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的族群关怀（论文文献综述）
吴良生[1]（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认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文化上“多元一体”的国家,各地方的文化各富特色,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在文化强国战略下实现各地文化的现代化,也尊重其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色,与此同时,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也就对理论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可在指导地方文化的建设实践中继续深化,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客家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客家文化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入侵与冲击,却找不到转型之路。直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客家基本居住区的赣南、闽西、粤东建立了中央苏区,客家文化第一次全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客家文化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实践经验对于其他的地方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本着理论联系实践,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学术路径,本文基于对客家文化建设的实践分析对地方文化建设理论开展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缘起、学术综述、研究方法进行阐述。认为客家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的地方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一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地方文化建设的性质、目标、内容等,作为客家文化建设的理论背景。第二章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内容进行了分析,结合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经典着作对客家传统文化的产生与内容性质进行了论述。客家传统文化遇到西方文化入侵与冲击时,客家人为了客家文化近代化做出了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中对客家文化进行创新,让客家文化展现了新的面貌。第三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进行分析。客家文化建设以文化认同为主线展开,以实现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目标。用文化认同团结海内外客家人,形成一个“客家文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度的认同,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紧密连接。同时,客家文化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融合,创新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客家文化建设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建设程度不高,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地方传统文化现代化、文化融入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中、文化如何实现民族凝聚力和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指导地方文化建设上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第四章初步提出地方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通过“双创”的方式将地方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变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地方传统文化的内容被转换为适应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的现代内容,增强文化自信并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将现代化的地方文化的“多元”紧紧连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让地方文化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体”。这就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结语部分指出,客家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方实践,是一个从用理论指导地方文化建设实践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再从实践升华为理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体现。
杨文[2]（2020）在《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文中认为社会生活是着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学术考察的基本领域,尤其是其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这一关注对象的选择体现了其特定时代背景、问题意识、学科特征和个人学术特点,对此进行历史探讨,有助于认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亦可为社会史研究提供跨学科借鉴。费孝通成长于江南绅士家庭,新旧兼及的家庭教育开启了他的知识视野,而人类学的熏陶促使他更关注普通民众生活,并以高度的“文化自觉”,获取了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洞见,显示了其传统文化根基和对世界文化态势的总体把握。费孝通直面近代中国剧烈的社会变局和现实生活问题,立志探求社会发展路向,溯源社会问题的历史症结,揭示社会生活变迁的规律,体现了人类学的学术使命。在他看来,构成中国历史症结的贪污无能、技术落后和高文盲率等,是社会结构、匮乏经济和儒家思想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些问题的解决非一般社会改良所能济事,社会发展论应运而生。根据这一理论,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出路在于以技术和组织变革为特征的工业化,落后族群只有在不同文化之间互动和学习中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按照上述既定学术目标,费孝通在实证考察和理论省思层面,都作出了独特建树。费孝通的民众生活研究开始于对中国小农社区的观察,表明了社会人类学学者清晰的生活空间意识,他积数十年之功最终找到一条对庞大中国进行日常生活观察的“现实的方法”。以花蓝瑶、江村和禄村等不同类型的小农社区生活为个案进行考察,费孝通充满自信地认为,积以时日,必将增进对整体中国社会的认识。在众多的日常生活空间里,费孝通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社会仪式、口传和物质文化资料等,与历史通识的系统化资料以及经书、正史、地方志和官方统计等文献的使用,共同揭示了近代中国民众生活的细节。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历史通识和历史文献的结合,展示了以人类学为主、史学为辅的素材应用技艺。费孝通的近代中国生活审思聚焦于文化特质的变化、社会关系的产生和社会生活的变异。近代交通和价值观念等文化特质的变化,或者是近代以降的自我生成,或者是文化播迁的结果,其间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随着近代中国城乡的人口流动,社会逐渐由血缘结合转变为地缘结合,家庭亲属关系以新的形式进行组合和调整,青年人普遍追求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结合,传统农业社会悄然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变替易,与此,在这同时,手工业的衰落和劳工的社会地位成为重要中国社会问题。费孝通认为,外部助力和当地自立相结合的计划变迁构成社会生活近代变迁的基本路径。上述关注焦点的聚成,源自于费孝通敏锐的问题意识。作为功能派人类学家,费孝通反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台阶式”历史观,以“志在富民”为职志,特别关注处于文明世界边缘的中国乡村社会,从而提出了乡村工业化等一系列现实而可行方案。由此可见,时代关切、学科关怀和个人学术志趣等共同催生了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就理论工具而论,功能派人类学以社会生活结构的考察见长,而费孝通特别强调文化历史性与社会性的深度关联,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探究不能离开其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这体现了一种日常生活史观。这样的生活探究既充满具象的社会描述,更重视一般原则的抽象;既注意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功能的“活着的历史”元素,更注目于动态生活脉络的勾勒;既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更重视当时、当地、当事人的日常思维逻辑。功能主义的文化观、生活史观和主位—客位认识论成为费孝通认识近代中国生活的独特理论工具。基于近代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方向,选择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进行考察,我们不但认识了费孝通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也可见其对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指导价值,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功能派人类学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借鉴意义。
昂翁绒波[3]（2020）在《“两栖”生活的塑造 ——关于成都市藏族移民群体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转型与变迁。这些变迁使得城市与乡村、主流民族与少数民族都面临着时代巨变,而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城市之中。因此审视城市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对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有一定意义与作用。成都市作为西部大城市,流动人口云集,其中有不乏少数民族,而藏族人口在其中占比最高,已然成为成都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针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对于研究城市少数民族大有裨益。藏族移民即使在此生活,却也连通着藏族社会,其在两地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了别样的“两栖”生活状态。因此需要对成都市藏族移民的两栖生活状态进行研究,分析其两栖生活的塑造过程。从藏族移民的生产逻辑来看,差异与开放的市场体系衍生的内在动力、市场与消费引致的藏族文化拟像生产、符号建构引领的地方制造过程以及技术的发展与全球化,直接推动藏族移民两栖生活的产生与发展;从藏族移民两栖生活的基础和外在表象来看,市场对藏商群体的异地激活和技术对速度距离的压缩是两栖生活的基础,而形式上的地域两栖和日常生活取向、文化、社会网络等另类的多样两栖是两栖生活的外在表现;另外,两栖生活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多元冗杂的,在经济挑战、制度限制、文化冲突、生活分裂等方面都有所体现。最后,两栖生活的最终指向是现代化与现代性,它所导向的多元文化认同与跨民族意识的发展,实质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现代关系在藏族移民群体中的别样反映。两栖不仅作为群体的生活状态存在,也是不同社会借以交流与学习的通道。主流社会与藏区的社会发展与变迁,中心—边疆、主流民族—少数民族关系的重塑以及城市少数民族由单一到多元文化与现代性的转型都借由两栖状态得以实现。与此同时,多元性与现代性也构成两栖生活的意义,使之呈现出状态多样与不断流变以适应变化的特殊形态。因此,对两栖状态的研究意味着管窥社会的多元性与现代性,从而进一步理解我们所处的当下世界。
