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论文文献综述）
耿君[1]（2021）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舞蹈艺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而产生,是中国古代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汉代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和第一个集大成时代,也是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取得重大进步和走向成熟及自觉的时代。在汉代大一统的社会背景下,舞蹈审美文化开始从先秦礼乐文明中分离出来,并逐步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和审美活动,呈现出独特的审美文化风貌。深入系统地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于全面认识汉代乃至中国古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嬗变的规律,把握其性质和风貌,推动中国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繁荣,极为必要且非常重要。纵观学界以往对汉代舞蹈的研究,成果众多,令人瞩目,但大多是单一的、静观的、局部的、分解式的研究,尚缺乏整体系统的探讨。审美文化研究是近年颇受关注的文艺学美学研究方法或视角。其最大的研究优势是对研究对象进行审美定性前提下的整体系统研究,既打通了以往文艺学美学研究中文艺或美学思想、艺术和生活条块分割,各自为研的领域,使研究具有高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又不失审美定性分析的特质,使研究具有突出的学科性和特定性。有鉴于此,本文从审美文化的视角切入汉代舞蹈的研究,以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为研究对象,以汉代舞蹈发展演变的历史文物资料为史料依据,以周来祥先生在《东方审美文化研究》第一辑创刊序言中对于审美文化之定义和研究对象形态界分为审美文化理论参照,从生活形态、艺术形态和理论形态三个层面或维度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具体形态与当代审美理论结合,综合运用审美文化研究的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文献史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的方法、跨媒介研究方法和文本细读等方法,按照宏观研究与个案探讨相结合、纵向比较与横向阐释相结合的思路,探讨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基本形态（生活形态、艺术形态、理论形态）、典型个案、发展嬗变、总体追求、主要特征、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当代价值等诸多问题,归纳总结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一方面努力再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兴盛、生机勃勃的整体风貌,另一方面拓展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揭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成熟和自觉的标示性意义,推进相关研究的发展,为当代舞蹈审美文化繁荣,特别是民族舞蹈审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作出贡献。论文包括绪论和正文八章。按照上述研究思路和总体逻辑,本文大体可以分为既相互联系又相对区别的三个部分:绪论和第一章,为前提研究;第二章到第五章,为形态和个案研究;第六章到第八章,为纵向发展嬗变、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及价值等的宏观总体研究。下面分章具体述要:绪论主要分析本文展开研究的相关基础问题。具体提出了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阐明了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解读了审美文化等核心概念,梳理评述了研究现状,阐述了研究目标、方法和创新点。第一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着重从社会秩序、经济基础、儒道思想、阴阳五行学说与天人合一思想以及乐府机构等方面进行分析。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方面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也为汉代舞蹈艺术提供了稳定的消费群体;儒道思想的蓬勃发展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思想内涵和审美表现;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以及天人合一思想也同样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汉代成熟的乐府机构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提供了坚实的机构支持。这些方面共同构成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背景,并深刻影响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第二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舞蹈是汉代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中常常使用的形式和媒介。根据使用场合的不同可以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分为民间祭祀舞蹈、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以及酒酣享乐的宴饮舞蹈。不同的生活形态有其不同的历史文化渊源和形态特征,承担着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意义和价值。这几种生活形态共同构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生活形态全貌。第三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一方面,受到宫廷贵族审美倾向和享乐需要的影响,同时为了满足上层统治者的政治需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表现为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和宫廷祭祀舞蹈;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还体现在对专业舞蹈艺人的培养,汉代专业的舞蹈艺人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对贵族子弟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民间底层人民为了谋生而选择以舞蹈表演为生。总体来说,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更多地受到宫廷贵族和专业艺人的影响,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艺术风采。第四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傅毅的《舞赋》虽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但赋中蕴含着丰富且独到的理论品格和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可以将《舞赋》看作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舞赋》不仅为我们描述了一场意趣横生的舞蹈表演,而且以理论化的形式阐述了作者对雅舞与俗乐舞界定关系的观点,充分肯定了舞蹈审美文化的娱乐功能,反映出汉代舞蹈以理论形式呈现的诸多审美文化特征,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对意境的追求。