,对民国时期太原市的工业建设、商业发展、功能布局、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产生了极大的推进作用。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以上各方面内容的最好诠释,可以有效解读政策、体制等政治因素,工业、交通等科技因素,人口、商业等综合因素对民国时期太原发展的有效促进作用,其渐进发展正是政治、经济、科技与城市本身交互作用的最好注解。本文选取民国太原为中心,试图揭示在区域近代化、山西城市化和太原现代化的过程中,太原市政府逐步建立起相应的城市管理机构,现代意义的城市基础设施逐步确立,建立起了体现内陆城市区域特色的管理机制。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方面,展示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的具体内容。一是介绍山西历史地理概况,简要回顾太原市的自然环境状况、历史地位及演进过程,同时对太原市进行概念界定,阐释太原市作为民国时期山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和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的功能定位。为合理实现城市功能区划与布局,作为行使城市管理职权的政府部门应具备全局意识,高屋建瓴做好顶层设计。城市发展布局中自然因素也发挥着作用,因此最终形成的城市功能布局是在政府宏观主导下、城市自发演进中综合作用形成的客观结果。二是考察城市人口的发展变迁,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城市人口管理包括动态管理与静态管理两个层面,具体涉及人口迁徙、人口数量、城区分布、变动趋势及结构特点等内容。三是分析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中民用照明用电的起源发展以及政府的相关管理措施等内容,主要以太原电灯新记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心,解读供电照明事业得以存续并不断发展的情况,理清民国时期太原电力照明事业的延续脉络,折射太原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山西区域社会现代化概况。四是分析太原城市交通管理,涵盖城市道路维护和行政管理两部分内容,包括民国时期太原市城市道路的整体设计、建设标准、具体实施及完成情况,从而了解太原近代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具体水平。五是公共卫生管理,包括太原市城区街道的卫生管理、生活垃圾清理、污水废水排放管网的规划、公共卫生场所的管理以及体现时代进步和科学理念的防疫卫生管理,通过施加防疫、卫生教育、注重防控等有效手段,确保民众身体健康,体现了医学和防疫学在城市公共卫生管理领域的有效引入。本文以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发展及管理为研究选题,以功能区划、人口变迁、道路交通、城市照明、公共卫生等相关领域的发展缘起、逐步演化及宏观管理为研究内容。依托城市管理学的观点,将城市管理理论引入到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中进行考察。在城市管理学的统一视角下,对各个具体方面内容作出归纳总结,反映出当时太原市社会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态势,反映出地方政府执政施政的决断水平和行政能力,以及对于社会管理和城市发展的投入力度及支持情况,致力于民生保障的客观实效,归纳出当时山西城市化、区域近代化的发展程度,为当代城市社会治理和宏观管理提供有效借鉴。
徐暖暖[3]（2020）在《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文中认为作为中国报业近代化的典型,《申报》到19世纪80年代已是上海最有影响的中文商业报纸之一,这与《申报》报人群体较为现代的新闻观念并按新闻规律办报不无关系。然而,学界每每谈及近代报刊思想的起源时,习惯性将关注焦点锁定在林则徐、魏源和王韬等人身上,研究重点也都集中在资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及办报实践,对于《申报》的报人群体和办报观念有所忽略。本文认为早期《申报》有关新闻（纸）的观念远过于林则徐、魏源,也比王韬的新闻观念全面开阔得多。《申报》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不断推行自身改革,在办报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现代化报纸的缩影。因此,本文选取1872年——1912年间的早期《申报》作为研究文本,分析《申报》刊登的有关办报观念的文章,研究发现:早期《申报》拥有自己独特的用人观、使命观、新闻业务观和经营策略观。在选人用人方面,《申报》对主笔的要求是德才兼备、持论明通且精通新闻业务,对访员的要求是学识兼长、通达世务、人品端方,采访新闻时能做到“探事则原原本本,吐辞则洒洒洋洋,巨细皆书,新奇是尚”和“事事确实,语语详明”,这是早期《申报》选拔编辑、记者的标准和原则。《申报》虽然是外商创办的商业报纸,却积极肩负起传播新思想、引领舆论走向、推动社会变革的报刊使命,它不断践行“义利兼顾”的办报宗旨,充分发挥报刊作为“耳目喉舌”的重要功能,伸张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稳定。在报业经营层面,《申报》重视新闻业务,采取“有闻必录”和猎奇性原则。对于报馆的重要收入来源——广告业务,《申报》主动出击,招登广告,改良形式,收效卓着。《申报》“中国化”的办报观念一经形成,便对当时的中国报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参考和借鉴了早期《申报》某些形式创办起来的。这种影响一方面是伴随着它自己的办报实践发生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所提出的报刊理论原则成了中国报人的实践指南。不得不承认,早期《申报》办报观念确实是经其继起者的实践逐步发扬光大,进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陈旨梁[4]（2020）在《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义”思想是处理家庭、家族成员关系及社会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是古代社会的重要伦理道德,深刻地塑造着国民的性格与古代文化。“孝义”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无疑是全面和深远的,孝义文化也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明朝统治者以身作则,继承和发展前朝“以孝治天下”的思想,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强对民众的孝义教化和孝义推广,使之移风善俗,风化达于四海。明代吉安府是一个文化传统极为深厚之地,加之统治者对孝义的极力倡导,孝义之气薰而成习,形成了重孝尚义的风尚。本文以明代吉安府作为切入点来研究中国古代的孝义文化,主要基于以下三点:其一,人文氤氲之地的吉安府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以“文章节义”为核心的“庐陵文化”,“庐陵文化”对尽孝为善的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明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吉安帮”作为江右商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活跃在经济领域,商人作为独特的群体,其孝行义举引起了关注;其三,在明代影响巨大的阳明心学在吉安府兴起并成为传播中心,阳明心学对吉安府社会各阶层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论述吉安府的社会与人文,详细理清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经济基础和历史渊源;第二章主要论述孝义群体及其孝义事迹;第三章则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明代吉安府孝义群体的阶层和地域特点,并对孝子、孝妇、义士、义妇的行为进行分析和比较。第四章则总结归纳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所显现出来的鲜明的地域特征,并对吉安府的孝义文化进行辩证的理解,使其思想中的精华成分能继续闪烁光辉,更好的服务于当今社会。文物兴盛的明代吉安府科第兴盛,人才辈出,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重孝尚义风气,明代吉安府的孝义文化有着自身的地域特征,只有深入分析,才能对其有更加深刻和全面的认识,才能更好的继承与发扬。
