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治理理念缺失是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叶璐[1]（2021）在《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实施追赶战略的导向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巩固。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人民生活明显改善,但在经济发展的背后,不平等的问题逐渐凸显。收入差距,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是这种不平等的集中体现。随着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城乡差距已逐步延伸至经济、社会等领域。传统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完全体现城乡之间的不平等,“多维”应该成为城乡差距相关研究的重要视角。在城乡关系的变迁过程中,城乡差距如何演变?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如何?各个维度城乡差距之间存在怎么的关联性?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新时期,城乡差距的演变是否对高质量发展产生阻滞影响?为回答上述问题,在对中国70年城乡关系的全面梳理的基础上,采用全国30个省份1993-2017年的数据,对居民生活、产业发展、要素配置和社会民生四个维度的城乡差距进行测度;基于多维不平等的理念,构建动态联立方程模型对各维度城乡差距成因以及维度之间的关联性进行实证检验;从经济发展新格局的视角出发,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资本规模的影响作用,为城乡差距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同时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相关战略的部署和政策的实施提供丰富的经验支撑。论文的研究结论表明:（1）多维视角下测度的城乡综合差距以-0.45%的年均速度波动下降,并呈现“西高东低”的阶梯状分布特征。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缓慢下降,但差距水平依然保持高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逐渐凸显。产业发展和要素配置方面的差距呈“固化”特征,甚至出现加剧态势。（2）居民生活与社会民生维度的城乡差距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内在效应;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对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具有单向的“加剧”效应。城乡居民生活差距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存在互动的负向关系。（3）四类形成因素对不同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经济发展方面,人均GDP每增长一单位,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12,要推动地区,尤其是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升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市场化方面,非国有化程度每上升1%,城乡居民生活差距缩减0.33,要素配置、社会民生的城乡差距分别增加0.88、1.33,因此,要完善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无形的手”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需要政府“有形的手”对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引导。城镇化方面,人口城镇化率每上升1%,居民生活、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缩减0.24、1.88,城乡社会民生差距增加0.77。城市规模结构每上升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扩增0.17,因此,要以户籍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提升农民市民化的意愿,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全民覆盖率。财政方面,涉农财政支出每增长1%,居民生活、产业发展的城乡差距分别扩增0.62、0.76,但从长期看,有助于城乡产业发展差距缩减。一般公共服务支出每增长1%,城乡社会民生差距缩减0.42,亟待改革和完善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纠正财政政策“城镇导向”、“经济导向”效应。（4）城乡综合差距对高质量发展具有负向影响。各维度城乡差距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经济GDP受居民生活、产业发展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少0.03、0.01单位;经济TFP受到产业发展、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减小0.01、0.01单位。社会民生、要素配置的城乡差距对实际消费规模的影响依次递减,差距每扩增1单位,消费规模分别缩减0.11、0.04单位。实际资本规模在受民生、要素配置差距每1单位的影响,相应下降0.02、0.04单位。此外,城乡居民生活差距对消费规模具有“净正向效应”。城乡差距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形成明显阻滞效应,缩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全面融合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新时期,构建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论文创新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城乡差距的指标体系;二是从多维不平等视角出发,将多维城乡差距纳入同一框架,在分析外部影响因素的作用同时,检验各个维度之间的关联性。三是从经济发展新格局出发,实证分析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经济效率、消费规模、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多维城乡差距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袁蕊[2]（2020）在《“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文中提出矛盾和冲突作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是任何时代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到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经济生活到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到价值观念,无不发生着深刻的历史变迁。这种历史变迁,一方面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了全面发展和进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无直接利益冲突”正是伴随着我国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变化出现的,是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立足于中国现实国情,正确理解、认识、化解和防范“无直接利益冲突”,维护国家的和谐与稳定是当务之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无直接利益冲突”与西方话语下的“社会冲突”具有不同的属性。“无直接利益冲突”可治可防可化解,具有人民内部矛盾属性。因此,文章围绕“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依据、以往治理的成败得失、今后的治理方向和目标等问题展开。在写作逻辑顺序上,首要工作是对“无直接利益冲突”进行了阐释,即在文章开篇对“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形成了有关称谓辨析、表征、成因和影响等一般性理论,确定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无直接利益冲突”的重要前提。我们认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不能脱离社会实际而展开,“社会转型”是考察“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最大的实际,为此我们把社会转型期,作为“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社会背景。正是在此背景下,社会利益格局发生分化、社会阶层多元化,特别是贫富差距扩大引发人民群众强烈的不满情绪,才产生了庞大的源头性矛盾,为发生“无直接利益冲突”埋下隐患。转型期,原有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失效、缺位、错位,新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尚未健全,社会整合力和控制力下降;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交错,社会心理发生变异等综合因素,导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其中,心理因素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心理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群体心理两个方面,二者是不同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功效。社会心理是“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的基础性心理,是长期存在的心理感受;群体心理具有短暂化、情景化等特征,是特定情境下,特定群体的心理状态。从“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的群体心理着手,通过研读大量案例得出:“无直接利益冲突”参与者不仅有消极的群体心理,还存在正面、积极心理。调控、疏导负面心理,鼓励、保护正面心理,能够为我们从根本上防范、化解“无直接利益冲突”赢得宝贵的时间,创造和谐的氛围;也有利于引导民众养成健康、理性、乐观、向上的群体心理。这对于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和谐社会、凝聚全社会力量、助推中国梦实现,有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这一观点是论文的创新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具着深厚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矛盾的论述、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矛盾治理理论是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南。“无直接利益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而爆发。20世纪90年代,我国出现了直接利益冲突事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直接利益冲突逐步演化为无直接利益相关的冲突。这一新型社会冲突走入学者的视野,成为广泛研究的议题。学界关于其概念内涵、性质、影响及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以往学者对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研究、各级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经验和教训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依据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中存在的问题,分析治理不足的原因,深入探索新时代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新模式。新时代,国际形势风云变化。受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和网络政客的蛊惑,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外部条件风险增加。国外反华势力故意挑起或利用国内焦点事件,制造冲突事件,丑化中国;国内社会结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目标等发生变化,社会矛盾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和特征,这些都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带来挑战和困难。机遇总是伴随挑战和困难。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为价值引领,调整、规范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利益关系,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磅礴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在党内,中国共产党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披荆斩棘的政治勇气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风建设呈现新气象和新变化,这已然成为党和政府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底气和机遇。针对问题提出对策,是研究问题最终的落脚点。创新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首先要创新治理思维。“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双方不是绝对的对立,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冲突的双方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政府要转变原有的思维方式,转变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斗争思维、紧张对峙、政治控制方式转变为以和谐思维为指引、以官民的平衡互动为契机、以多元社会治理方式为路径,深化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思维认知。其次要推动治理制度完善。制度是规范、原则、价值观念和体系在国家强制力层面的具体呈现,是社会运行的保障。从创新调解制度、信访制度和诉讼制度等方面入手,为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提供保障。再次要构建治理新格局。通过加强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强化治理方式融通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最后要优化治理化解机制。机制是保证制度正常运行并发挥预期功能的制度体系,制度必须依赖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机制才能有效运转。“无直接利益冲突”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热点,也是透视中国政治生态的重要渠道。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需要冲破以往旧的、静态的、排他的、刚性且脆弱的治理体系,构筑动态的、包容的、柔性且坚韧的治理体系。这种现代化的治理观和治理体系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也是实现“无直接利益冲突”良性治理的关键所在。