《舞赋》作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走向自觉的理论标志,对后世舞蹈审美文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五章主要对汉代舞蹈审美文化进行个案阐释,重点选择了长袖舞、盘鼓舞、灵星舞以及百戏舞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这几个舞蹈个案各具审美内涵,同时作为审美文化的实践主体完整体现了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实践美学精神。本章从微观角度切入,阐述各个舞蹈个案的舞容舞态,分析其各自的审美特征、表现手法和文化价值,进一步还原完整具体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景象。第六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将其放置到历史纵轴上作宏观分析,分析比较前代舞蹈审美文化特征,理解感悟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独特之处。随着社会历史等条件变化,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呈现出不同阶段的审美特征。西汉舞蹈审美文化代表了上古本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结束,而东汉舞蹈审美文化则代表了中古多元文化时期艺术精神的开始。东汉大量的舞蹈实践奠定了舞蹈艺术走向独立和自觉的基础,同时也和东汉时期潜在的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相互辉映,共同酝酿着魏晋时期更大更猛烈的艺术与人自身的变革。两汉舞蹈审美文化嬗变的发生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七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依托特殊的时代背景,追求雄健瑰丽的审美理想,雄健,指刚健雄大;瑰丽,指浪漫华丽。两者相互融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具体表现为美丑兼备、本俗求雅、阴柔飞动、以悲为美等方面,这些审美特征相互联系,与雄健瑰丽的总体追求相互呼应,共同构成了完整和谐的汉代舞蹈审美文化核心图景。第八章主要分析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推动审美走向自觉,实现了民族舞蹈的空前交流融汇。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表现为汉代舞蹈审美文化在整体风貌上具有更高的审美自觉性,在整个舞蹈审美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另一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身体语言和技艺结合的审美特征也奠定了中国古典舞蹈的基本表达范式,对当代舞蹈审美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文化呈现与创新的贡献和与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等方面。汉代舞蹈审美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已定格在历史长河里,但其审美文化实践及精神却是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的。
王文灏[2]（2021）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文中提出根据考古发现汉画像石大约产生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汉画像石作为墓葬及墓前建筑内部主要装饰形式,无疑与视觉图像表达方式有着共通之处,它以独特的方式反映出中国两千多年前汉代的社会、文化与信仰的演进历程,揭示出其时代文化内涵及审美表达方式,对于探知与把握图像表达的未知世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山东地区则是全国四大画像石聚集地之一,其画像石分布密集且数量庞大,在全国范围内占有重要的学术研究地位。本文中的山东地区,其地理范围指的是以鲁西南的济宁、枣庄、临沂等地为中心,东至胶东半岛,西至鲁豫交界处,向南到鲁苏皖三省交界区域,北至滨州、东营黄河三角洲地区。由于在上述区域内发现的汉代画像石具有共同的地域文化与艺术特征,因此学术界通常是把该地域的汉画像石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以与南阳地区、四川地区和陕北地区等相区别。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地域特点明显,并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艺术风格,尤其是在画像石的造型艺术方面地域特色突出。事实上,汉画像艺术不仅体现出象征主义的审美思想,而且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方面的发展状况。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整个两汉时期,汉画像都是作为统治阶及精英阶层为了统一思想、教化民众的一种手段,因此其具体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方式,既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和信仰,同时也体现了时人采用多样的造型艺术将上述内容进行艺术化表达的独特方式。纵观汉画像石的造型艺术,其特点主要表现在造型处理、构图处理、装饰处理与材料处理四个方面。首先是造型形象的变形处理,也就是剪影法的运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大多采用剪影的平面形式来表现造型的典型动态。其次是构图的处理即分割法的应用。汉代匠人对于画像石的画面常常通过分割法的处理而使得画面具有秩序的美感。再次就是装饰的处理,也就是填充法的大量运用。画像石的人物造型之间,通常会用其他的造型来填补形与形之间的空白,以达到充实丰满的效果。第四是对材料的处理,汉代匠人常常使用减地法。这是一种为了保留主体造型而剔去造型以外的空间的雕刻方法,以达到主题突出的效果。减地法早在战国时期高端玉器上就已经被采用,汉代匠人将其大量运用到画像石雕刻艺术上,并对后世的各种雕刻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正是山东地区汉代石匠们采用了具有上述特点的工艺技术,才有了本地区汉画像石雄浑大气、舒朗有度、繁而不呆的艺术特征。本文在对两汉之交的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对雕刻技法特征的剖析与商榷之外,还将从现象深入本质深入探究其相对应的社会、思想、审美内涵。本研究将山东汉画像石创作题材归纳为四大类。第一种是日常生活题材。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日常生活题材最为常见,其中的乐舞百戏在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出现的数量较多,反映的是两汉时期官宦富贾宴饮乐舞场景与风俗习惯的具体体现;与此相关的庭院庖厨,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生活的真实场景,也是画像石题材中的世俗生活题材;另一日常生活题材是汉代统治阶级的狩猎活动,这时的狩猎已经不单纯是人类生存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娱乐健身活动,因此成为常见题材。第二种是历史故事题材。历史故事题材在整个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此类题材在画像石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目的性,起着“以德为教、惩戒后世”的作用。这些历史故事题材可分为王侯类、名臣类、义士类、孝子类、烈女类及圣贤类等。从这些分类里可以看出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宣扬明王先贤、义士孝子们的品德及儒家伦理思想。第三种是战争类题材。战争题材的画像石表现内容一般集中在胡汉战争方面,具体内容有献俘、交战、胡王等固定内容。第四种是神仙祥瑞类题材。在神仙祥瑞类题材中较常见的是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神异怪兽等形象的描绘。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分类中,可以看出两汉时期的画像石墓葬及墓前祠堂,其造型结构深受所表现的各类题材的影响,人们通过把墓主人放置到世俗与神仙两界并存的同一个空间维度,并希望由此达到在时空观上存在着的生前死后的递进关系。