李方方[5]（2019）在《董守义体育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董守义是中国近代体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第三位国际奥委会委员,被称为“中国篮球运动之父”,与马约翰、袁敦礼共同被誉为“华北体育界三杰”。他编写了我国第一部篮球理论专着——《篮球术》,推动了我国篮球运动的科学化发展。董守义从事学校体育工作二十多年,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上世纪30至40年代学校体育的发展培养了众多的体育师资。他还致力于推动群众体育的发展,为国民体质的提升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董守义一生都在“传体育之道”的道路上奔波着,也用其一生的体育实践诠释了体育的意义、价值、功能,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有着突出的贡献。本研究对董守义体育思想的研究既借鉴历史也反观现实,主要以“董守义体育思想研究”为选题,运用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专家咨询法等方法,对董守义的有关着述进行了深入整理和分析,在吸收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董守义体育思想及其对我国当前与未来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研究结果认为:董守义体育思想形成的背景主要是:（1）近代中国政府以强国为目的的西学运动和以传教士为主的基督教对西方体育的传入为董守义学习现代体育提供了契机;（2）赴美留学是董守义体育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3）体育实践活动是董守义体育思想形成和完善的现实基础。董守义体育思想的内容主要是:（1）强调体育的真义在于教育。即体育的真实意义与价值在于育人,包括品德教育、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等。（2）提倡“非选手制”学校体育。即学校体育不可搞锦标主义,应无差别地面向所有学生,实现学校体育的全员化发展。（3）倡导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中心的学校体育。即学校体育教学应摒弃唯技术论、唯教材论的观点,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摆在首要位置。（4）重视运动员的品德修养。即运动员要尊重比赛,遵守运动规则,要养成良好的脾气秉性,努力追求技术的进步而非比赛的优胜。（5）强调运动训练的“科学化”。即强化科学的理论指导,循序渐进,合理把握训练的度。（6）倡导“民众体育”。即要做好群众体育的普及工作,开发适合民众的体育运动内容,让民众自觉地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董守义体育思想对当下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1）有助于改变应试教育背景下学校体育被弱化的现状;（2）有助于推动学校体育无差别地面向所有学生;（3）有助于扭转学生体质下降的局面;（4）有助于改变“重业务技术培训,轻思想道德教育”的运动员培养模式;（5）有助于夯实以运动员健康为基础的科学化运动训练;（6）有助于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
唐国昌[6]（2019）在《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自汉后,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化及思想价值的主体,往往因时代而异,其的影响及于包括司法在内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体而言,经学在宋元之际虽历经空前严峻的考验,却能浴火重生,而得以重新复兴,且并未偏离原有的发展主线,与宋、金等经学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以现在的眼光审视,经学在宋、明之间的延续性大于中断性。这在司法实践中有着较为清晰而具体的体现。元代司法实践中对经学适用的实质是对经学官方正统地位的承认与巩固,经学也借助权力的威势渗透到司法之中,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得元代司法仍然是以经学为载体的传统中国的法律思想价值为指导进行的;“反汉化”的政治势力贯穿于有元一代,却并未能动摇经学在司法中的地位。这从侧面反映着以经学为核心的汉文明的巨大包容性和生命力,也反映着历史发展趋势的不可逆性。具体言之,有元一代,司法中一般并不直接适用经学内容原文,而是间接地引用经学思想原则、精神,或者通过具体的案例引入唐、宋、金等前朝已被高度经义化的法典中的相关条文,通过先例将相关经学内容或义理、经义化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先例,在后案中直接引用该先例,而不再引用前朝的法律条文或经文（有时也可在司法裁决中直接引用）。经学在元代司法中,不仅作为立法及司法的逻辑起点、法理基础、推理依据和价值支撑,而且在裁判具体司法案例、创造先例、统一法律体系时具有重要的“宪法”性作用。其本身虽不是法律规定,却具有社会一致公认的、至高的法律效力,影响着整个司法适用的过程,并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性和政策性功能,即“提供原则性指引或裁判功能”、“扩充语义射程功能”、“解释功能”、“纠正失范的法律规则功能”、“政策性功能”5大功能。从经学在司法中的适用来看,元代经学与唐、宋等前朝一脉相承的,尤其以南宋以来的经学（理学为其表现形式）影响为深。在元代没有制定统一成文法典的情况下,又在此大背景下建立起迥乎前代、异于近代西方的独具特色的判例法体系,经学内容或原则客观上成为了法律适用的基本依据。元代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等经学法治思想并有所发展,中国传统儒家经学伦理道德由此便深深植根于元代司法中,即经学深深影响着从受理、审判,到裁决、量刑等整个司法过程,具体司法适用类型包括“作为前提假设”、“构造法律事实”、“作为裁判规范依据”、“法律论证的起点”、“权衡量刑”5种。总体而言,经学对元代司法实践有着重要的影响,这表现为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对具体案件裁决的说理事由须符合经学所确立的伦理道德、并要受到伦理道德实质性评价和约束。