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包含了收回利权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及选题提纲参考文献，主要关键词:利权,晚清,工商业者
收回利权论文文献综述
朱英[1]（2013）在《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新论》一文中研究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大肆掠夺中国利权,社会各阶层奋起抵制,公共舆论一致呼吁,清政府也一度暗中支持,促使收回利权运动迅速兴起。运动的主导者是新兴的工商业者,参与者包括立宪派、革命派以及社会各界,甚至清朝一部分官员也曾卷入其中,因而具有较广泛的社会参与性。这场运动取得了比较显着的成效,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收回利权运动除了声势浩大的收回路矿主权斗争之外,还包括收回邮政权、电政权、航运权等方面的交涉与斗争;它在清末经历了发展高潮之后,到民国时期也仍然是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之一。(本文来源于《史学集刊》期刊2013年03期）
于阿磊[2]（2012）在《湖南咨议局与收回利权运动》一文中研究指出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从向中国倾销商品，转变为向中国投资设厂，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是抢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已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反帝爱国的呼声不断高涨。1904年，以湖南绅商反对美国合兴公司出卖粤汉铁路股票给比利时，要求废除草约收回粤汉铁路自办为开端，在全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场运动的发起地湖南，也成为这一斗争的重要地区。在湖南绅民的强烈抗争下，以及湖北、广东人民的积极响应，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05年8月，叁省人民从美国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收回利权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随着收回利权运动高潮的落下，1908年，清政府又抛出了“干线国有”的政策，企图再次把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1909年，湖南咨议局正式成立，成立伊始，便把商办铁路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要求自办湘路，与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行为相抗争。在咨议局《湘路亟应限年赶修案》中，议员提出了施行完全商办、培养自己的铁道人才的主张，拟定累进租股法、盐斤加复钱价、薪资股、官缺股等十条集股办法。但是，咨议局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1911年，《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的签订，宣告了湖南咨议局商办铁路运动的破产，由此也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保路风潮，并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清政府为卖路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收回利权运动中，除收回铁路修筑权外，还有收回矿山开采权等其他方面。湖南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也是列强侵夺的重要地区，随着1898年、1904年，岳州、长沙先后开埠，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紧了对湖南矿产的侵夺，在这种形势下，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成立起来，为发展湖南矿业、抵制外国侵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湖南咨议局成立后，提出《议决改良矿务案》，是湖南保护矿产资源、发展矿业的有效途径。(本文来源于《湖南科技大学》期刊2012-03-20）
陈青纯[3]（2008）在《袁世凯收回利权运动》一文中研究指出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他是近代史上一个颇有争论的人物,也是近代史上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人物。纵观其一生,他处理过不少对外交涉事件。本中选取了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这叁个时期,对其收回路矿利权的外交事件进行了研究。主要通过把袁世凯与其他官员或绅商在事件中不同的方案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来看袁世凯的方案或态度,以及方案的可行性。第一部分,山东巡抚时期。光绪二十五(1899年)袁世凯上任为山东巡抚,残酷的镇压了山东的义和团运动。他与德国订立详细的铁路、矿务章程,遇到交涉问题,则依据约章办事。关于德商要求在山东五处开矿一事,因涉及地亩太大,袁世凯未与之订立章程。第二部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期。直隶总督向来位高权重,北洋大臣则掌管对外交涉事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此期间,他办理了许多对外交涉事件。文中仅选取有代表性的几个事件来分析,以此来看袁世凯办理交涉事宜的方法和态度。