这是两汉时期统治阶级所教化的死后升仙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映,是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理想化图像表达。上述创作题材的表现方式往往造型特点突出,成为汉画图像中风格发展演变的重要载体。两汉时期,为强化封建依附关系,统治阶级不断鼓吹天人感应论及符瑞说,标榜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这可以看做是画像石墓大量出现的重要社会原因,也是汉画像石图像中出现有大量的历史人物故事、神仙异兽等形象的依据。除了社会原因,笔者还认为这些造型形象的来源与原始社会以来形成的艺术观念以及中外文化的密切交流相关。除了受到儒家孝道思想观念的影响之外,这些造型形象还与汉代重厚葬之风的盛行,以及灵魂永生观念与来世信仰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作为汉代墓葬重要组成部分的汉画图像中的造型艺术,必然也是这一观念和信仰的产物。山东地区的画像石早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就已产生,东汉中后期则成为其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画像石作品,也成为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典型代表。中国古代的艺术形式与神话传说与统治阶级的阶级统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画像石亦不例外。古代中国社会人们常常会把统治阶级所崇尚的思想作为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决定要素,从汉画像石的题材中亦不难窥见这一影响的具体存在。汉画图像中的历史人物形象主要有古先圣贤、忠臣模范、列女孝子、传说人物等,来源于汉代的历史记载和人物传说,目的是“明劝诫,助人伦”,行使图画的教育功能。统治阶级的神仙思想,对于汉画像造型的表达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神仙思想根植于人类的求生本能,对死亡的恐惧与对长寿的期盼是人们的一种普遍心理。对于不死的追求,在先秦的王公贵族那里已经表现得尤为强烈,因为他们是政治和经济的既得利益者,具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占有欲,希望长生不老,想把自己在现实中享受的富贵生活永远延续下去,可见求仙思潮在汉代已经达到鼎盛且有其阶级统治的基础,画像石的形象表达也就深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影响。民间祥瑞造型形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与发展折射了彼时人类社会的时代背景、思想意识以及审美追求,也体现了华夏民族延续存在的信仰追求。随着汉代与西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诸国陆路、海路联系的增多,异域的人物与各种动物组合的形象也随之传播到中原地区,使东汉时期的画像石中出现了诸如多髯长毛的人物形象,更有多种不同组合的形象出现,如人头马、九头蛇、鸟头怪、饕餮组合等。这些造型形象的出现,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代中原地区与西域,中亚西亚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密切。山东地区画像石的造型形态产生的原因,可以围绕统治阶层的统治方式、民间祥瑞思想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地域造型形态的产生必然有社会、思想及文化方面的源流与根源,两汉社会统治阶级把儒道思想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说教,进而巩固其阶级地位,而两汉对外交流所带来的社会文化的融合,也是画像石造型形态产生的重要根源。齐鲁之邦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紧邻鲁南的苏北地区以及巫风盛行的荆楚之地,前者为画像石创作提供了思想基础,后者则成为画像石造型艺术上的源泉。因此,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题材内容十分丰富,造型形像更是千变万化且多姿多彩,兼具细腻与雄壮之风。在此背景下,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的造型风格演变与审美形态等方面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是我国汉画像石造型艺术的宝库。
姜洋[3]（2021）在《临沂汉画像石中羽人图像研究》文中认为羽人图像是汉代画像石墓常见的一种图像,是活跃于汉画像石中的飞仙,主要起到了驱疫辟邪、引导升天的作用。对羽人图像的研究已有学者从其起源、内涵、分类等问题进行过研究。然有关“羽人”之解释以及其他隐含的内在意义还有待深入,为此选取临沂地区汉画像石中的羽人作为研究对象,试图探讨小区域内对此图像的信仰问题。文章大致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为正确理解和界定“羽人”第一章第一节运用相关文献分析了羽人与羽民、裸民、鸟夷之间的关系。羽人其形大致如人形,耳出于顶,身生羽翼,能不死,亦能让他人不死的仙人。尔后讨论了吴白庄、沂南、费县、兰陵等地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图像,分析出羽人与凤鸟、仙药、等画像之间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对吴白庄汉画像石墓前室西过梁等画像的考释中,羽人的职能表现极为多样、生动,通过对上述内容的研究,发现羽人图像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其次是对临沂地区羽人图像的图式进行了分析。主要表现为以西王母图式、羽人—凤鸟图式、羽人—力士图式、羽人骑图式等特点。通过与嘉祥、安丘、邹城、滕州、徐州以及南阳、晋陕、四川等中国其他地区的羽人图像对比研究得知,临沂地区和其他地区都各具风格,又存在一定的共性。最后,对羽人图像对墓葬文化的渲染作用、图像在升仙过程中的功能、区域之间图像的差异以及图像在墓葬礼仪中的运用等问题作了总结和讨论。
代浩[4]（2021）在《规矩何谓：汉代墓葬美术中的伏羲女娲图像谱系与灵魂信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汉代因社会信仰等原因,墓葬美术盛行,出现了大量伏羲女娲图像。这些图像中体现着相对应的时代信仰,伏羲女娲图像根据不同时期地域的差异又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这不仅是图像演变的问题,更反映出观念与信仰的流变。学界已对汉代墓葬美术中出现的大量不同形制的伏羲女娲图作了较多的探讨,各种图像之间实际上有着诸多牵连,各种图像虽题材有所差别,内涵却是有着相对的统一性,即灵魂信仰。在众多伏羲女娲图像形制中,有一类非常值得关注,即伏羲女娲手执规矩图。学界虽多有研究,但对诸如伏羲女娲与规矩内涵等问题的研究相对孤立与片面,迄今未形成较为完善而又系统的论述。在已有研究中,学者对于汉代墓葬美术中伏羲女娲持规矩的观点差距较大,对于伏羲女娲规矩图的内涵及意义等问题也仍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与研究价值。本文从图像学角度对汉代墓葬美术中的伏羲女娲图进行整理归纳,并对其手执规矩像进行探讨,进而剖析探求其寓意和内涵。本文研究目的着力于结合汉代社会信仰,厘清伏羲女娲图像源流脉络及其意涵,并重点探析伏羲女娲的相关图像隐藏含义及其灵魂信仰问题。
樊丽沙,耿彬[5]（2020）在《河南汉画像石体育图像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表明河南南阳、商丘、洛阳等地出土汉画像石数量众多,为研究两汉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汉画像石中有许多生动描绘狩猎、角抵、蹴鞠、百戏杂耍、武术、博弈等活动的体育图像,不同学者对体育图像整体研究、单项图像分析、两汉时期体育精神及体育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关注.目前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射猎、角抵、杂技、蹴鞠、武术等方面,其他体育类图像还有很大探讨空间.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正视汉画像石的历史背景,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体育图像,重视区域文化交流和中外体育文化交流,如此才能更加全面理解两汉时期体育文化内涵.