同时,介于案件事实和判决结果之间的整个逻辑推理过程,也必须以经学的内容、思想或原则作为依据;再者,要求裁决结果并不仅仅是针对具体案件当事人,更在于以此教化民众弃恶从善、弃旧从新,发明民众仁义礼智信美好品行的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另外,在裁判具体司法案件没有“先例”或法律依据时,便要借助经学之力填补该漏洞;最后,在涉及宗教、民族因素等领域,经学的巨大包容性在此时便发挥了效用,有助元代司法体系的有机统一。然而,因在“唐宋变革”以后,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元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在司法领域中对经学（理学）进行极度强化和形式化,使得经学难以适应新时期司法发展的需要,同时某些经学内容或思想的原则性指导造成了司法秩序的混乱,如:“矜老”与“恤幼”的对立、“好生之德”与“伦理纲常”的冲突、“赦”与公平正义法律秩序的冲突、“复仇”与“禁止复仇”的冲突等问题的产生;再加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经学被视为实现特定统治目标的工具,并在理学化之后,其价值便更加被漠视,变得僵化而缺乏活力。从以上经学在元代司法中的适用来看,经学因具有博大精深且统一思想、伦理道德、价值等体系,再加上其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可以为之提供明确而统一、并能很容易被官民共同认可和接受的思想价值基础,便顺应了元代司法机关及其司法官员在司法实践中的需要。元代继承了前朝一以贯之的“经义决狱”的精神,“附会汉法”,“酌古准今”以求“情理法相协”为经学在司法中发挥作用的核心指导原则,构建起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非成文法下的判例法体系。在司法中,经学具有衡量定罪量刑限度、统一和稳定法律秩序、明刑弼教、教化百姓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因被形式化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
叶雯昕[7]（2019）在《曾协诗歌研究》文中提出曾协是南宋时期的诗人,他是南丰曾氏家族的子嗣,“南丰七曾”之一。曾协诗歌风格的形成,不仅与其家庭教育、家学渊源有关,还有赖于其生平和仕宦经历,同时,也受到当时诗坛的影响。本文将多角度、多层次地去解读曾协,并从四个方面对曾协及其诗歌进行探讨:第一章追根溯源,着眼于曾协所处的时代背景,整理分析曾协的生平事迹、交游情况以及仕宦经历,从而从各个方面了解曾协的思想情况和他的创作意图。曾协是曾肇之孙,曾纁幼子,曾协五岁时曾纁即去世。曾协主要生活在南宋前中期,因宋朝优待士子文人的政策,而有积极进取之心。但因元佑党争之祸,曾氏在政途上失利,曾协也受此影响。曾协少有文名,可惜科举不第,未得功名,仅以祖荫为官。曾协有几位交流频繁的诗友,他们也是曾协的唱和对象,如王质（字景文）、李处全（字粹伯）、陈从古（字曦颜）、赵师严（字有翼）、王彦融（字炎弼）等。曾协出身儒学世家,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熏陶,而在无法实现自身抱负的时候,曾协融合了佛家和道家超凡脱俗的出世思想,将目光转向了深山林泉,思想趋于归隐。第二章深入作品,具体论述曾协诗歌的题材内容。《全宋诗》第37册辑其诗作两卷,共209首,残句1句。其中,有五言古诗35首,七言古诗8首,五言律诗16首,七言律诗69首,五言绝句16首,七言绝句65首。笔者将曾协的诗歌按照题材内容进行整理,并划分为四大类。第一类交游诗是最多的,共有151首,其中唱和诗77首,诗歌的内容大多是与友人集会唱和、游赏咏物;寄赠诗33首,写出了诗人和其友人的深厚情谊;送别哀挽诗41首,其中送别诗35首,多表达诗人对于友人前程的祝福;挽诗6首,写出诗人对友人的哀悼和怀念。第二类咏物诗6首,诗人通过借物言志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第三类写景诗35首,写出了诗人在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第四类其他诗17首,其中感怀诗7首,另有10首是与农家生活有关的田园诗。第三章总结整理,分析曾协诗歌采用的艺术手法,及其诗歌体现的艺术境界与艺术风格,从而对曾协的诗歌创作成就作出客观评价。曾协的诗歌讲究格律和声韵,他作诗工于对仗,诗句结构对称整齐。诗句雕琢上,曾协青睐炼字,他注重运用动词和叠字,令诗句更加形象,声韵流利。他在诗歌的创作中常采用用典的手法,使得诗文厚重且富有文采。其巧妙的拟人使得诗歌生动活泼,表情达意细腻动人。曾协丰富的想象力令普通的意象充满了独特的审美体验,这使得诗句更加新颖别致、不同寻常。曾协的诗歌除了构造出清新之境外,也有塑造出雄壮之境的诗歌,同时通俗和典雅并存是他的诗歌风格特点。第四章概括分析,归纳曾协诗歌的艺术渊源。首先,陶渊明的安贫乐道、隐逸出世的高尚人格,给仕途坎坷的曾协点亮了明灯,诗人形象逐渐向亲近自然、超凡脱俗的隐者形象靠拢。其次,苏轼的三教交融思想和其旷达的人生感悟,也给了曾协启迪。最后,他受到以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影响,在作诗时运用“以文为诗”、“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江西诗派的诗歌理论。
惠鹏飞[8]（2019）在《宋代赠谥资格再探》文中认为宋代赠官扩大了赠谥的范围,对赠谥资格可谓有力的补充和完善。宋代赠官与赠谥都是对官员身后盖棺定论的重要评价,二者有着十分紧密的关联。宋代赠谥资格有所变化,宋初至宋真宗景德年间文武官阶至正三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至元丰改制文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官至正三品、元丰改制后至南宋寄禄官阶或武官阶至正三品与赠至正三品者均可得谥。与此同时,宋代也存在部分官员官品未至上述标准因特殊原因而获得谥号者。从宋代文官、武将、宦官赠官出发,可知赠官达到一定级别可以赠谥。赠官与赠谥对宋人具有强大吸引力,是宋朝时代价值观的一种体现。
王晓磊[9]（2018）在《《大清报律》探析》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报业以及新闻法制思想的传入,中国近代报业逐步兴起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保护和促进报业的发展,社会各界关于制定专门报律的呼声不断高涨。与此同时,面对日益发展的近代报业,清政府也逐渐意识到通过制定报律规范报业发展的必要性,于是清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报纸类条规旨在加强对社会舆论的管控进而维护自身的专制统治,其中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当属1908年颁行的《大清报律》。《大清报律》作为近代西方新闻法制思想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产物,有着鲜明的近代新闻法特点,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从法学的视角出发展开论述,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首先是绪论,该部分主要阐述选题的原因及背景,分析《大清报律》的研究现状,并由此引申出当前《大清报律》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借此阐明从法学的新视角对《大清报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第二部分围绕《大清报律》制定施行的背景展开论述,该部分主要从新闻法制思想的传播、报业的发展、政府管理的需要以及预备立宪的推动几个方面对《大清报律》颁布的背景做不同层面的阐述,以期能够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和理解《大清报律》的时代特征和时代意义。第三部分对《大清报律》的具体内容进行阐述,该部分结合具体条文分别从报刊的出版、发行、禁载内容规定以及对私权利的保护等方面进行论述,较为系统全面的展现《大清报律》的整体内容。第四部分对《大清报律》的主要特征进行分析,该部分针对具体条文通过与《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等早期颁布的报刊法规进行对比分析,阐述《大清报律》的近代新闻法特点。最后一部分对《大清报律》的影响进行分析,在剖析其局限性的同时充分肯定其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专门报律的历史地位,肯定其在保护新闻自由促进近代报业发展中的历史价值,以期能够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大清报律》。