左腾飞[3]（2020）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矛盾贯穿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每个阶段同样充满着矛盾,其中,处于核心地位、起着支配作用的矛盾就是社会主要矛盾。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发展进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断调整和变化。矛盾的性质,从建国之初的敌我矛盾,逐步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矛盾的内容,经历了从阶级之间的矛盾、到经济发展落后条件下的物质文化供需矛盾、再到发展模式调整背景下社会供需矛盾的转变。社会主要矛盾是党和国家制定大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起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构成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使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宣布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这是具有全局性、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最新论断,关于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成为理论界和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系统阐明什么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逻辑、转化所引发的实践要求、作用、价值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明晰历史新方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本文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理论出发,运用文献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多学科综合分析法,力图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论文由以下部分组成:绪论部分:概括选题依据、课题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评述国内外对本选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总结了进一步探讨、研究及深化的空间,阐明了论文研究预期目标、研究思路及方法。第一章:社会主要矛盾基础理论及其发展演变分析。通过对社会矛盾、社会基本矛盾及社会主要矛盾进行区分和对比,总结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厘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内涵,并在此基础上阐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特点及转化标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历经三次较大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客观的、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与此同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我们党基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主观论断,兼具主体性和属人特点,其本身就是矛盾统一体。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经历了复杂的过程,认识不断深化,对我们今天科学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具有重要作用。第二章着重研究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背景、转化原因和转化程度。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时代和实践的要求。社会主要矛盾在新时代发生转化的最大背景和最重要原因就是新时代的到来。因此,分析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就必须对“新时代”这一矛盾转化背景进行分析。另外,还要正确把握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生成原因,还需要认清社会主要矛盾的“变与不变”,从而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及其转化程度、转化背景及其转化原因,形成丰富和立体的认识。第三章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整体分析,主要包括对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后的矛盾主体、矛盾客体、主要矛盾的客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等内容的研究。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随着时代的发展,主体需要在实现满足的基础上产生新的需要,更加突显主体需要的全面性。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客体是现实社会生产供给能力,但新时代社会供给相对于人民全面的需要而言,有效供给相对不足,制约着主体需求的满足。本章内容具体分析了主体需要的特点,重点研究了现实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内容及其产生原因,总结了现实生产供给对满足主体需要的制约问题,为我们认识这一制约新时代社会发展全局的矛盾提供切入点,更为我们下文解决矛盾提供发力点。第四章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分析了如何更好推进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矛盾不是终点,关键在于对问题的解决。其中,设立合理的目标和原则,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前提;增强社会有效供给能力,推动我国社会全面发展,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要求和关键所在。矛盾的根本解决还在于制度的完善,要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为人们美好需要的满足提供根本保障。第五章是本课题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和价值。从理论上看,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把握,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从实践上看,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能够为党和国家在新时代的全局发展提供着力点,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创造条件。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还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能够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积累经验,为建设美好生活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方案。结语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产生、内涵、解决方案及现实价值进行概述,立足现实,分析了研究存在的不足,对未来深化研究做出展望。
杨伟荣[4]（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认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孔建华[5]（2019）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文中认为伴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的大众化、普及化、全球化、智能化正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化为民族国家建设与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潜在地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民众情绪宣泄的窗口。网络舆情的出现为公民寻求体制外的利益表达渠道提供了场所,同时也暴露了传统行政管理的缺陷,促使政府为适应现代化治理的需要进行改革创新。网络舆情治理已成为治国理政的题中之义。对网络舆情的治理既是网络空间治理的重要内容,又是信息化浪潮中我国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重点研究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的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治理理论对诸多网络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的演变过程及治理方式进行抽象分析和实证考察,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个案研究法及问卷调查法,探索具有现实解释力与指导力的规律,形成网络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中网络舆情治理的一般路径、模型。全文主要内容如下:1.探讨网络舆情治理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基本问题,主要是对相关成果进行系统梳理与综述。从概念界定、构成要素、特征分析、类型划分、形成演变、影响效应、功能作用等方面总结归纳了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从论文年际变化、核心机构、高产作者、期刊分布、关键词分析及研究路径评析等角度,总体性呈现了国内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基本样貌与分析进路。特别是借助cite space等可视化分析软件,利用关键词、主题词等之间的关联,展现了该领域研究的热点和主题相关性,并对既有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的发力点进行了评析和展望。2.网络舆情治理相关概念的界定、研究依据与分析框架。对舆情、舆论、网络舆情、网络舆论、舆情管理、舆情治理等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它们的相互区别与联系;进而从网络舆情问题研究范式转化、治理理论的切入及网络舆情风险的演化机制等三个方面探讨当下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的理论依据;继而论述了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等三种分析框架在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的具体运用。3.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及表现特征。通过数据调查统计、典型个案描述,分析网络舆情的现状。网络舆情的形成是主观和客观、现实与心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主要包括: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剧增,公共信任危机逐渐增强,西方价值观的渗透蔓延,网络言论控制措施失当,网络非理性表达占据优势。网民的集体无意识和群体认同则构成了网络舆情形成的主要心理动因。网络舆情具有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成因复杂化与价值多元化的突出特征。4.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在具体分析国家面临的网络舆情形势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科学方式,网络舆情危机研判机制,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从实然和应然两种视角分析和论述了不同层级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选择及背后的深层逻辑。5.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探讨的是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表征及根源。选择网络舆情治理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政府回应作为问题标靶,进行了深度解剖,以期找到治理的切口。政府部门管理的碎片化、网民权力意识多元化、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是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的新环境。回应不及时、回应效度及信度低、网络舆情生成前以堵为主、网络舆情生成中公关失效、网络舆情危机生成后转移视线等成为政府网络舆情管理行为失当的主要表征。在官僚体制内部,缺少网络舆情的研判能力,在信息收集与监控过程中缺位,回避舆论压力,采取冷处理,回应不及时。官僚制自身的缺陷、官僚体制的惯性、公务员的双重角色困境及自身业务能力和水平等不同程度上造成了政府在网络舆情回应中的行为失当与被动境地,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究其根源,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既有制度性的结构缘由,也有能动性因素。6.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强调网络舆情治理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多方协同参与,推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及公民共同联动。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政府依然非常重要,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角色。提出依然要强调政府作为元治理的角色地位,社会组织是网络舆情治理的辅助力量,新闻媒体是网络舆情治理的主要宣传者,社区组织承担着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重任。从路径选择和政策建议提出实现当代中国网络舆情善治的可行性方略。