王行[4]（2020）在《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文中指出孙惠芬的小说创作具有鲜明的经验性特征,大部分作品出于作家的生活经历、情感经验和生命体验。孙惠芬发表的第一篇小说就是来自于自己的日记,这篇改变孙惠芬命运的作品激发了她的创作热情,也规约了她的创作路线,于是孙惠芬沿着这条经验性的创作道路坚持走了下去,成为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纵观孙惠芬的整体创作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一条清晰的创作路线,她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没有走出辽南,坚持辽南故事的文学书写。孙惠芬所有的辽南故事几乎都围绕着故乡展开,十里洼、歇马山庄和上塘村都源自孙惠芬故乡山咀子的文学想象,它们共同构成了孙惠芬完整的文学故乡。孙惠芬的文学创作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划分依据于作家创作特征与个体经验之间的关系。在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阶段,孙惠芬利用的文学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童年故乡记忆和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这也是作家心灵史的文学源头。童年经验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早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部分中国当代作家也都承认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童年之间存在的紧密关联。孙惠芬也曾坦言自己小说创作的念头就源于童年的经历,而创作于世纪之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歇马山庄》正是源于对童年故乡的想象。孙惠芬的童年记忆充满了“60后”作家普遍性的苦难记忆,这种苦难感对于乡村出身的孙惠芬而言,主要表现为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乏,而这种苦难体验最终内化成孙惠芬的性格,进而又外化为细腻、琐碎而又悲伤的文学风格。孙惠芬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来自于她的青年生活经历。青年时代的孙惠芬充满了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心怀青少年叛逆情绪的“怨乡”情结,“逃离”乡村走进城市成为青年孙惠芬的人生理想。于是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了文学“自叙传”的特征,借助小说抒发个人情感、情绪,很多作品也都取材于青年时期的真实生活经历。《小窗絮雨》《变调》《孤独者之歌》《小镇文化人》《来来去去》等小说,既是她青年时代的作品,也是她青年时代情感和经历的文学表现。进入新世纪后的孙惠芬来到了人生的中年阶段,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学习和写作,开始进入文学创作的“中年写作”阶段,这也是她文学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此时的孙惠芬离开了小城庄河进入大连市文联工作,成为了真正的城里人,但是却失去了身份的自我认同,走上了“精神返乡”的文学之路。孙惠芬的“中年写作”虽然失去了“青春写作”的活力,但是却拥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思想的深度。在情感上开始由己及人,扩展了情感关注的对象,将对自我情感和心理的关注扩展到更为广阔的群体。在立场上表现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坚定地为乡村和农民发声,尤其关注那些进城农民工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孙惠芬文学创作进入第四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是《寻找张展》,这部长篇小说的出现改变了孙惠芬的文学格局,她终于开始创作关于城市和城里人的小说,开始关注城市青年的精神困境。可以说《寻找张展》是孙惠芬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通过这部作品我们看到了一位真正完成从农民到市民身份转变的作家,这部作品也可以视之为孙惠芬文学进城的开篇之作。这部小说的出现也意味着孙惠芬终于从身体进城进入了精神进城,在精神上真正融入了城市,实现了身份的自我认同。孙惠芬这次文学进城的实验性写作,是否意味着城市文学将成为她创作的常态?还有待于我们拭目以待。孙惠芬的文学作品在人物形象、叙事和文体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特征。出身于传统乡村的孙惠芬从小就接受到来自母亲和奶奶的言传身教,从而养成了传统女性的道德品质,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内化为她人格特征的基本底色。因此我们可以从孙惠芬的小说中看到她的传统特征,经常以传统乡村伦理道德观念作为审美标准,表现出对乡村传统女性的欣赏和认同,正如《静坐喜床》中那位“坐床”的新嫁娘。这种价值观念最终外化为“圣母”情结,而男性的“圣母”情结最终内化为女性的自我身份认同,她们在历史的洪流中不自觉地认同了来自男性的带有压抑、强制和霸权色彩的女性角色定位,并将“圣母”形象变成女性的一种人生追求。这种“圣母”形象在《蟹子的滋味》《给我漱口盂儿》《秉德女人》等作品中大量出现,以文学的方式将家庭生活中的那些“母亲”打造成为“圣母”。但是随着孙惠芬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她开始关注于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那些身处裂变中的现代农民,那些游走于城乡间的农民工,既失去了乡村的文化之“根”,又承受着来自城市的排斥,陷入身份认同的困惑。而在那些进城农民工群体中,女性农民工更是身处于社会底层的底层,她们遭受来自城市更为深刻的创伤。而农民工的大量进城造成了乡村的“空巢”,“空巢”乡村里那些留守女性既要承担丈夫离去后的劳动压力,又要承受丈夫缺席后的性压抑和性苦闷。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乡村开始出现了新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在裂变中的乡村寻找新的生存之路。孙惠芬本是一位并不注重小说技巧的作家,但是在长期的文学创作中也养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孙惠芬的小说叙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女性作家孙惠芬小说叙事经常表现出女性叙事视角,但是却并未表现出偏执的女性主义叙事立场,形成了叙事立场和叙事视角的二元悖论关系。孙惠芬在乡土小说创作中坚持的底层立场,使她一直坚定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上发声,在作品中则表现出一种乡村叙事视角。进城后的孙惠芬不仅拥有了城市身份,也拥有了知识分子的身份,开始以知识分子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观照中国乡村、关心现代农民,以城市叙事视角观察中国乡村的现代性之变。在小说文体上孙惠芬也相继做出过实验性的写作尝试,从最初的散文化乡土小说到后期的方志体小说和“非虚构写作”,孙惠芬表现出自觉的小说文体创新意识。孙惠芬的文学创作深受沈从文和萧红影响,尤其是他们文学创作中的散文化倾向,散文化小说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上和文体上,还表现在艺术精神上。孙惠芬以散文体进行小说创作,经常模糊掉个体生活的真实性与文学虚构性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在小说中真假难辨。孙惠芬在长篇小说《上塘书》中采用了方志体的文体结构,方志体小说不是孙惠芬的首创,它来源于方志小说,表现出对于真实性的文学追求。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采用的是“非虚构写作”方式,以非虚构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种真实感,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揭示出底层农民的生存困境和精神绝望,直击“非正常死亡”及其背后隐藏的“自杀遗族”问题。以期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这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的边界,具有文学意义和价值。
唐元[5]（2020）在《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文中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着中国纪录片领域“新纪录片运动”的发起,中国纪录片创作领域的“人文”意识开始生根发芽,区别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前的专题片形式,其人文精神的觉醒体现在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平等关照,对个体内心世界的开掘探索,对精神道义和社会责任的彰显。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浪潮带来的市场改革、商品经济、人口流动等因素,令中国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和异质性,城市社会便成为人文纪录片所关注的重要地理、历史、社会关系的样本。究竟以什么样的视角去探究人文纪录片对于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理解城市空间。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涌起的“空间转向”思潮下,列斐伏尔把空间看作社会关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生产出来的,开辟了空间“三元辨证法”的全新视野,爱德华·索亚将列斐伏尔的空间思想继承和发展为“第三空间”认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辩证且开放的认知城市空间的框架。“空间转向”思潮的理论背景下,本文选取中国当代城市题材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为对象进行文本分析,通过纪录影像对于城市中意象空间、表征空间和异质空间的生产与建构,分析这一阶段的中国人文纪录片所呈现的城市空间的物理性、符号性和社会性,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国人文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相互建构与审视的关系。首先,本文阐释“空间转向”思潮的理论意义,并指明了这一转向为理解中国城市问题提供了科学、合理、开放的理论框架和视角。通过梳理该视域下对本研究有指导意义的空间与城市理论,进一步明确城市空间在本研究中如何界定并区分,为接下来探讨纪录片中城市空间的生产奠定理论基础。接着,本文将人文纪录片看作“景观社会”视域下反映城市空间的视觉样本,细致追踪人文纪录片中城市影像的时空轨迹,通过对中国人文纪录片的“人文”意识萌发的语境、节点、过程进行梳理,力求明确“人文纪录片”的价值和内涵,并考察中国人文纪录片中“空间”视角的流变。然后,本文聚焦1990-2019这一阶段的人文纪录片,考察纪录片中城市空间的生产逻辑,依次对于城市空间的三个层面进行梳理和提炼:第一空间即可感知的意象空间的视角,以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为框架,主要探讨可感可读的城市意象在纪录片中的表达及特征。第二空间即表征性符号空间的视角,借助社会学延伸至传播学中的框架分析方法,通过对样本的内容分析,梳理出中国人文纪录片中所建构的城市空间的八项主要议题,提炼为四类主要阐释性框架和空间话语,即日常空间、流动空间、记忆空间、超级空间,并进一步对这些代表性空间话语进行分析,探讨城市符号空间的建构特点。第三空间即物质与经验交错的异质空间的视角,在第一空间和第二空间的基础上,深入城市空间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挖掘代表性纪录片样本的细部,对《铁西区》《大同》《麦收》《流浪北京》《归途列车》五部纪录片做文本细读,呈现出纪录片对于城市历史语境下的工业空间转换、城市拆解与重塑中的权力关系、城市空间中“他者”的边缘化生存等这些交织着复杂社会关系的公共命题的观照。最后,将纪录片文本和城市空间互为参照,对于纪录片创作与城市空间的关系做深入思考。综上,本文的主要结论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城市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呈现,城市化加速的进程和中国纪录片人文转向的起点具有一定同步性,人文纪录片成为考察、观照现实城市空间图景的媒介样本。将列斐伏尔认识空间生产的“三元辩证法”和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贯彻到对纪实影像空间生产的分析框架中,能够重构一种开放性的空间生产逻辑,可见,纪录片文本的社会空间构建远比物性空间要深邃和广泛得多。纪录片中“第一空间”（意象空间）的生产主要关注标志物、路径、节点、区域、边界等可感知的城市意象;“第二空间”（符号空间）由日常空间、记忆空间、流动空间、超级空间四个主导性话语框架构成;“第三空间”（异质空间）是包含了社会斗争、权力、关系的场域,触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空间问题的痛点,包括城市中传统工业空间的解体、城市空间重塑中的权力关系、被遮蔽的“他者”的生存困境等等。最后,从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的彼此审视中,我们发现纪录片在反映现实城市空间中存在一定失语现象。同时,从纪录片对城市空间规划、日常生活、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的呈现中,引发我们对于城市空间异化和重塑正义城乡空间关系的思考。
黄军[6]（2019）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文中指出随着国家城镇化战略向纵深推进,小城镇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小城镇区域各类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不仅加剧了小城镇多元社会主体间环境利益冲突,也制约着小城镇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传统的政府单一主导的生态管理机制与模式对于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却屡屡失灵。在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多种治理困境与挑战,难以有效地解决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这成为制约“新型城镇化”战略向前推进的重要因素,迟缓了小城镇居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步伐”,更是摆在地方政府眼前棘手而又亟需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有效应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治理困境,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抑或而言,小城镇基层政府、企业、镇村居民和环保组织以何种治理理念为指导进入生态治理的场域、体现并发挥其具体的角色和功能?各治理主体又以何种治理方式和治理制度推进生态治理?显然,研究这些问题既有助于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完善,也有助于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水平的提升。正因为此,上述这些问题自然就构成了本研究的中心议题。本研究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和案例研究法来收集相关理论和实践资料,并通过案例回顾的方式找到资料中包含的重要信息,从中分析得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思路,并从四个维度实现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同时结合长三角地区生态治理实践提出了小城镇生态现代化的具体路径。以下四点是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发现:第一,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生成机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反映出当前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存在深层次的根源,它受到小城镇社会结构、理性选择和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如何治理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现成的理论框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这就需要在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下建构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路径,从而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本研究在对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构造和生成机理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生成机理分为四个层面,即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和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治理制度。