高山冰[10]（2017）在《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研究》文中认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成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以下简称:南京临时政府）,推行民主共和,创立新的新闻管理体系,其对宣传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促进民初新闻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建立过程中,政府、新闻出版业及民众三方就新闻自由与新闻法制的认识和激烈博弈,对此后南京国民政府新闻出版法律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新闻管理体制在我国近代法制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尽管它存在严重缺陷,但仍闪烁着革命光辉。论文以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和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为基本视角,对南京临时政府时期新闻管理体制的产生、形式、内容及其运行机制等进行深入考察。第一章主要分析了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产生的时代背景,对西方文化于中国新闻业的推动作用进行考察,对晚清社会尤其是清末新闻管理举措进行梳理,对辛亥革命期间新闻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进而把握民国初期的时代发展脉络。第二章对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思想内涵进行分析,探索近代国人对西方新闻管理思想的接受和能动改造的实践,考察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内涵。第三章具体分析了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从这一时期新闻管理体制的建构及运行两个方面加以具体剖析,前一部分主要从新闻管理机构设置、新闻管理法律法规制定加以考察;后一部分则从刊发官报、与记者沟通及法律救济等角度进行了分析。第四章从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及局限的角度进行了评价。结语部分则对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实践展开反思,探索如何把握管理与新闻事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和碰撞力度。本文认为为强化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南京临时政府在中央层面,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总纲,确认了言论自由的基调;以临时大总统为统领;以内务部、交通部等中央部门为承管者;废除《大清报律》中违反民主共和体制的条款,有选择地沿用相关事务性管理条例;积极制定《中华民国暂行报律》等法律法规,佐以“减免邮资”等行政命令;编辑出版了《临时政府公报》共五十八期,树立政府舆论权威,促进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在地方,由各地都督府负责掌一方新闻事业管理。除执行中央相关新闻宣传管理政令外,各都督府亦会根据自身需要,采取诸如资助报刊创办发行、安排记者专访以占领舆论阵地等举措来协调地方新闻事业的发展。除积极促进配合以外,从中央至地方亦有相关管制措施,由《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内的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约束,加之行政命令管控和军方的武力压制,主要有取缔、罚款、抓捕拘留甚至枪毙新闻工作者等惩罚措施。南京临时政府的一系列新闻管理法律、政策、措施,对民初新闻发展的影响是双面的。一方面,言论自由的基调为新闻事业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则为新闻事业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革命党人对新闻事业的重视也是其发展前行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的局限性使得南京临时政府处处受制于西方列强,民初新闻事业的发展很难摆脱列强阴影,饱受欺凌;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人员乃至革命党人自身成分十分复杂,导致其无法政令统一,政府不能做出强有力的管控措施,不能有效节制言论,也不能适当引导舆论,甚至反受其掣肘,其权威力和公信力被削弱,无法引领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法律法规的不健全、现有法律的执行不当,都使得政府在舆论管控方面相对被动,新闻管理理念得不到贯彻,严重影响了南京临时政府新闻事业管理的实际效果。
二、为“官”应守“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为“官”应守“节”（论文提纲范文）
（1）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㈠理论意义 |
| ㈡实践意义 |
| 二、研究对象的界定 |
| ㈠对“女犯”的解读 |
| ㈡对“女监”的界定 |
| 三、目前研究现状分析 |
| ㈠研究成果概述 |
| ㈡研究主要内容 |
| 第一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几个阶段 |
| 第一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初创与停滞 |
| 一、建国早期女犯改造的初创阶段 |
| ㈠关押机构“大集中小分散” |
| ㈡管理手段强硬 |
| 二、文革时期女犯改造的停滞阶段 |
| ㈠文革前的社会背景 |
| ㈡冲击与亮点并存——“开门改造”试点 |
| 第二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恢复与重振 |
| 一、改革开放后女犯改造的恢复阶段 |
| ㈠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情况 |
| ㈡改革开放后的法制与监狱工作恢复 |
| 二、20世纪80年代开始女犯改造的重振阶段 |
| ㈠从数据看女犯改造形势已发生变化 |
| ㈡从管理看分类改造已形成 |
| 第三节 新中国女犯改造事业的改革与创新 |
| 一、21世纪女犯改造的改革阶段 |
| ㈠整合资源为女犯改造服务 |
| ㈡加大对女犯的文化教育比重 |
| 二、新时代女犯改造的创新阶段 |
| ㈠打造上海特色的女犯改造品牌 |
| ㈡研发具有可推广性的女犯评估量表 |