王子雯[6]（2020）在《汉代四神图像造型艺术研究 ——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文中指出四神,也叫作四象,即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是祖先们将每一个方位的七宿联系起来,赋予丰富的想象而构成的四种动物,使其作为一种承载思想和社会的物化形态。这四神,作为图像所代表的就是东方青龙、西方白虎、南方朱雀、北方玄武（龟蛇合体）,代表的是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随着思想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又被赋予了驱邪除恶,镇宅吉祥等含义。汉代画像石中四神图像是最为常见的形象,它的艺术形式可以遍及到全国。汉代也是四神图像成熟、发展和巅峰的时期,被广泛的运用于宫殿、墓葬、礼仪用品和实用工艺器物中。除此之外,四神图像作为思想和观念的物化载体,最终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是人们在实践经验和知识构建所得出的人类文明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产物。本文将借助艺术学、图像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对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四神图像造型艺术进行考究。同时就它的造型特点和图示演变来引出图像艺术对于社会和民众心理层面的影响。运用图像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总结汉代四神图像和社会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重点分析汉代四神图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所体现出来的造型特征,来证实其在历史的多方面因素影响下,所呈现出的艺术价值,并分析黄河中下游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异同之处,找寻黄河中下游地区四神图像的独特之处。结合民族文化的视觉形态和社会观念变迁分析汉代四神图像呈现出的图像特征。总结对汉代四神图像的体系在研究中存在的形式,为以下六种形式:1、宗教观念;2、天文星象和方位观念;3、汉画像石神话题材;4、具体地域性;5、民俗纹饰;6、功能运用。
尹秋月[7]（2020）在《汉画像石西王母形象流变考》文中研究说明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相当古老的神只,在《山海经》《周天子传》以及《庄子》《列子》等早期文献中,西王母的形象已经出现,并开始发生变化。两汉时期,汉人对西王母的尊崇逐渐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西王母也进入了文学书写和史书记述之中。在这种书写和记述中,西王母的形象不断演变,最终由《山海经》中似人似兽的凶神,逐渐蜕变成为后世所熟知的美丽、尊贵的吉神。从这些文字记载看,西王母形象的流变经历了一个极为繁杂漫长的过程,直到汉代结束,才成为公认的以长生不死为核心神格的伟大神只。到了魏晋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发展,西王母进入本土道教的宗教系统,成为道教的女仙,其形象演变最终完成。西王母形象的流变不仅存在于传世的文字记述中,而且在汉墓出土的画像石中有更直观形象的体现。在汉代画像石中,西王母的形象由凭几到坐塌,由戴胜到发簪,面容与装束越来越接近汉代贵族妇女,逐渐褪去了《山海经》中戴胜凭几的原始特征,走向了世俗化的道路。与此同时,西王母的肩上多了一对羽翼,体现了汉人心中肉体凡胎挣脱生死飞升成仙的观念,是在俗化的道路上对西王母仙人身份的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还有昆仑山、蟾蜍、人面鸟、兔子等种种名物逐渐向西王母神话靠拢,并不断增强自身长生不老的属性,最终成为西王母神话的固定成员,共同构成以西王母为主神的不死乐园。除了西王母自身形象及身边名物的变化以外,配偶神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汉代以前西王母并无固定配偶,在两汉时代,汉人受阴阳学说的影响创造出西王母的镜像神灵东王公,使之成为西王母固定的配偶神。从画像石来看,在种种短暂的尝试后,东王公与西王母并出的图式逐渐流传并得到广泛的接受,而且这种配偶关系一直延续到今天。详细考之,山东、苏北地区的东王公、西王母多胁侍座,山西、陕西地区的东王公、西王母多位于墓门立柱上,代表阳的鸡首人身和代表阴的牛首人身一度盛行于此地,具有与东王公、西王母相似的性质。明确西王母和东王公的配偶神地位后,不难发现在汉代画像石中存在着两对主神,即自古以来地位崇高的始祖配偶神伏羲与女娲和汉代享受极高声望的东王公与西王母。画像石中,早已确定为配偶关系的伏羲与女娲多成对出现,手执规、矩或日、月轮。画像石中多伏羲擎日、女娲擎月的图式,然而也存在一些相反的搭配,究其原因,或为画像石所处的环境为墓葬,带有阴的性质,与生机勃勃的人间之阳相反。考察两对主神的图像,可以发现东王公、西王母的地位逐渐上升,同时伏羲、女娲的地位逐渐下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时人渴求长生不死的愿望使得西王母地位更为重要,另一方面是伏羲、女娲结为配偶而使得始祖神、创世神的身份逐渐淡化,仅仅留下生育神的性质,同时高高在上的远古大神没有经过改造的仙人西王母具有亲和力。画像石中的西王母不死神话之盛行与流变,是汉人精神世界的折射,体现了汉人对阴阳之说的遵循和对升仙不死的渴望。同时,汉人不断重塑西王母以达到近神、媚神的目的,西王母逐渐走下神坛,去神而仙化。除此之外,西王母形象变化的原因中还有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西王母不死神话图像表现形式的变化中,能够看到图像艺术也在逐渐走向成熟。
袁瑶[8]（2020）在《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文中提出方相氏是傩仪和丧礼制度中的主体,在文献中首见于《周礼》,其形象、使用对象及场景为后代所沿袭并发生演变,主要在汉至唐和宋至明两个阶段,功能上则未有显着变化,以驱疫逐鬼为本。汉代人们将方相与（?）头等而划一,用于最高规格的傩仪（宫傩）;自北齐始对二者进行使用对象上的分级,可知其适用范围扩大,说明汉晋以后方相氏地位下移,礼仪开始民俗化。实物方相氏主要出土于墓葬,少量见于祠堂等遗址,以雕刻和绘画为主要表现方式,媒材多样。尽管实物所示同文献所述中方相氏形象不完全匹配,多种形象并存,但基本保留了蒙熊皮、戴假面、执兵器、舞手足这些核心特征。本文研究对象是全国范围内汉画像中的方相氏图像,涵盖画像石、墓室壁画、模印砖、彩绘砖及石（砖）刻雕塑等媒材。笔者立足图像学角度,根据文献对方相氏作以形象说明,并较全面介绍方相氏图像的分布情况,将形象呈现和图像程序作为辨析方相氏的主要依据,考察汉画像中方相氏的形象特征和图像内涵,对部分存争议者再作释读,最后探讨方相氏的功能在图像中以何形式反映。诸多事物经人们艺术创作,成为富有寓意象征的题材,方相氏即墓葬中具厌胜辟邪功能的典型形象,在汉画像中大量表现为熊形面貌,其他还有执兵器者、魌头假面者及神怪者形象,被装饰在墓门上及墓室内,不同地域对图像表现各有特征及位置上的侧重,既联系又区别。受材料所限,学界虽对方相氏的原型问题无法解决,但能对不同时代方相氏图像进行研判,并逐渐拓宽研究领域。在现象缘由的追溯中,笔者立足前人研究基础,以为方相氏及其使用源于狩猎时代,与黄帝传说有关,受黄帝同蚩尤战争的军事影响,是基于原始信仰、图腾崇拜及巫文化下的产物,汉代时直接承自楚文化。研究汉画像中的方相氏图像,为人们了解社会存在、思想崇尚及风俗面貌提供依据,从丧葬行为上反映出汉代人们信仰及价值追求,是一面具较长生命力的“铜镜”。