付海莲[6]（2019）在《共享发展论》文中研究说明共享发展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性成就、吸取其他国家改革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发展问题而提出的核心发展理念。作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共享发展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谁发展、如何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我们决胜全面小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各种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一部分人的“获得感”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失落感”或“被剥夺感”的基础之上;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各种社会矛盾潜滋暗长,社会不稳定性因素加大;传统粗放高代价的发展方式遗留下大批历史欠账,整个社会文明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面对各种问题和挑战,推进共享发展,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仅成为一种伦理价值的取向,而且成为一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态方面的现实诉求。在这一背景下,加强对共享发展理念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共享发展为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多维研究方法,论述了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分析了共享发展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阐述了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涵和基本特征。此外,本文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对共享发展进行理论探讨的过程中,注重把理论的功能引向实践的领域,对我国共享发展的现状特别是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困境进行了详细论述,总结了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教训对我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启示,在此基础上阐明了我国实现共享发展的现实路径。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首先,共享发展理念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其次,共享发展理念能够有效化解我国在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问题的需要。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围绕共享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为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在人类社会自古至今的思想流变中,蕴含着丰富的共享思想萌芽,充分体现出共享是人类一直以来的理想价值追求。共享发展正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共享相关的有益思想、借鉴国外社会发展思想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而提出的科学发展新理念。共享发展是内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基因,普惠性和公平性是其基本属性,实质上体现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根本上是要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理念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具有整体协同性、开放包容性和人民主体性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顺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价值导向,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方向,为促进每个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受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当前我国在推进共享发展的过程中还面临着一些现实的困境:一是传统粗放高代价的发展方式严重影响和制约了共享发展的推进进程;二是由于利益博弈和利益瓜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社会逐步呈现出利益分化的格局,增加了整合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三是目前我国共享发展的相关制度体系还不够健全,甚至有些地方还存在缺陷,给共享发展的实现带来了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四是受以往财富分配关系中固定思维的影响,人们对共享发展的认知还存在一些误区和偏差。如何更好地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关心的课题。尽管不同国家由于文化、历史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发展的方法和路径各不相同,但各个国家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和教训都可以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因此,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入手,总结他们兴衰成败和发展得失的经验教训,对更好地推进我国的共享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突破困境,使共享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必须在借鉴和吸取其他国家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共享发展的现状,从多方面入手积极探索共享发展的实现路径。第一,要夯实共享发展的基础。追求发展是推进共享发展的关键,要在坚持发展的基础上转变发展方式、走低代价发展之路,在整体推进中实现我国的整体性发展,以此提升发展的整体效能。第二,要健全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要加强和完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制度体系建设,为共享发展提供坚强的制度体系保障。第三,要建立共享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要在充分把握共享发展内涵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发展实际建立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并加以科学合理的运用,为推进更高层次的共享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指标体系标准和行动指南。第四,要高扬共享发展的精神。共享发展的精神是新时代支撑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要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塑造和构建共享发展精神,以共享发展精神引领新时代的共享发展实践。共享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共享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其精神实质,切实把共享发展理念落实到各项改革发展行动之中。尽管当前我们在推进共享发展过程中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但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一定能够聚合起十三亿多中国人民的磅礴之力,在共建共享中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赢得更加幸福美好的未来。
张文汇[7]（2019）在《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文中提出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经历着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程度最深、覆盖最广的转型与变迁,当前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转型发展的攻坚期,经济提速换档、结构持续调整,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交织,传统矛盾和新兴矛盾叠加,农业化向工业化再向信息化转型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进一步突显,并在基层呈现高发态势,尤其是现阶段不平衡、不协调及不可持续发展所带来的系列矛盾问题,冲击着基层的稳定,防范化解基层风险任务艰巨。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国家的长治久安取决于基层的稳定与否,探索建立行之有效地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对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维护基层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当前,基层矛盾治理是以地方党委政府的管控为主,化解方式法治含量较低,相应的制度支撑乏力,单纯的体制内维稳解决方式使基层矛盾治理陷入困境,面临转型与变革。研究探索新时代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必须正视现代化转型这一背景,置身全面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中,立足对我国现实问题的理性思考,着眼“中国当下实际问题”,坚持“中国意识”,将基层矛盾治理的时代性、创新性与中国基层的本土性相结合,推动其创新发展。深化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旨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探讨,为中国基层矛盾治理提供借鉴方案,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和实践的尝试。在研究分析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本观,把“社会人”作为基层矛盾化解机制运行的立点,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探索综合运用依法依德、法德结合的方式处理矛盾纠纷的合理性,提出中国特色法治体系指导下的多元化解矛盾协同机制的建构,即建立以预防为导向、以疏通为重点、以调解为中心、以保障为基础的四大协同机制,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的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突显基层矛盾治理的“中国特色”。本文有导论、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共有五章。导论部分首先阐明问题提出的缘由和现实意义,对国内外社会矛盾及其化解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梳理,对西方国家的矛盾治理实践进行简要概括;明确了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概述了其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对研究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难点与不足之处进行说明,对本文的研究新意等加以说明。第一章对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相关概念作以阐释。本文以基层矛盾为研究对象,以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建构为研究目的,社会矛盾及其化解的相关理论是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在社会矛盾涵盖范畴的界定上,明确中微观层面的社会矛盾是本文的研究重点,在概念把握上,对比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社会问题内涵与外延,厘清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我国基层、基层矛盾、基层治理、社会矛盾化解机制等核心概念进行分析和界定。第二章主要分析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的基本形态,引入风险社会理论,对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特点进行阐述,深入分析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对我国基层矛盾的种类及发展的基本态势进行概括解读,分析现有基层矛盾的性质特点,剖析基层矛盾多发高发的源头归因,以期在构建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方面做到有的放矢,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第三章对当前我国基层矛盾化解的具体制度安排作以阐释。阐述了基层矛盾化解与基层治理现代化及基层稳定的内在逻辑关系,从历史维度理清我国现有的调解制度和信访制度的发展脉络,对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及仲裁、信访等化解基层矛盾的方式的制度设计加以概括分析,评述其现存的问题、困境及发展的价值转向。第四章是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现状与挑战。采用客观审慎的态度,对建立在调解基础上的矛盾化解机制的实践探索进行深入研判,客观分析当前基层矛盾化解机制主要特征,概述其在理念、实践和理论等三个方面所面临的困境,指出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存在的差距,并分析网络化对基层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认为完善基层矛盾机制、有效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任务依然繁重。第五章是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阐明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健全完善是一个长期动态发展过程,应立足于现实国情,在建构过程中,要避免以刚性维稳目标,避免在化解过程中片面追求矛盾的平息而忽略其对社会发展的预警和正向激励作用。要用系统的观点审视创新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对其遵循原则及建构理念、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分析。现阶段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应当在法治框架内,坚持党委政府主导地位,这是由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所决定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建构新时代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应首先明确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及基层自治组织在化解机制中的职能作用,定位党委政府在矛盾化解中的主导地位,强化执政自信,增强体制内容纳和应对基层矛盾的能力。同时,积极培育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大力培树公民法治意识,强化法治引领,向社会组织“放权”,推动党委统领、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建设“有为政府”,打造“有效社会”。