| 第二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指导思想的变迁与体现 |
| 第一节 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惩治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旧上海侵犯女性人格尊严的思想 |
| ㈡20世纪50年代改造旧时代的运动思想 |
| 二、惩治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女犯关押机构未形成独立监狱设置 |
| ㈡看守人员未形成专业化队伍 |
| ㈢改造手段与男犯基本无异 |
| ㈣携带儿童服刑的特权逐渐被剥夺 |
| ㈤对孕产妇女犯的规定趋于规范 |
| 第二节 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管理安全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划分警戒度的监狱管理理念 |
| ㈡以分类促安全的监狱管理理念 |
| 二、管理安全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严峻社会形势带来的新要求——安全底线 |
| ㈡管理手段之新尝试——宽严相济 |
| ㈢文化改造之初体验——人文关怀 |
| 第三节 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与体现 |
| 一、以再社会化为主的女犯改造指导思想 |
| ㈠再社会化改造的思想理念 |
| ㈡罪犯再社会化改造的发展历程 |
| 二、再社会化为主的思想在上海女犯改造中的体现 |
| ㈠与地区衔接促进监所内外联动 |
| ㈡将“循证矫正”理论引入女犯改造 |
| ㈢实践“个体定制化”改造方式 |
| ㈣探索民警与女犯“同频共振” |
| 第三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内容变迁 |
| 第一节 政治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㈠20世纪50年代初期改造反革命为主要目标 |
| 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要目标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政治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政治改造 |
| 第二节 监管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㈠监管工作有较为规范的制度支撑 |
| ㈡出现了分类管理的雏形 |
| ㈢监管和教育工作界限不明朗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监管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在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基础上注重人性化 |
| ㈡女犯整体结构的变化导致手段变革 |
| ㈢变性人之殇——监管改造面对的新形势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监管改造 |
| ㈠民警管理工作规范度提升层级 |
| ㈡女犯管理模式在稳定中求变革 |
| ㈢通过狱务公开检验女犯监管改造工作成效 |
| 第三节 教育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㈠以女犯思想动态的掌握为核心 |
| ㈡以文化教育为重要内容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教育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以普及法律常识教育为媒介 |
| ㈡重视综合素质提升 |
| ㈢以“个别谈话”解决个体问题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教育改造 |
| ㈠通过系列读书活动提高整体文化素质 |
| ㈡“高低并轨同行”提升个体女犯学历 |
| ㈢开展精品技术教育 |
| 第四节 劳动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劳动改造 |
| ㈠女犯劳动改造强度大 |
| ㈡以生产效能为主要评价标准 |
| ㈢劳动改造与其他改造手段高度熔合 |
| 二、文革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准确定位适合女犯的劳动项目 |
| ㈡“监企分离”适度改变女犯劳动改造方向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劳动改造 |
| ㈠以生产安全为衡量劳动改造的红线和底线 |
| ㈡质量控制成为核心环节 |
| ㈢将女犯技能培训与劳动改造紧密结合 |
| 第五节 文化改造的变迁 |
| 一、建国早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二、文革时期上海女犯的文化改造 |
| 三、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期的上海女犯文化改造 |
| ㈠以亲情专题系列教育为抓手 |
| ㈡以警囚互动为形式 |
| ㈢以科学评估为前提 |
| 第四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的环境变迁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之法律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减刑、假释等权利的变迁 |
| ㈠减刑假释法律制度的变迁 |
| ㈡女犯减刑假释执行情况的变迁 |
| 二、女犯通信、会见权利的变迁 |
| ㈠基本通信、会见制度逐渐规范 |
| ㈡资源共享搭建特殊会见平台 |
| ㈢通讯模式电子信息化 |
| 三、女犯探家、安置权利的变迁 |
| ㈠“周末监禁”、探家等回归前的探索与尝试 |
| ㈡通过安置政策确保顺利回归 |
| 四、女犯其他法律权利的变迁 |
| ㈠申诉、控告权利得到法律保护 |
| ㈡法律援助保障女犯权益 |
| ㈢保护狱内的其他合法权利 |
| ㈣关注外籍女犯合法权利保护 |
| 五、女犯深挖工作的变迁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之生活卫生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伙食条件变迁 |
| 二、女犯医疗卫生条件变迁 |
| ㈠女犯医疗机构专业化 |
| ㈡对重点时间段和重点病犯的管理不断加强 |
| ㈢规范疾病预防和病情档案整理工作 |
| 三、女犯生活和生产条件变迁 |
| 四、女犯囚被服、作息时间变迁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环境的变迁 |
| 一、警戒条件的变迁 |
| ㈠提高监狱二大门科技水平以加强警戒 |
| ㈡监管信息技术化的实现为警戒工作护航 |
| ㈢加强对重大事件的组织策划和管理 |
| ㈣集约警务与增强责任意识并举 |
| 二、应急条件的变迁 |
| ㈠应急预案演习种类不断完备、形式更加科学 |
| ㈡通过单位联动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
| ㈢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中的单元格 |
| 三、惩戒条件的变迁 |
| 四、证据保全条件的变迁 |
| 第四节 女犯改造之管理者环境的变迁 |
| 一、女犯改造管理者的变迁 |
| ㈠监狱管理者来源正规化 |
| ㈡监狱管理者工作制度详细化 |
| ㈢监狱管理者培养机制化 |
| 二、女犯改造科研环境的变迁 |
| 第五章 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的思考 |