第二,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困境与原因分析。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虽然经历了一些挫折,但也积累了宝贵的治理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小城镇生态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新型城镇化对小城镇发展也提出更高的要求,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时代背景。当前我国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问题,即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阻碍治理主体多元化及其协同共治的实现;传统的政府生态环境管理方式落后制约了生态治理效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造成了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这些治理困境的产生,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既有理念性原因、主体性原因,也有行为性原因和制度性原因。在理念性原因方面,表现为治理主体缺乏绿色发展理念、镇村生态文化断裂;在主体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单一化、生态共治和公众参与的弱化;在行为性原因方面,表现为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和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在制度性原因方面,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运行不畅。第三,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为了有效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本研究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进行了系统性阐述。首先,以科学性和正义性的统一与平衡作为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现代化的核心要义,它致力于实现绿色发展指向的生态治理现代化;其次,通过构建小城镇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架构来矫正小城镇多元治理主体的不对等地位并规范好各生态治理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它致力于解决小城镇生态治理中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问题;再次,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环境利益共识为基础,将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文明化的治理方式贯彻到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之中,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最后,主张基于政府和市场融合的理念通过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制度设计、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以新的制度建构、统筹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它致力于实现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第四,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思路的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实践,本研究最终对小城镇生态治理提出了具体的现代化路径:其一,在生态治理理念维度,要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重塑镇村生态文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和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其二,在生态治理主体维度,要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复合型生态治理新格局;其三,在生态治理方式维度,要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和科学化;其四,在生态治理制度维度,要完善互惠共赢的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禄开辉[7]（2019）在《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年来我国中共中央颁发的一号文件,主题都是关于农村、农业和农民这“三农”问题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是我国整体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占全国面积的64%,民族地区农村的现代化,无疑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也是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为一身的特殊区域,该区域目前已被国家纳入少数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的范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面临困难较多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本文所指的凉山彝区农村,即泛指凉山彝族自治州腹心区域,以“诺苏”为自称的彝族人口世代聚居、以农牧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民族传统文化保持相对完整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新中国建立70多年来,凉山彝区农村发生了巨大变迁。但这片区域目前仍面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落后、市场化程度不高、人口文化素质较低等问题。部分地区还因毒品及艾滋病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整个凉山彝族自治州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和难点地区。凉山彝区的现代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对现代化本身及其构成、影响因素都做出整体观察和判断,尤其是要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人与自然、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等关系的平衡。长期以来,凉山彝区的现代化道路基本上是外源型的,以经济为中心,强调来自于外力的支持和帮助。而当地传统的社会、文化、生态以及当地居民的主体性和内生动力等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凉山彝区拥有悠久、深厚且完整的民族传统文化,作为生长并适应于这一独特区域的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其内在含有丰富的地方性知识、智慧和资源。这些传统文化至今还深深扎根于凉山彝族农村社会,发挥着诸多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对凉山彝区社会影响深远的毕摩文化,正是凉山彝区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亦是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无法回避的社会现象和话题。毕摩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在彝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地理、历史、道德法律、哲学、习俗、语言文字、农牧业、医药、建筑、艺术、文学等方面都显示出源头性及“百科全书”式的价值。其自身有完整的体系和结构,是调整彝族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和多种意义的文化系统,甚至可以说是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标志和代表,是彝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和根基。毕摩文化生长于凉山彝区特殊的文化生态之中,并在其严格的传承制度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中一直传承延续至今,并且当前仍对彝区农村社会发挥着教育与文化传承、医疗、社会整合与心理调节等功能。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有重要影响。当然,这些影响有利有弊。经济上,毕摩文化内蕴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当前绿色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毕摩文化倡导的勤劳、自立自强、诚信、考虑长远等价值观有助于彝区农民的经济发展,部分毕摩文化资源也可与相关的美丽山川河湖结合,开发文化旅游产业,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受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拉大的影响,彝区在婚丧嫁娶方面的人情消费都普遍偏高,以至于形成攀比的风气,在毕摩文化色彩浓重的葬礼和祭祖仪式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虽然毕摩文化本身并非主要原因,但毕摩群体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和乡村精英仍可在文化和移风易俗方面做出相应的引导。在乡村治理方面,毕摩文化中对彝区民众注重品德修养、亲戚和睦、社会和谐、家人团结、人人平等、重视礼仪、离恶向善等价值观的教育,对彝区农村社会和谐关系的培育及乡村治理的改善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在彝区民众日常生活中,一些毕摩仪式在缓和社会矛盾、增强家族和社区凝聚力方面发挥着稳定作用,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对彝区民众遭遇意外、突发事故时帮助缓解冲突和心理危机,无形化解社会矛盾。毕摩们还参与彝区禁毒,帮助调解社会纠纷;但毕摩文化中仍部分存在的“诅咒”“神判”等内容与当前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相冲突。在文化上,毕摩文化赞颂学识和贤能的理念有利于培养彝区人民重视教育和优良品德的思想;在纵向的师徒系统传承与横向的大众教育与传播中,发挥着将彝族传统文化世代传承并不断发展的功能,保护着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根脉,同时也是凉山彝族文化认同的关键因素。但对毕摩文化的过度依赖使得人们在现代化中处于被动境地,毕摩文化的“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相矛盾,受现代文化的强烈冲击后又面临传承危机。生态环境方面,毕摩文化中万物有灵、万物共生共荣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天然地具有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许多关于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仪式和禁忌,都客观上保护了彝区生态环境。但农村现代化建设要求“整洁、干净、卫生”标准与毕摩文化关于“洁净与污秽”和彝族传统文明观念存在差异和错位,继而造成对当地文化的误解和贬低,造成诸多建设项目收效甚微。显然,毕摩文化在凉山彝区农村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何利用毕摩文化中的有益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文化资源,调适它与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冲突和错位,最终实现两者的共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在高度的文化自觉下推进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将毕摩文化在内的凉山彝族传统文化的整体自觉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去;其次,凉山彝区的农村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文化英雄”引领彝区民众提升文化自觉,需要各个主体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给予“文化关注”。再次,毕摩文化在自身文化自觉与反思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中实现自身的文化价值。最后,在毕摩文化与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具体调适中,可借力毕摩文化资源促进彝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彝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如此,在两者的对话、碰撞中,互相调整、兼容中,毕摩文化赢得自身的升级换代,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彝区农村社会,彝区农村的现代化建设也融入传统文化价值,有望能够建设成为根基稳固的,有地方和民族传统的独特的、自信的现代化,实现两者的共赢。