张扬[9]（2019）在《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研究》文中认为我国两汉时期崇尚厚葬风俗,修建了大量墓葬建筑,并运用刻有各种图案和图像的画像石或画像砖进行装饰。利用画像石孝行图进行道德教化和孝德标榜对传播孝道伦理起到重要的作用。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出现的背景与汉代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密切联系,是先秦至汉代孝观念发展的结晶,与汉代“以孝治国”的政策和“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密不可分。汉代的孝行主要表现在生时奉养、厚葬行为、祭祀方式上。由于汉代“家国”一体,孝行始于事亲,事亲与忠君并行,以孝德比配天地而得到强化。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像集中出现在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河南、四川,浙江一带也有部分分布。特别在鲁西南与苏北地区儒家文化发达地区,孝行图比较流行并逐渐影响到其他地区,到了东汉中后期,已被世人广泛接受。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艺术特征较近似,说明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内容与形式的表现已经有了固定的样式,形成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对汉代画像石孝行图进行母题与主题的关联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孝行图是单幅图像,图像叙事对文本情节有意识地取舍或改造,以阐发孝亲伦理、忠孝合一伦理。在艺术形式上,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往往选择一个故事的典型情景加以表现,并有题榜的文字提示,使故事的内容得以彰显。孝行图在墓祠阙中的位置及排列方式不同,其彰显的意义与功能有共性亦有个性。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反映出孝亲的双向性已经改变为单向性,汉代中晚期更强调父母的权威和兄长对胞弟的忍让与关爱。对孝行图进行母题与主题的关联研究,纠正了前人对孝行图的误读,如丁兰、魏汤母题并非是为了表达汉代为亲杀戮的主题,反而是选择了拜亲、护亲的情节进行艺术表现,其目的在于传达消解社会矛盾的主题。汉代画像石孝行图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孝行为,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画像石孝行图客观揭示了汉代思想文化的深刻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具有图像证史的功能。两汉统治者汲取先秦时期的亡国经验,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道的孝行故事和刻绘形式,进行广泛的孝道思想宣传,为实现封建统治者“移孝为忠”的目的打下了坚实的社会思想基础。汉画像石孝行图是那个时代的图像表征,其中反映的孝道伦理有丰富的内涵,作为人性的存在基础,具有巩固家庭、国家伦理道德秩序的意义,含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与艺术精神,同时也应看到其中的封建糟粕,有些过分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人性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综观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可以说,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加以巩固与传播,以至于形成一种时代风尚。
张文艳[10]（2019）在《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文中提出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遗存丰富,艺术家们以刀代笔在坚硬的石面上绘制精美图案,其遗存图像是别具特色的美术史资料。其中伏羲女娲图像数量较多,造型生动,形象传神,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多样的艺术风格。笔者通过翻阅资料,发现伏羲氏族迁徙方向为:一支从今甘肃天水到陕西、河南、山东、再向北发展;另一支沿西汉水向南迁徙。于是搜集了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上的伏羲女娲图像,发现图像主要分布在陕西、河南、江苏、山东、四川等地。图像分布所在地与伏羲氏族迁徙流经之地不谋而合。因此,本文主要根据古文献记载、神话传说、学者们关于伏羲女娲出生地的研究成果以及伏羲女娲形象的记载,对伏羲女娲图像的由来做了探析。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伏羲氏族迁徙路线,列举和分析了迁徙所经地遗存的伏羲女娲图像,对其图像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分析,主要从画面元素、画面布局、表现技法以及画面所呈现的形式美感等方面进行分析,并对汉代各地区伏羲、女娲形象进行了比较。另外,对图像产生在这一时期的思想渊源进行了探讨。西边的河西、新疆等地在魏晋、隋唐时期也都有伏羲女娲图像出现,其伏羲女娲形象基本由汉代伏羲、女蜗的形象演变而来,加上了其地域化的特征,本文也对其分布情况及分布原因进行了探讨。
二、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1）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核心概念解读 |
| 三、研究现状综述 |
| 四、研究目标、方法、创新点 |
| 第一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存条件 |
| 第一节 社会秩序的奠基 |
| 一、辽阔的疆域 |
| 二、稳定的行政制度和社会阶层 |
| 三、活跃的社会氛围 |
| 第二节 经济基础的支持 |
| 一、日益繁荣的西汉经济 |
| 二、稳定发展的东汉经济 |
| 第三节 儒道思想的影响 |
| 一、儒家思想独尊 |
| 二、道教思想盛行 |
| 第四节 阴阳五行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
| 第五节 乐府机构的推动 |
| 一、乐府机构的设立和发展 |
| 二、汉代乐府的职能 |
| 三、太乐及其职能 |
| 四、汉代乐府机构的作用与特点 |
| 第二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生活形态 |
| 第一节 民间祭祀乐舞 |
| 一、民间祭祀乐舞产生的思想背景 |
| 二、民间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第二节 百姓日用的民间舞蹈 |
| 一、婚配繁衍的高禖 |
| 二、驱魔除瘟的大傩 |
| 第三节 酒酣乐作的宴饮舞蹈 |
| 一、以舞相属 |
| 二、即兴舞蹈 |
| 三、自娱舞蹈 |
| 第三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艺术形态 |
| 第一节 重情娱人的宫廷舞蹈 |
| 一、宫廷乐舞 |
| 二、代表人物 |
| 第二节 文武兼备的宫廷祭祀乐舞 |
| 一、宫廷祭祀乐舞发展脉络 |
| 二、宫廷祭祀乐舞的舞蹈形态 |
| 三、雅舞理念的延续 |
| 第三节 艺人表演的专业舞蹈 |
| 一、宫廷乐官的世代传承及其对官僚贵族子弟的培养 |
| 二、出身民间的歌舞艺人 |
| 第四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理论形态——以傅毅《舞赋》为例 |
| 第一节 从《舞赋》看雅舞、俗乐舞的界定 |
| 一、雅舞和俗乐舞功能之别 |
| 二、《舞赋》与俗乐舞的发展壮大 |
| 第二节 从《舞赋》看汉代舞蹈的审美特征 |
| 一、美的造型 |
| 二、圆形轨迹 |
| 三、以腰为轴 |
| 四、形神统一 |
| 五、对高难度技巧的追求 |
| 六、服饰、道具与动作的配合 |
| 第三节 《舞赋》对舞蹈意境的描摹 |
| 第五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个案阐释 |
|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长袖舞 |
| 一、袖的分类 |
| 二、长袖舞的特殊结合形式 |
| 三、长袖舞的艺术表现手法 |
| 四、长袖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二节 雄健奔放的盘鼓舞 |
| 一、盘鼓舞其名目 |
| 二、盘鼓舞体现的审美文化信息 |
| 三、盘鼓舞的审美特征 |
| 第三节 玄幻瑰丽的灵星舞 |
| 一、郊祀乐舞 |
| 二、祭地之舞——灵星舞 |
| 三、灵星舞与其他郊祀乐舞的关系 |