| 第一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动力 |
| 一、政治是女犯改造变迁的原动力 |
| ㈠国家的政治走向决定女犯改造的政策指导方向 |
| ㈡国家的政治变革引起女犯改造的重要变化 |
| ㈢国家的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引发女犯改造方式的变化 |
| 二、经济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物质基础 |
| ㈠国家的经济基础决定女犯改造的物质条件 |
| ㈡国家的经济进步促进女犯改造的物质环境改善 |
| ㈢国家的经济政策变革可能造成女犯改造具体措施的改变 |
| 三、法制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规则支持 |
| ㈠国家的法制精神是女犯改造的制度渊源 |
| ㈡国家的法制原则是女犯改造原则的形成依据 |
| ㈢国家的重大法制事件可能引起女犯改造制度的变化 |
| 四、文化为女犯改造变迁提供精神助力 |
| ㈠国家的文化底蕴是女犯改造的精神基础 |
| ㈡国家的文化氛围制约女犯改造的变迁速度 |
| ㈢国家的文化进步是女犯改造变迁的起点 |
| 第二节 女犯改造变迁的特点与原因分析 |
| 一、女犯改造变迁的三大特点 |
| ㈠在法制层面比男犯相对宽松 |
| ㈡在改造手段上比男犯更多样 |
| ㈢在文化领域比男犯更易受影响 |
| 二、主要原因分析 |
| ㈠政治改造上把女性社会责任融入 |
| ㈡监管改造上能兼顾女性生理特点 |
| ㈢教育改造上与女性特色贴近匹配 |
| ㈣劳动改造上向培养适宜女犯的实用技能倾斜 |
| ㈤文化改造上用女性元素构建氛围 |
| 第三节 女犯改造变迁历史带来的启示 |
| 一、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反思 |
| ㈠社会文化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
| ㈡女性法律地位的提升是社会地位提升的体现 |
| ㈢女犯改造的进步依赖于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提升 |
| 二、对女犯改造的启示 |
| ㈠改造精神上注重树立培育自立女性的矫治理念 |
| ㈡改造原则上注重形成有利于女犯回归的矫治目标 |
| ㈢改造手段上注重建立符合当地发展的矫治模式 |
| ㈣预防警囚“互害”模式的产生 |
| 三、对女性犯罪预防的启示 |
| ㈠从“女权主义”分析女性犯罪原因 |
| ㈡改变女性的依附从属地位 |
| ㈢增强女性的个人能力 |
| 小结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2）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概念阐释 |
| 四、行文结构与研究内容 |
| 五、运用的资料 |
| 六、研究难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太原市历史沿革与变迁 |
| 第一节 太原市的自然社会历史条件 |
| 一、自然条件 |
| 二、历史沿革 |
| 三、承袭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时期太原市行政区划(1912—1937) |
| 一、早期变革——行政区划调整 |
| 二、专业建制——市政公所成立 |
| 三、分区管理——划分五区模式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功能规划变迁 |
| 一、宋明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二、清朝时期城区功能格局 |
| 三、民国时期城区功能变迁 |
| 小结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人口变动与管理 |
| 第一节 民国之前山西人口发展概述 |
| 一、城市人口概念界定 |
| 二、元代以前人口变迁 |
| 三、明清时期人口变化 |
| 第二节 近代人口管理起步(1912—1932) |
| 一、民初人口统计 |
| 二、民初山西人口 |
| 三、民初太原人口 |
| 第三节 省会人口管理(1933—1937) |
| 一、分类管理 |
| 二、制度建设 |
| 三、统计管理 |
| 小结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民用照明建设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照明用电起源 |
| 一、清末山西政治环境 |
| 二、近代太原照明肇始 |
| 三、民初电力事业概述 |
| 第二节 新记公司创立 |
| 一、创立运营 |
| 二、组织管理 |
| 三、初具规模 |
| 第三节 新记公司发展 |
| 一、国内成长环境 |
| 二、调整巩固提高 |
| 三、稳步投资建设 |
| 第四节 太原电力事业(1934—1937) |
| 一、国民政府政策扶持 |
| 二、新记公司接续发展 |
| 三、太原电力事业概况 |
| 小结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道路交通管理 |
| 第一节 清末城市管理初步开启 |
| 一、道路交通概念界定 |
| 二、清末城市道路管理 |
| 第二节 民初道路交通管理 |
| 一、省会恢复及建章立制 |
| 二、交通管理及设施维护 |
| 三、道路养护及系统管理 |
| 四、严格执法及违警处置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街道管理(1931—1937) |
| 一、系统规划 |
| 二、统筹管理 |
| 小结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 |
| 第一节 近代太原市公共卫生管理 |
| 一、清末卫生管理启动 |
| 二、民初卫生管理举措 |
| 第二节 规划中的公共卫生事业 |
| 一、自来水事业 |
| 二、下水道计划 |
| 三、尘芥物清理 |
| 四、重点行业管理 |
| 五、卫生防疫体系 |
| 第三节 太原城市公共卫生管理(1931—1937) |
| 一、完善制度建设 |
| 二、加强环卫清理 |
| 三、宰杀牲畜管理 |
| 四、公厕粪场管理 |
| 五、夏令卫生扫除 |
| 六、城市用水管理 |
| 七、防疫卫生管理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资料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3）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中国近代报刊的办报观念研究 |
| 1.2.2 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本分析法 |
| 1.3.2 个案研究法 |
| 1.4 创新思路 |
| 第2章 早期《申报》的用人观 |
| 2.1 总管理处概况 |
| 2.1.1 创办人美查 |
| 2.1.2 报馆主持人 |
| 2.2 编辑部人员构成 |
| 2.2.1 馆内主笔 |
| 2.2.2 馆外撰稿 |
| 2.2.3 各埠访员 |
| 2.3 编辑部用人观 |
| 2.3.1 馆内外主笔 |
| 2.3.2 访事人群体 |
| 第3章 早期《申报》的职能使命观 |
| 3.1 报刊使命 |
| 3.1.1 获取经济效益 |
| 3.1.2 坚持义利兼顾 |
| 3.1.3 树立榜样模范 |
| 3.2 舆论监督职能 |
| 3.2.1 监督政府 |
| 3.2.2 惩恶扬善 |
| 3.2.3 引导舆论 |
| 3.3 传播职能 |
| 3.3.1 传播新知 |
| 3.3.2 倡导教育 |
| 3.3.3 传播西艺 |
| 第4章 早期《申报》的经营业务观 |
| 4.1 新闻业务观 |
| 4.1.1 读者本位 |
| 4.1.2 有闻必录 |
| 4.1.3 扩大稿源 |
| 4.1.4 排版编辑 |