并以此为基点,完善相应动态调适的制度体系,构建基层矛盾协同化解机制,以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多元多维共建共治共享总体格局,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王通[8]（2019）在《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在地理空间结构（人口流动）和社会阶层结构（阶层流动）中的位置变化。从社会整体来看,社会流动是阶层结构优化的重要形式;从成员个体来看,社会流动是社会成员改善阶层状况或改变阶层类型的关键机制。兼具公共和个人双重属性的社会流动构成社会发展的基本面之一,是解读政治生活的关键视角。根据FJH假设的基本原理,社会流动模式是由社会的分工结构和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在“两化叠加”（现代化和后现代化两个历史阶段近乎于嵌套在一起的时代特征）的时代背景下,描述和解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规律具有理论和实践等双重价值。对于社会阶层关系的解读,马克思主义阶级范式和韦伯主义阶级范式是两种不同的理论逻辑。具体到社会流动分析,前者以阶层类型转变为聚焦,侧重于解读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和产业结构等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变化,是一种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后者偏重于阶层状况的升降变化,是对社会成员在高低有序的地位体系中位置变化的分析,是一种指标性社会流动逻辑。在社会转型期,结构性社会流动逻辑更适合形成对中国社会基本面变迁的有效解读。从历史变迁来看,中国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模式经历了限制性阶段、区别性阶段和赋能性阶段等转变。这一历史进程是制度性阻滞作用不断弱化,而制度性支持作用日渐显示,同时,社会成员的个人能动作用日益强化的变化过程;并且,呈现出社会流动路径的多元化和社会流动机会的非农化等发展趋势。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是指中国社会流动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其中,社会转型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形成的基础性因素;城乡关系变迁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成因的基本线索;乡城社会流动为主要形式是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典型表现。这种特殊性具体表现为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三个层次。在宏观层面,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和对比来看,中国社会流动突显社会转型和政府主导等发展性特征,同时,城乡关系变迁和能动作用强化是社会流动模式变迁的重要线索。在中观层面,从社会成员在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中的流动来看,人口流动与阶层流动的含义重合、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的结果重合以及乡城社会流动与城城社会流动的时代重合等是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乡城社会流动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主流形式,可以分为联根式社会流动、脱嵌式社会流动和发展式社会流动等三种结果;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相关数据来看,三种乡城社会流动形式的比重分为为45.15%、39.87%和11.54%（其他形式占比为3.43%）。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形成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础性成因在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成员从农村向城市迁移,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等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的伴生性现象。但是,农村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上述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发展性城乡二元结构和制度性城乡二元结构并存增加了上述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地区间产业布局差异以及公共服务水平梯度格局使得人口流动具备了阶层流动的属性。这构成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结构性成因。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释放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伴随社会流动,农村社会流动人口由“进城诉求”向“融城需求”转变,产生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需求。在中国社会流动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城市社会的人口容量和流动机会等现实制约并没有降低中国社会流动的规模,以非正规就业等形式进行流动成为中国流动人口的能动性选择。在具体的社会流动过程中,贫富差距扩大以及社会资本差距等对不同社会群体的流动能力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但是,贫富差距的相对合理水平以及信任文化的可塑属性等则为社会成员的能动精神提供了作用空间。然而,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差距弱化了农村社会成员获得优质流动机会的能力,这对政府强化社会公平职能提出了实质需求。对当前的社会流动格局进行综合归纳是学术研究的基本任务。对此,部分媒体和学者偏向于进行阶层固化的解读,并使得阶层固化成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热门标签”。作为对当前社会流动问题的集中揭露,这一命题具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夸大社会风险或放大社会问题的偏向,同时,具有理论和事实等双重缺陷。这启示我们对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准确和全面的概括。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作为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因为,伴随户籍制度等政治经济改革进程,社会成员跨越制度阻隔的成本降低;服务型政府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等为社会流动增加了权利保障,同时也增加了政府及其他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单位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扩招等降低了传统流动路径的实际效能,这意味着社会流动群体个人成本的增加。从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视角看,保障畅通且公平的社会流动机制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等多元主体共同分担社会流动成本。这成为流动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政府职能转变是中国社会流动机制变迁的重要线索。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与个人关系等政府职能范围的变迁产生了社会流动机会和流动路径效能等方面的变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优化流动社会的治理机制也应该以政府职能转变为着力主线:从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和优化职责体系;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和建设有为政府;从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和推进城乡融合。
周芸帆[9]（2019）在《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农村贫困问题始终是中国治国安邦的重中之重,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结合不同时期的历史语境和农村贫困实际,不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开展了一系列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农村贫困治理实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由“发展”带动“减贫”的阶段转而进入“减贫”左右“发展”的新阶段。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征途上,中国取得的成绩越来越辉煌,但伴随发展所产生的各种新的矛盾、问题和风险也正逐步彰显。为此,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研判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认真审视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的方方面面,提出了一系列“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战略,赋予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一是为从“人民”和“发展”的角度解释并解决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村贫困问题提供了思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最大的发展困境,正是基于这样严峻的现实,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时代中国农村的现实难题,针对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出现的“沉疴”与“新疾”,突出国家与社会发展的人本目的性,强化农村贫困治理的人民主体性,确定将防止贫富分化、促进内部和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落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的重点和关键任务,不仅满足人民群众在新时期的新需求与新期望,也有助于把发展中的问题消灭在发展中。二是为引领时代进步和实现世界整体繁荣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十八大以来,中国在减贫领域开展的大政方针和战略路线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特别是先后提出并实施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不仅为打赢全面小康社会的决胜战以及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开辟了全新境界,也承担起中国在新时代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责任与使命。三是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的时代内涵。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进入了攻坚期,一系列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愈加凸显,中国农村贫困治理难度也大大加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对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深刻认识和对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正反两面的经验与教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农村贫困治理规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索,提出了符合时代条件、反映时代脉动、突出时代主题、回应时代挑战的农村贫困治理理念和方案,在更好地指导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各项工作开展的同时也让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得到发展与创新。
边莉娟[10]（2019）在《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人类社会存在的空间范围内,人始终是价值的归宿。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在不同的空间范畴下,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文明,随着人类交往的深化和空间的扩展,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多样化的空间中发展和推动着人类生活。始自人猿揖别、茹毛饮血的人类,逐渐跨越地域性、民族性的空间限制共享世界,不同文明在空间的扩展中不断发生冲突和碰撞,在融汇交合中演进着人类文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核心价值,同时文明也意味着进步,包含个人的精神培养和社会的秩序养成,这就是文明的共享价值,每一种文明都是核心价值与共享价值的统一。文明不是固定的、封闭的实体,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空间的变迁而变化。人类文明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关系的互动中发展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从来不始于某个文明的推动,而是在不同文明的互动中前进的。人类从孤立的“点”开始,在地球上历经繁衍、迁徙,留下了罕见的早期文明痕迹;进入农耕文明以后,“点线”文明逐渐扩大为大大小小的文明之“面”;依靠地理大发现、新航路的开辟、工业大生产,地区的局限性和狭隘性被打破,人类开始由分散走向联合,步入工业文明。新大陆的发现促生了新的资本力量,由科学技术支撑的产业资本在利益的驱使下扩张到全世界各地,开创了世界历史,也开启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模式。资本主义文明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展,逐渐渗透并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早期的野蛮的殖民掠夺、奴隶贩卖、劳动剥削、种族灭绝等资本积累方式,到当今全球化时代相对比较缓和的资本积累方式,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不平等的、剥削的私有制根源依旧存在,利益与权力的价值观基础依然持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文明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却有着其无法调和的内生矛盾,社会生产扩大化和资产私有、产品过剩和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力量等矛盾始终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不断开发着新的市场获取剩余价值,资本的逐利性势必会造成它所到之处的不平等和贫富分化,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形成不平等不平衡发展的局面,空间剥夺、空间隔离背离了人的价值本性,只求利润不求可持续发展造成了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人类价值观念的迷失等,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同时,市场和生产的矛盾导致危机的不断发生,这种内在矛盾终究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变革。