开平煤矿与临城煤矿,都是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企业。虽然开办之初是为了解决军事工业的燃料问题,但是开平煤矿的煤逐渐占领了市场,且销往海外。适逢庚子之乱开平矿权被英商骗的,袁世凯发现后几次上奏清政府,要求收回矿权。该事件文中通过列表,来看张翼与袁世凯及政府的不同方案。张翼始终拖延不肯收回利权,私下与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接触,寻求解决方法;在不得以赴英国兴讼时,也不抱打赢的心态。袁世凯接受周学熙的建议,另办滦州煤矿,企图与之竞争而收回开平煤矿。临城煤权的交涉与开平不同。由于钮秉臣与龚照玙借洋款办矿,而使矿权丧失。袁世凯上奏,请废除钮秉臣与洋员订立合同。最终合同废除,临城煤矿被收回。而临城煤矿要扭转亏损局面不得不借洋款,购买机器。袁世凯委派唐绍仪办理借款,唐绍仪离职后,又派梁敦彦接议,在光绪叁十一年(1905年)订立借款合同。在办理津镇路时,袁世凯认为废除津镇路草约绝非易事。直鲁苏叁省学生、京官坚持废约自办,这给袁世凯议订正合同提供了有利的外交支持。收回铁路自办虽是上策,可是由于自身经济状况,无法筹集所需款项。袁世凯与张之洞议定分借款、造路为两事,既能保护利权,又解决了资金问题。在让利争权的宗旨下,光绪叁十叁年十二月(1908年1月)订立正合同。临城煤矿与津镇路事,文中通过把草合同与正合同作表比较,从而分析异同,得出袁世凯方案的合理性。第叁部分,外务部尚书时期。清政府实行新政,改革官制,袁世凯的各项兼差不复存在。光绪叁十叁年七月(1907年9月)袁世凯升任外务部尚书。在对外交涉中,袁世凯利用自身的职务多次开展收回利权运动,文中只对苏杭甬路的交涉作了分析论述。对于苏杭甬路,苏浙两省学生、绅商,与两省的巡抚态度是一致的,认为草约不能作为凭证,要求废约自办。两省绅商积极成立铁路公司,筹集股本。袁世凯任外务部尚书前,外务部采取拖延的方法,一方面允许苏浙两省自办苏杭甬路,一方面与英方商议订立合同事宜。到袁世凯上任后,采取与津镇同样的办法,分借款、筑路为两事。可是,苏浙两省自办该路已有一定的成果,坚决反对借款筑路。光绪叁十四年二月(1908年3月),外务部、邮传部会奏订立借款合同。文中通过列表,比较学生、绅商、巡抚与外务部的方案,来看袁世凯方案的可行性。(本文来源于《河北师范大学》期刊2008-04-08）
张国红[4]（2008）在《清政府与清末收回利权运动》一文中研究指出进入20世纪后,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变革,举起了新政的大旗。新政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内容,其中经济方面很重要的一项便是收回利权。收回利权运动涉及面很广,主要是路权和矿权,此外还有关税权、邮政权、治外法权等等。收回利权运动表明了中华民族近代国家主权意识的增强和新型的民族主义力量的成长,说明了"中国人治中国"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本文来源于《理论学刊》期刊2008年03期）
苏全有[5]（2008）在《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一文中研究指出京汉路的赎回是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标志性成就。邮传部对京汉路的回收十分重视,持续努力,终得将之赎回。其中的主权意义,十分重大。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成就背后所隐藏的问题,那就是代价。在今天看来,不计代价的利权回收运动并不可取,学界一味对之颂肯,是缺乏理性的表现。(本文来源于《历史教学(高校版)》期刊2008年03期）
赵蕊[6]（2006）在《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一文中研究指出清末,全国各地掀起了收回铁路利权运动,各地纷纷组建铁路公司。滇省绅士也应时而起,创建了滇蜀滇路公司,试图通过滇省自己的力量来修筑铁路。公司建立后,他们苦心经营、举步维艰,终因迈不出资金短缺,技术人才匮乏这两道坎而偃旗息鼓。与此同时,与英国争路权的斗争,经过绅士的努力取得了胜利,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在是否赎回滇越铁路之议中,铁路公司的绅士也较留日学生表现得更为理性和客观。(本文来源于《学术探索》期刊2006年04期）
张政,周建明[7]（2006）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收回中国电信利权活动述评》一文中研究指出中国电信利权自清季电信业创办以来迭遭外人侵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收回我国电信利权展开了积极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通过与外人直接交涉、整理电信外债及加强自身电信建设等,使得我国以前丧失的部分电信利权得以收回。在肯定南京国民政府收回我国电信利权的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其与外国妥协的一面,并认清其妥协背后的实质原因。(本文来源于《哈尔滨学院学报》期刊2006年03期）
石田琢智[8]（1997）在《清末关于利用外资的一场是是非非──评“收回利权”运动》一文中研究指出收回利权是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图收回被外国控制的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内河通航机等诸种经济主权，是清朝末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重要的经济主张和社会思潮。其中．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与中国经济命脉息息相关．帝国主义各国又借以划分在华势力范围．尤为(本文来源于《探索与争鸣》期刊1997年01期）
王先明[9]（1995）在《从绅士阶层到“绅商”集团——论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力量》一文中研究指出与缺乏广厚社会基础的戊戌变法不同,清末收回利权运动是从社会中下层喷发而起的民族抗争风潮;与19世纪中叶以后基于“华夷之辨”而形成的反洋教斗争有别,收回利权运动属于20世纪中华民族觉醒和成熟的时代内容.在自然世纪的流转过程中,时代的更新便寓于其中了.(本文来源于《社会科学战线》期刊1995年01期）