| 四、灵星舞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 |
| 五、灵星舞的审美特征 |
| 第四节 多姿多彩的百戏舞 |
| 一、百戏中的“舞像”舞 |
| 二、百戏中的道具舞 |
| 三、百戏中的情节舞 |
| 第六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发展嬗变 |
| 第一节 继承中的融合与创造:西汉初中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二节 否定和分化中的新变:西汉末和东汉初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三节 走向成熟和自觉:东汉中晚期的舞蹈审美文化 |
| 第七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和主要特征 |
| 第一节 雄健瑰丽: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总体追求 |
| 一、雄健瑰丽之雄健 |
| 二、雄健瑰丽之瑰丽 |
| 三、雄健瑰丽之交融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主要特征 |
| 一、美丑兼备 |
| 二、本俗求雅 |
| 三、阴柔飞动 |
| 四、以悲为美 |
| 第八章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深远影响和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历史地位 |
| 一、继往开来 |
| 二、审美走向自觉 |
| 三、空前的交流融汇 |
| 第二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深远影响 |
| 一、儒家乐舞思想及其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二、多元统一的审美范式对后世舞蹈的影响 |
| 第三节 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的当代价值 |
| 一、对当代中国舞蹈审美表现与创新的贡献 |
| 二、推动与当代其他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2）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与文献综述 |
| (一) 研究缘起 |
| (二) 文献综述 |
| 二、研究目的、意义与创新点 |
| (一) 研究目的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创新之处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 山东地区 |
| (二) 汉画像石 |
| (三) 造型艺术与视觉图像 |
| (四) 视觉艺术心理 |
| (五) 汉画像石中的审美追求 |
| 第一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
| 第一节 建国前的金石学和早期考古研究 |
| 一、最早的着录 |
| 二、拓片图像研究 |
| 三、考古综合研究 |
|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山东汉画像石的发现与研究 |
| 一、新中国成立后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发现 |
| 二、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前的研究 |
| 三、20世纪90年代后的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造型题材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题材 |
| 一、乐舞百戏类 |
| 二、庭院庖厨类 |
| 三、渔猎牛耕类 |
| 四、车马仪仗类 |
| 第二节 历史故事题材 |
| 第三节 战争题材 |
| 第四节 神仙祥瑞题材 |
| 一、伏羲女娲 |
| 二、西王母、东王公 |
| 三、神异类 |
| 四、其他祥瑞类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图像与纹样的造型手法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造型手法 |
| 一、造型形象的源起 |
| 二、造型形象的演变 |
| 三、造型形象的审美表现 |
| 第二节 西王母与东王公造型 |
| 一、西王母的造型演变 |
| 二、东王公的造型演变 |
| 第三节 胡人形象造型 |
| 一、胡人形象出现原因 |
| 二、胡人形象造型分类 |
| 第四节 孔子见老子造型 |
| 第五节 其他故事题材人物造型 |
| 一、周公辅成王 |
| 二、荆轲刺秦王 |
| 三、管仲射小白 |
| 四、闵子骞失棰 |
| 第六节 祥瑞形象造型 |
| 一、“泗水捞鼎”与“飞鸟、游鱼” |
| 二、神兽形象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造型形态的社会文化背景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的灵魂观念与神仙思想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一、灵魂观念的由来 |
| 二、神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
| 三、神仙造型形态的产生 |
| 第二节 统治阶级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一、社会经济背景下的汉画像石造型 |
| 二、统治阶级影响下的汉画像石造型题材 |
| 第三节 民间祥瑞思想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一、民间祥瑞形象的内容及寓意表现 |
| 二、民间祥瑞思想在画像石造型艺术中的内涵体现 |
| 第四节 中外文化交流影响下的造型形态 |
| 第五节 丧葬观念的转变对汉画像石艺术的影响 |
| 一、厚葬之风的产生 |
| 二、汉画像石的发展 |
| 三、王莽改制对于画像石艺术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山东地区汉画像石造型形态的审美表现 |
| 第一节 造型形态的表现风格 |
| 一、造型的形象题材 |
| 二、造型的装饰特征 |
| 三、吉祥装饰纹样的应用与表现 |
| 第二节 造型形态的审美追求 |
| 一、汉代造型审美观的发生 |
| 二、构图张力与“势”的意蕴表现 |
| 第三节 造型形态的创造性思维 |
| 一、画像石造型图像创意思维的思想扬声 |
| 二、画像石造型图像创意时的形神兼备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汉画像石造型艺术叙事性表现与人文情怀的耦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临沂汉画像石中羽人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二、研究范围和创新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临沂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图像 |
| 第一节 羽人的相关记载及分析 |
| 第二节 吴白庄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图像 |
| 一、吴白庄汉画像石墓中羽人图像的分布和特征 |
| 二、吴白庄汉画像石墓前室西过梁画像考释 |
| 第三节 沂南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图像 |
| 一、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中羽人图像的分布和特征 |
| 二、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羽人图像的力士功能与仙格化 |
| 三、沂南北寨汉画像石墓中羽人图像与乐舞百戏 |
| 四、沂南其他地方汉画像石所见羽人图像 |
| 第四节 兰陵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图像 |