这种变革正是更高级别的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革过程,依托其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也必将进入更高层次的文明,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是文明演进的必然。人类文明必然促进人类发展,而人类发展并不一定体现人类文明,是否能推动整个人类的发展才是人类文明的界定。强而称霸是世界历史曾有的固有形态,近代资本就是这样一路走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前列,本应担当起整个人类文明的推动者,但冲突、战争、暴力等问题的愈演愈烈显然证明其并没有把全人类的文明进步作为其发展的范畴,更不存在与其他国家倡导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内核。历史内在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决定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的终结。资本具有无限的扩张性,但是这种无限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将引起全球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从而造成人们更加清晰了解资本主义的人性背离,西方资本主义扩张道路必将随着世界历史的进程走向终结。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之中,现代信息革命导致人类在时空维度中的生存状态发生深层次改变,人类社会越发迈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机遇与挑战并存,旧思维、旧理念和旧模式显然不再适用,各国利益的高度追求和交融越来也促进了“共同利益”意识的高度强化。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开启了世界多元化进程,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强国的崛起不再像过去一样出现单一的局面。内生于资本主义文明之中的社会主义文明,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公有制的世界性文明,尊崇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符合文明满足人类需要的终极价值。在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中,人作为历史的创造者和劳动的实践者,完全成为劳动文明成果的享受者。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在和平中崛起,强国不霸,始终秉承“共享”、“和”、“大同”的思维理念,本着“共同义利观”“共同利益观”“共同责任观”和“共同治理观”的价值旨归,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之中,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回答了强起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更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等重大命题,在自身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兼顾他人,切实诠释出文明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理论立足全人类,对整体人类文明进行探索,坚信人类文明有着共同的未来,即各民族之间在大工业生产和普遍交往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发展状况,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必将形成。同时,各民族国家走向共同未来的道路各不相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资本积累,消除奴役劳动,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破除生产财富私人集中化和生产社会化对生产力的桎梏,实现社会主义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真正做到文明成果的创造者正是文明成果的享用者。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于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规律,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从空间维度阐释人类迈向全面自由发展的文明的演进路径和必然趋势。通过对资本主义文明的优势和弊端的解读,分析出社会主义文明的产生过程和发展趋势,结合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得出人类文明必然要进入共产主义文明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超越“西方中心论”构架,在全球领域追求一种更加恢弘、高远的文明格局,纵然迈向共产主义文明之路挑战不断,但必将成为人类共同发展的主旋律,亦必将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
二、政府治理理念缺失是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政府治理理念缺失是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城”和“乡”的概念 |
| 2.1.2 城乡差距的概念 |
| 2.1.3 城乡统筹、城乡融合发展的概念 |
| 2.1.4 城乡差距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及城乡融合发展的关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城乡二元结构理论 |
| 2.2.2 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
| 2.2.3 公平和效率的关系理论 |
| 2.2.4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 |
| 第三章 中国城乡关系演变轨迹 |
| 3.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与战略形成 |
| 3.1.1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逻辑框架 |
| 3.1.2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战略的形成 |
| 3.2 建国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变迁 |
| 3.2.1 改革开放前:立国战略下城乡二元体制形成和固化时期 |
| 3.2.2 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富民战略下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破冰 |
| 3.2.3 本世纪初到十八大前:城乡统筹发展阶段 |
| 3.2.4 党的十八大以来:强国战略下城乡全面融合发展阶段 |
| 3.3 中国城乡关系发展的问题 |
| 3.3.1 城乡收入消费差距下降,但依然保持高位 |
| 3.3.2 产业高级化与产业分化共存,城乡产业发展差距固存 |
| 3.3.3 制度壁垒和市场分割问题凸显,城乡要素配置差距扩大化 |
| 3.3.4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社会民生差距显着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城乡差距的多维测度 |
| 4.1 城乡差距测度的维度选择 |
| 4.2 城乡差距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 |
| 4.2.1 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
| 4.2.2 基础指标的选取 |
| 4.2.3 数据来源、指标处理方法 |
| 4.3 测度方法选择及权重的确定 |
| 4.3.1 测度方法的选择 |
| 4.3.2 基础指标和维度指标权重的确定 |
| 4.4 城乡综合差距的测度结果 |
| 4.4.1 城乡综合差距时序演变分析 |
| 4.4.2 城乡综合差距空间格局分析 |
| 4.5 城乡差距的多维度分析 |
| 4.5.1 多维城乡差距的时序演变分析 |
| 4.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动态演进分析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成因及内在关联分析 |
| 5.1 多维城乡差距形成机制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1.2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
| 5.2 多维城乡差距的形成机制实证分析 |
| 5.2.1 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方法选择 |
| 5.2.2 联立方程模型估计前检验 |
| 5.3 估计结果分析 |
| 5.3.1 基准估计结果分析 |
| 5.3.2 稳健性检验 |
| 5.3.3 多维城乡差距内在关联性检验 |
| 5.3.4 不同区域的估计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多维城乡差距的经济效应分析 |
| 6.1 城乡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
| 6.2 城乡差距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 |
| 6.2.1 城乡差距通过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2.2 城乡差距通过消费需求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
| 6.3 计量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计量模型 |
| 6.3.2 变量说明以及数据来源 |
| 6.3.3 内生性问题及处理 |
| 6.4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1 城乡差距对经济总量的影响估计 |
| 6.4.2 城乡差距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估计 |
| 6.4.3 城乡差距对消费需求的机制讨论 |
| 6.4.4 城乡差距对经济资本的机制讨论 |
| 6.5 稳健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主要研究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与研究启示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 |
（2）“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和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与述评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的理论分析 |
| 一、“无直接利益冲突”概念界定 |
| 二、“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生成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成因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发生机理 |
| 三、“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表征 |
| (一) 弱势群体为主体 |
| (二) 借机发泄为目的 |
| (三) 偶发事件为起因 |
| (四) 以政府部门为冲突对象 |
| (五) 表现形式多样化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负面影响 |
| (一) 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 |
| (二) 损害政府权威和政治合法性 |
| (三) 破坏社会心理 |
| (四) 阻碍人民政治素质的提高 |
| 第二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学理依据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属性定位 |
| (一) 定位“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依据 |
| (二) “无直接利益冲突”属性的层次性分析 |
| (三) “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多元属性分析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理论依据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矛盾思想为理论指导 |
| (二) 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矛盾理论为理论基石 |
| (三) 以西方集体行为和社会冲突理论为镜鉴 |
| 第三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价值意义 |
| 一、契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 |
| (一) 提高对人民主体的关切 |
| (二) 实现治理理念的现代化 |
| (三) 推进治理方式的民主化 |
| 二、符合建设平安中国的题中之意 |
| (一) 法治是建设平安中国的根本依托 |
| (二) 协同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重要手段 |
| (三) 综合治理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然趋势 |
| 三、符合基层治理的内在要求 |
| (一) 基层治理是防范冲突的第一道防线 |
| (二) 基层治理是引领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要素 |
| (三) 基层治理效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生动体现 |
| 第四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
| 一、治理初探阶段(1949-1992) |
| (一)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治理(1949-1978) |
| (二) 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四大召开时期的治理(1978-1992) |
| (三) 阶段特征 |
| 二、艰难探索阶段(1992-2012) |
| (一) 党的十四大至党中央对“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确认期间的治理(1992-2006) |
| (二) 2006年至党的十八大前夕的治理(2006-2012) |
| (三) 阶段特征 |
| 三、创新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 |
| (一) “无直接利益冲突”新特征 |
| (二) 治理理念新发展 |
| (三) 治理实践新探索 |
| 四、“无直接利益冲突”治理的基本经验 |
| (一) 必须坚持直面社会矛盾和冲突 |
| (二) 必须坚持从源头预防和化解矛盾 |
| (三) 必须坚持着力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
| (四) 必须提高政府阶段性应对能力 |