| 4.2 经营策略观 |
| 4.2.1 广告业务 |
| 4.2.2 发行业务 |
| 4.2.3 副刊与号外报 |
| 第5章 早期《申报》的出版自由观 |
| 5.1 奔走呼号制订报律 |
| 5.2 响应联合建立团体 |
| 5.3 呼唤自由抵制报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4）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孝文化研究状况 |
| (二)义文化研究状况 |
| 三、研究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孝义文化的背景:吉安府的经济与人文 |
| 一、吉安府的交通与经济 |
| (一)舟车辐辏的水陆交通 |
| (二)繁盛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
| 二、吉安府的历史与人文 |
| (一)宋代人文兴盛 |
| (二)元代承上启下的书院文化 |
| (三)明代教育、科举及思想文化鼎盛 |
| 第二章 明代吉安府孝义群体及行为 |
| 一、士宦乡绅群体的孝义行为 |
| (一)士人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二)官员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三)乡绅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二、商人、富民群体的孝义行为 |
| (一)商人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二)富民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三、女性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一)女性群体的孝行 |
| (二)女性群体的义行 |
| 四、其他群体的孝行义行 |
| (一)其他群体的孝行 |
| (二)其他群体的义行 |
| 第三章 明代吉安府孝义群体的特征与行为分析 |
| 一、孝义群体的特征 |
| (一)孝义群体的性别差异及地域分布特征 |
| (二)孝义群体的阶层特征 |
| 二、孝义群体的行为分析 |
| (一)孝群体的行为分析 |
| (二)义群体的行为分析 |
| 第四章 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特点和影响 |
| 一、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特点 |
| (一)孝义实践的民间化 |
| (二)孝义行为的家族性 |
| (三)孝义的极端化和神秘化 |
| (四)深受庐陵文化和阳明心学影响 |
| 二、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的影响 |
| (一)对明代社会的影响 |
| (二)对当今孝义文化的启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5）董守义体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说明 |
| 2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2 董守义体育思想的相关研究 |
| 2.2.1 关于董守义生平的相关研究 |
| 2.2.2 关于董守义体育思想的相关研究 |
| 2.2.3 关于董守义体育思想对我国当代体育发展启示的相关研究 |
| 2.2.4 关于董守义相关研究的评述 |
| 3 董守义体育思想形成的背景 |
| 3.1 历史时代的影响 |
| 3.2 自身教育经历的影响 |
| 3.3 自身体育实践经历的影响 |
| 3.4 小结 |
| 4 董守义体育思想述要 |
| 4.1 强调体育的真义在于教育 |
| 4.2 提倡“非选手制”学校体育 |
| 4.3 倡导以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为中心的学校体育 |
| 4.4 重视运动员的品德修养 |
| 4.5 强调运动训练的科学化 |
| 4.6 倡导“民众体育” |
| 5 董守义体育思想对当今中国体育发展的启示 |
| 5.1 有助于改变应试教育背景下学校体育被弱化的现状 |
| 5.2 有助于推动学校体育无差别的面向所有学生 |
| 5.3 有助于扭转学生体质下降的局面 |
| 5.4 有助于改变“重业务技术培训,轻思想道德教育”的运动员培养模式 |
| 5.5 有助于夯实以运动员健康为基础的科学化运动训练 |
| 5.6 有助于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融合发展 |
| 6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6）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及目的、意义 |
| (二) 文献综述 |
| 1. 元代法律史研究动态 |
| 2. 元代经学在司法中适用问题研究情况 |
| (三) 本文使用主要史料说明 |
| 1. 《枕碧楼丛书·刑统赋疏》简述 |
| 2. 《通制条格》简述 |
| 3. 《至正条格》简述 |
| 4. 《元典章》简述 |
| 5. 《永乐大典》中元代司法案例简述 |
| 6. 《元史·刑法志》简述 |
| (四)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二、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的功能 |
| (一) 提供原则性指引或裁判功能 |
| (二) 扩充语义射程功能 |
| (三) 解释功能 |
| (四) 纠正失范的法律规则功能 |
| (五) 政策性功能 |
| 三、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的类型 |
| (一) 作为前提假设 |
| (二) 构造法律事实 |
| (三) 作为裁判规范依据 |
| (四) 法律论证的起点 |
| (五) 权衡量刑 |
| 四、经学对元代司法的影响 |
| (一) 经学打破宗教与世俗间司法界限 |
| (二) 经学消融民族间的法律壁垒 |
| (三) 填补漏洞 |
| (四) 有助司法体系的有机统一 |
| 五、经学在元代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难以适应新时期司法发展的需要 |
| (二) 原则性指导易造成司法秩序的混乱 |
| 1. “矜老”与“恤幼”的对立 |
| 2. “好生之德”与“伦理纲常”的冲突 |
| 3. “赦”与公平正义法律秩序的冲突 |
| 4. “复仇”与“禁止复仇”的冲突 |
| (三) 经学工具功能凸显,漠视价值 |
| (四) 经学僵化而缺乏活力 |
| 六、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曾协诗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关于曾协的生平与交游 |
| (二)关于曾协的诗歌 |
| 二、本课题的研究价值与方法 |
| 第一章 曾协的生平、交游与思想 |
| 第一节 曾协的生平 |
| 一、曾协的籍贯与生卒年 |
| 二、曾协的主要亲属 |
| 三、曾协的仕宦经历 |
| 第二节 曾协的交游情况概述 |
| 一、曾协与王质 |
| 二、曾协与李处全 |
| 三、曾协与赵师严 |
| 四、曾协与王彦融 |
| 第三节 曾协的思想 |
| 第二章 曾协诗歌的内容 |
| 第一节 交游诗 |
| 一、唱和诗 |
| 二、寄赠诗 |
| 三、送别哀挽诗 |
| 第二节 咏物诗 |
| 第三节 写景诗 |
| 第四节 其他诗 |
| 第三章 曾协诗歌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多样的表现手法 |
| 一、用典自然 |
| 二、对仗工稳 |
| 三、炼字恰当 |
| (一)动词 |
| (二)叠字 |
| 四、拟人巧妙 |