| 一、兰陵汉画像石中羽人图像的分布和特征 |
| 二、苍山城前村汉画像石墓题记分析 |
| 三、题记中的羽人 |
| 第五节 费县汉画像石中的羽人图像 |
| 一、费县潘家疃汉画像石墓中羽人图像的分布和特征 |
| 二、费县潘家疃汉画像石墓前室南壁画像的仪式分析 |
| 第二章 临沂汉画像石羽人图像的图式 |
| 第一节 关于“图式”概念和界定 |
| 第二节 西王母图式 |
| 第三节 “羽人-凤鸟”图式 |
| 第四节 “羽人-力士”图式 |
| 第五节 “羽人骑”图式 |
| 第三章 临沂地区与其他地区羽人图像的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山东其他地区及徐州出土的羽人图像 |
| 一、嘉祥风格的羽人 |
| 二、安丘董家庄墓的“精灵化”羽人 |
| 三、邹城、滕州的羽人御龙、凤鸟和羽人相斗 |
| 四、徐州所见的羽人-凤鸟图式、盘羊及升仙、灵异图 |
| 第二节 南阳与晋陕地区出土的羽人图像 |
| 一、南阳的羽人与四神、凤鸟画像 |
| 二、南阳的雷公羽人与乘龟仙人 |
| 三、南阳的羽人与龙 |
| 四、羽人执仙草 |
| 五、“鸡首儒生”与仙人驾鹿 |
| 第三节 四川地区出土的羽人图像 |
| 一、仙人六博 |
| 二、仙人半开门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临沂地区出土羽人图像统计表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规矩何谓：汉代墓葬美术中的伏羲女娲图像谱系与灵魂信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缘起与综述 |
| 二 研究内容及价值 |
| 第一章 溯源与识图——伏羲女娲谱系研究 |
| 第一节 文本记载中的伏羲女娲 |
| 一 文本中的伏羲 |
| 二 文本中的女娲 |
| 三 伏羲女娲关系 |
| 第二节 汉画像石概述与伏羲女娲图配置意义 |
| 一 汉画像石概述 |
| 二 伏羲女娲图的配置意义 |
| 第三节 不同区域的伏羲女娲图代表性作品及其特征 |
| 一 山东苏北皖北地区 |
| 二 豫南地区 |
| 三 陕北晋西北地区 |
| 四 川渝地区 |
| 第二章 物象与表征——伏羲女娲图像中的具体特征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作为配偶神的图像辨析 |
| 一 伏羲女娲与人首蛇身 |
| 二 伏羲女娲与日神月神 |
| 三 伏羲女娲与西王母东王公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图像中的具体指征与意象 |
| 一 蛇身 |
| 二 日月及附属金乌、玉兔、蟾蜍 |
| 三 华盖与仙草 |
| 第三章 规矩何谓:伏羲女娲图像中的规矩意象 |
| 第一节 规矩的现实考据 |
| 一 作为实物工具的规矩 |
| 二 作为精神准则的规矩 |
| 第二节 规矩中隐含的文化内涵 |
| 一 创造万物 |
| 二 天圆地方 |
| 第三节 规矩的精神延伸 |
| 一 祛除邪祟 |
| 二 指引灵魂 |
| 第四章 辩物与信仰——伏羲女娲信仰的社会基础与灵魂观念 |
| 第一节 汉代信仰下的灵魂观念 |
| 一 儒释道三教中的生死观 |
| 二 三教融合的特有鬼魂观 |
| 第二节 现世的祈盼与不朽的境界 |
| 一 当世升仙与灵魂不朽 |
| 二 此生终结与子孙繁衍 |
| 第三节 伏羲女娲图在汉代墓葬美术中的作用 |
| 一 护佑灵魂 |
| 二 繁衍子嗣 |
| 三 调和阴阳 |
| 结语 |
| 论文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插图目次 |
| 附录二 伏羲、女娲人首蛇身像分布一览表 |
| 致谢 |
（5）河南汉画像石体育图像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1 汉画像石体育图像整体研究 |
| 2 体育图像单项研究 |
| 2.1 狩猎或骑射 |
| 2.2 百戏图 |
| 2.3 蹴鞠 |
| 2.4 武术 |
| 3 体育精神研究 |
| 4 体育文化交流 |
| 5 汉画像石体育图像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
| 5.1 其他体育图像研究 |
| 5.2 正视汉画像石的历史背景 |
| 5.3 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分析体育图像 |
| 5.4 重视区域文化交流和中外体育文化交流 |
（6）汉代四神图像造型艺术研究 ——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黄河中下游地区四神图像综论 |
| 2.1 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域特色 |
| 2.1.1 地域划分 |
| 2.1.2 地理特点 |
| 2.1.3 文化与社会 |
| 2.2 四神图像起源与体系 |
| 2.3 四神图像分布情况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黄河中下游地区四神图像的造型和演化 |
| 3.1 造型样式和构成 |
| 3.1.1 造型样式 |
| 3.1.2 组合元素 |
| 3.2 四神图像演变 |
| 3.3 与其他地区造型的异同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黄河中下游地区四神图像的艺术价值 |
| 4.1 艺术精神 |
| 4.2 应用价值 |
| 4.3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答辩决议书 |
（7）汉画像石西王母形象流变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汉画像石及西王母形象研究现状 |
|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文字记载中的西王母形象 |
| 第一节 汉前文献记载 |
| 一、《山海经》记载 |
| 二、其他典籍记载 |
| 三、出土文献记载 |
| 第二节 两汉文献记载 |
| 一、文学作品 |
| 二、史书 |
| 三、其他文字记载 |
| 第三节 魏晋文献记载 |
| 第二章 画像石中西王母形象的变化 |
| 第一节 自身外在的变化 |
| 一、坐具辨析 |
| 二、“戴胜”辨析 |
| 三、肩生双翼辨析 |
| 第二节 身边名物的变化 |
| 一、昆仑山 |
| 二、飞禽 |
| 三、兔子 |
| 第三章 配偶神的变化 |
| 第一节 前期配偶神 |
| 一、过渡的子路 |
| 二、存疑的风伯 |
| 第二节 后期配偶神 |
| 一、山东、苏北地区的西王母、东王公图像 |
| 二、陕西、山西地区的西王母、东王公图像 |
| 第四章 西王母与伏羲女娲的关系 |
| 第一节 伏羲女娲在画像石中之表现与流变 |
| 一、文献记载中的伏羲女娲 |
| 二、伏羲女娲图像志 |
| 第二节 伏羲、女娲与西王母 |
| 一、地位变化之考证 |
| 二、地位变化之原因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8）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形象与原型的探析 |
| (二)职能及象征的流变考察 |
| 四、研究思路、方法、重难点与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重难点 |
| (四)创新 |
| 第一章 汉代及以前的方相氏形象 |
| 第一节 汉代以前的方相氏形象 |
| 第二节 汉代的方相氏形象 |
| 第二章 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的分类及分区 |
| 第一节 方相氏图像的类型特征及溯源 |
| 第二节 方相氏图像的地域分布及特征 |
| 第三章 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的建筑配置及表现形式 |
| 第一节 方相氏图像的建筑配置及特征 |
| 第二节 方相氏图像的表现形式及特征 |
| 第四章 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的功能研究及文化蕴涵 |
| 第一节 方相氏图像中的傩仪 |
| 第二节 方相氏图像中的丧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个人简历 |
（9）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价值与创新之处 |