王先明,史春风[10]（1994）在《绅士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一文中研究指出作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四民之首”的绅士阶层在近代之所以能够领导收回利权运动，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本文仅就这一部题作一分析，力图国表明这样一个观点：绅士阶层在收回利权运动中起了巨大的积极的作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运动最终失败了，而且其原因也与绅士阶层本身的弱点有关，但其罪责却不可完全归咎于这个阶层。我们的目标是超越历史，但是如果单纯地用今天的眼光去评价历史，往往会犯主观臆想的错误。(本文来源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期刊1994年04期）
收回利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列强对华侵略逐渐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由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从向中国倾销商品，转变为向中国投资设厂，其中最主要的两个方面是抢夺中国的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进入20世纪，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已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随着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反帝爱国的呼声不断高涨。1904年，以湖南绅商反对美国合兴公司出卖粤汉铁路股票给比利时，要求废除草约收回粤汉铁路自办为开端，在全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持续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在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这场运动的发起地湖南，也成为这一斗争的重要地区。在湖南绅民的强烈抗争下，以及湖北、广东人民的积极响应，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05年8月，叁省人民从美国手中收回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收回利权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是随着收回利权运动高潮的落下，1908年，清政府又抛出了“干线国有”的政策，企图再次把粤汉铁路的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1909年，湖南咨议局正式成立，成立伊始，便把商办铁路作为一项重要议题，要求自办湘路，与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行为相抗争。在咨议局《湘路亟应限年赶修案》中，议员提出了施行完全商办、培养自己的铁道人才的主张，拟定累进租股法、盐斤加复钱价、薪资股、官缺股等十条集股办法。但是，咨议局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1911年，《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的签订，宣告了湖南咨议局商办铁路运动的破产，由此也引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保路风潮，并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清政府为卖路行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收回利权运动中，除收回铁路修筑权外，还有收回矿山开采权等其他方面。湖南矿产资源极其丰富，也是列强侵夺的重要地区，随着1898年、1904年，岳州、长沙先后开埠，帝国主义国家更加紧了对湖南矿产的侵夺，在这种形势下，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成立起来，为发展湖南矿业、抵制外国侵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湖南咨议局成立后，提出《议决改良矿务案》，是湖南保护矿产资源、发展矿业的有效途径。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收回利权论文参考文献
[1].朱英.晚清收回利权运动新论[J].史学集刊.2013
[2].于阿磊.湖南咨议局与收回利权运动[D].湖南科技大学.2012
[3].陈青纯.袁世凯收回利权运动[D].河北师范大学.2008
[4].张国红.清政府与清末收回利权运动[J].理论学刊.2008
[5].苏全有.对清末利权回收运动的反思——以邮传部收回京汉路为个案[J].历史教学(高校版).2008
[6].赵蕊.论云南绅士与清末收回铁路利权运动[J].学术探索.2006
[7].张政,周建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收回中国电信利权活动述评[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
[8].石田琢智.清末关于利用外资的一场是是非非──评“收回利权”运动[J].探索与争鸣.1997
[9].王先明.从绅士阶层到“绅商”集团——论收回利权运动的主导力量[J].社会科学战线.1995
[10].王先明,史春风.绅士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的作用[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