| 第五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实新境遇 |
| 一、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新契机 |
| (一) 以新时代开启治理新征程 |
| (二) 以社会发展的新目标和新任务为价值引领 |
| (三) 以新时代党风建设新气象为精神铸魂 |
| 二、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严峻挑战 |
| (一) 国外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的冲击 |
| (二) 国内社会发展和社会矛盾的变化 |
| 三、推进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面临的难题 |
| (一) 传统滞后的治理理念 |
| (二) 僵化闭塞的治理方式 |
| (三) 不健全的治理机制 |
| 第六章 治理“无直接利益冲突”的创新思路 |
| 一、创新治理思维 |
| (一) 以和谐理念推动思维方式转变 |
| (二) 以协调方式促进立场关系转变 |
| (三) 以包容理念推进治理方式转变 |
| 二、推动治理制度完善 |
| (一) 完善调解制度 |
| (二) 健全信访制度 |
| (三) 加强诉讼制度 |
| 三、加强治理主体协同 |
| (一) 加强党委的组织保障 |
| (二) 突出政府的主导力量 |
| (三) 强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 |
| (四)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 |
| 四、强化治理方式融通 |
| (一) 发挥民主协商的优势 |
| (二) 夯实法治保障 |
| (三) 激发科技治理效能 |
| 五、优化治理化解机制 |
| (一) 完善多元纠纷裁决机制 |
| (二) 建立责任明晰的联动机制 |
| (三) 加强对抗行动的制动机制 |
| (四) 建立社会心理疏导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一)选题依据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关于该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进一步探讨、发展或研究的空间 |
| 三、论文研究方法与思路 |
| (一)论文研究目标 |
| (二)论文研究内容 |
| (三)论文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研究创新点 |
| 第一章 社会主要矛盾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变 |
| 第一节 社会主要矛盾及相关内容阐释 |
| 一、社会矛盾与社会基本矛盾 |
| 二、社会主要矛盾内涵与特点 |
| 第二节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分析 |
| 一、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条件论析 |
| 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评判依据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演化 |
| 一、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演化 |
| 二、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演化 |
| 第二章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一、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新的阶段性特征 |
| 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出更全面的价值诉求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原因 |
| 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反映了时代和实践要求 |
| 二、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过程 |
| 三、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原因 |
| 第三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没有改变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 |
| 一、“新时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社会主要矛盾”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 |
| 三、主要矛盾的“变”与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不变”的逻辑统一 |
| 第三章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辩证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主体分析 |
| 一、人民是美好生活需要的主体 |
| 二、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层次性和社会性 |
| 三、追寻美好生活的过程是人全面发展的过程 |
| 四、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人的劳动和奋斗 |
| 第二节 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客体分析 |
| 一、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一般规定及内在关系 |
| 二、当代中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时代内涵及其特点 |
| 三、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形成原因及存在基础 |
| 四、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运动趋势 |
| 第三节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辩证关系分析 |
| 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与需要具有对立统一性 |
| 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对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制约 |
| 第四章 推动解决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 |
| 第一节 树立合理目标与原则是解决主要矛盾的前提基础 |
| 一、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目标 |
| 二、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原则 |
| 第二节 统筹“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是解决新矛盾的关键所在 |
| 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民美好需要的物质基础 |
| 二、拓宽民主法治供给,满足人民不断发展的民主法治需要 |
| 三、深化文化发展体制改革,满足人民丰富多样精品文化需求 |
| 四、补齐民生建设短板,满足人民日益广泛的社会发展需要 |
| 五、保障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
| 第三节 完善现代化制度是解决主要矛盾的根本保障 |
| 一、以改革开放创新彰显活力,完善解决矛盾动力制度 |
| 二、营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完善解决矛盾保障制度 |
| 三、明晰规范合理的衡量标准,完善矛盾解决评价体系 |
| 第五章 正确判断和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价值 |
| 第一节 科学判断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贡献 |
| 一、开辟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理论发展新境界 |
| 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新飞跃的思想基石 |
| 三、成为全面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钥匙” |
| 第二节 正确处理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价值 |
| 一、是新时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发展的关键 |
| 二、助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及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
| 第三节 解决好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世界意义 |
| 一、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提供经验 |
| 二、为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文献类 |
| 二、着作类 |
| 三、期刊与报纸论文 |
| 四、学位论文类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4）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5）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提出 |
| (二)选题背景 |
| (三)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基础理论述略 |
| (二)国内外网络舆情研究的基本视角述评 |
| (三)网络舆情治理研究现状的可视化展现与进路分析 |
|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 (一)研究思路和结构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数据来源 |
| 四、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一)创新点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理论依据与分析框架 |
| 一、概念界定 |
| (一)舆情与舆论 |
| (二)网络舆论与网络舆情 |
| (三)舆情管理与舆情治理 |
| 二、理论依据 |
| (一)网络舆情研究范式的转化 |
| (二)治理理论如何嵌入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网络舆情的风险生成与内在逻辑 |
| 三、分析框架 |
| (一)工具—价值视角下的网络舆情管理 |
| (二)情境—过程视阈中的网络舆情治理 |
| (三)结构—功能框架下的网络舆情危机化解 |
| 第二章 网络舆情的现状、形成与特征 |
| 一、网络舆情的现状 |
| (一)网络舆情的数据调查及统计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典型案例分析 |
| 二、网络舆情的形成 |
| (一)网络舆情形成的因素分析 |
| (二)网络舆情形成的现实原因 |
| (三)网络舆情形成的心理动因 |
| 三、网络舆情的特征 |
| (一)个体同质性与群体共鸣性 |
| (二)观念个性化与媒体导向性 |
| (三)成因复杂性与价值多元化 |
| 第三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行动逻辑 |
| 一、网络舆情引致的形势与挑战 |
| (一)网络舆情影响司法审判 |
| (二)网络舆情演变为群体性危机 |
| (三)网络舆情催生出不稳定因素 |
| 二、政府对网络舆情信息与危机的分析研判 |
| (一)政府收集舆情信息的主要方式 |
| (二)政府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研判机制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基本规则 |
| 三、政府应对网络舆情的行为模式 |
| (一)中央层面的控制方式:前瞻性把控 |
| (二)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主动型化解 |
| (三)基层政府的规避之策:顶压式回应 |
| 第四章 网络舆情治理中的现实困境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环境 |
| (一)政府部门管理碎片化 |
| (二)网民权利意识多元化 |
| (三)网络舆情风险扩大化 |
| 二、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政府回应行为失范 |
| (一)网络舆情发生前:以堵为主 |
| (二)网络舆情发生中:公关失效 |
| (三)网络舆情发生后:转移视线 |
| 三、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主要表征 |
| (一)舆情研判不足 |
| (二)信息监控缺位 |
| (三)回应方式被动 |
| 四、网络舆情治理中政府回应失灵的根源所在 |
| (一)制度性根源 |
| (二)能动性因素 |
| 第五章 构建协同联动、综合治理的路径选择 |
| 一、网络舆情治理的纵向体系与合力构建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政府 |
| (三)基层政府 |
| 二、加强与新闻媒体沟通互动 |
| (一)提升网络宣传平台的引导能力 |
| (二)建立政府与媒体的双向沟通机制 |
| (三)提升信息宣传的适时性和真实性 |
| 三、注重吸纳社会组织协同参与 |
| (一)吸纳社会组织嵌入舆情治理 |
| (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舆情治理 |
| (三)提升社会组织舆情治理能力 |
| 四、引导基层群众进行社区自治 |
| (一)加强网络舆情法律宣传 |
| (二)拓宽网络舆情疏导渠道 |
| (三)创新网络舆情引导方法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共享发展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基础及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理念提出的时代背景 |
| 一、共享发展是顺应时代潮流的需要 |
| 二、共享发展是解决我国当前发展问题的需要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理念的实践基础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共享发展的初步探索 |
| 二、中国共产党对共享发展的重新探索 |
| 三、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与落实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理念的理论渊源 |
| 一、对马克思主义共享发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二、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超越 |
| 三、对国外社会发展思想合理成分的吸收和借鉴 |
| 第二章 共享发展理念的主要内容及基本特征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的属性和意义 |
| 一、共享发展的属性 |
| 二、共享发展的意义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内涵 |
| 一、主体维度:全民共享 |
| 二、客体维度:全面共享 |
| 三、动力体系:共建共享 |
| 四、推进进程:渐进共享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一、整体协同性 |
| 二、开放包容性 |
| 三、人民主体性 |
| 第三章 推进共享发展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共享发展的发展方式之困 |