车若语[8]（2019）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文中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关键问题,是重要的民生问题,也是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不仅影响着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关系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还决定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就当前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来看,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无法独自应对城市生活带来的风险。受到制度层面的制约,大多数农民工无法获得城市户籍,成为身份与职业割离的城市边缘群体,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及住房保障制度所暗含的排斥,也使农民工很难实现城市融合:受到资本层面的制约,农民工由于人力资本水平偏低,社会资本质量偏低,从而决定了他们很难通过就业来获得市民化的物质基础,很难融入城市社会以实现对城市生活与文化的价值认同;受到基础公共服务层面的制约,城市公共服务的户籍依据使农民工不能享有同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受教育权利以及公共文化生活服务,公共服务的城市偏向阻碍了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可见,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困难重重。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受到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农民工群体受教育程度以及接受职业培训的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农民工的知识与技能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加剧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难度;另一方面则源自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的制度性壁垒,将农民工群体阻隔在城市边缘。如果说农民工自身素质偏低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基本原因,那么制度层面的设计壁垒以及政策层面的城市偏向则是造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根本原因。可见,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关键在于明确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部门所承担的责任,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为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不断探索与调整。首先,制度方面:户籍制度方面,2014年,政府着力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创新人口管理制度,取消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建立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改变,对于弱化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权益的歧视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央精神的引导下,全国各省份陆续出台相应的户籍改革政策,户籍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各项权利和福利依然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偏向;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然而在社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与城镇居民的差距依然显着;劳动保障制度方面,2019年,政府进一步推进工资支付保障立法,力争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国家从制度和法律层面规范就业市场,消除就业歧视,农民工的劳动保障权益得到一定的改善,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并未彻底消除;住房保障制度方面,我国住房制度经历了“出售公房”阶段（1978-1993年）、以权力下放为特点的住房商品化阶段（1994-2000年）、调控价格为手段的住房市场建设阶段（2001-2015年）以及还原住房功能的规范市场阶段（2016年至今）四个阶段,政府进一步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对住房制度的要求,推动实现全民住有所居,然而在全国范围内,政府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已购政策性保障房等保障性住房比例较低,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问题依然严峻。其次,资本支持方面,政府不断提高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力度以及教育资金投入比重,提升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以及素质水平,这些举措对促进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市民化能力的提升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相关数据显示,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综合素质及职业技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基础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为保障和加快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助力,然而农民工子女教育程度偏低、农民工城市文化生活单一的问题依旧存在,农民工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综上,从当前的农民工市民化发展进程来看,受到政府制度设计、资本支持以及基础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制约,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依然任重道远。本文基于问题导向,研究“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应该履行什么责任”这一科学问题,以分析当前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障碍为研究起点,提出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的科学论断,通过构建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内容。具体地,本文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相关理论为理论基础,搭建起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问题的理论分析框架,其要点是将农民工问题视为一个持续发展的系统,而市民化是要达成的目标;重点是明晰政府责任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责任定位,讨论在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内容以及如何进一步完善政府责任。通过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国家比较分析,构建政府责任体系。本文共分为七个章节,概括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包括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及方法,研究创新及不足。第二部分由第一章构成,是本文的理论基础。分别对农民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政府责任的概念进行界定;详述市民化理论和政府责任理论,并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阐述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构成要素。基于此,从理论层面分析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定位,构建相对完整的政府责任理论分析框架。第三部分由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构成。第二章以历史视角分析在农民工市民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中政府责任的履行状况,依据本文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阐述政府责任的具体内容,进而分析和概括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第三章主要分析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情况,根据政府责任的理论框架深入阐释当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表现,明确市民化进程滞后的原因在于政府责任的缺陷。第四章论述国外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通过分析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个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进程,归纳、总结各国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履行的特点;结合我国国情,获得政府履责的启示。第四部分由第五章、第六章与第七章构成,主要论述政府责任的体系。第五章论述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基于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阐明政府责任理念的转变;明确政府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履行政府责任所要实现的总体目标和应遵循的原则,形成政府责任的价值构图。第六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结合国外政府在推动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履责启示,从政府责任构成要素的三个方面阐述在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各项内容。第七章论述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构建政府履责方式--政府责任评估--政府责任监督的责任体系。第五部分为结论。总结本文的基本观点,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戴美玲[9]（2018）在《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书院是中国独特且具有完备制度的文化教育组织。虽然中国书院并非自孔子时代就产生,但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却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时代,并且在其产生以后的一千年历史上,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在思想与实践中做出传承与创新,是中国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现代化的研究被认为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重点所在,文化现代化又被认为是现代化中涉及面最广、最为复杂、最为深层的变迁过程。本文在文化现代化视野下,对中国书院这一富含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基因的载体进行分析,帮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教育组织在悠久的中国历史中的延续与更新,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理论与实践,了解中国书院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从而寻求对中国现代化与未来发展以些许启示。本文将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近代中国书院的改革,现代中国书院的变迁与转型,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追赶与超越、特点与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等论题置于文化现代化视野之下,重点在于分析中国书院在不同时代不断形成的文化传统,面对外来文化冲击时的回应与更新以及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最新发展,以此观察文化现代化特性下中国书院传统、历史直至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本文将“传统”与“现代”作为一组相互参照的概念,认为中国书院作为文化教育组织形态,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是中国文化现代化从启蒙到不断更新转型,吸收包容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文化进程中的传承与创新的传统。本文运用中国现代化的解释框架,认为在文化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书院由“传统”转化到“现代”,反映了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过程。回顾近现代化的社会大变局,最为突出的表征就是西学东渐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的更新与重构。虽然在此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中外文化的交流对话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在理性思考与借鉴中,中国书院的文化交融也有丰硕成果。明清时期真正开始了全球格局下的文化碰撞,在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之下,中国文化主体自信受到冲击。以中国书院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发挥了富有包容性和维新性特点,在中外文化交流的逆境中不断寻求变革,探索中国文化的新生与重构。近代以来,文化在西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摇摆不定甚至出现全盘西化的主张,中国书院进行了整体性的改制,仍然以中国文化符号的形式作为中国文化精神载体存在与坚守。虽然改制以后的中国书院依然没有完成近代文化转型,但是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尝试性的探索与实践。本文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西方与中国”之间的主线,重点以当代的中国书院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书院当代的复兴可以作为文化现代化最新的表征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现代化乃至后现代议题的再度深入,中国当代书院再度兴起。本文梳理当代书院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的历程,发现其中从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到民间社会的热潮,再到官方的肯定,当代书院呈现出多元主体共同促进,注重文化传承与转化等诸多书院现代化转型的特点,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本文以现代书院的代表——厦门赏筜书院为例,重点分析了现代化书院的国学活动、运营管理体制、现代化的特色进而再深入思考当代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最后,在全球化的时代形势与背景下,在民族现代化与文化自信的进程中,思考当代的中国书院如何与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如何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中国书院如何在现代社会真正成为当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与现代转化的象征,同时对于当代中国文化、社会、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予以更多的思考。本文可以说在大量历史梳理、当代的实践调研、访谈和思考的基础上,通过中国书院文化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古今中西的对比分析,首次系统的运用文化现代化的相关理论对中国书院进行学术研究的长篇论文。本文的论文选题和研究方法有一定的开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研究意义,同时具有较强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期待通过中国书院的研究对于正在进行中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各方面实践以理论的启示与实践的指导。