| 第二节 丰富的想象力 |
| 第三节 艺术境界和风格 |
| 一、清新之境 |
| 二、雄壮之境 |
| 三、通俗与典雅并存 |
| 第四章 曾协诗歌的艺术渊源 |
| 第一节 受陶渊明的影响 |
| 第二节 受苏轼的影响 |
| 第三节 受以陈与义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研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9）《大清报律》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大清报律》颁布的背景 |
| 第一节 近代新闻法制思想的传播 |
| 一、近代报业的传入和早期新闻法制思想的传播 |
| 二、甲午战争后新闻法制思想的传播与实践 |
| 第二节 近代报业的发展 |
| 一、近代报业发展的初兴阶段 |
| 二、近代报业发展的高潮阶段 |
| 第三节 清政府加强报业管理的需要 |
| 一、报业发展自身存在短板 |
| 二、清政府对报业管理受限 |
| 三、“反清”题材的报纸内容亟须规范 |
| 第四节 清末“预备立宪”的推动 |
| 第二章 《大清报律》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报刊创办的管理制度 |
| 一、创刊许可的程序 |
| 二、相关创刊人员的“资质” |
| 第二节 报刊出版的管理制度 |
| 一、出版发行人员的管理 |
| 二、发行前的新闻检查 |
| 三、对报道失实的更正 |
| 第三节 报刊禁载的管理制度 |
| 一、诉讼方面的禁载 |
| 二、军政外交方面的禁载 |
| 三、有碍统治、破坏公序良俗的禁载 |
| 四、有损名誉权的禁载 |
| 第四节 私权的保护制度 |
| 第三章 《大清报律》的特点 |
| 第一节 近代新闻法制特征明显 |
| 一、管理制度宽松 |
| 二、处罚措施“去刑事化”明显 |
| 三、强调对“私权”的保护 |
| 第二节 调整范围的广泛性 |
| 一、对报业规范的细化 |
| 二、通行中西 |
| 三、调整主体更加广泛 |
| 第四章 《大清报律》的评价 |
| 第一节 《大清报律》的积极意义 |
| 一、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报律 |
| 二、推动了清末报业立法的发展 |
| 三、一定程度上保护和促进了新闻自由 |
| 四、推动了报业的发展 |
| 第二节 《大清报律》的消极意义 |
| 一、《大清报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 |
| 二、部分内容规定有碍新闻自由 |
| 三、《大清报律》并未得到有效施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概念界定 |
| 四、研究内容和目标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六、创新及意义 |
| 第一章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产生的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西方文化的渗透:中国近代新闻事业起步 |
| 一、西方传教士开启中国近代报刊之门 |
| 二、外媒本土化促进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发展 |
| 三、领事裁判权——租界报业发展的双刃剑 |
| 第二节 进步思想的宣传兴起:传统与现代的激烈碰撞 |
| 一、早期维新派——借助报刊看世界 |
| 二、百日维新——借助报刊宣扬温和的君主立宪制度 |
| 三、激烈的思想论战——保皇抑或革命 |
| 第三节 清末政改:强化新闻管理 |
| 一、清廷新闻管理的宗旨 |
| 二、清廷新闻管理的举措 |
| 第四节 辛亥革命: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转折 |
| 一、辛亥革命准备过程中的民主自由思想传播 |
| 二、革命党人新闻宣传实践 |
| 三、革命党人主导临时政府执行资产阶级共和政策 |
| 第二章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言论出版自由是新闻管理体制的核心 |
| 一、自由主义思潮对专制思想的冲击 |
| 二、专制制度对民主思潮的妥协 |
| 三、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充分保障 |
| 第二节 对清末新闻法制的继承与改进 |
| 一、相似的新闻宣传方式 |
| 二、相近的报纸创刊程序 |
| 三、相仿的新闻管理措施 |
| 第三节 革命党新闻民主思想的实践 |
| 一、追求民主共和 |
| 二、保护言论自由 |
| 三、重视舆论宣传 |
| 第三章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运行机制 |
|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建构 |
| 一、新闻管理机构设置 |
| 二、新闻管理法律法规制定 |
|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运行 |
| 一、刊发官报 |
| 二、建立与记者沟通机制 |
| 三、设立新闻宣传纠纷的法律救济 |
| 第四章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历史贡献与局限 |
| 第一节 对新闻事业发展的贡献 |
| 一、促进新闻职业理念转向倡言国事 |
| 二、政府与报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
| 三、新闻事业发展迎来“黄金时代” |
| 四、萌生近代新闻教育和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
| 五、催生“党报”现象 |
| 第二节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局限 |
| 一、新闻管理权限模糊 |
| 二、新闻管理软弱无力 |
| 三、新闻管理力度失衡 |
| 结语: 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的启示 |
| 一、尊重新闻规律 |
| 二、辩证地看待自由与责任 |
| 三、重视制度系统化设计 |
| 四、提高管理的执行力 |
| 五、引导行业自律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为“官”应守“节”（论文参考文献）
- [1]上海女犯改造70年变迁研究（1949-2019）[D]. 陈珏.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2]民国时期太原城市管理研究（1912-1937）[D]. 张国华. 山西大学, 2020(08)
- [3]早期《申报》的办报观念研究（1872-1912）[D]. 徐暖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20(10)
- [4]明代吉安府孝义文化研究[D]. 陈旨梁. 江西师范大学, 2020(11)
- [5]董守义体育思想研究[D]. 李方方.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2)
- [6]元代司法中经学适用问题研究[D]. 唐国昌. 云南大学, 2019(03)
- [7]曾协诗歌研究[D]. 叶雯昕. 南宁师范大学, 2019(01)
- [8]宋代赠谥资格再探[J]. 惠鹏飞.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03)
- [9]《大清报律》探析[D]. 王晓磊. 上海师范大学, 2018(08)
- [10]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新闻管理体制研究[D]. 高山冰.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