| 六、研究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汉代孝行兴盛背景下的孝道伦理解读 |
| 第一节 汉代的“孝治天下” |
| 一、举孝廉的选官制度 |
| 二、养老保障及奖励措施 |
| 三、《孝经》的推崇与传播 |
| 第二节 汉代的孝行为 |
| 一、生时奉养 |
| 二、厚葬行为 |
| 三、祭祀方式 |
| 第三节 汉代的孝道思想 |
| 一、孝行始于事亲 |
| 二、以孝事君则忠 |
| 三、孝德比配天地 |
| 第二章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溯源及考古发现 |
| 第一节 文献记载的孝行图 |
| 一、宫殿中的孝行图 |
| 二、地方郡县孝行图 |
| 三、墓葬石祠中的孝行图 |
| 第二节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考古发现 |
| 一、地域分布 |
| 二、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分类 |
| 第三节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艺术特征 |
| 一、石质的不朽 |
| 二、刻绘艺术语言 |
| 三、综合性艺术特征 |
| 第三章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孝道传达 |
| 第一节 孝行图的位置 |
| 一、分布在墓祠阙中 |
| 二、孝行图的排列意义 |
| 第二节 孝行图的观阅 |
| 一、观看空间与图像顺序 |
| 二、赏阅对象 |
| 三、教化的可能 |
| 第三节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蕴含的功能 |
| 一、教化功能 |
| 二、彰显生者孝名的功能 |
| 三、标榜死者孝德的功能 |
| 第四章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母题与主题 |
| 第一节 通行母题与典故 |
| 一、养亲 |
| 二、祭亲 |
| 三、劝亲 |
| 第二节 特殊母题及来源 |
| 一、忠义悌母题 |
| 二、丧、祀至亲 |
| 三、护亲 |
| 第三节 图像母题对文本的选择 |
| 一、孝行图视觉叙事 |
| 二、孝行图对文本叙事的取舍 |
| 三、孝行图对文本的改造 |
| 第四节 母题对主题的阐发 |
| 一、表达孝谏主题 |
| 二、阐释孝养、孝祭主题 |
| 三、传达孝忠义悌主题 |
| 第五章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反映的孝道伦理 |
| 第一节 反映孝亲伦理 |
| 一、孝亲方式的艺术表现 |
| 二、孝亲伦理的传达 |
| 第二节 强调家庭、社会伦理关系和谐 |
| 一、化解家庭矛盾 |
| 二、消解汉代社会矛盾 |
| 第三节 体现丧葬与祭祀伦理 |
| 一、丧葬伦理 |
| 二、祭祀伦理 |
| 第四节 突出忠孝合一伦理 |
| 一、宗族伦理的强调 |
| 二、政治伦理的昭示 |
| 第六章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深刻内涵 |
| 第一节 传达全民孝行方式 |
| 一、折射出庶民以上阶层的行孝重孝 |
| 二、体现庶民孝行的地域特色 |
| 第二节 孝行图强调孝亲和兄友的单向性 |
| 一、父母权威的强化 |
| 二、强调兄长的忍让 |
| 第三节 体现汉代孝道内容的丰富性 |
| 一、表现孝行的多样性 |
| 二、彰显孝道内涵的丰富性 |
| 第四节 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的历史传播 |
| 一、孝道思想的传承 |
| 二、对后世孝行图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10）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
| 1.2 本论题的研究现状 |
| 1.3 本论题的研究方法 |
| 1.4 本论题的研究重点与难点 |
| 2 伏羲女娲图像由来探析 |
| 2.1 伏羲女娲出生地研究成果 |
| 2.2 古籍记载中伏羲女娲形象 |
| 2.3 伏羲女娲图像的由来论述 |
| 3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分布概况 |
| 3.1 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图像分布区域 |
| 3.2 汉画像砖中伏羲女娲图像分布区域 |
| 3.3 汉代壁画中伏羲女娲图像分布区域 |
| 4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艺术特色分析 |
| 4.1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元素与布局分析 |
| 4.1.1 画面元素分析 |
| 4.1.2 画面布局分析 |
| 4.2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形式美感分析 |
| 4.2.1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中的对称性与均衡性 |
| 4.2.2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中的变形性与夸张性 |
| 4.2.3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中的概括性与整体性 |
| 4.3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中的表现技法 |
| 4.3.1 线条在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中的运用 |
| 4.3.2 色彩在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中的运用 |
| 4.3.3 雕刻技法在汉代伏羲女娲图像中的运用 |
| 4.4 汉代各地区伏羲女娲图像比较 |
| 5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 |
| 5.1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思想渊源 |
| 5.1.1 “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对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影响 |
| 5.1.2 神仙思想对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影响 |
| 5.1.3 地域文化对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影响 |
| 5.2 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河南南阳汉代画像石中的民俗初探（论文参考文献）
- [1]汉代舞蹈审美文化研究[D]. 耿君. 山东师范大学, 2021(12)
- [2]山东地区汉画像石中造型艺术的发展演变[D]. 王文灏. 山东大学, 2021(10)
- [3]临沂汉画像石中羽人图像研究[D]. 姜洋. 兰州大学, 2021(02)
- [4]规矩何谓：汉代墓葬美术中的伏羲女娲图像谱系与灵魂信仰研究[D]. 代浩.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5]河南汉画像石体育图像研究述评[J]. 樊丽沙,耿彬.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20(09)
- [6]汉代四神图像造型艺术研究 ——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D]. 王子雯.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汉画像石西王母形象流变考[D]. 尹秋月. 闽南师范大学, 2020(01)
- [8]汉画像中方相氏图像研究[D]. 袁瑶.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9]汉代画像石孝行图研究[D]. 张扬. 南京艺术学院, 2019(01)
- [10]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D]. 张文艳. 西北师范大学, 2019(07)