杨珍奇[10]（2018）在《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球化是当今人类社会发展的显着特征和总体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认同对国家治理的影响日益突出。文化认同是国家治理的关键性因素,它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国家治理的最高目标之一是实现文化认同。同时,文化认同还建构了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抵御文化侵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途径。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要实现“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必须要在增进文化认同上下功夫。要增进文化认同,需要将全球化的时代因素与国际因素纳入其中。作为经济和政治过程的统一,全球化发展存在悖论。全球化在为我们带来物质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的过分集中、贫富悬殊扩大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被边缘化的后果。全球化既整合了世界又制造了分裂;既推动了合作又引发了冲突;既生产了同一性又突显了特殊性;既解决了既有问题又引发了新的发展困境。正是因为这种“全球化悖论”的存在,才引起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许多关于全球化的理论流派,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当代西方的全球主义新“左”派等。而不同的流派对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的动力、全球化的发展历程以及全球化的发展趋势等都有着不同的认识,每个派别都呈现和沿袭了各自的风格,例如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流派比较注重生产力的作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流派强调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作用的减弱;全球化的新左派们对“依附理论”情有独钟等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给人类带来很多积极影响。全球化有利于人类文化的相互交流,有利于文化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进而有可能会出现全球性的文化认同。但同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挑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民族国家面临的文化认同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首先,全球化的过程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在占领世界市场之后,努力按照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重塑世界,它对落后地区的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其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各民族国家对本国文化都有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发达国家担心自身文化会因为人口结构性变化而丧失国民特性,担心文化秩序面临挑战;发展中国家则害怕自身的民族文化受到威胁,而对全球化产生一种本能的抵制,甚至极端的抗拒。最后,全球化时代,时空都被压缩,不同文化相互交织、碰撞,容易引发文化之间的冲突。如果这种冲突不能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世界和平将受到严重威胁。近期国际上极端事件频发,除了经济、种族、地缘政治因素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全球化时代,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文化认同的挑战是一个既存事实,而文化是存在变迁的,文化认同是可以塑造的。不同的国家在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时,采取的措施也不同。有些国家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给国家文化认同带了积极影响。而有些国家的措施则出现了失误,甚至犯了颠覆性的错误,不但给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还引发了民族危机,甚至造成了国家的分崩离析。这在美国、新加坡以及苏联的国家发展历史中得到了充分印证。美国的公民文化教育,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的塑造等,都增强了各自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而苏联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治理措施,导致了文化领导权的丧失,最终走向解体。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吸取他国的失败教训,对于提升中国的国家治理和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从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卷入全球化进程开始,中国经历了传统文化认同崩塌与新的国家文化认同构建的复杂而曲折的过程。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先后进行了多种尝试和探索,引进了多种文化思想,产生了多种文化认同。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对原有多元混合的文化状况的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蔓延,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开始向着极端方向的发展,最终引起了思想文化上的混乱。改革开放不断对社会主义主流文化认同进行着解构与重构,当前新的文化认同正在形成之中。就目前来看,中国文化认同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国家主流文化的认同度不高,西方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认同冲击严重,保守的宗教思想和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国家文化认同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一个新的考验。针对这些问题,借鉴成功经验和吸取失败教训,通过强化国家意识,反对狭隘的族群意识,塑造共同价值观;强化公民主流文化认同教育;强化文化领导权等一系列举措,来提升国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最终实现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的文化认同。
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的族群关怀（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的族群关怀（论文提纲范文）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理论探索 |
| 2.有关于地方文化建设与理论探讨 |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家研究亟待深入的新视角 |
| 四、本文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地方文化建设的理论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程 |
| (一)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建设 |
| (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的文化建设 |
| (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 |
|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基于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 |
| 三、“多元一体”的地方文化建设理论探讨 |
| (一)地方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
| (二)地方文化建设的目标 |
| 第二章 客家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初步努力 |
| 一、客家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成 |
| (一)客家文化的发展史 |
| (二)客家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 |
| 二、近代客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遭遇 |
| (一)资本主义对客家地区的冲击与客家人的早期革命斗争 |
| (二)清末至民国客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努力 |
|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文化建设尝试 |
| (一)中央苏区建设的客家文化背景 |
| (二)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 |
| (三)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标本意义 |
| 第三章 客家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
| 一、社会主义时期客家文化的现代困境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 |
| (一)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的客家文化建设 |
| (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的客家文化建设 |
| 1.认同的回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客家文化建设 |
| 2.认同的强化:世客会平台上的客家文化建设 |
| 3.认同的运用:客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建设 |
| (三)新时代客家文化的创新发展 |
| 三、“五位一体”下的客家文化融合发展 |
| (一)客家文化产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 |
| (二)政治建设中的客家传统文化作用 |
| (三)社会建设:客家文化新凝聚力的形成 |
| (四)客家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
| 四、客家文化建设效果评价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客家文化建设的理论启示 |
| 一、以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文化的“一体” |
| 二、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方向推动地方文化的转型 |
| 三、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地方文化的共建共享 |
| 四、以文化自信促进地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及重要文献 |
| (二)中文专着及译着 |
| (三)期刊论文 |
| (四)报纸文章 |
| (五)英文文献 |
| (六)博士论文 |
| (七)史料及汇编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件 |
（2）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费孝通学术生涯与社会生活考察轨迹 |
| 第一节 作为人类学家的费孝通 |
| 一、费孝通的成长环境 |
| 二、来往于故土与他乡 |
| 三、近代变动潮流中的费孝通 |
| 第二节 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考察的历程 |
| 一、田野调查方法的确立(1930年代初—1936年初) |
| 二、对小农社区的调查与研究(1936年夏—1946年底) |
| 三、对乡土中国的理论分析(1947年初—1949年5月) |
| 四、对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回溯(1978年—2003年底) |
| 小结:人类学家的生活眼光 |
| 第二章 费孝通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学术目标 |
| 第一节 现实问题的历史溯源 |
| 一、中国问题的社会历史症结 |