| 一、高代价的发展方式消解了共享发展的后劲 |
| 二、创新能力不足削弱了共享发展的动力 |
| 第二节 共享发展的利益分化之困 |
| 一、利益需求日益多样化 |
| 二、利益差距逐渐扩大化 |
| 三、利益矛盾和冲突日益公开化 |
| 第三节 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之困 |
| 一、正确引导发展的激励机制还不够健全 |
| 二、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还不够顺畅 |
| 三、社会整合机制还不够完善 |
| 第四节 共享发展的认知偏差之困 |
| 一、把共享发展等同于发展成果的平均分配 |
| 二、把共享发展等同于坐享其成 |
| 三、否认共享发展的循序渐进性 |
| 四、认为共享发展是对效率的否定 |
| 第四章 如何推进共享发展:基于国际视角的分析 |
| 第一节 欧洲福利国家“高福利”困境的教训及启示 |
| 一、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确立与发展 |
| 二、欧洲福利国家制度的成效与困境 |
| 三、欧洲福利国家的发展实践对我国共享发展的启示 |
| 第二节 拉美国家“拉美病”的教训及启示 |
| 一、“拉美病”的表现及特征 |
| 二、拉美各国发生“拉美病”的原因分析 |
| 三、拉美国家的发展实践对我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启示 |
| 第三节 苏联民生建设的经验教训与启示 |
| 一、苏联民生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
| 二、苏联民生建设失误的原因分析 |
| 三、苏联的发展实践对我国推进共享发展的启示 |
| 第五章 实现共享发展的现实路径 |
| 第一节 夯实共享发展的基础 |
| 一、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
| 二、转变发展方式,走低代价发展之路 |
| 三、推进我国的整体性发展 |
| 第二节 健全共享发展的体制机制 |
| 一、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
| 二、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
| 三、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
| 四、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 |
| 五、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生态制度 |
| 第三节 建立共享发展的考核评价体系 |
| 一、建立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意义 |
| 二、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思路和原则 |
| 三、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
| 四、共享发展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和运用 |
| 第四节 高扬共享发展的精神 |
| 一、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人本精神 |
| 二、坚持普遍受益的平等精神 |
| 三、开拓创新的改革精神 |
| 四、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 |
| 五、开放包容的合作共赢精神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7）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观点述评 |
| (一)国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二)国内研究现状分析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主要的研究方法 |
| (三)选题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我国基层 |
| 二、社会矛盾 |
| 三、社会治理与基层治理 |
| 四、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
| 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
| 一、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
| 二、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
| 三、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 |
| 四、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
| 第三节 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
| 二、列宁的阶级斗争观点 |
| 三、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思想 |
| 第四节 人民内部矛盾学说 |
| 一、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提出 |
| 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发展 |
|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说的现实意义 |
| 第二章 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的表现及成因 |
| 第一节 社会转型视域下的社会稳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社会转型期的主要表现与特点 |
| 三、转型期的社会稳定分析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现实考察 |
| 一、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 |
| 二、基层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 |
| 三、基层矛盾的性质分析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成因探究 |
| 一、基层矛盾的产生机理 |
| 二、基层矛盾的原因分析 |
| 三、基层矛盾的发展态势 |
| 第三章 当前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的具体制度安排 |
| 第一节 基层矛盾化解的必要性分析 |
| 一、引领社会转型升级 |
| 二、促进基层治理创新 |
| 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
| 第二节 我国的调解制度 |
| 一、调解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因 |
| 二、中国共产党调解制度的发展演进 |
| 三、调解制度的功能作用 |
| 第三节 我国的信访制度 |
| 一、信访制度的历史演进 |
| 二、信访制度的价值分析 |
| 三、信访制度的建构与转向 |
| 第四章 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建设现状 |
| 第一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现状分析 |
| 一、化解机制的基本架构 |
| 二、化解机制的特征 |
| 三、化解机制的价值分析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
| 一、化解机制的法治化难题 |
| 二、化解机制的现实性差距 |
| 三、化解机制的理论支撑乏力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化解机制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一、社会形势发生新变化 |
| 二、网络化发展带来新挑战 |
| 第五章 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发展 |
| 第一节 必须遵循的原则与理念 |
| 一、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 |
| 二、注重情理法的有机融合 |
| 三、体现共建共治共享的要求 |
| 四、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 |
| 第二节 构建基层矛盾治理新格局 |
| 一、强化党委政府的责任担当 |
| 二、培育社会参与意识 |
| 三、完善多维治理系统 |
| 第三节 健全基层矛盾化解协同机制 |
| 一、矛盾排查预警机制 |
| 二、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
| 三、矛盾调处反馈机制 |
| 四、社会救济救助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提出及选题价值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价值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二、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
| 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
| 一、理论基础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框架 |
| 一、章节结构 |
| 二、技术路线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相关概念与基本涵义 |
| 第一节 概念梳理与辨析 |
| 一、阶级与阶层 |
| 二、社会阶层与社会分层 |
| 三、社会流动:结构性社会流动与指标性社会流动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涵义 |
| 一、中英文研究成果的总体概况及具体比较 |
| 二、对中国社会流动特殊性涵义的初步总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社会流动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从二元阻隔到有序推进的政策变迁 |
| 一、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的限制性社会流动阶段(1949-1984) |
| 二、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的区别性社会流动阶段(1984-2003) |
| 三、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的赋能性社会流动阶段(2003至今) |
| 第二节 制度作用变迁与能动机制强化并存的演变规律 |
| 一、制度因素:作用机制变迁与新生制度问题 |
| 二、能动机制:多元选择与非农趋势 |
| 第三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格局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总体概况 |
| 一、当前结构性社会流动的基本现状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基本特征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 |
| 一、形成背景: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演变 |
| 二、基本类型:联根式流动、脱嵌式流动与发展式流动 |
| 第四章 中国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基本成因 |
| 第一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动力机制 |
| 一、社会流动特殊性的结构性动力成因 |
| 二、社会流动特殊性的能动性动力成因 |
| 第二节 当前社会流动格局的制约机制 |
| 一、先赋性差距:经济收入差距与社会资本差距 |
| 二、后致性差距:基础教育资源的城乡配置不均 |
| 第五章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反思 |
| 第一节 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来源 |
| 一、阶层固化命题的问题指向 |
| 二、阶层固化命题的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事实维度的反思 |
| 一、贫富差距现状:纵向对比与横向比较 |
| 二、教育机制影响:农村的社会基本面变迁 |
| 三、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事实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三节 对于阶层固化命题的逻辑反思 |
| 一、问题研判的片面性:形而上,而非辩证性 |
| 二、现实所指的含混性:局部问题,抑或全局特征 |
| 三、分析单位的混淆性:阶层分化,还是社会流动 |
| 四、对阶层固化命题基于逻辑维度反思的总结 |
| 第六章 对于中国当前社会流动状况的综合概括 |
| 第一节 以社会流动成本变迁为理论总结的原因 |
| 一、社会转型: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结构性致因 |
| 二、制度变迁: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生态性致因 |
| 第二节 社会流动成本的含义及构成 |
| 一、基本涵义 |
| 二、基本内容 |
| 三、主体构成 |
| 第三节 当前社会流动成本变迁的表现、问题及诉求 |
| 一、基本表现 |
| 二、现实问题 |
| 三、基本诉求 |
| 第七章 优化流动社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政府职能体系维度:强化社会职能,优化职责体系 |
| 一、政府职能重心转移:突出公共服务,强化社会职能 |
| 二、政府间纵向关系调整:治理重心下移,优化职责配置 |
| 三、政府间横向关系补缺:强化府际合作,构建伙伴关系 |
| 第二节 国家与社会关系维度:确立政府边界,建设“有为政府” |
|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维护公平竞争,消除流动障碍 |
|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发挥政府主导,推动多元治理 |
| 三、政府与个人关系:明确责任边界,激励能动精神 |
| 第三节 城乡关系变迁维度:突出政府责任,推进城乡融合 |
| 一、城市维度: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增加社会流动容量 |
| 二、城乡结合部:强化社会治理能力,推动管理机制变迁 |
| 三、农村维度: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寻求内生增长动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一.个人简历 |
| 二.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2.1 关于贫困概念的相关研究 |
| 1.2.2 关于贫困成因的研究 |
| 1.2.3 关于反贫困路径、对策的研究 |
| 1.3 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的基本思路 |
| 1.3.2 研究的基本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贫困治理的基本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贫困治理思想的形成条件 |
| 2.1.2 马克思、恩格斯从本质规律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1.3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运行层面上体现的贫困治理思想 |
| 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与实践 |
| 2.2.1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主观条件 |