| 二、域外华人问题的由来 |
| 第二节 社会发展路向的探索 |
| 一、从“社会目的论”到“社会发展论” |
| 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及其缓解 |
| 三、“中国问题”及其药方 |
| 第三节 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 |
| 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解 |
| 二、对近代社会演变规律的省思 |
| 三、发展中民族的出路 |
| 小结: 学术使命的学科体现 |
| 第三章 费孝通观察近代中国的空间单元 |
| 第一节 对小农社区的解剖 |
| 一、走向小农社区 |
| 二、小农社区个案 |
| 第二节 类型比较法:从局部到整体 |
| 一、对微型社区研究的辩护 |
| 二、近代社区类型及其成因 |
| 三、类型比较法的意义 |
| 小结: 历史研究的空间意识 |
| 第四章 费孝通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素材 |
| 第一节 田野考察 |
| 一、田野调查 |
| 二、社会仪式 |
| 三、物质文化资料 |
| 第二节 历史文献 |
| 一、经典载录 |
| 二、地方文献 |
| 三、官方统计 |
| 第三节 历史通识 |
| 一、日常旧事系统化 |
| 二、历史常识系统化 |
| 小结: 历史素材的学科特色 |
| 第五章 费孝通关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焦点 |
| 第一节 近代中国文化特质的变化 |
| 一、近代文化要素的生成 |
| 二、文化特质的近代播迁 |
| 第二节 近代中国社会关系的产生 |
| 一、近代以降的中国社会流动 |
| 二、社会纽带的递嬗 |
| 三、社会变迁与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异 |
| 一、近代江南乡村生活的剧变 |
| 二、近代计划变迁 |
| 小结: 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近代脉络 |
| 第六章 费孝通的历史问题意识 |
| 第一节 费孝通的时代关切:变与常 |
| 一、对于近代变革时势的认识 |
| 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中国文化利病 |
| 第二节 社会人类学的关怀 |
| 一、人类学对进化的关注 |
| 二、人类学的平民性格 |
| 第三节 费孝通的学术志趣 |
| 一、钟情“乡巴佬” |
| 二、关注“小城镇” |
| 三、改造“乡土工业” |
| 小结: 问题意识的产生途径 |
| 第七章 费孝通探究中国近代社会生活的理论视角 |
| 第一节 功能主义文化观 |
| 一、文化:生活的手段 |
| 二、文化迫力及其社会变迁 |
| 三、费孝通的晚年反思:文化的历史性 |
| 第二节 功能主义生活史观 |
| 一、理论抽象与具象史 |
| 二、“活着的历史”与“死的历史” |
| 三、“协调论”与“动态论” |
| 第三节 主位—客位认识论 |
| 一、社会生活考察的价值问题 |
| 二、地方性知识 |
| 三、理解“他者” |
| 小结: 理论与生活 |
| 余论: 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研究的跨学科借鉴 |
| 一、费孝通对中国近代化的独特思想贡献 |
| 二、费孝通对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
| 参考文献(按作者拼音为序)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两栖”生活的塑造 ——关于成都市藏族移民群体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选题阐释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文化与族裔聚居区理论 |
| 1.3.2 族群认同理论 |
| 1.3.3 国内城市移民研究 |
| 1.3.4 国内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研究 |
| 1.3.5 论文研究视角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陌生人 |
| 1.4.2 移民空间 |
| 1.4.3 两栖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参与观察法 |
| 1.5.2 深度访谈法 |
| 第2章 移民两栖生活的演化基础与外在表现 |
| 2.1 历史与现实基础 |
| 2.1.1 藏族迁移传说与历史概述 |
| 2.1.2 成都的移民史概述 |
| 2.1.3 成都市的藏族移民现实概述 |
| 2.1.4 小西藏的藏族移民 |
| 2.2 社会基础 |
| 2.2.1 市场激活与藏商群体 |
| 2.2.2 技术的发展与速度距离 |
| 2.3 外在表现 |
| 2.3.1 地域表象:形式两栖 |
| 2.3.2 另类表象:多样两栖 |
| 第3章 移民两栖生活的生成逻辑 |
| 3.1 内在动力:发展差异与市场的发展 |
| 3.1.1 作为内在动力的发展差异 |
| 3.1.2 作为内在动力的市场 |
| 3.2 外在拟合:文化拟像的生产 |
| 3.3 地方制造:特色空间的建立 |
| 3.4 技术与全球化:内容的充实 |
| 3.4.1 技术与信息化 |
| 3.4.2 全球化 |
| 第4章 移民两栖生活的多重困境与发展趋势 |
| 4.1 两栖的多重困境 |
| 4.1.1 两栖的经济困境 |
| 4.1.2 两栖的制度困境 |
| 4.1.3 两栖的文化困境 |
| 4.1.4 工作与生活的困境 |
| 4.2 认同的拓展:多元文化与跨民族意识 |
| 4.3 两栖生活发展的多重面向 |
| 4.3.1 从边缘人到旅居者 |
| 4.3.2 中介作用与悬浮状态的移民 |
| 第5章 现代性视野下两栖生活的塑造 |
| 5.1 现代性:两栖生活的内在展现 |
| 5.1.1 现代化、城市化与商业化:文明的发展逻辑 |
| 5.1.2 传统与现代关系:区分、延续与互构 |
| 5.2 两栖生活的塑造:现代性的发展 |
| 第6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孙惠芬小说主题的研究 |
| (二)关于孙惠芬小说人物形象的研究 |
| (三)关于孙惠芬小说叙事策略的研究 |
| (四)跨领域(学科)研究以及同其它他作家比较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论文创新点 |
| 第一章 作家的“心灵史”与文学创作的互构 |
| 第一节 童年、故乡与土地:作家文学创作的源泉 |
| 一、童年记忆的文学转换 |
| 二、文学故乡的建构和超越 |
| 三、农民作家的土地情怀 |
| 第二节 文学的“自叙传”:逃离故乡与初进文坛的精神困境 |
| 一、“走出去”的执着与“走向哪里”的精神困境 |
| 二、城市身份与乡村立场的二元关系 |
| 三、从心灵写作到心理描写的文学转型 |
| 第三节 “中年写作”的危机与精神还乡的痛楚 |
| 一、作为“现象”存在的“中年写作” |
| 二、“中年写作”:在焦虑和沉思中走向岁月的积淀 |
| 三、“重返故土”的精神升华与文学超越 |
| 第二章 孙惠芬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分析 |
| 第一节 过日子:中国传统女性的“圣母”形象 |
| 一、过日子:中国传统乡村道德伦理的养成 |
| 二、中国传统乡村的“圣母”情结与文学的“圣母”形象 |
| 三、走下神坛的“圣母”:中国传统女性最后的挽歌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期的现代乡村女性形象 |
| 一、留守女性的生命痛感 |
| 二、中国乡村社会转型期的新女性形象 |
| 三、进城女性的生命之殇 |
| 第三节 孙惠芬小说中的农民工形象 |
| 一、成为历史景观、进入文学视野内的农民工 |
| 二、土地的逃离和故乡的叛逆 |
| 三、农民工的“伤痛城市” |
| 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精神徘徊 |
| 第三章 孙惠芬小说的叙事特征 |
| 第一节 多元化的叙事立场与位移的叙事视角 |
| 一、小说的叙事立场与叙事视角 |
| 二、非女权主义叙事立场下的女性叙事视角 |
| 三、底层立场与乡村叙事视角 |
| 四、知识分子的叙事立场与城市叙事视角 |
| 第二节 “自语式”的文学叙事策略 |
| 一、女性絮语式的文学自叙传 |
| 二、传统家族意识下的“家族叙事” |
| 三、家庭观念与“家庭叙事” |
| 第三节 辽南地域文化下的“辽南叙事” |
| 一、辽南民风民俗与“辽南叙事” |
| 二、基于辽南乡村的日常生活叙事 |
| 三、辽南鬼神文化下的“鬼神叙事” |
| 四、作为文学故乡的上塘与上塘叙事的延伸 |
| 第四章 孙惠芬小说的文体特征 |
| 第一节 散文化乡土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 一、散文化乡土小说的文学传统和文体传承 |
| 二、语言的散文化和地方性 |
| 第二节 方志体小说:从文体的自发到自觉 |
| 一、从方志小说到方志体小说 |
| 二、方志体小说的结构特征 |
| 三、方志体小说的空间叙事特征 |
| 第三节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实验 |
| 一、虚构文学的“非虚构写作” |
| 二、中国乡村自杀遗族的“非虚构”写作 |
| 三、对于“底层之痛”的非虚构式呈现 |
| 四、文学性的探讨: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局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5）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的创新点 |
| 第2章 “空间转向”视域下的城市空间思考 |
| 2.1 “空间转向”的背景与脉络 |
| 2.1.1 “空间转向”前的空间认知 |
| 2.1.2 “空间转向”的概念演变 |
| 2.2 “空间转向”视域下的空间与城市思想 |
| 2.2.1 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 |
| 2.2.2 福柯的空间思想 |
| 2.2.3 大卫·哈维和曼纽尔·卡斯特尔的空间思想 |
| 2.2.4 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认识论 |
| 2.3 “空间转向”对于解决城市问题的现实意义 |
| 2.4 小结 |
| 第3章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时空图景 |
| 3.1 中国人文纪录片之路 |
| 3.1.1 纪录片的双重特性 |
| 3.1.2 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概况 |
| 3.1.3 中国纪录片的“人文”转向 |
| 3.2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空间建构 |
| 3.2.1 影像空间的建构策略 |
| 3.2.2 中国人文纪录片的“空间”视角的流变 |
| 3.3 小结 |
| 第4章 可感知的城市意象空间 |
| 4.1 城市意象概述 |
| 4.2 纪录片中城市意象的表达 |
| 4.2.1 基于标志物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2.2 基于路径和节点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2.3 基于区域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2.4 基于边界的城市意象表达 |
| 4.3 小结 |
| 第5章 表征性的城市符号空间 |
| 5.1 研究设计 |
| 5.1.1 框架理论 |
| 5.1.2 分析样本 |
| 5.2 代表性空间话语分析 |
| 5.2.1 日常空间 |
| 5.2.2 记忆空间 |
| 5.2.3 流动空间 |
| 5.2.4 超级空间 |
| 5.3 小结 |
| 第6章 物质与经验交错的城市异质空间 |
| 6.1 城市历史与工业化 |
| 6.1.1 传统工业空间的瓦解 |
| 6.1.2 工人阶级“生活世界”的坍塌 |
| 6.2 城市化进程中的拆解和重塑 |
| 6.2.1 城市空间拆解中的权力关系 |
| 6.2.2 城市文化形象重塑的辨证意义 |
| 6.3 对城市空间“他者”身份的凝视 |
| 6.3.1 城市乌托邦与“异托邦” |
| 6.3.2 城市空间中的性别与权力 |
| 6.3.3 城乡二元空间的裂变 |
| 6.4 小结 |
| 第7章 纪录片与城市空间的交互审视 |
| 7.1 城市空间话语演化的必然趋势 |
| 7.1.1 地方话语与边缘话语 |
| 7.1.2 命运共同体话语 |
| 7.2 城市空间异化中的伦理审视 |
| 7.2.1 城市规划中空间组织的异化 |
| 7.2.2 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异化 |
| 7.3 城乡关系重组中的正义诉求 |
| 7.4 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中国城市题材人文纪录片代表作品要目(1990—2019)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取得的其他研究成果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状况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状况 |
| 1.2.3 研究现状的简要述评 |
| 1.3 核心概念释义 |
| 1.3.1 小城镇 |
| 1.3.2 新型城镇化 |
| 1.3.3 治理与善治 |
| 1.3.4 生态治理现代化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的主要创新之处 |
| 第2章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基础 |
| 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分析基础 |
| 2.1.1 马克思主义城市化理论 |
| 2.1.2 习近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
| 2.1.3 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 |
| 2.2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 |
| 2.2.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有利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
| 2.2.2 新型城镇化推动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进程 |
| 2.2.3 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高度契合 |
| 2.3 理念、主体、方式和制度的现代化: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3.1 基于绿色发展的治理理念现代化 |
| 2.3.2 基于复合型结构的治理主体现代化 |
| 2.3.3 基于行为手段的治理方式现代化 |
| 2.3.4 基于可持续性的治理制度现代化 |
| 第3章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困境 |
| 3.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及其生态环境问题 |
| 3.1.1 长三角地区的自然地理概况 |
| 3.1.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的基本特征 |
| 3.1.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环境问题 |
| 3.2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演变 |
| 3.2.1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历史过程 |
| 3.2.2 当前社会变革对小城镇生态治理的挑战 |
| 3.3 长三角地区小城镇生态治理的现实困境 |
| 3.3.1 主体结构单一阻碍协同治理的实现 |
| 3.3.2 管理方式落后制约生态治理效率 |
| 3.3.3 制度缺位造成资源投入与服务供给不足 |
| 第4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困境的原因分析 |
| 4.1 理念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发展滞后 |
| 4.1.1 绿色发展理念不足 |
| 4.1.2 镇村生态文化断裂 |
| 4.2 主体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失衡 |
| 4.2.1 生态治理主体结构单一 |
| 4.2.2 多元主体协同失效 |
| 4.3 行为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落后 |
| 4.3.1 生态治理法治化能力欠缺 |
| 4.3.2 生态治理文明化程度不够 |
| 4.3.3 生态治理民主化不充分 |
| 4.3.4 生态治理缺乏科学手段 |
| 4.4 制度性原因: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缺位 |
| 4.4.1 生态治理制度供给不足 |
| 4.4.2 生态治理制度运行不畅 |
| 第5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思路 |
| 5.1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向度 |
| 5.1.1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基本构成 |
| 5.1.2 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实践原则 |
| 5.2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主体向度 |
| 5.2.1 复合型生态治理结构的构建 |
| 5.2.2 生态治理主体整体性功能的最大化 |
| 5.2.3 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协调互动 |
| 5.3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行为向度 |
| 5.3.1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物质动因 |
| 5.3.2 民主、文明、法治和科学的生态治理方式 |
| 5.3.3 生态治理方式现代化的行动准则 |
| 5.4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向度 |
| 5.4.1 政府与市场融合下的制度设计 |
| 5.4.2 回应现实需求的生态治理制度供给 |
| 5.4.3 面对生态治理实践的制度动态演进 |
| 第6章 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
| 6.1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6.1.1 树牢新时代”两山论”的生态思想 |
| 6.1.2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治理理念 |
| 6.1.3 培育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观 |
| 6.1.4 重塑以生态价值观为准则的镇村生态文化 |
| 6.2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主体的现代化 |
| 6.2.1 完善小城镇生态治理的主体结构 |
| 6.2.2 发挥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生态职能 |
| 6.2.3 实现小城镇多元生态治理主体的合作共治 |
| 6.3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
| 6.3.1 生态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6.3.2 生态治理方式的法治化 |
| 6.3.3 生态治理方式的文明化 |
| 6.3.4 生态治理方式的科学化 |
| 6.4 推进小城镇生态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
| 6.4.1 完善小城镇生态保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 |
| 6.4.2 健全小城镇生态治理的运行机制 |
| 6.4.3 创新小城镇环境公共服务的供给制度 |
| 第7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7）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本选题的研究价值 |
| (一)学术价值 |
| (二)现实意义 |
| 三、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对民族传统文化与农村现代化关系的理论探索 |
| (二)关于凉山彝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研究 |
| (三)关于凉山毕摩文化的研究 |
| 1.对毕摩文化的整体介绍和研究 |
| 2.毕摩经籍文献整理与研究 |
| 3.毕摩仪式研究 |
| 4.毕摩及其技艺研究 |
| 5.毕摩文化与彝区社会关系的研究 |
| 四、所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二)文化功能论 |
| (三)文化相对论 |
| (四)文化自觉理论 |
| 五、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1.文献研究法 |
| 2.田野调查法 |
| (二)创新点 |
| 六、田野工作情况 |
| 第一章 新时代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概述 |
| 第一节 凉山彝区概况及相关理论阐释 |
| 一、凉山彝区概况 |
| 二、相关概念及理论阐释 |
| 第二节 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必然性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 |
| 二、中国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目标和任务 |
| 三、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意义 |
| 第三节 凉山彝区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目标任务 |
| 一、凉山彝区现代化历程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 |
| 第四节 传统文化——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资源 |
| 一、民族地区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再认识 |
| 二、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传统力量来源 |
| 第二章 凉山彝区毕摩文化辨析 |
| 第一节 “毕摩”及“毕摩文化”的界定 |
| 一、毕摩 |
| 二、对毕摩文化的界定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的结构分析 |
| 一、毕摩文化体系的三元结构 |
| 二、毕摩文化在精神层面的主要内容 |
| 三、毕摩文化在行为层面的内容 |
| 四、毕摩文化在物质层面的内容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社会基础 |
| 一、毕摩及毕摩文化的历史流变 |
| 二、当前凉山彝区社会毕摩文化的现状 |
| 第三章 毕摩文化根植并长期延续于凉山彝区农村的原因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生长于彝族特殊的文化生态 |
| 一、文化生态的概念 |
| 二、毕摩文化生长的文化生态 |
| 第二节 较为封闭的环境和严格的传承制度使毕摩文化得以传承 |
| 一、毕摩文化处于较为封闭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
| 二、毕摩群体严格的传承制度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尚存有满足彝区某些社会需求的功能 |
| 一、彝区社会仍有毕摩文化的需要 |
| 二、毕摩文化在彝区社会仍有诸多功能 |
| 第四章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之“利”分析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经济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 |
| 三、通过毕摩文化仪式确立并且传播的内容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功能 |
| 四、毕摩文化中有助于农村经济现代化的资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对彝区乡村治理具有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中有益于社会和谐的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的乡村治理功能 |
| 三、毕摩群体的优良品德和“德古”身份也是彝区农村社会和谐的因素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文化现代化中的积极影响 |
| 一、毕摩文化对凉山彝区思想道德建设的积极影响 |
| 二、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贡献 |
| 第四节 毕摩文化在彝区农村生态方面的积极影响 |
| 一、凉山彝区农村生态现状 |
| 二、毕摩文化中的生态保护观念和智慧 |
| 三、毕摩文化中有益于彝区农村生态的仪式 |
| 第五章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冲突 |
| 第一节 毕摩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矛盾”的内容 |
| 一、毕摩文化仪式中献祭蕴涵的文化观念 |
| 二、毕摩文化仪式“高消费”与彝区人情消费的紧密联系 |
| 三、彝区人情消费高的原因分析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中“诅咒”与当前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冲突 |
| 一、彝区农村仍然存在诅咒观念和仪式 |
| 二、诅咒观念和行为与当前和谐社会观念的冲突 |
| 第三节 毕摩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 |
| 一、对毕摩文化的依赖造成彝区民众在现代化中的被动处境 |
| 二、现代文化对毕摩文化的冲击 |
| 三、毕摩文化“迷信”之名与民族文化认同的冲突 |
| 第四节 现代化建设的“卫生”要求与毕摩文化的“洁净”观念的冲突 |
| 一、毕摩文化中的“污染”与“洁净”观念 |
| 二、彝区农村“健康文明新生活运动”与彝区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
| 第六章 对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合理调适的几点思考 |
| 第一节 文化自觉下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与毕摩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
| 一、建设具有传统文化整体自觉的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 |
| 二、彝区农村现代化建设者的“文化关注” |
| 三、政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文化英雄”引领文化自觉 |
| 四、毕摩文化自身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毕摩文化与凉山彝区农村现代化的共赢 |
| 一、借力毕摩文化促进彝区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 |
| 二、提高法治观念,辅以毕摩文化之“德治”,提高彝区乡村治理水平 |
| 三、提升民众科学文化素养,利用好毕摩文化对彝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价值 |
| 四、提炼毕摩文化生态观,结合“整洁”要求,促进彝区生态宜居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田野图片 |
| 致谢 |
（8）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农民工市民化相关研究 |
| (二)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 (三)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政府责任相关研究 |
| (四)研宄综述评述 |
| 三、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创新及不足 |
| (一)研究创新之处 |
| (二)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理论分析框架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一)农民工 |
| (二)农民工市民化 |
| (三)政府责任 |
| 二、研究的理论基础 |
| (一)农民工市民化的理论基础 |
| (二)政府责任的理论基础 |
| 三、分析框架的构建 |
| (一)分析框架构建的依据 |
| (二)分析框架的内容分析 |
| 第二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演化及特点 |
| 一、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发展及政府责任演化 |
| (一)农民工显性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78-1983年) |
| (二)农民工就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4-1988年) |
| (三)农民工波动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89-1991年) |
| (四)农民工异地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1992-2000年) |
| (五)农民工规范转移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01-2012年) |
| (六)农民工全面市民化阶段中的政府责任(2013年至今) |
| 二、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 (一)从严格控制到放松管制(1978-1988年) |
| (二)从限制紧缩到合理引导(1989-2000年) |
| (三)从城乡统筹向公平共享(2001年至今) |
| 第三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滞后的表现原因及其政府责任的审视 |
| 一、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表现 |
| (一)户籍人口市民化率与城镇化率存在统计差异 |