| 2.2.2 列宁的贫困治理理论形成的客观条件 |
| 2.2.3 列宁贫困治理的实践思路 |
| 2.3 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人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1 毛泽东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2 邓小平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3 江泽民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2.3.4 胡锦涛的农村贫困治理思想 |
| 第三章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历程和经验 |
| 3.1 建国初期广义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49-1977) |
| 3.1.1 实施三大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 |
| 3.1.2 变革农村生产关系 |
| 3.1.3 确立社会主义救济制度 |
| 3.1.4 阶段总结 |
| 3.2 改革开放初期小范围救济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78-1985) |
| 3.2.1 启动农村改革 |
| 3.2.2 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 |
| 3.2.3 实施专项扶贫计划 |
| 3.2.4 阶段总结 |
| 3.3 改革开放深化期大规模开发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1986-2000) |
| 3.3.1 集中力量解决连片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问题 |
| 3.3.2 制定详细扶贫计划,成立扶贫工作机构,安排专项扶贫资金 |
| 3.3.3 鼓励自力更生,强化社会动员 |
| 3.3.4 阶段总结 |
| 3.4 新世纪以来攻坚式农村贫困治理阶段(2001-2013) |
| 3.4.1 重新划定国家贫困县、贫困村适应新的扶贫形势 |
| 3.4.2 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扶贫攻坚主战场 |
| 3.4.3 巩固扶贫成果,缩小发展差距 |
| 3.4.4 阶段总结 |
| 3.5 十八大以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基本经验 |
| 3.5.1 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农村贫困治理的组织基础 |
| 3.5.2 立足国情,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贫困治理道路 |
| 3.5.3 坚持人民立场,制定符合群众利益的农村贫困治理决策 |
| 3.5.4 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实施符合地区实际的农村贫困治理措施 |
| 第四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现实的新境遇 |
| 4.1 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具备的有利条件 |
| 4.1.1 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
| 4.1.2 农村贫困治理政策与制度体系基本完善 |
| 4.1.3 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
| 4.1.4 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发展共识已经形成 |
| 4.2 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严峻挑战 |
| 4.2.1 国家富强之路仍有突出“短板” |
| 4.2.2 民族振兴面临崛起难题 |
| 4.2.3 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诉求 |
| 4.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问题突出 |
| 4.3.1 群体发展差别维度 |
| 4.3.2 地区发展差异维度 |
| 4.3.3 城乡发展差距维度 |
| 4.4 推进中国农村贫困治理过程中面临治理难题 |
| 4.4.1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难度大 |
| 4.4.2 相对贫困问题凸显 |
| 4.4.3 减贫边际效益递减 |
| 第五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思想的新内容 |
| 5.1 以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根本目标 |
| 5.1.1 契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 |
| 5.1.2 彰显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 |
| 5.1.3 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特色和优势 |
| 5.2 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关怀 |
| 5.2.1 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 |
| 5.2.2 发挥人民的主体作用 |
| 5.2.3 实现人民的主体利益 |
| 5.3 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的新发展理念 |
| 5.3.1 全民共享,坚持人民利益至上 |
| 5.3.2 全面共享,提升人民“幸福感”与“获得感” |
| 5.3.3 共建共享,凝聚社会合力 |
| 5.3.4 渐进共享,衔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
| 5.4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是基本要求 |
| 5.4.1 现实关切和未来关照相呼应 |
| 5.4.2 整体进步和个体发展相结合 |
| 5.4.3 发展效率和社会公平相协调 |
| 第六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实践的新战略 |
| 6.1 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底线”任务 |
| 6.1.1 “六个精准”的治理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 |
| 6.1.2 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实现“输血”与“造血”有效衔接 |
| 6.1.3 “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塑造“大扶贫格局” |
| 6.1.4 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治理成效,变“对上负责”为“对民负责”. |
| 6.1.5 总结与思考 |
| 6.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满足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发展”要求 |
| 6.2.1 发展乡村产业,推动构建“富裕乡村” |
| 6.2.2 树立城乡等价思维,积极打造“幸福乡村” |
| 6.2.3 焕发乡风新气象,携手共筑“文明乡村” |
| 6.2.4 织牢社会“安全网”,统筹推进“和谐乡村” |
| 6.2.5 注重生态涵养,着力建设“美丽乡村” |
| 6.2.6 强化人才支撑,共同构筑“活力乡村” |
| 6.2.7 总结与思考 |
| 第七章 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价值的新意蕴 |
| 7.1 赋予中国农村贫困治理崭新时代内涵 |
| 7.1.1 符合中国由“大国”到“强国”的国际定位 |
| 7.1.2 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 7.1.3 实现“中国梦”和“世界梦”同频共振 |
| 7.2 为国际减贫与发展事业提供“中国方案” |
| 7.2.1 由减贫带动发展实现国家整体繁荣 |
| 7.2.2 以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构筑社会合力 |
| 7.2.3 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实现发展可持续化 |
| 7.3 契合构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主题 |
| 7.3.1 “内外兼修”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 |
| 7.3.2 “内外兼施”推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向健康方向发展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10）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外文献研究 |
| 一、空间转向研究 |
| 二、空间正义思想的研究 |
| 三、西方学者对西方空间理论家的研究 |
| 第三节 国内学者对空间理论的研究 |
| 一、对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研究 |
| 二、对空间概念的研究 |
| 三、对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研究 |
| 四、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 |
| 五、国内对空间正义的研究 |
| 第四节 对文明的研究 |
| 第五节 对文明和空间的关系研究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空间和文明 |
| 第一节 文明概述 |
| 一、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变迁 |
| 二、文明的生成机制 |
| 三、生产力的进步是文明进步的动力 |
| 第二节 空间概论 |
| 一、空间概念的历史嬗变 |
| 二、人的本质:社会性与空间性的统一体 |
| 三、生产力和交往的空间机理 |
| 第三节 文明与空间的历史演变及相互作用 |
| 一、每一个文明都是空间的扩展 |
| 二、全球化的空间扩展引领人类文明走向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
| 三、全球化条件下文明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 |
| 四、城市空间——人类文明的空间枢纽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文明与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空间逻辑 |
| 一、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张:世界市场的形成和确立 |
| 二、资本的空间运行逻辑 |
| 第二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变迁 |
| 一、人类文明生存空间的扩展 |
| 二、政治空间的互动逻辑 |
| 三、物化的精神空间 |
| 四、资本主义私有制是空间矛盾的根源 |
| 第三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进步 |
| 一、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创立 |
| 三、扩展了人类价值空间 |
| 四、与科学技术发展互为相关 |
| 五、开创世界历史的主体作用 |
| 六、为实现共产主义文明提供了无产阶级主体力量 |
| 第四节 资本主义文明的本质探寻 |
| 一、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幻象批判 |
| 二、资本主义的空间扩展对封建文明的解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辨析 |
| 二、社会主义文明是“真正的普遍的”文明 |
| 第二节 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生成机制 |
| 一、形成社会主义文明的内在空间原因及其规律 |
| 二、资本空间逻辑对社会主义文明生成的价值空间影响 |
| 三、社会主义文明的空间发展形态 |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社会主义文明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空间替代路径 |
| 一、世界文明转型的呼唤 |
| 二、社会主义的空间生产 |
| 三、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文明保障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全球化视域下的文明和空间之维 |
| 第一节 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理论解析全球化 |
| 一、马克思主义实践时空观 |
| 二、“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的时空维度和全球化的关系 |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空间压缩” |
| 四、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空间生产 |
| 第二节 全球化的文明意蕴 |
| 一、全球化文明时代的进步 |
| 二、全球化的内在文明要求 |
| 三、全球时代的文明对话 |
| 第三节 全球化的文明挑战 |
| 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 |
| 二、全球化文明时代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 |
| 第四节 全球化中的新型文明 |
| 一、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型全球化 |
| 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人类走向文明共同体的中国智慧 |
|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
| 致谢 |
四、政府治理理念缺失是贫富差距扩大化的重要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多维城乡差距的测度、成因及经济效应分析[D]. 叶璐.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21(01)
- [2]“无直接利益冲突”现象及其治理研究[D]. 袁蕊. 山东大学, 2020(12)
- [3]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研究[D]. 左腾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8)
- [4]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5]当代中国网络舆情治理：行动逻辑、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D]. 孔建华. 吉林大学, 2019(02)
- [6]共享发展论[D]. 付海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7]现阶段我国社会基层矛盾化解机制研究[D]. 张文汇.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中国社会流动的特殊性：表现、成因及对策研究[D]. 王通. 南开大学, 2019(05)
- [9]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D]. 周芸帆. 电子科技大学, 2019(01)
- [10]文明与空间：历史演变与现实逻辑[D]. 边莉娟.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