| (二)农民工权益保障范围局限 |
| (三)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显着 |
| (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文化素质差异明显 |
| (五)农民工政治权利保障缺失 |
| 二、农民工市民化发展滞后的成因及政府责任的反思 |
| (一)政府责任价值与政策导向偏见 |
| (二)制度供给与制度设计固化 |
| (三)组织支持与资本供给约束 |
| (四)公共服务提供与基础服务匮乏 |
| 第四章 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及启示 |
| 一、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特点 |
| (一)英国政府强制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二)美国市场主导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三)德国均衡发展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四)日本政府干预式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分析 |
| 二、发达国家农民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启示 |
| (一)消除制度性障碍是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根本途径 |
| (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保障农民工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 |
| (三)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有力保障 |
| (四)注重教育与培训是提升农民工自身能力的有效措施 |
| 第五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价值选择 |
| 一、政府责任的理念转变 |
| (一)从片面追求GDP发展向平等公正转变 |
| (二)政府责任多元化与有效性的结合 |
| 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总体目标 |
| (一)职业与地域转变的目标 |
| (二)身份与生活方式转变的目标 |
| (三)价值观念与自我发展的目标 |
| 三、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政府应遵循的原则 |
| (一)平等与公正原则 |
| (二)渐进与有序原则 |
| (三)统筹与协调原则 |
| 第六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优化与完善 |
| 一、制度设计责任的革新 |
|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 (二)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政府责任 |
| (三)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的政府责任 |
| (四)健全住房保障体系的政府责任 |
| (五)法律体系构建的政府责任 |
| 二、资本支持责任的提升 |
| (一)人力资本供给的政府责任 |
| (二)社会资本支持的政府责任 |
| 三、基础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完善 |
| (一)提升农民工子女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的政府责任 |
| (二)完善农民工文化生活的政府责任 |
| 第七章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政府责任的保障与实现 |
| 一、政府履责方式的革新 |
| (一)协商沟通：提升政府责任履行的有效性 |
| (二)合作参与：提高政府责任履行的精准度 |
| (三)公平补偿：体现政府责任履行的人本关怀 |
| 二、政府履责评估的构建 |
| (一)政府责任评估的主体 |
| (二)政府责任评估的内容 |
| (三)政府责任评估的准则 |
| (四)政府责任评估的结果 |
| 三、政府责任监督的完善 |
| (一)行政问责制度 |
| (二)司法问责制度 |
| (三)社会问责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9）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分析路径 |
| 一、相关论题研究现况 |
| 二、分析路径 |
| 第三节 理论框架与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理论框架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一、文献梳理与文本解读 |
| 二、理论梳理与理论探索 |
| 三、田野调查与个案分析 |
| 第二章 传承与创新:中国书院的文化传统 |
| 第一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萌动 |
| 一、书院是对私学传统的传承与发展 |
| 二、书院最初的形态与功能 |
| 三、书院文化萌动中的交流、融合与转向 |
| 第二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生成 |
| 一、书院文化正式兴起的背景 |
| 二、书院运行规制的形成与创新 |
| 三、书院文化精神的巩固与推广 |
| 第三节 书院文化传统的兴盛与流变 |
| 一、近代化中国何时开始: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准备 |
| 二、书院的兴盛与流变:未完成的近代文化转型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冲击与适应:近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文化冲击下的中国书院改革 |
| 一、文化现代化起步的前奏:知识进步与西学东渐时期的书院 |
| 二、文化现代化起步:鸦片战争前后思想的进步与书院改革 |
| 第二节 文化冲击下的适应:中国书院改制 |
| 一、维新变法与书院改革的探索 |
| 二、文化制度的进步与转型:书院改制与科举废除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变迁与转型:现代中国书院的现代化 |
| 第一节 书院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化现代化 |
| 一、传统的变迁:从“中体西用”到“西化” |
| 二、现代化的启蒙:关于“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
| 三、思想的进步:五四前后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的演变 |
| 第二节 “国学”兴起与载体的最初探索 |
| 一、“国学”的兴起与争论 |
| 二、“国学”实践载体的最初探索 |
| 第三节 中国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索 |
| 一、书院现代化转型的探讨 |
| 二、书院现代化转型的实践 |
| 第四节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传统的复兴: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 |
| 第一节 文化现代化下当代中国书院发展的背景 |
| 一、全球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文化与“国学”的发展 |
| 二、传统文化现代化下的中国书院的转型延续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分期 |
| 一、1949-1977年间计划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二、1978-2001年间改革时期的中国书院 |
| 三、2002-2007年间追赶时期的中国书院 |
| 四、2008-2017年间飞跃时期的中国书院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新特点与新问题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建设的特点 |
| 一、多重主体、多种力量参与到当代书院建设之中 |
| 二、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的发展新模式 |
| 第二节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中的关键问题 |
| 一、功能、目标如何定位 |
| 二、机制、体制如何创新 |
| 三、建筑、环境如何再造 |
| 四、教育内容、方式如何施行 |
| 五、书院团体的联盟化如何发展 |
| 第三节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书院现代化发展的传承与创新—以厦门筼筜书院为例 |
| 第一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概况 |
| 一、筼筜书院的创院历程 |
| 二、筼筜书院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思考 |
| 三、筼筜书院的环境再造与建筑创新 |
| 第二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日常国学实践活动 |
| 一、讲学:全面尝试力求经典的国学课程 |
| 二、礼乐:丰富多彩力求修身的国艺教习 |
| 三、活动:形式多样力求底蕴的文化活动 |
| 四、出版:努力恢复力求提升的文库出版 |
| 第三节 厦门筼筜书院的现代化运营与管理 |
| 一、学生管理 |
| 二、课程与师资管理 |
| 三、“学田”与产业化的经营 |
| 四、宣传推广的平台 |
| 第四节 厦门筼筜书院现代化的特色与问题 |
| 一、现代化的功能定位 |
| 二、高校的合作与联动 |
| 三、参与地区书院建设 |
| 四、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与选择 |
| 第五节 当代新型书院现代化发展再思考 |
| 一、坚持以国学经典教育为中心 |
| 二、设置适合现代人需求的课程 |
| 三、争取多方面力量联合办学 |
| 四、加强书院之间的交流互动 |
| 五、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建设 |
| 第六节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一、史料集 |
| 二、研究着作 |
| 三、研究论文 |
| 四、其他资料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关于全球化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关于文化认同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框架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一)可能存在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全球化的理论和实践及其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影响 |
| 第一节 全球化的相关概念及理论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二、全球化的相关理论辨析 |
| 第二节 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影响 |
| 一、全球化的发展历程 |
|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影响 |
| 第二章 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
| 第一节 全球化视域下美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经验 |
| 一、美国核心文化的基本结构 |
| 二、美国主流文化认同的经验 |
| 第二节 全球化视域下新加坡文化认同的重要经验 |
| 一、新加坡国家治理与文化认同的构建路径 |
| 二、新加坡文化认同的经验 |
| 第三节 全球化视域下苏联文化认同的深刻教训 |
| 一、苏联文化认同的构建 |
| 二、苏联文化认同的衰弱与崩溃 |
| 三、苏联主流文化认同失败的教训 |
| 第三章 全球化的影响与中国加强文化认同的方法和目标 |
| 第一节 近代以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 |
| 一、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全球化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全球化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影响 |
| 第二节 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认同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 |
|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认同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二、加强文化认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中的族群关怀（论文参考文献）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D]. 吴良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费孝通视野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变动[D]. 杨文. 苏州大学, 2020(06)
- [3]“两栖”生活的塑造 ——关于成都市藏族移民群体的研究[D]. 昂翁绒波. 吉林大学, 2020(08)
- [4]孙惠芬小说创作研究[D]. 王行.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5]中国人文纪录片（1990-2019）中城市空间的生产与建构[D]. 唐元.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20(01)
- [6]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小城镇生态治理现代化研究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D]. 黄军. 华东理工大学, 2019(01)
- [7]四川凉山彝区毕摩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D]. 禄开辉.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8]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责任研究[D]. 车若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9(08)
- [9]传承与创新：文化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书院研究[D]. 戴美玲. 厦门大学, 2018(12)
- [10]全球化视域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研究[D]. 杨珍奇.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